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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有人做过考证没有，中国人第一个到国外去看足球比赛，而且，还是公费派出的看球名人，这光荣大概非李鸿章莫属了。
李鸿章访英期间，主人邀请他去看一场足球赛。一百年前的英式足球，正是草创阶段，自然没有当代足球这样成熟和精彩。李合肥作为清政府的特使，客随主便，自然也就穿着盛装，出席这次足球比赛。尽管他在清廷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行走，是搞洋务的，但此公从来不穿夷服。而清廷的朝服，是长袍，胸前挂着朝珠和别的零碎，戴的帽子上缀着宝石顶子和鲜艳的翎毛。此刻，坐在温布利露天体育场边上，不知足球为何物的天朝大臣，看来看去，不得要领。况且，这一身行头，只配坐在太师椅上，要不就在八抬大轿里，在露天球场上，便很不舒服，很不自在。于是，他要告退了。
这位清朝特使看了半场以后莫名其妙，又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问陪他一起观战并看得津津有味的英国勋爵、子爵们：“那些汉子，把一只球踢来踢去，什么意思？”英国人说：“这是比赛，而且他们不是汉子，他们是绅士，是贵族。”李氏摇摇头说：“这种天气（伦敦的二月，虽然黄水仙开了，但还是寒意甚重的），为什么不雇些佣人去踢？为什么要自己来，跑得满头大汗？回头内热外感，伤风感冒可就不妥了。谬矣哉，谬矣哉！”主人很窘，面面相觑，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位中国客人。
这是发生在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的事情。清政府的洋务派代表李鸿章访问英国，在伦敦，自然是上宾款待，优礼有加。如果说对他那套翎子顶戴的穿着，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淑女还能忍受的话，对他那种万邦皆臣于我的思维方式和颐指气使的官僚做派肯定就看不慣了。但洋人利之所趋，还是想办法巴结他，因为日不落帝国和沙皇俄国都想在中国扩大势力范围，李是个用得着的关键人物。所以英国政府想尽办法，在他前往庆贺俄皇加冕以后，特地派船到克里米亚去接他，一路军舰护航，到达朴次茅斯，于礼炮声中登岸，这也是大英帝国生怕俄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才把李鸿章请去伦敦一游的。
记得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其中描写了李鸿章到俄国后，在彼得堡参观博览会时的一个小镜头。这位洋务派居然呸的一声，在大庭广众间，在前呼后拥中，随地吐了一口痰。高尔基虽是革命的进步作家，但他对中国的看法，也还摆脱不了西方人的偏见。一直到如今，还是有些外国议员总是想办法挑你的不是和不足，糟蹋中国或中国人。所以，高尔基在作品中使用了这个细节，不过是余风所及。但这件事在我国并未太传开，知者甚少。而知者甚少的原因，正如鲁迅先生在谈照相的文章里指出的，为什么中国人到照相馆拍照，非要有一只痰盂放在脚下？这说明中国人气管里多分泌物，随时都吐，吐成习惯，李鸿章这一口痰，也就不以为奇了。
但李鸿章到英伦以后，却有许多不知是真还是假的演义流传下来，成为趣谈。据说，英国绅士们在餐桌上的礼仪极多，譬如吃烤鸡，原来是不允许用手抓来吃的，先用叉按住，再用刀一小块一小块切割下来，然后，把插在鸡身上的叉子抽出来，戳上一块鸡肉，送进嘴里。老实说，这种相当繁琐的吃法并不可取，而且，在光滑的盘子上肢解一只滚来蹭去的淋过油的烤鸡，是一种高难度的动作，要比刘姥姥用象牙筷夹鸽子蛋还费劲。李鸿章不听洋人那一套，毫不客气地用手抓起撕来吃。在座的主人和陪客，都是戴着莎士比亚式褶领的文明人士，面露愕然之色，不知所措。一是出于礼貌，一是出于对贵客的尊敬，大家也就照方抓药，仿效李鸿章吃鸡的方式。开了这个先例，从此英国人在餐桌上吃鸡的时候就得到了解放，可以直接动手而不必使用刀叉了。还有一个笑谈，也是有关饮食的。据说，这位大臣在伦敦期间，上顿下顿的西餐，吃得很不耐烦了。官居相国的李鸿章，与明朝那位位居相位的张居正同好，每天给他上二十几道菜，他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那时，伦敦还没有中国人开的餐馆，不像现在，中餐走向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开的馆子。于是，李鸿章就让他带去的厨子将用来做西餐的各式原材料统统烩在一起，给他送上来。当那些陪同他的英国官员闻到从厨房里飘出来的扑鼻香味，忍不住垂涎欲滴，就向通事打听，这是给李大人做的一道什么菜？回答说，不过是杂碎而已。然后李氏示意，非正式场合，请他们入座无妨，把这些老外一个个吃得舔嘴咂舌，赞赏不已。据说，后来英国的饭店菜单上，就有了名叫“李鸿章杂碎”的一道菜。
