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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的复杂性决定了五四观的多元性。蔡和森认为是五四运动“虽不是绝对的完全受美国的影响，但成分是很多的。”[1]指出正是美国因素导致五四运动成为偏激的反日爱国运动，导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由资本主义的美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并从五四运动的群众参与程度、五四运动的开始与结束的转变、五四运动的领導力量三个方面阐明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揭示了五四运动开辟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关键词：五四运动;蔡和森;美国;十月革命
蔡和森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社会活动家，为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2]蔡和森从独特的视野出发，形成了独特的五四观。
对五四运动的认识通常可以分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和狭义的五四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学界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学者们也只是基于研究的需要，对之进行适当的限定。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种说法是美国学者周策纵提出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3]而且，他把五四时期大致划定在1917年到1921年这一段时间。狭义的五四运动既是开始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后来则将5月4日学生运动至6月3日上海工人运动期间一系列的运动合并称为五四运动。通过整理蔡和森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述，发现他言说的五四运动包括从5月4日到6月3日时间内的一系列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6年，他在向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汇报时说：“‘五四’运动为学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但是上海的码头工人和日本纱厂工人是参加了的”[4]
一、关于美国因素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蔡和森认为，五四运动是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教唆与利用，导致其丧失国民运动的真实性质而成为偏激的反日运动，并且在五四运动后期，由于美帝国主义临阵向日本妥协，致使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幻想破灭，五四运动由倾向美国资本主义转为倾向俄国社会主义。
美国对华的文化输出，形成了一批亲美派，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中国民众的精神。1909年1月1日，美国政府开始退还庚款余额行动，将庚款余额用途限定为援助中国学生赴美接受高等教育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开支。表面看似，美国帮助中国的现代教育发展，为中国发展培养科学人才，其实质是一种侵略行为。美国提出退还庚款余额的最初语境是1905年7月中国爆发了反美爱国运动，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罗斯福总统提出退还庚款余额援助中国学生留美。此次反美爱国运动，使很多在华传教士感到忧虑与恐慌，于是纷纷敦促美国政府尽快批准退还庚款余额用以教育中国学生。期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写道“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5]而且，此时的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国学生留美的人数要远低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美国决定在1909年开始退还庚款余额，援助中国学生留美，“到了1915年，在美国专门学校及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便已超过1200人了。”[6]从19世纪开始，美国传教士赴华，对中国民众进行文化教育，包括组建教会学校、慈善公益活动等。近代美国对华实施的文化输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中国现代教育与科学文化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从精神上软化中国民众的理想信念，文化输出背后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出现了很多美国元素。蔡和森说：“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出版物、教科书的内容，学生的倾向，即可知民主主义、实验主义影响之大及对‘五四’运动的关系了。‘五四’运动虽不是绝对的完全受美国的影响，但成分是很多的。这个影响正有力的时候，全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幻想都是很大的，是希望美国来帮助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7]《新青年》在创刊号就发表了美国卡内基的传记，第二期则刊载了美国的国歌，接着又连载了胡适留美的日记。在1918年12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极力鼓吹美国统威尔逊的演讲。而且，这一时期，国内《申报》《晨报》《民国日报》等，在新闻报道时对美国都以“友邦”相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日矛盾逐步上升为对华侵略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主要矛盾。在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就为美国侵占在华利益奠定了蓝图，条约中写道“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一体均沾，用昭平允。” [8]美国不容许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独占中国，危害美国的在华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忙于欧洲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减轻了对中国的侵略。但是，日本凭介与中国毗邻的地理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不到一个月，就公然违反国际公法企图占领德国在山东青岛的权益，要求德国撤出青岛租借地及其周边地区包括胶州湾地区，而且，德国由于忙于欧洲战场，只对日本进行了为期2天的象征性抵抗就向日本投降了，于是日本逐步掌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基于此，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向北洋军阀袁世凯秘密提出了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并极力敦促北洋政府尽快签订协议。这时的北洋政府寄希望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据顾维钧回忆说：“袁世凯极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国的外交支援，特别是美国的支援。”