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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的中国人》
作者：内山完造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1 月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国家。而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所孕育出的，则是一种与日本岛屿上的人所拥有的岛国根性截然不同的精神文明和道德追求……
日本人对小事情、小细节处的特别上心，较真到不免让人感叹“活得真累啊！”按作者的说法是：不知什么缘由，日本人似乎讨厌以“大”和“多”为基础的东西。有一天，作者碰见个几个小孩子在柿子树下争论树上到底有没有柿子。我抬头一看，偌大的一棵树上只零星地挂有几个柿子。一个孩子说“有”，另一个孩子说“没有”。说“没有”的孩子追问道：“哪儿有啊？”说“有”的孩子就指着藏在树叶里的柿子说：“在那儿呢！”说“没有”的孩子嘲笑道：“不就才一个嘛。”说“有”的孩子争辩说：“就算是一个也是有啊。不能说没有。”
这是典型的日本式思维。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有一个，也算是有。一个都没有才叫没有。但换做中国人来看的话，情况又会是什么样呢？中国人认为只剩一两个的话那叫例外。有很多才叫有，如果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就算没有。
说起来，内山先生是个日本人，与中国所有的“亲日派”相同，大抵亦属于日本的“亲华派”。但对大多数国人而言，日本这个国度除了是作为侵略者，带给过我们莫大的痛苦和伤害之外，更深的印象怕还就是个总惦记着挑事儿，上蹿下跳的不友好的邻居了吧。其实想一下，除非是像今日中美这样的情势，否则远交近攻还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别看中国和日本两国离得近，但是离得太近了，大个子还没想什么呢，小个子心里先嘀咕多多了。小弟做得久了，就未免会有几分不合时宜的好强起来。话说夫妻之间不也还有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说法，何况国与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了呢？
可能书中末篇中所收录的文章或许都是作者自1959受邀返回中国后写作的吧？几乎通篇下来都是热情洋溢，充满了赞誉与欣赏的态度。个人估摸着，这一方面固有出于个人感情的因素，被当政的国民党遣返，被后来上台的共产党邀回的关系。但更重要的，应该还是作者始终是带着善意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去看待中国人;而非是怀着恶意，带着偏见，透过有色眼镜去审视的缘故。本来他写中国人，就是很客观甚至很平和的。加之当时看中国不免有些过于理想化的缘故。只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未免令那些比较较真、比较挑剔的人读过了也有鲁迅先生之憾……感觉说得太客气，净往好里去写了。
再有，他经常会拿《桃太郎》和《西游记》的故事做例子，倒未必是这两个故事如何地影响了国民性吧？应该是，故事本身就反映出了国民性，又或者是作者在比方，毕竟都是给小孩子讲的枕边故事，国民性映射到了故事里，然后故事里的精神，传递给了下一代。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了。非要把两个故事，作为两国人文化传统的沿承，有点牵强了。不过，要承认的是，作者透过文字所表露的细致的情感与审慎的思想，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不过，感觉内山先生笔下的日本人实在有趣，就跟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感情敏感，非常好强，甚至任性。不知不觉便会给人留下胡搅蛮缠的观感。“日本人非常情绪化”，其实若按照作者所说的两元化的方法去看待的话，中国人未免不是也情绪化的，但是肯定是很懂得在外人面前隐藏自己的情绪的。“中国人是胆小鬼”“中国人很迷信”这两条我倒是承认的。毕竟，如果不是胆小的话，哪里还用得着求神拜佛呢？当然，看看日本八百万众神的说法，那些个遍地开花的神社，和众多的鬼怪故事，就知道在这两点上，中国人和日本人也不过是彼此彼此，就谁也别老大笑老二了！
说来，对书中所提及的中国人民族性的缺点“迷信”，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常听外国人说中国人缺少信仰，甚至干脆说没有信仰的，得此诟病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人对信仰问题的实用主义。外国人上教堂求的是心灵安慰，但是中国人求神拜佛为的是满足夙愿，只要拜了能够心想事成的，所求越大的事后所奉上的供品还是捐的钱物就越加丰盛。
以我家而论，我的母亲就可以称得上是“迷信”了。虽然她自称自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但是看看家里那五六七八处的‘神坛’，从佛像到神像，甚至乡野中荒诞的传说，再到了外国的神明，没有一个肯放过的。每每到逢年过节，家中对于供品的支出就是一项老大的开支了。更糟糕的是，因为开炉焚香，整个屋子里青烟缭绕，颇有种不似人间之感。对此我曾发誓发愿的要等着她以后不在了，一股脑的把她的那些个玩意儿全扔出去的。但是，在看了作者的书后，我扪心自问，等到了有朝一日，我真就敢这么做吗？
