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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时间由冬季调整到七月，再到六月；从单位推荐又红又专的青年高考到高中毕业需要参加预选，再到人人平等拥有走进考场参与竞争的机会；从考七门功课到考五门，再到3＋X……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寓考变化太多太多，惟一没变的就是高考永远都是被关注的话题。发展到现在，寓考已不仅关系着千家万户，还牵动着政府和社会的每一根神经。
因此，在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正在进入录取阶段，我们特别采访了一些不同时期参加过高考市民的故事，希望这些文字能让考生及家长们更全面地了解高考，理解高考，以一种平常心和更积极的心态对待高考。
打背包睡戈壁赶考
1956年，全国正是急需知识分子的时候。国家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各所大学都在扩招，而当时全国的高三学生加起来都无法满足当年高考招生的名额。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动员，要求解放前后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都去参加高考。还要求各单位应给这些愿意参加高考的知识分子假期，并报销参加考试的费用，工资也照发。今年73岁的赵子祥已是新疆北大校友会的秘书长，当年23岁的赵子详在这样的形势下报名参加了高考。
这样一来，1956年当年，全国一下就增加了几十万名社会考生，也给在校应届高三学生增加了不少压力。当时他已经是营级干部，工作了7年。
当时条件艰苦极了，全新疆只有一个考场，在乌鲁木齐新疆学院(现在的新疆大学)，赵子祥提前两个月从单位打起背包出发，一路上走了两天，路上没有旅馆，他就睡在戈壁滩上。到了乌鲁木齐之后，招办安排他住进了专门为社会考生安排的大教室里，每间教室住三四十人，都睡在桌子上。每天大家都自己复习功课，白天在水渠边、菜园子里看书，晚上就在路灯底下看书。
赵子祥记得，当时考的是语文、地理、历史、政治和数学，他考的很好，成为当年惟一一名被北大录取的新疆考生。8月27号，赵子祥接到了北大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上面要求赵子祥在9月2号前报到。这可难住了他，因为当时火车只能到甘肃武威，从伊犁到武威就得半个多月。当他赶到学校时，已经快到国庆节了。办完入学手续，赵子祥在宿舍里整整睡了一个星期，因为太累了。“大家都认为我这个新疆小伙很奇怪呢。”
人人都是贫困生
今年66岁的王道元退休前是乌鲁木齐市委政研室主任。他还记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招生人数很少，每年只招收15-20万人，因此，竞争也十分激烈。而那时考生复习时间很短。高三的课程一般要到5月初方能授完，还要进行毕业考试。因此，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复习。不像现在的高三学生，在高二已经授完高三的课程，有整整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为高考作准备。 1961年，21岁的王道元正在辽宁一所中学念书。那时，正是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加上中苏关系恶化，全国正处于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时有很多同学都因为生计而放弃高考，他们都是因为家境困难，想要尽早工作以贴补家用，当时一般都是家里条件相对好一点点的人才能继续参加高考。上了大学后，校园里几乎人人都穿着补丁衣服，有的女学生上衣和膝盖上的补丁足足有几十块。很多学生还是邻居和同乡资助上大学的。但是，所有的学生都很刻苦，大家都深知生活的不易，对上学的机会非常珍惜。”
一则消息改变一代命运
1977、1978级同学，没有人会忘记1977年10月20日那个傍晚。
他们刚刚从田野、车间或是练兵场上卸下一天的劳累，大喇叭里正在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突然，一则对他们来说具有拯救意义的消息穿透暮色，使他们感受到深深地震撼：中央决定重新恢复高考了!
从秋末发布消息到冬季高考，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许多人彻夜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白天还要坚持在工作岗位上。77级当时可以填7个志愿，很多人从本科、大专到中专全填上了，他们说，不管什么学校，就是想读书!