[9]把所谓的秘密即“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美国，希望美国能给中国外交和道义上的援助。显然，在顾及自己在华利益将被日本占领的情况下，美国政府通过日本驻美国的大使及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对日本进行通告，这时的中国也获得了美国新闻舆论界的支持，致使中国在与日本谈判期间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由此，美国在中国民众心中的也逐步改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公开演讲提出了“十四点”声明，指明了不得签订秘密国际协定、公正解决殖民争端、保证大国或小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等原则，这鼓舞中国民众的士气，以为美国会在巴黎和会上坚守正义与真理，无形之中塑造了美国在中民众心中的公理形象。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公然抢夺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这无疑会加深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而且，在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至东郊民巷，事先曾于英、美、法三国公使馆沟通，都收到欢迎，并且“正位于西口内的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让队伍通过了美兵营和美使馆。”[10]且写帖于美国公使称“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煌煌宣言，及威尔逊总统几次演说，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11]
“‘五四’运动的背后指挥力量，如北京美国公使以及各地的美国牧师，故此次运动的方式是美国式的，含有日、美冲突的缩影的。当时思想上、精神上的趋向亦为美国式的，如同Democratism民主主义与科学，实验主义。”[12]巴黎和会上，列强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合法权益，任由日本窃夺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不合法权益，而且在会议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为迎合日本不惜牺牲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之事实传入国内，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抗，思想开始转变。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的向往，尤其对美国宣称的所谓人道主义、“十四点原则”“公理战胜强权”等谎言的破灭，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清了美国对中国预设的梦幻泡影，进而放弃了走美国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致使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探索新的救国道路，恰好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入中国，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慢慢走向选择俄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蔡和森说：“‘五四’运动的开始是倾向于美国的，但结果倾向于俄国了。”“威尔逊的十四条到凡尔塞和会而破产了。中国民众所希望要求的是美国帮助中国人取消二十一条与退还山东的主权，但结果在和会中帝国主义者反相互承认日本在华所得的利益是合法的，于是美国的幻术破了，中国数百万的学生，活动的知识分子无出路了。另一方面又看见俄国十月革命，一面推倒了沙皇专制，一面推翻了帝国主义干涉，建立了工人国家，以前认为是洪水猛兽的，现在转而倾向俄国了。”[13]
二、蔡和森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蔡和森是亲身参加了五四运动的。蔡和森曾作为保定留法预备班学生代表到北京联络并参加天安门请愿，也曾组织学生联合会，做了许多响应北京学生的宣传、招募工作。他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1926年他在向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汇报时指出：“‘五四’运动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在政治的意义上是很重大的。”[14]具体可以分为三点：五四运动是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倾向美国转为倾向俄国、五四运动脱离了国民党的领导。
首先，五四运动是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蔡和森认为五四运动与以往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五四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参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众先后发起了三元里人民抗英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些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以落后的农民为主，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及工人都少有参与。但是五四运动则有广大的群众参与，覆盖面广。“‘五四’运动则为学生运动，而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15]由于一战期间，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只有日本加大了对华的经济剥削。这一事实也增加了资产阶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而五四运动正好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压迫与剥削，所以五四运动不仅得到一般民众的同情，还得到了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与援助。蔡和森在向支部汇报时说：“大资产阶级不仅赞成，还在事后给以物质的帮助。”[16]所以，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广泛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意义重大。
其次，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倾向美国资本主义转为倾向俄国社会主义。蔡和森认为，五四运动以前，美国对华的影响是很深的，中国民众也倾向于美国的精神文化与希望美国威尔逊总统能够在巴黎和会帮助中国夺回山东的主权及撤销不平等的“二十一条”。《新青年》创刊时提出的两个口号：民主和科学。蔡和森认为：“这两个口号又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故《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17]在五四运动以前，思想界多是受美国的统治“民主主义（德莫克拉西主义）、实验主义的势力所统治，此时为民众起来之前履，而代表人物则为胡适之。”[18]而且“全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幻想都是很大的，是希望美国来帮助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可是，“rtesoailben和会中威尔逊的十四条完全是一种骗局，于是幻想才渐渐打破了”[20]所以中国先进分子开始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恰好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入中国，中国民众伴随着对美国资本主义道路幻想的破灭，开始对俄国革命道路的逐渐接受。