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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与印尼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区域综合经济走廊”的战略对接,促进两国的双边贸易迅速发展。本文运用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即G-L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对2011—2018年中国与印尼的双边贸易数據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与印尼既存在产业内内贸易,又有产业间贸易。本文在进一步分析两国产业内贸易的有利影响因素和不利影响因素基础上,提出从国家层面加强沟通、共同推进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园区合作、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合作、深化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产业内贸易 影响因素
自2013年中国与印尼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来,两国在双边层面、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层面广泛地开展合作。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G20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下,两国政府共同致力于贸易、投资、海洋等领域的合作,双边贸易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中国与印尼共建“区域综合经济走廊”的影响下,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发展迅速,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多元化发展,双边贸易商品既有产业内贸易,又有产业间贸易,双边贸易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基于此,本文以产业内贸易为切入点,运用2011—2018年中国与印尼的双边贸易数据分析中国与印尼产业内贸易的及其影响因素,进而在“一带一路”、中国与印尼共建“区域综合经济走廊”等背景下,深化发展中国与印尼产业内贸易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优化两国贸易结构升级,促进双边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实现两国互利共赢,打造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
一、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现状
2009年到2018年这10年期间,从贸易规模上看,中国与印尼的双边贸易额除了2014年和2015年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大环境影响下略微得有所下降,其他年份中国与印尼的双边贸易额均呈现出增长的态势。2018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724.8亿美元,其中中国自印尼进口271.3亿美元,中国对印尼出口453.5亿美元。
从贸易差额上看,在这10年期间,在与印尼的双边贸易关系中,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2018年中国贸易顺差182.2亿美元,是2009年的7.3倍(2009年中国贸易顺差额为25亿美元),占当年两国双边贸易总额的25.14%,中国的贸易顺差有逐步扩大的态势。
从贸易增长速度上看,2010年到2018年期间双边贸易总额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3.59%,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但2014年和2015年双边贸易分别出现了8.7%、7.1%的负增长,2015年后双边贸易额恢复了快速增长阶段。
2018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10+1)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宣布,中国和东盟10国全部完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国内程序。中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7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的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外交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正式全面生效,2018-11-16,http://kuaibao.qq.com/s/20181116A1LX950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正式全面生效,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受阻,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必将促进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而印尼作为东盟的创始成员国,积极参与中国—东盟的合作,从2009年到2018年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额占中国—东盟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左右。伴随着中国—东盟“升级版”的全面生效,印尼未来将在推动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便利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与印尼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Grubel-Lloyd指数和Brulhart指数是目前普遍采用、广泛接受的分析产业内贸易的指标分析法。本文采用STIC(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或HS(海关《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将中国与印尼产业内贸易的商品划分为10个类别,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统计局的官方数据,用来计算相关指数对中国与印尼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分析。
(一)产业内贸易静态指标——G-L指数分析
1. G-L指数
从产业内贸易静态角度来看,普遍采用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即G-L指数)来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它反映了特定时期某一类产品或某一产业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其计算公式如(1)式:[KH*5]
IITij=1-|Xij-Mij|Xij+Mij[JY]①式[KH*5]
