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的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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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佛像

金身法像


  统计《汉书》《后汉书》关于黄金赏赐的记录,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汉时期,曾用于赏赐的黄金多达1300吨;进入东汉以后,皇帝们一反常态,很少再用黄金作为赏赐,用金量锐减至5吨。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流行,佛寺建造和佛教造像耗用了大量黄金。到了北魏时期,佛教进入第一次兴盛期。北魏献文帝曾在天宫寺铸造释迦牟尼佛立像,高达14米左右,用铜50吨、黄金0.3吨,如此巨大的金铜佛像实属罕见。
  这尊“北魏弥勒佛像”应属北魏正光年间(520-525年)的鎏金铜佛造像。主尊弥勒佛立于中央莲台之上。佛螺髻发,面相清瘦,眉眼细长,略带微笑,神情和悦端庄,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结与愿印,身著褒衣博带袈裟。主尊两侧下方为外展的两尊胁侍菩萨,立于蔓草纹承托的莲台上,带有莲瓣形背光。主尊弥勒佛背光镂空,一单层佛塔置于顶端,每一塔面均有一佛,象征着兜率天宫。背光外层透雕火焰纹,内饰蔓草纹,最外缘左右各有四身飞天,两相对称,姿态和衣纹飘带向上飞扬,如火焰一般形成强烈动态,具有极佳的艺术效果。
  北魏时期佛像已经流行镂空背光,到隋代,头光镂空的设计更加成熟。这尊“隋青铜鎏金观音菩萨像”造像精细而不琐碎,简繁得宜。身后镂空桃形头光,中间为圆形透空放射状纹饰,宽平火焰纹规整中有变化,形成动感。菩萨头戴宝冠,面容清秀端庄,神态温文尔雅。菩萨全身造像端庄秀丽,右手持廑拂,左手提净瓶,身形窈窕,赤足立于仰覆莲台,莲下为八面壶门台座。这尊造像制作精美细致,却不显繁杂,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为隋代金铜造像精品。
青铜鎏金观音菩萨像
青铜鎏金观音菩萨像
青铜鎏金大日如来像

  到了唐代,人们非常向往成佛之后能“行则金莲捧足,坐则宝座承躯”;在现世,人们也希望通过布施来享有佛界宝物,给自己带来福佑。在敦煌杂曲中,常有这样的歌谣:“买花设誓舍金钱,愿得宿因缘。”“金钱不自用,买花献佛前。瓶中涌出五枝莲,仙人生喜欢。”对应这种心理,大量的佛宝供物也就产生了,黄金也广泛用于佛教器具以及佛像铸造。
  这尊“唐青铜鎏金观音菩萨像”,宝冠发髻高耸,面相丰满圆润,弯眉高挑,双目低垂,神态平和内省,给人以庄严典雅的美感。菩萨右手高托宝瓶,左手后展持帛带,帛带流动如波,更显活泼与灵性。菩萨躯体宽胸袒露,细腰扭动,身体重心偏左后仰,姿势自然优美,又透出些许妩媚之意,艺术效果极佳。
  元代时,曾经设置“梵相提举司”,专为宫廷造像。明代帝王仿效元朝,也在宫廷专设造像机构,名为“佛作”。明代宫廷造像始于明成祖永乐时期,永乐皇帝建立了以僧王为首的僧官制度,对西藏等地的上层僧侣广行封赏,以为治藏政策。其中,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就是重要的赏赐或馈赠礼品。例如,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来京面圣,离去时成祖便赠以佛像。明永乐宫廷造像面相方中见圆,五官匀称,眉眼细长,静穆柔美,气韵生动,造像纹饰华丽,制作精美,为明代初年金铜佛像中的精品。这些造像的质地多为黄铜镀金,金色偏红呈橘黄色,如这尊“永乐款鎏金菩萨坐像”就是呈现出偏红的色泽。
鎏金菩萨坐像

