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除了哥斯达黎加在既定的发展轨道上稳步前进外，其他中美洲国家在和平发展道路上面临困顿和迷茫。它们一度跟随美国脚步，试图变得像哥斯达黎加那样富足稳定，但一直未能如愿。此番转变，或将在某种意义上拉开新的发展模式的序幕。有趣的是，非法移民群体有着自身的关切，他们拥向美墨边境，期待入境美国。

独立后百年——寡头政治盛行

　　1492年，哥伦布在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登陆，拉开了西班牙等国殖民美洲的序幕。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以资源掠夺为主，在已经发展出玛雅文明的中美洲也不例外。其后果是殖民地在3个多世纪里，没有建立起自主发展所必需的外在环境和内在储备。
　　1821年前后，西班牙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总督辖区”分成5个独立的省份：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随后五省合并成为墨西哥的一部分。两年后，墨西哥国王退位，五省再次独立，成立中美洲联邦。
　　但各省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代表庄园主和教士利益的省份，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省份之间冲突不断。1838年，尼加拉瓜退出联邦，随后洪都拉斯跟进。同年5月，联邦议会宣布各省可以自行成立共和国。两年后，五省只剩下萨尔瓦多还高举联邦旗帜，而随着萨尔瓦多宣布独立，短命的联邦正式解散。
　　此后，各国在一些大家族的主导下发展大型种植园经济，生产单一种类的农产品，对外出口香蕉和咖啡。巴拿马铁路建成后，中美洲的咖啡向欧洲和美国东西两岸出口日益便利。到19世纪末，咖啡在中美洲各国出口中占重要地位。短暂的繁荣也伴随着大批失地农民的出现，他们不得不依靠种植园凭劳力谋生，为寡头独裁政治提供了经济社会基础。而高压治理维持的稳定，终究潜藏着诸多内部分化带来的动荡风险。
　　1940年代前后，各国内部的人民运动兴起，对独裁政治构成一定打击。一些国家比如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开启了一些象征意义上的民主化改革，但终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而陷入政治动荡。其中，尼加拉瓜政变频繁，高达139次。各国在短暂的政治转型过程中，仍然建立起独裁政治，靠高压手段维持稳定。

冷战年代——中美洲革命与危机并行

　　各国内部的矛盾仍在发酵之中，冷战又提供了新的外源性矛盾。美苏双方都把中美洲作为欧洲和中东之外的一个重要战场。随着古巴革命取胜，苏联在北美洲获得一个堡垒。
　　古巴在1959年革命胜利后，就忙着向中美洲输出革命。美国视中美洲为自家后院，不希望被革命浪潮席卷。为了对抗苏联，美国对外政策出现了非常矛盾的一面：在欧洲，美国标榜自己与民主力量站在一起，而在中美洲，美国又与各国的独裁政权甚至是军政府为伍，提供军援，镇压内生外源性并举的人民运动。
　　中美洲国家经济上的单一性，为外部干预提供了便利。在与墨西哥接壤的危地马拉，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占有半数以上的土地，种植香蕉出口，建设电报、港口等基础设施，并对上述设施拥有垄断权，却享有免税便利。当1944年兴起的人民运动推翻独裁政权时，联合果品公司成为被整顿的目标，但是该公司与美国政要有密切联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些要员在进入白宫之前曾在该公司任职。
　　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介入危地马拉内政。中情局制定了以特定政治领导人为目标的暗杀计划。根据内部暗杀手册，“虽然暗杀在伦理上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个别政治领导人的职业生涯对自由事业构成明显而又切实的威胁”。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后，一个亲美的军政府上台。1982年9月，危地马拉军队对当地玛雅人发动大屠杀，9000多名玛雅人被杀。
　　在尼加拉瓜，美國也是通过跨国公司与掌权的索摩查家族建立密切联系。用美国驻尼大使的话说，这里是美国投资者的福地。1979年，当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家族的统治并掌权时，卡特政府奉行人权外交，干预主要在幕后进行，收效不大。
　　里根政府信奉低烈度战争理论，主张用软实力和局部军事手段，在第三世界与苏联一争高下。于是，美国在尼加拉瓜北方邻国洪都拉斯建立反抗军基地，希望日后用这支部队推翻桑地诺政权。1984年桑地诺政权将美国告上国际法院，控诉其破坏性行动。直到里根两届任期结束，桑地诺仍然掌握着政权。
　　在萨尔瓦多，自1979年开始，美国政府提供援助，支持军政府与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进行了12年的内战，造成7.5万人死亡，8000余人失踪。其间，政府军以打击游击队的名义，于1981年进行埃尔莫佐特大屠杀。1991年，阿根廷法医对大屠杀遗址挖出的尸骨进行鉴定后，发现年龄最小的只有两个月。
　　1980年代后半期，美苏冷战形势缓和。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古巴宣布苏联反对向中美洲输出革命。次年，老布什政府诉诸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中美洲问题，并停止援助反政府武装。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因供给不足，不得不退回到洪都拉斯境内。中美洲国家内部的美苏对峙也相对缓和下来，右翼势力针对平民的迫害行动减少，左派政党的反美调门也有所微调，各国纷纷开始政治、社会转型，逐步修复战乱的创伤。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苏缠斗导致的中美洲危机潮中，与巴拿马接壤的哥斯达黎加得以置身事外。尽管联合果品公司也在该国经营，但哥斯达黎加对其课税，同时发展本国工业，没有让联合果品公司坐大到尾大不掉的地步。哥斯达黎加开展民主选举，改变高风险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加强与拉美其他国家和西欧的关系。1970年代，该国同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83年，哥斯达黎加宣布成为中立国，对骚乱不断的邻国具有免疫功能。