对于俄国道路是“初则不接受，现因他方面之失望而渐接受了。”[21]此外，蔡和森认为，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俄国道路的原因还有，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他们看见了工人阶级在运动的作用，渐知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而反映到先进分子方面都迅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22]这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最后，五四运动脱离了国民党的领导。五四运动是学生、工人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没有革命政党领导的，尽管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运动代表曾找过国民党，孙中山只是应学生邀请，做了几次演讲以示对五四运动的支持，并没有意图要直接领导这次革命运动。此时的孙中山主要是集中精力于军事运动为护法运动做准备。“中山此时注意的仅为护法，是使革命运动愈走愈狭隘”[23]
三、蔡和森五四观的历史探源
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人民既受封建主义的剥削也受帝主义的盘剥，到了关乎国家危亡的危机时刻。蔡和森自小在积贫积弱的环境中成长，反帝爱国的情怀也随之而生。童年时，蔡和森钦佩秋瑾是一个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难而敢于献身革命的英雄，母亲葛兰英也鼓励他做向秋瑾那樣有益于革命的人。学生时代，他在学习中国秀传统经典时，他忧国忧民的情怀逐步显现。他在国文课本上写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言，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写在纸上，以鞭策自己。[25]在听闻辛亥革命的事迹后，对孙中山救国救民的革命精神十分敬佩，并积极宣传辛亥革命的意义，在学校带头剪辫子，以宣扬革命。蔡和森的早期思想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受到辛亥革命的触动，实现了从忧国忧民向救国救民的升华。在长沙求学期间，受杨昌济先生的引导，确立了“读书救国”的志向，并同毛泽东、萧子升等人积极宣言爱国主义思想。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和其他留法学生在上海搭乘前往法国的邮轮，开始“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国内革命寻找科学理论指导。蔡和森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反帝爱国思想，指导革命前进。[26]蔡和森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指出五四运动背后有美英帝国主义的教唆，致使其变成为狭义的偏激的对日运动，这与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得出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学生反帝爱国运动没有认清革命的对象的结论是相通的。同时，他凭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看清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转变过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得出作为革命党的 “国民党又不能领导革命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1][4][7][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李永春.蔡和森研究述评[J]，《毛泽东论坛》2015
[3][6][10][11]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
[5]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9]天津编译中心编.顾维钧回忆录缩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5]李永春. 森思想论稿[M].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
王继平，李永春，王美华.蔡和森思想论稿[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关键词：五四运动;蔡和森;美国;十月革命
蔡和森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社会活动家，为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2]蔡和森从独特的视野出发，形成了独特的五四观。
对五四运动的认识通常可以分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和狭义的五四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学界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学者们也只是基于研究的需要，对之进行适当的限定。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种说法是美国学者周策纵提出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3]而且，他把五四时期大致划定在1917年到1921年这一段时间。狭义的五四运动既是开始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后来则将5月4日学生运动至6月3日上海工人运动期间一系列的运动合并称为五四运动。通过整理蔡和森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述，发现他言说的五四运动包括从5月4日到6月3日时间内的一系列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6年，他在向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汇报时说：“‘五四’运动为学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但是上海的码头工人和日本纱厂工人是参加了的”[4]
一、关于美国因素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蔡和森认为，五四运动是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教唆与利用，导致其丧失国民运动的真实性质而成为偏激的反日运动，并且在五四运动后期，由于美帝国主义临阵向日本妥协，致使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幻想破灭，五四运动由倾向美国资本主义转为倾向俄国社会主义。