冬天里的一把火
“高考是1977年冬天恢复的，但是录取是在1978年。1978年，我18岁，我记得很清楚，77年全国报考总人数是570万，当时是骇人听闻的，录取计划是27．297万人，录取比高达21：1。”现在乌鲁木齐某事业单位任高级工程师、恢复高考后本地第一名应后理科状元的老廖这样回忆着高考。
“因为竞争太激烈了，几代累积下来的知识分子全都报名高考，父子、母子同一个考场的情况在刚恢复高考那几年特别多。”老廖说，他所在的考场最小的考生16岁，最大的都快40岁了。
在他印象中，这是有史以来高考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引来了不知多少人羡慕的眼光。“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好多都是接受再教育的知青，考生年龄参差不齐，考场上的考生老的老小的小。很多人连什么是文科和理科都没有搞明白，就背着包直接从田地里去了高考的考场。因为长期以来对知识的轻视，使得很多人连最基础的知识都不知道，虽然当时的高考试题和今天的相比非常简单，但是依然有很多人闹出了大笑话。 新疆有个经典的笑话，考试题中间中国最大的湖是什么湖?中国最高的山是什么山?来自南北疆的考生回答的千奇百怪，一位没有出过喀什的考生回答：最大的湖是岳普湖，最高的山是皮山(都是喀什地名)。没办法，底子太薄了。
1977年高考的恢复，极大地激发了全民学习的积极性，文革时期“知识越多越反动”、“白卷英雄”上大学的现象从此得到了根本扭转。
第一年少数人考上大学之后，带动了整个社会读书学习的风气，成为当时全社会掀起读书热潮的动力。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从1977年底开始盛行。
当年高考像今天超女
上世纪八十年代形容高考最多的话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有点像今天的“超级女声”，先是几万人的海选，然后是百强、50强直至三甲。
今年35岁的赵岩现在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名骨科医师。提起自己1988年参加的高考，他似乎已经不愿回忆。“那时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而且‘一考定终生’的现象最甚，竞争比现在残酷多了。” 八十年代高考的竞争是最激烈的，高考几乎已经成为所有人的惟一出路。所以无论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都有通过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
简单说，考上就成了干部，考不上就是工人或农民，城市的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家待业，慢慢等着国家招工，因为当时是全部计划经济时期，就业岗位全靠国家提供。而当时城市就业很困难，正规国企人满为患，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只能进入小型集体企业，如街道工厂等。进入高中，在高二要面临文理科分班，然后在高三参加毕业考试，大约有10％的人不能毕业，当然也就失去了高考机会。然后是高考预选，又淘汰一批人。最后大约 只有20％的高三学生有资格参加高考，也才有机会成为去挤独木桥的人。
赵岩：“那时在初中就能感到高考的巨大压力。由于师资资源不足，初三时学校就开始分尖子班，只有进入尖子班的学生才能享受到最好的老师的教育，普通班就等于放任自流了。然后学生参加中考。我有个朋友在石河子参加中考。他们当年班上有60多人，可是只有9个考上了重点高中。其他人只能读企业中学或者中专，还有入伍的。他的一名同学当时是班里的第十名，差1点5分没上重点，现在在团场做小生意。”
即使有机会高考，竞争也很残酷，当年有一个非常瘦小的女学生在进考场前，她的父亲拿着一个大针管，给她注射了一针不知道东西，然后她才进入考场的。把同考场的人吓了一跳。
天降大雨为考生降温
“1995年7月，一样的热，一样的有父母在考场外焦急等待。”说起自己的高考，今年29岁，已是一名医生的帕尔哈提这样说。
帕尔哈提是1995年参加高考的，当时，高考的升学率还不像现在这么高，“上大学”依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他说，“在这种氛围下，几乎所有的考生都紧张，我也不例外。而且，当年我们已经开始试行双轨制，我们对这样的变化丝毫没有心理准备，都有些忐忑不安。更‘残酷’的是，那年的夏天出奇的炎热，好在考试的三天里，炎热的天气突然变阴还下起了大雨，那时我们都听说，这是政府部门专门为考生着想，实施的人工降雨降温。”
整个社会上、家里的无形压力都太大。那时凡是进入高三年级的学生，他的全家人就完全进入备战状态，父母停止一切娱乐和社交活动，不仅对所有的亲戚朋友来访婉拒，就连电视和收音机也被彻底‘封杀’。
“那种‘临战’气氛明显令人压抑、窒息。”帕尔哈提说。“不过，当时大学校门已经不那么难进了，我们那年刚刚开始实行双轨，如果考不上，只要分数不是太低，是可以念自费大学的。不过对我们来说，自费读大学是很丢人的事，我有个同学就是自费生，他在学校总是有些抬不起头。而考上的学生和自费生在学校里界限也分得很清，考上的学生在对别人介绍自己时，也会习惯性地解释一句‘我是公费的’。”
“和现在比起来，那时我们高考生好象并没有多少关注，没有警察帮我们封路，没人消噪音，我们要自己提前一周计算哪条路从家到考场最近，要计算好大致时间，提前半个钟头出发，几个家近的好朋友互相打招呼提醒。”
成绩不再是惟一证明
现在，许多人印象中的高考是这样的场景：考场周边50米范围内所有的道路封闭；交警开启高考特级服务，因塞车有可能导致考生迟到的，交警派车开道直接护送到考场；国内大学一律不能放假，防止大学生代考；考场范围内宾馆水涨船高，开房率100％；各种作弊方法层出不穷，最新科技用在考场，替考、高考移民、改民族加分……