多极化——艰难的和平发展进程

　　两极格局结束后，中美洲国家终于走上修补创伤、自我发展的道路，但是过去的一切仍然如影随形。由于缺少国家重建所必需的政治机制和经济基础，哥斯达黎加之外的中美洲国家，和平发展进程举步维艰。
　　冷战结束后，中美洲大多数国家都走上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的美式道路，但也仅仅是具有了程序上的合法性。长期单一的经济结构，导致各国始终未能成长出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作为民主社会的中坚力量；经济上对外依赖的脆弱性，催生了一个非富即贫的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这意味着少数精英势力依然掌握着主要资源，多数贫苦民众无法参与民主政治进程，稳定系数较低。2009年洪都拉斯再次爆发政变，便是例证。
　　在经济上，各国积极与美国合作。2006年，中美洲五国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除了哥斯达黎加重视拓宽产业结构、平衡发展外，其余国家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初级农产品领域。土地仍然以大种植园为主，就业渠道狭窄，暴力犯罪率居高不下。与此同时，虽说是三权分立，但行政机构普遍一枝独大，司法机构无法承担其作为纠偏机构的职能。大批妇女儿童为躲避犯罪，长途跋涉前往美墨边境，等待入境美国。
　　治理失效、暴力犯罪，为中美洲政权再次强化国家机器提供了契机。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都不同程度地重拾威权时期的安全措施，美国则提供了一些维稳方面的技术援助。一名洪都拉斯民权人士在华盛顿出席会议时讽刺道：“感谢美国的帮助，让我国的国安人员有了长足的进步：利用更尖端的技术，推动犯罪和贪腐。”
　　为了缓解自身面对的难民压力，2014年美国启动中美洲北三角繁荣联盟计划。美国提供援助，期望以此减少难民入境。但是该计划的资金一直没有完全到位，到特朗普执政时期，还削减了先前预算。
　　不过在多极化时代，即便对内治理乏术，外交领域也不乏机遇。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的表述，颇能代表这波外交转向潮的特征。他认为，美国削减支持，将阻碍洪都拉斯遏制非法移民的努力，但中国在中美洲日益增长的外交存在，为当地提供了一个机遇。
　　话说回来，不管依靠何种来源的援助，如果中美洲国家不能在接受援助的过程中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能力，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安全等领域逐步消除滋生动荡和犯罪的根源，更换靠山，也于事无补。或许哥斯达黎加的经验更具有实践意义，毕竟它们曾经有着共同的沉重历史，也曾面对相似的困顿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