美国对华的文化输出，形成了一批亲美派，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中国民众的精神。1909年1月1日，美国政府开始退还庚款余额行动，将庚款余额用途限定为援助中国学生赴美接受高等教育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开支。表面看似，美国帮助中国的现代教育发展，为中国发展培养科学人才，其实质是一种侵略行为。美国提出退还庚款余额的最初语境是1905年7月中国爆发了反美爱国运动，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罗斯福总统提出退还庚款余额援助中国学生留美。此次反美爱国运动，使很多在华传教士感到忧虑与恐慌，于是纷纷敦促美国政府尽快批准退还庚款余额用以教育中国学生。期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写道“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5]而且，此时的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国学生留美的人数要远低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美国决定在1909年开始退还庚款余额，援助中国学生留美，“到了1915年，在美国专门学校及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便已超过1200人了。”[6]从19世纪开始，美国传教士赴华，对中国民众进行文化教育，包括组建教会学校、慈善公益活动等。近代美国对华实施的文化输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中国现代教育与科学文化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从精神上软化中国民众的理想信念，文化输出背后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出现了很多美国元素。蔡和森说：“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出版物、教科书的内容，学生的倾向，即可知民主主义、实验主义影响之大及对‘五四’运动的关系了。‘五四’运动虽不是绝对的完全受美国的影响，但成分是很多的。这个影响正有力的时候，全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幻想都是很大的，是希望美国来帮助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7]《新青年》在创刊号就发表了美国卡内基的传记，第二期则刊载了美国的国歌，接着又连载了胡适留美的日记。在1918年12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极力鼓吹美国统威尔逊的演讲。而且，这一时期，国内《申报》《晨报》《民国日报》等，在新闻报道时对美国都以“友邦”相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日矛盾逐步上升为对华侵略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主要矛盾。在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就为美国侵占在华利益奠定了蓝图，条约中写道“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一体均沾，用昭平允。” [8]美国不容许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独占中国，危害美国的在华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忙于欧洲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减轻了对中国的侵略。但是，日本凭介与中国毗邻的地理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不到一个月，就公然违反国际公法企图占领德国在山东青岛的权益，要求德国撤出青岛租借地及其周边地区包括胶州湾地区，而且，德国由于忙于欧洲战场，只对日本进行了为期2天的象征性抵抗就向日本投降了，于是日本逐步掌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基于此，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向北洋军阀袁世凯秘密提出了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并极力敦促北洋政府尽快签订协议。这时的北洋政府寄希望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据顾维钧回忆说：“袁世凯极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国的外交支援，特别是美国的支援。”[9]把所谓的秘密即“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美国，希望美国能给中国外交和道义上的援助。显然，在顾及自己在华利益将被日本占领的情况下，美国政府通过日本驻美国的大使及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对日本进行通告，这时的中国也获得了美国新闻舆论界的支持，致使中国在与日本谈判期间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由此，美国在中国民众心中的也逐步改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公开演讲提出了“十四点”声明，指明了不得签订秘密国际协定、公正解决殖民争端、保证大国或小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等原则，这鼓舞中国民众的士气，以为美国会在巴黎和会上坚守正义与真理，无形之中塑造了美国在中民众心中的公理形象。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公然抢夺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这无疑会加深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而且，在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至东郊民巷，事先曾于英、美、法三国公使馆沟通，都收到欢迎，并且“正位于西口内的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让队伍通过了美兵营和美使馆。”[10]且写帖于美国公使称“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煌煌宣言，及威尔逊总统几次演说，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11]
“‘五四’运动的背后指挥力量，如北京美国公使以及各地的美国牧师，故此次运动的方式是美国式的，含有日、美冲突的缩影的。当时思想上、精神上的趋向亦为美国式的，如同Democratism民主主义与科学，实验主义。”[12]巴黎和会上，列强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合法权益，任由日本窃夺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不合法权益，而且在会议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为迎合日本不惜牺牲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之事实传入国内，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抗，思想开始转变。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的向往，尤其对美国宣称的所谓人道主义、“十四点原则”“公理战胜强权”等谎言的破灭，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清了美国对中国预设的梦幻泡影，进而放弃了走美国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致使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探索新的救国道路，恰好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入中国，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慢慢走向选择俄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蔡和森说：“‘五四’运动的开始是倾向于美国的，但结果倾向于俄国了。”“威尔逊的十四条到凡尔塞和会而破产了。中国民众所希望要求的是美国帮助中国人取消二十一条与退还山东的主权，但结果在和会中帝国主义者反相互承认日本在华所得的利益是合法的，于是美国的幻术破了，中国数百万的学生，活动的知识分子无出路了。另一方面又看见俄国十月革命，一面推倒了沙皇专制，一面推翻了帝国主义干涉，建立了工人国家，以前认为是洪水猛兽的，现在转而倾向俄国了。”[13]