“关注越多，压力越大。说实话，看看考场周围那些比考生压力还要大很多倍的家长，心里就想‘何必呢，大热天的跑出来’，我觉得家长陪考没必要。即使不陪该怎样还是怎样，即使陪了又能怎样?又不会得高分。其实家长陪考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给孩子安慰吧”。现在在北大蔡元培班读大二的余金艳这样看待现在普遍的家长陪考现象。
实际上，当代大学生虽然避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八、九十年代的高考，迎接的却是二十一世纪的就业难难就业的高潮，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得他们对待高考更加理性。
余金艳其实是保送生，但她还是参加了2004年的高考，她考了715分，全疆第五。说起高考，20岁的她有自己的想法。
“现在的大学生算什么呀，只要愿意，谁都可以进大学校园当大学生。在高考学生心里，考试越来越不算回事了，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出校门以后的就业和发展，而不仅仅是高考。重点非重点也不那么要紧了，个人特长、喜好和能力更重要”。余金艳虽然是保送生，但是她一点优越感都没有，考研、考博成了本世纪高校学子的新目标。
“其实现在的高考对于同学们来讲并不是一件多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无数场考试中的一场。大家都在努力学，但不是一味地学习。考上了后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是会有一个好起点而已。即使考到北大清华也不是说就一定有好的工作，这些都是不确定的，看看我们的师兄师姐，也有会为找工作而发愁的，可能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停努力的过程吧。”
本世纪，高考这个千军万马争相挤过的“独木桥”已经变为四通八达的“立交桥”。
因此，在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正在进入录取阶段，我们特别采访了一些不同时期参加过高考市民的故事，希望这些文字能让考生及家长们更全面地了解高考，理解高考，以一种平常心和更积极的心态对待高考。
打背包睡戈壁赶考
1956年，全国正是急需知识分子的时候。国家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各所大学都在扩招，而当时全国的高三学生加起来都无法满足当年高考招生的名额。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动员，要求解放前后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都去参加高考。还要求各单位应给这些愿意参加高考的知识分子假期，并报销参加考试的费用，工资也照发。今年73岁的赵子祥已是新疆北大校友会的秘书长，当年23岁的赵子详在这样的形势下报名参加了高考。
这样一来，1956年当年，全国一下就增加了几十万名社会考生，也给在校应届高三学生增加了不少压力。当时他已经是营级干部，工作了7年。
当时条件艰苦极了，全新疆只有一个考场，在乌鲁木齐新疆学院(现在的新疆大学)，赵子祥提前两个月从单位打起背包出发，一路上走了两天，路上没有旅馆，他就睡在戈壁滩上。到了乌鲁木齐之后，招办安排他住进了专门为社会考生安排的大教室里，每间教室住三四十人，都睡在桌子上。每天大家都自己复习功课，白天在水渠边、菜园子里看书，晚上就在路灯底下看书。
赵子祥记得，当时考的是语文、地理、历史、政治和数学，他考的很好，成为当年惟一一名被北大录取的新疆考生。8月27号，赵子祥接到了北大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上面要求赵子祥在9月2号前报到。这可难住了他，因为当时火车只能到甘肃武威，从伊犁到武威就得半个多月。当他赶到学校时，已经快到国庆节了。办完入学手续，赵子祥在宿舍里整整睡了一个星期，因为太累了。“大家都认为我这个新疆小伙很奇怪呢。”
人人都是贫困生
今年66岁的王道元退休前是乌鲁木齐市委政研室主任。他还记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招生人数很少，每年只招收15-20万人，因此，竞争也十分激烈。而那时考生复习时间很短。高三的课程一般要到5月初方能授完，还要进行毕业考试。因此，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复习。不像现在的高三学生，在高二已经授完高三的课程，有整整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为高考作准备。 1961年，21岁的王道元正在辽宁一所中学念书。那时，正是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加上中苏关系恶化，全国正处于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时有很多同学都因为生计而放弃高考，他们都是因为家境困难，想要尽早工作以贴补家用，当时一般都是家里条件相对好一点点的人才能继续参加高考。上了大学后，校园里几乎人人都穿着补丁衣服，有的女学生上衣和膝盖上的补丁足足有几十块。很多学生还是邻居和同乡资助上大学的。但是，所有的学生都很刻苦，大家都深知生活的不易，对上学的机会非常珍惜。”
一则消息改变一代命运
1977、1978级同学，没有人会忘记1977年10月20日那个傍晚。
他们刚刚从田野、车间或是练兵场上卸下一天的劳累，大喇叭里正在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突然，一则对他们来说具有拯救意义的消息穿透暮色，使他们感受到深深地震撼：中央决定重新恢复高考了!