有一年，我到英国，走了几个地方，吃了一些饭店，却从来没在菜单上看到“李鸿章杂碎”，颇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或许要到更高级的餐厅，才能点到这道名菜；或许压根儿就是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演义。但我通过李鸿章的这些趣闻轶事，不禁想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这种传统的不同，也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高低之别，好坏之分。外国的，就一定好，中国的，就一定不好；洋人说的话，就一定高明，中国人说的话，就一定人微言轻，我是不大相信的。
某些先生脑海中的这种思维定式，一定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很大程度上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屁股由于落后挨打挨得太多，所形成的精神上的自我矮化现象，一下子先矮上半截。所以，也就难怪阿Q一见假洋鬼子的文明棍，脖子就不由自主地缩起来，准备挨揍。
妄自尊大，不能提倡；妄自菲薄，也大可不必；数典忘祖，那就更不应该。东西方文化都有它自身发展变革的过程，凡落后的民风民俗、陈旧的陋规恶习、抵制文明的野蛮行径、杜绝开化的民族惰性，都会在时代的进步中或快或慢地改变过来。李鸿章在彼得堡的博览会的那一口痰，受到高尔基的讥诮，其实，这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也许并不知道，十字军东征时，中亚地区早就有了公共澡堂的卫生设施，可那时的欧洲人，连厕所的概念还没有呢！
因此，我常常怀疑那些吃了太多的洋杂碎而食洋不化的“精英”之类，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时那一脸的鄙夷和不屑，离林语堂先生所说的“西崽相”，离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才相”，到底有多远？
李鸿章访英期间，主人邀请他去看一场足球赛。一百年前的英式足球，正是草创阶段，自然没有当代足球这样成熟和精彩。李合肥作为清政府的特使，客随主便，自然也就穿着盛装，出席这次足球比赛。尽管他在清廷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行走，是搞洋务的，但此公从来不穿夷服。而清廷的朝服，是长袍，胸前挂着朝珠和别的零碎，戴的帽子上缀着宝石顶子和鲜艳的翎毛。此刻，坐在温布利露天体育场边上，不知足球为何物的天朝大臣，看来看去，不得要领。况且，这一身行头，只配坐在太师椅上，要不就在八抬大轿里，在露天球场上，便很不舒服，很不自在。于是，他要告退了。
这位清朝特使看了半场以后莫名其妙，又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问陪他一起观战并看得津津有味的英国勋爵、子爵们：“那些汉子，把一只球踢来踢去，什么意思？”英国人说：“这是比赛，而且他们不是汉子，他们是绅士，是贵族。”李氏摇摇头说：“这种天气（伦敦的二月，虽然黄水仙开了，但还是寒意甚重的），为什么不雇些佣人去踢？为什么要自己来，跑得满头大汗？回头内热外感，伤风感冒可就不妥了。谬矣哉，谬矣哉！”主人很窘，面面相觑，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位中国客人。
这是发生在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的事情。清政府的洋务派代表李鸿章访问英国，在伦敦，自然是上宾款待，优礼有加。如果说对他那套翎子顶戴的穿着，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淑女还能忍受的话，对他那种万邦皆臣于我的思维方式和颐指气使的官僚做派肯定就看不慣了。但洋人利之所趋，还是想办法巴结他，因为日不落帝国和沙皇俄国都想在中国扩大势力范围，李是个用得着的关键人物。所以英国政府想尽办法，在他前往庆贺俄皇加冕以后，特地派船到克里米亚去接他，一路军舰护航，到达朴次茅斯，于礼炮声中登岸，这也是大英帝国生怕俄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才把李鸿章请去伦敦一游的。