诚然，我一直不齿于我母亲的这种“迷信”，这种神经质的做派。但中平公允说，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的确也是很难完全避免这种影响的。是以，固然我对这些神明，是全然不信的，但也是很难做到，面对这些时心中能够全无顾忌。所以只怕真的有朝一日，我也只能是将这些个东西封装入箱，塞进我家的杂物室深处，求个眼不见为净。如此，倒也聊算心安。
《这些年，那些事》
吴念真
所谓“本真”，可能就是这种力量，事情一旦发生，血肉和神髓就已经具备，不再需要什么加工或者渲染了。
1月25日，台湾作家吴念真刚刚携闽南语改编为普通话的话剧《台北上午零时》来北京转了一圈。在随行程安排的几次访谈中，他又多次重复提到了一贯主张的讲故事的“本真”。
这让我想起了这本书：《这些年，那些事》。“我写《这些人，那些事》，年纪大了，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再到见山又是山。人生最应该珍惜的还是遇到的人和事给你的感动。故事就是发生在自己或者别人身上的生命历程。”这是吴念真写这本书的初衷。
从这本书里，我读到了“本真”的含义。《遗书》是这些文章中最长，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他的弟弟，聪明、圆滑，但是嗜赌，他一次次借给弟弟钱，结果却是一次次把弟弟推到深渊。“当你的弟弟妹妹，也很辛苦”，点睛之笔在遗书中出现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故事甚至不是在講兄弟间的爱与恨，因为你越觉得他们之间有爱，越发现他们难以共处;越觉得他们之间有恨，却越发现他们骨肉相连。所谓“本真”，可能就是这种力量，事情一旦发生，血肉和神髓就已经具备，不再需要什么加工或者渲染了。
我还记得一个故事：他年轻时在矿上工作，日久脚趾和脚底会长厚厚的一层茧，工友们常聚在一起用刀把它削下来。一次削茧，他开玩笑说茧很像高丽参，有好事者就把大家削下来的收起来装在了一个布袋里。结果这个布袋遗失后被一名母亲患重病的工友拾到，这名工友不知道削茧的事，以为捡到一袋人参，回家用它煮药给母亲喝了，结果母亲的病竟然好了。大家知道后，保守了“人参”其实是茧的秘密。
这样的故事，严格说来它就是一个趣闻，但读到的内容却很多很多。当你想到矿山的困苦生活，以致矿工脚上都长厚厚的茧，会感到难过;但他们又以此为乐，你也不禁释怀;工友母亲患病，你忧心忡忡;喝了茧煮的药，竟然病愈，不由得又开心起来……
吴念真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故事，他原原本本地讲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不能自拔了。他在《一一》中扮演NJ的时候，也给我同样的感觉，浑身是戏，字字珠玑。有人评价吴念真，他的文字简单空疏，像个大白瓷碗，这个碗里面，盛放的是很重很重的东西。我也这么觉得。
作者：内山完造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1 月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国家。而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所孕育出的，则是一种与日本岛屿上的人所拥有的岛国根性截然不同的精神文明和道德追求……
日本人对小事情、小细节处的特别上心，较真到不免让人感叹“活得真累啊！”按作者的说法是：不知什么缘由，日本人似乎讨厌以“大”和“多”为基础的东西。有一天，作者碰见个几个小孩子在柿子树下争论树上到底有没有柿子。我抬头一看，偌大的一棵树上只零星地挂有几个柿子。一个孩子说“有”，另一个孩子说“没有”。说“没有”的孩子追问道：“哪儿有啊？”说“有”的孩子就指着藏在树叶里的柿子说：“在那儿呢！”说“没有”的孩子嘲笑道：“不就才一个嘛。”说“有”的孩子争辩说：“就算是一个也是有啊。不能说没有。”
这是典型的日本式思维。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有一个，也算是有。一个都没有才叫没有。但换做中国人来看的话，情况又会是什么样呢？中国人认为只剩一两个的话那叫例外。有很多才叫有，如果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就算没有。
说起来，内山先生是个日本人，与中国所有的“亲日派”相同，大抵亦属于日本的“亲华派”。但对大多数国人而言，日本这个国度除了是作为侵略者，带给过我们莫大的痛苦和伤害之外，更深的印象怕还就是个总惦记着挑事儿，上蹿下跳的不友好的邻居了吧。其实想一下，除非是像今日中美这样的情势，否则远交近攻还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别看中国和日本两国离得近，但是离得太近了，大个子还没想什么呢，小个子心里先嘀咕多多了。小弟做得久了，就未免会有几分不合时宜的好强起来。话说夫妻之间不也还有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说法，何况国与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了呢？
可能书中末篇中所收录的文章或许都是作者自1959受邀返回中国后写作的吧？几乎通篇下来都是热情洋溢，充满了赞誉与欣赏的态度。个人估摸着，这一方面固有出于个人感情的因素，被当政的国民党遣返，被后来上台的共产党邀回的关系。但更重要的，应该还是作者始终是带着善意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去看待中国人;而非是怀着恶意，带着偏见，透过有色眼镜去审视的缘故。本来他写中国人，就是很客观甚至很平和的。加之当时看中国不免有些过于理想化的缘故。只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未免令那些比较较真、比较挑剔的人读过了也有鲁迅先生之憾……感觉说得太客气，净往好里去写了。