从秋末发布消息到冬季高考，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许多人彻夜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白天还要坚持在工作岗位上。77级当时可以填7个志愿，很多人从本科、大专到中专全填上了，他们说，不管什么学校，就是想读书!
冬天里的一把火
“高考是1977年冬天恢复的，但是录取是在1978年。1978年，我18岁，我记得很清楚，77年全国报考总人数是570万，当时是骇人听闻的，录取计划是27．297万人，录取比高达21：1。”现在乌鲁木齐某事业单位任高级工程师、恢复高考后本地第一名应后理科状元的老廖这样回忆着高考。
“因为竞争太激烈了，几代累积下来的知识分子全都报名高考，父子、母子同一个考场的情况在刚恢复高考那几年特别多。”老廖说，他所在的考场最小的考生16岁，最大的都快40岁了。
在他印象中，这是有史以来高考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引来了不知多少人羡慕的眼光。“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好多都是接受再教育的知青，考生年龄参差不齐，考场上的考生老的老小的小。很多人连什么是文科和理科都没有搞明白，就背着包直接从田地里去了高考的考场。因为长期以来对知识的轻视，使得很多人连最基础的知识都不知道，虽然当时的高考试题和今天的相比非常简单，但是依然有很多人闹出了大笑话。 新疆有个经典的笑话，考试题中间中国最大的湖是什么湖?中国最高的山是什么山?来自南北疆的考生回答的千奇百怪，一位没有出过喀什的考生回答：最大的湖是岳普湖，最高的山是皮山(都是喀什地名)。没办法，底子太薄了。
1977年高考的恢复，极大地激发了全民学习的积极性，文革时期“知识越多越反动”、“白卷英雄”上大学的现象从此得到了根本扭转。
第一年少数人考上大学之后，带动了整个社会读书学习的风气，成为当时全社会掀起读书热潮的动力。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从1977年底开始盛行。
当年高考像今天超女
上世纪八十年代形容高考最多的话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有点像今天的“超级女声”，先是几万人的海选，然后是百强、50强直至三甲。
今年35岁的赵岩现在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名骨科医师。提起自己1988年参加的高考，他似乎已经不愿回忆。“那时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而且‘一考定终生’的现象最甚，竞争比现在残酷多了。” 八十年代高考的竞争是最激烈的，高考几乎已经成为所有人的惟一出路。所以无论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都有通过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
简单说，考上就成了干部，考不上就是工人或农民，城市的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家待业，慢慢等着国家招工，因为当时是全部计划经济时期，就业岗位全靠国家提供。而当时城市就业很困难，正规国企人满为患，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只能进入小型集体企业，如街道工厂等。进入高中，在高二要面临文理科分班，然后在高三参加毕业考试，大约有10％的人不能毕业，当然也就失去了高考机会。然后是高考预选，又淘汰一批人。最后大约 只有20％的高三学生有资格参加高考，也才有机会成为去挤独木桥的人。
赵岩：“那时在初中就能感到高考的巨大压力。由于师资资源不足，初三时学校就开始分尖子班，只有进入尖子班的学生才能享受到最好的老师的教育，普通班就等于放任自流了。然后学生参加中考。我有个朋友在石河子参加中考。他们当年班上有60多人，可是只有9个考上了重点高中。其他人只能读企业中学或者中专，还有入伍的。他的一名同学当时是班里的第十名，差1点5分没上重点，现在在团场做小生意。”