  明宣德时期的造像风格和手法,与永乐时期一脉相承,都是在西藏定型的造像模式基础上,融入中原内地传统审美和工艺特点,是汉藏造像艺术完美融合的产物。此尊“明宣德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面相宽平,表情安详,头戴冠饰,身饰网状璎珞,写实特征明显,有较强的立体质感。造像工艺采取传统的失蜡法铸造,胎体造型敦实,表面作镀金处理,金质纯厚亮丽。
铜鎏金敏捷文殊菩萨像
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
銅鎏金无量寿佛坐像
  狮吼观音又称“骑吼观音”,是观音骑着一只狮子的形象。狮吼观音为观音菩萨的化身之一,是为降服一切病苦,使三界众生脱离苦海所化现的形象,具有威猛无俦的力量。这尊“明代铜鎏金狮吼观音坐像”,观音菩萨呈舒坐姿势,坐于卧狮背上,狮子鬃毛竖立,头向后扭,张口吐舌,似在望天吼叫。观音头戴阿弥陀佛冠,身着菩萨装束,手结与愿印,表示能解除三界众苦,双臂附莲花,表示自身无垢。
  有清一代,诸多帝王极为崇奉佛教。顺治皇帝在剃发不得之后,曾有《赞僧诗》云:“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身难。”该诗描写了顺治对出家生活的向往,恳切感人。清帝还以崇奉佛教来作为怀柔外藩蒙古的国策。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与蒙古大喇嘛蔡格根同游五台山,并赠送渗金佛菩萨像,敕赐金银,以示对佛教的尊崇,借此感化蒙、藏人民,达到安定统一的目的。
  清代帝王对佛教造像也极为重视。以乾隆皇帝为例,他不仅亲自参与造像的图样设计,还监督造像过程,几乎所有的重要造像环节都亲自把关定夺。因此,清代康乾时期的宫廷造像不仅工艺精湛,而且用材讲究。此尊“清代铜胎鎏金掐丝珐琅彩无量寿佛坐像”,最大的特点就是造像的双臂披帛、下身衣裳以及莲座之上,均饰以蓝地宝花纹饰的掐丝珐琅彩,这在以往金铜佛像中很少见,堪称汉藏佛教造像艺术与清代宫廷掐丝珐琅彩技艺完美结合的典范。
铜鎏金狮吼观音坐像
铜胎鎏金掐丝珐琅彩无量寿佛坐像

金色法器


  佛教法器又稱佛器或佛具,凡是用于佛事祈请、修法、供养、法会等用途的各类器具,都可称之为法器。法器的种类繁多,用途、大小、形状等各自不同,有宝盖、佛衣等庄严道场的佛具,坛城、天杖等密教的法器,佛龛、经箱、舍利函等伏藏的法器等。
  织金锦缎是元代创制的纺织新工艺,其特点是在丝织物中加入金丝。这件“元团龙凤纹织金锦佛衣披肩”为蝶式高领直裾式佛衣,不仅衣料提花规矩、金线匀细,且花纹光泽精美悦目,为元代织金锦中所罕见。提到织金工艺,人们不禁要问,这种金线锦缎古人是怎样织造出来的呢?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等古籍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概括而言就是,先将金块熔化,凝结成片,反复捶打成金箔。然后在湿纸上刷上鱼胶,黏贴上金箔。在野梨木板上,用玛瑙石对纸金箔进行砑光处理,最后根据织物的要求,将砑光后的金箔切成宽0.2毫米至0.5毫米不等的片金线。织工们纺织时,再将这些金线缠于织梭上,作为纬线的一种,织入织物,形成具有金色花纹的贵重织金锦缎。
  盖是梵文Chatra的译语,又称悬盖、宝盖。古印度常年酷热多雨,释尊说法时常以大树庇荫,外出时也使用伞盖,如《撰集百缘经》描述频婆娑罗王请佛陀入城时,“将诸群臣,各执伞盖,蔽护佛及众僧,以入王舍城”。在早期,古印度坚决反对偶像崇拜,佛弟子们便以菩提树或伞盖作为佛陀的象征。佛像出现以后,不仅象征佛陀的塔顶上依然悬有伞盖,还在佛、菩萨像的头上悬挂伞盖,以示庄严。这件清代“镀金宝盖”通体鎏金,为佛教“八吉祥”之一。从原本用于遮蔽烈日雨水的用具,到庄严佛像的装饰品,再到成为佛法张弛自如、遍覆众生的佛宝法器,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团龙凤纹织金锦佛衣披肩
金累丝嵌珠宝塔
金书《各佛施食好事经》

  
金嵌宝石藏经盒

  坛城梵文名为曼荼罗,源于古印度的密宗修法活动,修法时为了防止“魔众”入侵,就在场地筑起圆形或方形土坛,在土坛上绘出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图像,以示邀请诸佛亲临,由此构成后世坛城的基本框架。在藏传佛教中,坛城逐渐演变为象征世界结构的本源,是变化多样的本尊神及眷属众神聚居处的模型缩影。
  “清镀金镶珊瑚松石坛城”号称台北故宫“十大国宝”之一。这件圆形的坛城,通体镀金,以绿松石镶嵌。中央层叠如山是宇宙中心——须弥山,山外排列有四大部洲的抽象符号,最外圈围绕着珊瑚串,侧壁半浮雕的卷枝番莲纹内浮现各种佛家珍宝。这件坛城是五世达赖喇嘛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进奉给顺治皇帝的礼物,是清朝初期西藏与内地政治宗教往来的历史见证。
镀金宝盖
镀金镶珊瑚松石坛城
金累丝嵌松石坛城
金嵌珍珠松石楼式龛