记得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其中描写了李鸿章到俄国后，在彼得堡参观博览会时的一个小镜头。这位洋务派居然呸的一声，在大庭广众间，在前呼后拥中，随地吐了一口痰。高尔基虽是革命的进步作家，但他对中国的看法，也还摆脱不了西方人的偏见。一直到如今，还是有些外国议员总是想办法挑你的不是和不足，糟蹋中国或中国人。所以，高尔基在作品中使用了这个细节，不过是余风所及。但这件事在我国并未太传开，知者甚少。而知者甚少的原因，正如鲁迅先生在谈照相的文章里指出的，为什么中国人到照相馆拍照，非要有一只痰盂放在脚下？这说明中国人气管里多分泌物，随时都吐，吐成习惯，李鸿章这一口痰，也就不以为奇了。
但李鸿章到英伦以后，却有许多不知是真还是假的演义流传下来，成为趣谈。据说，英国绅士们在餐桌上的礼仪极多，譬如吃烤鸡，原来是不允许用手抓来吃的，先用叉按住，再用刀一小块一小块切割下来，然后，把插在鸡身上的叉子抽出来，戳上一块鸡肉，送进嘴里。老实说，这种相当繁琐的吃法并不可取，而且，在光滑的盘子上肢解一只滚来蹭去的淋过油的烤鸡，是一种高难度的动作，要比刘姥姥用象牙筷夹鸽子蛋还费劲。李鸿章不听洋人那一套，毫不客气地用手抓起撕来吃。在座的主人和陪客，都是戴着莎士比亚式褶领的文明人士，面露愕然之色，不知所措。一是出于礼貌，一是出于对贵客的尊敬，大家也就照方抓药，仿效李鸿章吃鸡的方式。开了这个先例，从此英国人在餐桌上吃鸡的时候就得到了解放，可以直接动手而不必使用刀叉了。还有一个笑谈，也是有关饮食的。据说，这位大臣在伦敦期间，上顿下顿的西餐，吃得很不耐烦了。官居相国的李鸿章，与明朝那位位居相位的张居正同好，每天给他上二十几道菜，他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那时，伦敦还没有中国人开的餐馆，不像现在，中餐走向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开的馆子。于是，李鸿章就让他带去的厨子将用来做西餐的各式原材料统统烩在一起，给他送上来。当那些陪同他的英国官员闻到从厨房里飘出来的扑鼻香味，忍不住垂涎欲滴，就向通事打听，这是给李大人做的一道什么菜？回答说，不过是杂碎而已。然后李氏示意，非正式场合，请他们入座无妨，把这些老外一个个吃得舔嘴咂舌，赞赏不已。据说，后来英国的饭店菜单上，就有了名叫“李鸿章杂碎”的一道菜。
有一年，我到英国，走了几个地方，吃了一些饭店，却从来没在菜单上看到“李鸿章杂碎”，颇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或许要到更高级的餐厅，才能点到这道名菜；或许压根儿就是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演义。但我通过李鸿章的这些趣闻轶事，不禁想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这种传统的不同，也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高低之别，好坏之分。外国的，就一定好，中国的，就一定不好；洋人说的话，就一定高明，中国人说的话，就一定人微言轻，我是不大相信的。
某些先生脑海中的这种思维定式，一定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很大程度上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屁股由于落后挨打挨得太多，所形成的精神上的自我矮化现象，一下子先矮上半截。所以，也就难怪阿Q一见假洋鬼子的文明棍，脖子就不由自主地缩起来，准备挨揍。
妄自尊大，不能提倡；妄自菲薄，也大可不必；数典忘祖，那就更不应该。东西方文化都有它自身发展变革的过程，凡落后的民风民俗、陈旧的陋规恶习、抵制文明的野蛮行径、杜绝开化的民族惰性，都会在时代的进步中或快或慢地改变过来。李鸿章在彼得堡的博览会的那一口痰，受到高尔基的讥诮，其实，这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也许并不知道，十字军东征时，中亚地区早就有了公共澡堂的卫生设施，可那时的欧洲人，连厕所的概念还没有呢！
因此，我常常怀疑那些吃了太多的洋杂碎而食洋不化的“精英”之类，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时那一脸的鄙夷和不屑，离林语堂先生所说的“西崽相”，离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才相”，到底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