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2030年成为一个被国际社会激烈讨论的年份，被学术界誉为世界性权力转移的里程碑时刻。届时，中国将成为第一大世界经济体，新兴国家集体崛起，成为与传统欧美发达国家同等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世界秩序变革到达了一个历史的临界点，全球治理进入了第三波的关键时刻。新兴国家的集体崛起，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非西方文明的兴盛，意味着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道路不再占有主导地位，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很可能在东方世界获得完全的合法性，因此，这一年份被赋予世界历史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体系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促使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发展和力量的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了近40年的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功，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状态，综合国力迈上一个个新台阶。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经验是：执政中坚力量始终保持连续性；国家战略得当；营造了总体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外部条件。稳步的崛起进程和强大的相对能力已经使中国全面、坚定地步入大国行列，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安全领域尤为如此。
　　在世界性权力转移和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过程中，中美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鉴于历史上美苏关系的对立和对抗，人们不由会猜测中美关系将以何种趋势发展。尤其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无视中美经济纽带日益强他的事实，片面地用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来证明中国对其地位的威胁，但特朗普似乎忘记了它同一百多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这一事实。特朗普政府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同时，也动摇了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多边主义政策。
　　实际上，今天的中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每年巨量的双边贸易额，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同时，两国在各领域的交往都极其频繁密集。如果发生贸易战或军事冲突，一定是两败俱伤。因此，在美国佛罗里达“习特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表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是客观现实的要求，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
　　大国走向兴盛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认为，没有强劲经济实力作支撑，地缘政治的过度伸张注定失败。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改革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以及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将积累的综合国力尽快转换为足够的实际应对能力，经济要具备更强的弹性和可持续性。绕过国内发展阶段而寻求世界大国地位无疑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当一个国家实力和影响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对世界的领导作用就呼之欲出了。对中国来说，没必要刻意追求作世界领导。在这个高度互联、彼此依赖、复杂不定的世界，只有在应对核战争、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提振以及其他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为世界提供优秀的公共物品，起到引领作用，才能得到各国的认同和支持，领导世界事务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国家实力决定国际领导力。对于国际领导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应追求单边支配性的、自利的、强制性的和包办性的国际领导，而应坚持走集体协作的、共进的、吸引性的和赋权性的协进型国际领导思路。國际领导不必只由某一个国家承担，它可以是共同承担或分担的。共同的承担也未必是固定的组合，而可能有不同的组合。国际领导也未必是全方位的，而可能是部分的、分领域的。自然，规模较大、国力较强的国家更有可能和能力承担起领导责任。中国要担负一种协进性领导角色，通过关键影响力的运用，引领和推动国际体系有效达到共享目标，实现共同发展。
　　世界性权力转移与全球治理新发展、东方文明复兴以及中国的和平发展等汇合在一起，共同对全球治理的领导权提出了新的要求。探讨2030年“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其实就是探讨“全球治理向何处走，全球治理的领导权将以何种形式实现”的问题。本期“2030：中国与世界”策划，邀约中外专家学者，从各自视角和研究领域共同探讨这一问题，敬请读者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