  “喀章嘎”又名“天杖”,是藏传佛教常用的法器,也是象征意义最为复杂的器物之一。这根“喀章嘎”为铜镀金长柄杖形,截面为六角形。杖柄自下而上依次为珊瑚瓜、金镶松石十字杵和三世佛首。三世佛首为二人头及一骷髅形象,表征“三时”之义。“三时”即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杖上的骷髅象征着过去时,其下二人头分别表示现在时及未来时。
  法轮象征佛法圆满,轮转不息,为佛教“八吉祥”之一。立体造型的瓷制法轮较为少见,为清代宫廷供奉的重要法器之一,流行于乾隆、嘉庆两朝。这件“清嘉庆款描金瓷法轮”原藏于热河避暑山庄,为仿铜鎏金嵌宝石法轮。器身由轮盘和器座两部分组成,上下连为一体,轮盘外廓似桃形,中轴与外廓之间以8个菱形辐条相接,象征着释尊一生从降生到涅槃的8件大事。法轮通体施金彩,金彩下装饰凸起的卷草、莲瓣纹,轮心施红、蓝彩釉,模仿青金石、松绿石、珊瑚等天然寶石。整体器物鲜艳明丽,效果逼真,是清代官窑瓷仿工艺的典型制器。
  龛原指凿空岩崖,安置神像之所。《观佛三昧海经》记载:“须弥山有龛室无量,其中有无数化佛。”我国云冈、龙门等石窟,四壁皆穿凿众佛、菩萨龛室。后世以金属木石为之,作橱子形,并设门扉,供奉佛像,称为佛龛。清官佛龛的形制很多,楼阁式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清代金嵌珍珠松石楼式龛”仿汉地传统的楼阁式建筑,分上下两层,各开3间作为佛龛以供奉尊像。此龛不仅与建筑形制完全一致,而且用金成造,嵌松石、珍珠为饰,十分华美。
描金瓷法轮
红漆戗金云龙纹经箱

  经箱是用来存放佛经的器物。“明永乐红漆戗金云龙纹经箱”为木胎,内外髹朱漆,戗金花纹。盖面与箱体四周饰金色云龙纹,朱漆光滑明净,戗金纹饰华美异常,金色云龙光彩夺目,显示出明代宫廷金漆工艺极高的艺术造诣。类似器物在1971年山东明鲁王朱檀墓也有出土,但为推拉式箱盖,形制也较小。
  舍利函为佛教葬具,是盛放舍利的容器。“北宋檀木识文描金堆漆方形合利函”,是一件檀木胎舍利函。函基为须弥座式,四壁开光,开光内描金绘佛教故事画各一幅,四周以外向弧纹一周,并镶嵌珍珠,弧纹外紫漆地上布满描金堆漆折枝牡丹纹。函内底有金丝栏,上有金书施主舍钱造宝函盛舍利名位,末尾题记“大宋庆历二年(1042年)壬午岁十二月”。该函制作技艺精湛,描金艳丽,图案华美。史料记载此函为温州漆器,在宋代号称全国第一,在流行以金棺银椁瘗埋舍利的历史风潮中,这件描金堆漆舍利函可谓独领风骚。
檀木识文描金堆漆方形舍利函

  以金棺银椁盛放佛舍利,在我国约始于唐高宗时期。唐代释道宣《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记载,显庆五年(660年)春三月,取法门寺舍利往东都洛阳宫中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玄奘法师与世长辞,消息传到长安,高宗为之罢朝三日,痛曰:“朕失国宝矣!”并前后五下敕书经营丧事,“敛以金棺银椁”。此后,以金棺银椁瘗埋舍利之风盛行天下。其中,陕西扶风法门寺、浙江杭州雷峰塔、甘肃泾川大云寺、陕西临潼庆山寺、江苏镇江甘露寺等都有金棺银椁出土。这些金银铸造的舍利容器无一不是精美绝伦,堪称“稀世之瑰宝,文物之精华”。
  在我们生存的这颗星球上,黄金的蕴藏量仅为总矿物量的十亿分之五,“物以稀为贵”,黄金因此被列为贵金属。尽管不是最为稀有的金属,但黄金仍是地球上最难寻找到的物质之一。
  我们都知道黄金珍贵,却很少有人知道黄金真正的来源。它们源于一幕幕宇宙悲剧——巨大恒星的突然死亡,也就是在超新星爆发产生的烈焰燃烧下,死去恒星的残躯被熔炼为金,再借助扩散的星云或陨石,掉落到地球。珍贵稀有、光泽灿然的黄金,其实是一颗颗恒星美丽的遗骸。
  黄金的由来,让我们不由自主联想到佛教至宝——舍利。在梵文中舍利原意为“遗身”,特指释迦牟尼火化后的遗存物。佛陀入灭后,佛弟子遵照其生前嘱咐,架起香木荼毗焚化佛陀遗体,在灰烬中弟子们寻获“八斛四斗”的佛合利,从此成为佛教无上的圣物,被无数高僧、历代皇家膜拜与崇奉。
  某种程度上,黄金与舍利有着诸多共通之处:它们同样是“生命”终结后的遗骸,同样经历了烈焰焚烧,也同样的珍贵稀有。这样看来,用金棺或金函盛放合利,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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