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在回忆录《剥开洋葱》中一步步剖析自己，痛苦而坚定地向最隐秘的记忆挖掘。在回忆录的朗读会上，指责派和同情派纷纷到场。朗读会最后的讨论不再只是针对格拉斯本人，而是回归到历史反思的大语境中。
　　
　　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已年近八旬，文化界和出版界已不指望他能再写出惊世骇俗之作。2002年，著名记者米歇尔·于克斯为他作传《公民格拉斯》，力图概括他的生活、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颇有准备盖棺定论的味道。谁知格拉斯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剥开洋葱》中，突然公开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一时间，在欧洲乃至世界掀起轩然大波。
　　
　　选择了剥“洋葱”
　　
　　格拉斯在这本回忆录中回顾了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讲述的起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格托斯的诞生地但泽市(现属波兰)首当其害，外部世界的阴影第一次侵入格拉斯12岁的心灵，这标志着他童年时代的结束。此后的格拉斯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还未结束高中学业就亲所炮火，在战争中死里逃生。战后他被关入美军战俘营，接受民主教育。获释后他备受饥饿和流离之苦，为谋生曾当过矿工和石匠。上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腾飞，青年格拉斯并没有急于追求物质享受，而是立志实现少年时的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他在杜塞尔多夫和柏林的艺术学院学习雕塑，并创作了诗歌和戏剧。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安娜在巴黎生活期间，格拉斯开始撰写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并几易其稿。该书终于在1959年出版，回忆录也到此告一段落。
　　格拉斯不同意把他的回忆录称为自传，他说，“许多自传总想哄读者相信，事情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而“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自画像有可能是不可靠的，而且它们往往确实不可靠”。所以格拉斯选择了“洋葱”：“剥洋葱就像写作一样，每剥一层，每写一句，事情就会更清楚，更明了，下落不明的东西又会鲜活起来”。
　　格拉斯的回忆录中不乏感人的情感表白，以及属于隐私范畴的细节。但真正引起轰动的是他公开了隐瞒60余年的经历：1944年9月，年仅17岁的格拉斯被征人武装党卫军，直到战争结束被俘。在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参加过纳粹组织或参与战争对那些与格拉斯同龄的德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比格拉斯略为年长的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曾为纳粹德国参战，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也曾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但格拉斯加入的武装党卫军在二战中罪行累累，是臭名昭著的党卫军精锐部队，负责保卫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内首脑人物。后在希姆莱的领导下大规模扩充，是对民众实行“盖世太保”恐怖统治的罪魁祸首。武装党卫军成立于二战之初，随着战事的发展，武装党卫军渐渐失去精锐部队的性质，人数发展到近百万，自愿报名加入的规定也被取消，格拉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征入伍的。
　　新兵格拉斯受纳粹宣传的蛊惑。并不了解党卫军犯下的滔天罪行，直到战争即将结束时，格拉斯所属的部队被苏军打散，在逃命的途中他才从一个老兵的口中得知自己装束的危险性。
　　
　　呼吁和推动对历史的反思
　　
