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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魏作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重要朝代，，虽处于南北朝的乱世之中，但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它上承汉晋，下启隋唐，不仅在少数民族政权改革中创造了光辉的业绩，而且在文化上更重要的是在民族融合中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做出来巨大的贡献。然而很快的走向了灭亡，人们在惋惜之余，则是更过的对其衰亡原因的探究。
【关键词】：北魏;贵族政权;灭亡;原因
北魏末年，因统治集团内部的一系列矛盾，最终导致了以尔朱荣为首的武装叛乱---河阴之变。此场叛乱对统治集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自孝文帝始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以及以及在统治集团内部身居要职的汉家大族屠杀殆尽，统治集团的军事力量也急剧削弱，从而引发了北魏政权的分裂。事实上，分裂也就意味着北魏王朝的灭亡。原因如下所述：
一、政权惰性大于活力，运行效率迟滞
“封建”在我国的确立有其悠久的历史，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则是自公元前221年开始，秦灭六国后，秦制的颁布尤其是郡县制的实行，使得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得以确立，必须明确一点的是，此封建制度与上古三代之“封邦建国”制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中国古代典型意义的政治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加速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重大的作用，然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是历史演进过程中永恒不变的定律，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也无法避免，李桂海先生在其《中国封建结构探要》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中国封建结构发展的趋向，总的趋势为由活力型向惰性型发展，其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有：第一，封建结构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其解决的手段逐渐由公开竞争向玩弄权术的方向发展;第二，政治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强化;第三，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日益强化;第四，外部的冲击与压力的不断发生。”[1]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绪论中说道：“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者是也。”[2]依上所述，很明显，北魏鲜卑族在汉化过程中对南朝典章制度的承袭是大规模的，而此时我们很清楚门阀政治此时在南朝已经发展到了极其腐败的境地，虽北魏的承袭有一定的损益，到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将一些消极因素引进了政权之中，北魏政权的汉化是以付出其泯灭民族个性的代价来引进了大量南朝的糟粕，其结局往往是主观目的性与客观结果性的相背道而驰。南朝典章制度中消极的因素必然会是北魏政权中惰性因素的力量大于其积极因素，从而制约着北魏政权积极健康的发展，导致其逐步走向衰亡。
二、环境优越易生骄奢淫佚之心
北魏先祖世代居于北寒荒芜之地，《魏书》卷一之序纪第一：“时有神人言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见都邑，宜复徙居’。”[3]足以证明。因地理环境极其恶劣，故北魏先祖为了其生存，始终能保持与自然相拼搏的那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传至后世则继续有前进发展之态势，及至孝文帝迁都洛阳，独孝文帝一朝凸显繁盛以后，魏之政权渐渐暴露出衰亡之端倪，《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一》有高祖与娄敬论建都，娄敬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周室都洛，以为此天下中，四方纳贡职，道里均，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务以德致人，不欲阻险，今后世骄奢也。”[4]無独有偶，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大抵黄河下游低地，气候土壤均较佳，生活文化较优，而居民较文弱，亦易陷於奢侈淫佚。上游高地，气候土壤均较恶，生活文化较低，而居民较强武，胜于军事与政治方面之团结，夏人势力逐渐东移，逐渐往下，征服下游居民，而渐渐习染其骄奢淫佚之习气，于是下游民族，乘机颠覆此统治者而别自建立新王朝。至周人则又起于西方，仍循夏人形势，东侵征服殷人，而渐次移植於大河下游之平原。”[5]此东西之形势虽论及上古三代王朝更替之缘由，但无不对北魏灭亡原因探讨之一启发也，而北魏之南北形势亦有其重蹈覆辙之迹也，及孝文迁都以来，虽经孝文一世之繁盛，后代统治者大部分都沉溺于优越的文化与地域环境之下，逐渐失去其斗志，骄奢淫逸滋生，进取之心减弱，此不能不说为北魏政权衰落乃至灭亡之一大因素。
三、大肆崇佛，国力衰竭
佛教自东汉明帝由西域传入中原，在统治者的提倡下得到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其全盛，政治虽分南北，思想却归统一，晚唐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虽短短的二十八字，却道出了南朝佛教之广泛的盛行。北朝亦不甘落后，及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之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崇佛之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兴光至此，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两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又“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北魏王朝举国上下，僧侣漫道，等到灵后胡崇华专权国政“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6]大量的佛寺的修建，大量的国库收入以供其开支。导致国库空虚，另修建佛寺，大量的徭役需要征发，平民百姓便首当其冲，而百姓为了逃避赋税徭役，也大量的逃入佛教寺院得以庇护，这种情况，佛教的发展与北魏经济的发展矛盾迭起，相互争夺劳动力和人口，从而削弱了北魏的国力和社会经济实力，经济的削弱则不足以支撑作为上层建筑且具有保家卫国的军队的日常开支，军事实力也下降，北魏后期，政权内部的各个方面都趋于崩溃的边缘。六镇发难，遂使北魏政权名存实亡。
四、结语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咏史》诗中有这样一句话“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给出了国家兴衰的精到的论述，国家的兴衰与王朝的更替逃不出历史的一般规律，但是更多的是我们的主观性社会活动往往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
注释：
[1]李桂海：《中国封建结构探要》[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3--20页。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4月，第3页。
[3][北齐]魏收：《魏书·序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2页。
[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2页。
[5]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第28--29页。
[6][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卷1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3039页。
参考文献：
[1][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版.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