二、蔡和森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蔡和森是亲身参加了五四运动的。蔡和森曾作为保定留法预备班学生代表到北京联络并参加天安门请愿，也曾组织学生联合会，做了许多响应北京学生的宣传、招募工作。他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1926年他在向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汇报时指出：“‘五四’运动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在政治的意义上是很重大的。”[14]具体可以分为三点：五四运动是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倾向美国转为倾向俄国、五四运动脱离了国民党的领导。
首先，五四运动是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蔡和森认为五四运动与以往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五四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参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众先后发起了三元里人民抗英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些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以落后的农民为主，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及工人都少有参与。但是五四运动则有广大的群众参与，覆盖面广。“‘五四’运动则为学生运动，而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15]由于一战期间，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只有日本加大了对华的经济剥削。这一事实也增加了资产阶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而五四运动正好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压迫与剥削，所以五四运动不仅得到一般民众的同情，还得到了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与援助。蔡和森在向支部汇报时说：“大资产阶级不仅赞成，还在事后给以物质的帮助。”[16]所以，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广泛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意义重大。
其次，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倾向美国资本主义转为倾向俄国社会主义。蔡和森认为，五四运动以前，美国对华的影响是很深的，中国民众也倾向于美国的精神文化与希望美国威尔逊总统能够在巴黎和会帮助中国夺回山东的主权及撤销不平等的“二十一条”。《新青年》创刊时提出的两个口号：民主和科学。蔡和森认为：“这两个口号又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故《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17]在五四运动以前，思想界多是受美国的统治“民主主义（德莫克拉西主义）、实验主义的势力所统治，此时为民众起来之前履，而代表人物则为胡适之。”[18]而且“全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幻想都是很大的，是希望美国来帮助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可是，“rtesoailben和会中威尔逊的十四条完全是一种骗局，于是幻想才渐渐打破了”[20]所以中国先进分子开始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恰好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入中国，中国民众伴随着对美国资本主义道路幻想的破灭，开始对俄国革命道路的逐渐接受。对于俄国道路是“初则不接受，现因他方面之失望而渐接受了。”[21]此外，蔡和森认为，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俄国道路的原因还有，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他们看见了工人阶级在运动的作用，渐知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而反映到先进分子方面都迅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22]这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最后，五四运动脱离了国民党的领导。五四运动是学生、工人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没有革命政党领导的，尽管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运动代表曾找过国民党，孙中山只是应学生邀请，做了几次演讲以示对五四运动的支持，并没有意图要直接领导这次革命运动。此时的孙中山主要是集中精力于军事运动为护法运动做准备。“中山此时注意的仅为护法，是使革命运动愈走愈狭隘”[23]
三、蔡和森五四观的历史探源
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人民既受封建主义的剥削也受帝主义的盘剥，到了关乎国家危亡的危机时刻。蔡和森自小在积贫积弱的环境中成长，反帝爱国的情怀也随之而生。童年时，蔡和森钦佩秋瑾是一个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难而敢于献身革命的英雄，母亲葛兰英也鼓励他做向秋瑾那樣有益于革命的人。学生时代，他在学习中国秀传统经典时，他忧国忧民的情怀逐步显现。他在国文课本上写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言，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写在纸上，以鞭策自己。[25]在听闻辛亥革命的事迹后，对孙中山救国救民的革命精神十分敬佩，并积极宣传辛亥革命的意义，在学校带头剪辫子，以宣扬革命。蔡和森的早期思想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受到辛亥革命的触动，实现了从忧国忧民向救国救民的升华。在长沙求学期间，受杨昌济先生的引导，确立了“读书救国”的志向，并同毛泽东、萧子升等人积极宣言爱国主义思想。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和其他留法学生在上海搭乘前往法国的邮轮，开始“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国内革命寻找科学理论指导。蔡和森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反帝爱国思想，指导革命前进。[26]蔡和森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指出五四运动背后有美英帝国主义的教唆，致使其变成为狭义的偏激的对日运动，这与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得出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学生反帝爱国运动没有认清革命的对象的结论是相通的。同时，他凭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看清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转变过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得出作为革命党的 “国民党又不能领导革命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1][4][7][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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