　　这段经历虽然在格拉斯近500页的回忆录中只占很小的篇幅，但《法兰克福汇报》文艺版在推介这本新书时，却打出大幅标题《为什么我60年后才打破沉默》，把读者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这一问题上。面对文艺版主编谢马赫的询问，格拉斯不能，可能也不愿对他隐瞒真相的做法作出解释；只是指出，这件事多年来一直对他造成很大压力，现在他一定要把这件事说出来，这也是他写作《剥开洋葱》的原因之一。消息一经传出，很多人都对此表示不理解，认为格拉斯曾有很多机会表白自己，如果他及时道出真相，德国战后的若干次关于历史反思的大论战就会是另一种结果。德国犹太人联合会主席克诺布罗赫女士甚至表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格拉斯以前的所有言行都很“荒诞”；波兰民主运动领袖瓦文萨更是要求格拉斯退还但泽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不少人的反应虽然有些过激，但众人的失望又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格拉斯在人们心目中不只是一位普通的作家、艺术家，而且一直热心政治，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上世纪60年代，格拉斯为勃兰特竞选联邦总理助阵，使他成为妇孺皆知的公众人物。在呼吁支持伊朗受迫害的作家拉什迪、反核、环保、促进东西德文化交流、倡导德波两国间的交往和友谊等活动中，都有他的身影。尽管他在对待“六八学生运动”、两德统一问题上的态度曾引起很多争议，但德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把格拉斯看作德国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称他为“国徽上的动物”。他在政治活动中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呼吁和推动德国对纳粹统治的第三帝国历史的反思。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德国人家园沦丧、亲人离散、缺衣少食，大部分人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不愿承认正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广大公众对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拥护、支持、迁就、默许，才使其能够窃国夺权，乃至犯下累累罪行。人们只强调自己是战争及纳粹统治的受害者，而否认、淡化、开脱德国人对于战争、屠杀犹太人等所应承担的责任。上世纪50年代阿登纳担任德国总理期间，推行所谓的“正常化”政策，急于给过去划上句号，第三帝国成为禁忌的话题，对历史问题的“沉默”成为社会和家庭中的普遍现象。而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却一再提醒德国人，不要逃避、隐瞒过去，即使不光彩也要正视它；要认识到，即使自己和纳粹犯下的罪行没有直接关系，无需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但作为一个公民，也要为这些罪行承担政治责任；只有通过反思过去，才能建立起民主意识，德国的民主制度才会不再是法律上的一纸空文，而能真正得以实现。
　　格拉斯更是把反思历史定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主题，如他所言，《铁皮鼓》就是在“罪感发动机”的驱动下完成的。小说给读者展开了一幅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德国小市民生活的画卷。其中的人物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对政治无知、冷漠或抱有投机心理；战后他们把过去忘在脑后，在拜金主义流行的消费社会中随波逐流。小说的主人公奥斯卡回忆往昔，发现忘却过去正是当今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他要敲起他的“记忆工具”——铁皮鼓，警醒患上健忘症的世人：忘却过去就等于重复过去，只有通过回忆和反省，才能走出过去的阴影。
　　
　　自相矛盾的角色?
　　
　　格拉斯作为公众人物所承担的道德说教者的角色和他隐瞒自己经历的做法，在有些人看来自相矛盾。一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与格拉斯为敌的保守派人物纷纷发表言论，对这位左派代表人物进行攻击，指责其使用双重道德标准，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幸灾乐祸地说，从没有人像格拉斯一样在道德的高头大马上坐得那么高，也从没有人像他现在摔得这样惨。
　　有些人则对格拉斯表示理解和同情，认为他虽然对自己过去的一个小污点有所隐瞒，但他从未把自己装扮成未受纳粹思想浸染的抵抗运动战士，而是一直坦陈自己曾受纳粹宣传蛊惑；在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中，他始终抱着忏悔的态度；在号召公众反思历史方面，他更是功不可没。
　　另外有些人则认为，一个半大少年在战争最后阶段被征入伍，在当时稀松平常，况且当时的武装党卫军也已是乌合之众，根本不值一提。现在媒体拿来大做文章，纯属炒作。看到各种媒体中的讨论如火如荼，与格拉斯签约的史泰斗出版社决定比原计划提前发行《剥开洋葱》，结果回忆录在三周之内就售出25万册。
　　随着公众对格拉斯经历的了解，尤其是读到他是如何像剥开一个洋葱头一样，一层层地清除覆盖在往昔岁月之上的尘埃和粉饰，一步步地剖析自己，痛苦但却坚定地向最敏感、最隐秘的记忆挖掘，过激的批评之声渐渐消失。今年9月初，格拉斯在柏林举行了他的回忆录朗诵会，指责派和同情派的批评家纷纷到场，朗诵会后的提问火药味已经不是很浓，讨论也不再只是针对格拉斯本人，而是回归到历史反思的大语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