[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
[4]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
[5]李桂海.中国封建结构探要[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关键词】：北魏;贵族政权;灭亡;原因
北魏末年，因统治集团内部的一系列矛盾，最终导致了以尔朱荣为首的武装叛乱---河阴之变。此场叛乱对统治集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自孝文帝始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以及以及在统治集团内部身居要职的汉家大族屠杀殆尽，统治集团的军事力量也急剧削弱，从而引发了北魏政权的分裂。事实上，分裂也就意味着北魏王朝的灭亡。原因如下所述：
一、政权惰性大于活力，运行效率迟滞
“封建”在我国的确立有其悠久的历史，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则是自公元前221年开始，秦灭六国后，秦制的颁布尤其是郡县制的实行，使得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得以确立，必须明确一点的是，此封建制度与上古三代之“封邦建国”制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中国古代典型意义的政治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加速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重大的作用，然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是历史演进过程中永恒不变的定律，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也无法避免，李桂海先生在其《中国封建结构探要》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中国封建结构发展的趋向，总的趋势为由活力型向惰性型发展，其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有：第一，封建结构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其解决的手段逐渐由公开竞争向玩弄权术的方向发展;第二，政治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强化;第三，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日益强化;第四，外部的冲击与压力的不断发生。”[1]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绪论中说道：“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者是也。”[2]依上所述，很明显，北魏鲜卑族在汉化过程中对南朝典章制度的承袭是大规模的，而此时我们很清楚门阀政治此时在南朝已经发展到了极其腐败的境地，虽北魏的承袭有一定的损益，到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将一些消极因素引进了政权之中，北魏政权的汉化是以付出其泯灭民族个性的代价来引进了大量南朝的糟粕，其结局往往是主观目的性与客观结果性的相背道而驰。南朝典章制度中消极的因素必然会是北魏政权中惰性因素的力量大于其积极因素，从而制约着北魏政权积极健康的发展，导致其逐步走向衰亡。
二、环境优越易生骄奢淫佚之心
北魏先祖世代居于北寒荒芜之地，《魏书》卷一之序纪第一：“时有神人言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见都邑，宜复徙居’。”[3]足以证明。因地理环境极其恶劣，故北魏先祖为了其生存，始终能保持与自然相拼搏的那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传至后世则继续有前进发展之态势，及至孝文帝迁都洛阳，独孝文帝一朝凸显繁盛以后，魏之政权渐渐暴露出衰亡之端倪，《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一》有高祖与娄敬论建都，娄敬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周室都洛，以为此天下中，四方纳贡职，道里均，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务以德致人，不欲阻险，今后世骄奢也。”[4]無独有偶，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大抵黄河下游低地，气候土壤均较佳，生活文化较优，而居民较文弱，亦易陷於奢侈淫佚。上游高地，气候土壤均较恶，生活文化较低，而居民较强武，胜于军事与政治方面之团结，夏人势力逐渐东移，逐渐往下，征服下游居民，而渐渐习染其骄奢淫佚之习气，于是下游民族，乘机颠覆此统治者而别自建立新王朝。至周人则又起于西方，仍循夏人形势，东侵征服殷人，而渐次移植於大河下游之平原。”[5]此东西之形势虽论及上古三代王朝更替之缘由，但无不对北魏灭亡原因探讨之一启发也，而北魏之南北形势亦有其重蹈覆辙之迹也，及孝文迁都以来，虽经孝文一世之繁盛，后代统治者大部分都沉溺于优越的文化与地域环境之下，逐渐失去其斗志，骄奢淫逸滋生，进取之心减弱，此不能不说为北魏政权衰落乃至灭亡之一大因素。
三、大肆崇佛，国力衰竭
佛教自东汉明帝由西域传入中原，在统治者的提倡下得到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其全盛，政治虽分南北，思想却归统一，晚唐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虽短短的二十八字，却道出了南朝佛教之广泛的盛行。北朝亦不甘落后，及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之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崇佛之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兴光至此，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两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又“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北魏王朝举国上下，僧侣漫道，等到灵后胡崇华专权国政“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6]大量的佛寺的修建，大量的国库收入以供其开支。导致国库空虚，另修建佛寺，大量的徭役需要征发，平民百姓便首当其冲，而百姓为了逃避赋税徭役，也大量的逃入佛教寺院得以庇护，这种情况，佛教的发展与北魏经济的发展矛盾迭起，相互争夺劳动力和人口，从而削弱了北魏的国力和社会经济实力，经济的削弱则不足以支撑作为上层建筑且具有保家卫国的军队的日常开支，军事实力也下降，北魏后期，政权内部的各个方面都趋于崩溃的边缘。六镇发难，遂使北魏政权名存实亡。
四、结语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咏史》诗中有这样一句话“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给出了国家兴衰的精到的论述，国家的兴衰与王朝的更替逃不出历史的一般规律，但是更多的是我们的主观性社会活动往往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
注释：
[1]李桂海：《中国封建结构探要》[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3--20页。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4月，第3页。
[3][北齐]魏收：《魏书·序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2页。
[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2页。
[5]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第28--29页。
[6][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卷1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3039页。
参考文献：
[1][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版.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
[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
[4]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
[5]李桂海.中国封建结构探要[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