即使有机会高考，竞争也很残酷，当年有一个非常瘦小的女学生在进考场前，她的父亲拿着一个大针管，给她注射了一针不知道东西，然后她才进入考场的。把同考场的人吓了一跳。
天降大雨为考生降温
“1995年7月，一样的热，一样的有父母在考场外焦急等待。”说起自己的高考，今年29岁，已是一名医生的帕尔哈提这样说。
帕尔哈提是1995年参加高考的，当时，高考的升学率还不像现在这么高，“上大学”依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他说，“在这种氛围下，几乎所有的考生都紧张，我也不例外。而且，当年我们已经开始试行双轨制，我们对这样的变化丝毫没有心理准备，都有些忐忑不安。更‘残酷’的是，那年的夏天出奇的炎热，好在考试的三天里，炎热的天气突然变阴还下起了大雨，那时我们都听说，这是政府部门专门为考生着想，实施的人工降雨降温。”
整个社会上、家里的无形压力都太大。那时凡是进入高三年级的学生，他的全家人就完全进入备战状态，父母停止一切娱乐和社交活动，不仅对所有的亲戚朋友来访婉拒，就连电视和收音机也被彻底‘封杀’。
“那种‘临战’气氛明显令人压抑、窒息。”帕尔哈提说。“不过，当时大学校门已经不那么难进了，我们那年刚刚开始实行双轨，如果考不上，只要分数不是太低，是可以念自费大学的。不过对我们来说，自费读大学是很丢人的事，我有个同学就是自费生，他在学校总是有些抬不起头。而考上的学生和自费生在学校里界限也分得很清，考上的学生在对别人介绍自己时，也会习惯性地解释一句‘我是公费的’。”
“和现在比起来，那时我们高考生好象并没有多少关注，没有警察帮我们封路，没人消噪音，我们要自己提前一周计算哪条路从家到考场最近，要计算好大致时间，提前半个钟头出发，几个家近的好朋友互相打招呼提醒。”
成绩不再是惟一证明
现在，许多人印象中的高考是这样的场景：考场周边50米范围内所有的道路封闭；交警开启高考特级服务，因塞车有可能导致考生迟到的，交警派车开道直接护送到考场；国内大学一律不能放假，防止大学生代考；考场范围内宾馆水涨船高，开房率100％；各种作弊方法层出不穷，最新科技用在考场，替考、高考移民、改民族加分……
“关注越多，压力越大。说实话，看看考场周围那些比考生压力还要大很多倍的家长，心里就想‘何必呢，大热天的跑出来’，我觉得家长陪考没必要。即使不陪该怎样还是怎样，即使陪了又能怎样?又不会得高分。其实家长陪考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给孩子安慰吧”。现在在北大蔡元培班读大二的余金艳这样看待现在普遍的家长陪考现象。
实际上，当代大学生虽然避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八、九十年代的高考，迎接的却是二十一世纪的就业难难就业的高潮，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得他们对待高考更加理性。
余金艳其实是保送生，但她还是参加了2004年的高考，她考了715分，全疆第五。说起高考，20岁的她有自己的想法。
“现在的大学生算什么呀，只要愿意，谁都可以进大学校园当大学生。在高考学生心里，考试越来越不算回事了，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出校门以后的就业和发展，而不仅仅是高考。重点非重点也不那么要紧了，个人特长、喜好和能力更重要”。余金艳虽然是保送生，但是她一点优越感都没有，考研、考博成了本世纪高校学子的新目标。
“其实现在的高考对于同学们来讲并不是一件多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无数场考试中的一场。大家都在努力学，但不是一味地学习。考上了后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是会有一个好起点而已。即使考到北大清华也不是说就一定有好的工作，这些都是不确定的，看看我们的师兄师姐，也有会为找工作而发愁的，可能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停努力的过程吧。”
本世纪，高考这个千军万马争相挤过的“独木桥”已经变为四通八达的“立交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