再有，他经常会拿《桃太郎》和《西游记》的故事做例子，倒未必是这两个故事如何地影响了国民性吧？应该是，故事本身就反映出了国民性，又或者是作者在比方，毕竟都是给小孩子讲的枕边故事，国民性映射到了故事里，然后故事里的精神，传递给了下一代。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了。非要把两个故事，作为两国人文化传统的沿承，有点牵强了。不过，要承认的是，作者透过文字所表露的细致的情感与审慎的思想，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不过，感觉内山先生笔下的日本人实在有趣，就跟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感情敏感，非常好强，甚至任性。不知不觉便会给人留下胡搅蛮缠的观感。“日本人非常情绪化”，其实若按照作者所说的两元化的方法去看待的话，中国人未免不是也情绪化的，但是肯定是很懂得在外人面前隐藏自己的情绪的。“中国人是胆小鬼”“中国人很迷信”这两条我倒是承认的。毕竟，如果不是胆小的话，哪里还用得着求神拜佛呢？当然，看看日本八百万众神的说法，那些个遍地开花的神社，和众多的鬼怪故事，就知道在这两点上，中国人和日本人也不过是彼此彼此，就谁也别老大笑老二了！
说来，对书中所提及的中国人民族性的缺点“迷信”，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常听外国人说中国人缺少信仰，甚至干脆说没有信仰的，得此诟病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人对信仰问题的实用主义。外国人上教堂求的是心灵安慰，但是中国人求神拜佛为的是满足夙愿，只要拜了能够心想事成的，所求越大的事后所奉上的供品还是捐的钱物就越加丰盛。
以我家而论，我的母亲就可以称得上是“迷信”了。虽然她自称自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但是看看家里那五六七八处的‘神坛’，从佛像到神像，甚至乡野中荒诞的传说，再到了外国的神明，没有一个肯放过的。每每到逢年过节，家中对于供品的支出就是一项老大的开支了。更糟糕的是，因为开炉焚香，整个屋子里青烟缭绕，颇有种不似人间之感。对此我曾发誓发愿的要等着她以后不在了，一股脑的把她的那些个玩意儿全扔出去的。但是，在看了作者的书后，我扪心自问，等到了有朝一日，我真就敢这么做吗？
诚然，我一直不齿于我母亲的这种“迷信”，这种神经质的做派。但中平公允说，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的确也是很难完全避免这种影响的。是以，固然我对这些神明，是全然不信的，但也是很难做到，面对这些时心中能够全无顾忌。所以只怕真的有朝一日，我也只能是将这些个东西封装入箱，塞进我家的杂物室深处，求个眼不见为净。如此，倒也聊算心安。
《这些年，那些事》
吴念真
所谓“本真”，可能就是这种力量，事情一旦发生，血肉和神髓就已经具备，不再需要什么加工或者渲染了。
1月25日，台湾作家吴念真刚刚携闽南语改编为普通话的话剧《台北上午零时》来北京转了一圈。在随行程安排的几次访谈中，他又多次重复提到了一贯主张的讲故事的“本真”。
这让我想起了这本书：《这些年，那些事》。“我写《这些人，那些事》，年纪大了，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再到见山又是山。人生最应该珍惜的还是遇到的人和事给你的感动。故事就是发生在自己或者别人身上的生命历程。”这是吴念真写这本书的初衷。
从这本书里，我读到了“本真”的含义。《遗书》是这些文章中最长，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他的弟弟，聪明、圆滑，但是嗜赌，他一次次借给弟弟钱，结果却是一次次把弟弟推到深渊。“当你的弟弟妹妹，也很辛苦”，点睛之笔在遗书中出现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故事甚至不是在講兄弟间的爱与恨，因为你越觉得他们之间有爱，越发现他们难以共处;越觉得他们之间有恨，却越发现他们骨肉相连。所谓“本真”，可能就是这种力量，事情一旦发生，血肉和神髓就已经具备，不再需要什么加工或者渲染了。
我还记得一个故事：他年轻时在矿上工作，日久脚趾和脚底会长厚厚的一层茧，工友们常聚在一起用刀把它削下来。一次削茧，他开玩笑说茧很像高丽参，有好事者就把大家削下来的收起来装在了一个布袋里。结果这个布袋遗失后被一名母亲患重病的工友拾到，这名工友不知道削茧的事，以为捡到一袋人参，回家用它煮药给母亲喝了，结果母亲的病竟然好了。大家知道后，保守了“人参”其实是茧的秘密。
这样的故事，严格说来它就是一个趣闻，但读到的内容却很多很多。当你想到矿山的困苦生活，以致矿工脚上都长厚厚的茧，会感到难过;但他们又以此为乐，你也不禁释怀;工友母亲患病，你忧心忡忡;喝了茧煮的药，竟然病愈，不由得又开心起来……
吴念真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故事，他原原本本地讲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不能自拔了。他在《一一》中扮演NJ的时候，也给我同样的感觉，浑身是戏，字字珠玑。有人评价吴念真，他的文字简单空疏，像个大白瓷碗，这个碗里面，盛放的是很重很重的东西。我也这么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