①式中的Xij表示i国的j产业的出口额,Mij表示i国的j产业的进口额,在本文中即分别表示中国向印尼出口、中国从印尼进口的同类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IITij值介于0到1之间,其具体含义如下:
(1)若IITij=0,表示不存在产业内贸易,完全的产业间贸易;
(2)若0<IITij<1,表示某国在某一行业产品同时存在进口和出口,及存在产业内贸易,IITij≥0.5则说明该产业主要为产业内贸易,IITij值越趋近于1,表示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3)若IITij=1,表示完全的产业内贸易。
2.中国—印尼产业内贸易G-L指数分析
利用G-L指数对2011—2018年中国与印尼海关分类(类)的10类产品进行测算,计算结果显示(见表1),中国与印尼产业内贸易G-L指数从2011年至今一直大于0.5的有第6类(化工产品)、第7类(塑料、橡胶)和第4类(食品、饮料、烟酒);第15类(贱金属及制品)近两年的G-L指数都在0.7以上,其产业内贸易也比较明显;G-L指数一直小于0.5的有第16类(机电产品)、第11类(纺织品及原料)、第2类(植物产品)、第17类(运输设备)、第18类(光学、钟表、医疗设备)和第5类(矿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第16类(机电产品)和第5类(矿产品)。第16类(机电产品)的G-L指数2011年以来一直在0.1以下,并逐年减少,总体来看中国与印尼的机电产品双边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即以中国对印尼出口为主。2018年中国对印尼的出口额为453.5亿美元,其中机电产品为198.1亿美元,占中国出口印尼总额的43.7%。原因在于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工业企业不断的转型升级,使机电制造业快速发展,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加强。第5类(矿产品)的G-L指数一直维持在0.1左右,从两国矿产品的总体规模来看也主要是产业间贸易,以中国自印尼进口为主。2018年,中国自印尼进口总额271.3亿美元,其中矿产品为107.9亿美元,占中国自印尼进口总额的39.77%。原因在于印尼的矿产资源是比较丰富的,金属矿主要有:铝土矿、镍矿、铁矿沙、铜、锡、金、银等;非金属矿主要有煤、石灰石和花岗岩。
(二)产业内贸易动态指标—Brulhart指数分析
1.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G-L指数只是反映了某一时期一国某产业静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但是一国某产业产品的进出口额发生变化就会失效,不能反映贸易流量的动态变化。Brulhart提出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是建立在贸易变化量的基础上,能更好地反映不同时期内产业内贸易的变化特征,其计算公式为:
②式中的ΔXij表示i国的j产业某一时期贸易的出口增量,ΔMij表示i国的j产业的某一时期贸易的进口增量,在本文中即分别表示某一时期中国向印尼出口、中国从印尼进口的同类产业产品的出口增量和进口增量,MIITij值介于0到1之间,其具体含义如下:
(1)若MIITij=0,表示一定时期内某产业的贸易增量完全为产业间贸易;
(2)若0<MIITij<1,表示一定时期内某产业的贸易增量存在产业内贸易,MIITij≥0.5,说明一定时期内某产业的增量主要是产业内贸易,越接近1,貿易增量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3)若MIITij=1,表示一定时期内某产业的贸易增量完全为产业内贸易。
2.中国—印尼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运用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指数)对2011—2018年中国与印尼海关分类(类)的10类产品进行测算,计算结果显示(见表2),中国与印尼贸易商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在不同年份呈现出动态波动特征,即中国与印尼贸易商品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并不稳定。从表2可以看出,第16类(机电产品)和第5类(矿产品)在这7个时间段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说明这几类产品的贸易增量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引起的。而第15类(贱金属及制品)有2个时间段和第11类(纺织品及原料)有5个时间段,第2类(植物产品)、第4类(食品、饮料、烟草)和第6类(化工产品)均有3个时间段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高于0.5,其贸易增量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
(三)结论
总体来看,中国与印尼的双边贸易商品结构是比较多元化的,通过对2011—2018年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数据的G-L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与印尼的贸易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并存,其中第16类(机电产品)和第5类(矿产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前者为中国向印尼出口,后者为中国自印尼进口;第15类(贱金属及制品)、第6类(化工产品)、第4类(食品、饮料、烟草)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第11类(纺织品及原料)、第2类(植物产品)和第18类(光学、钟表、医疗设备)也存在产业内贸易。随着中国与印尼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两国双边产业内贸易必然会不断深入发展。在本文中,将进一步分析中国与印尼产业内贸易纵深发展的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因素。
三、中国与印尼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有利影响
1.“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区域综合经济走廊”的战略对接
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通道的马六甲海峡由马来、印尼和新加坡共同管辖,同时印尼还掌控着巽他海峡和隆目海峡这两条战略航运通道。印尼全境由17508个岛屿组成,是最大的群岛国家,又称“千岛之国”。由此可见海湾、海峡和海洋是印尼发展的核心,近年来其国家发展战略由重视陆地向重视海洋发展,推动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建设,其两条主线是捍卫海洋主权和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印尼不仅是中国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地,而且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国。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支点战略在内容和目的上都高度一致。最近印尼又提出了“印尼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即在北苏门答腊、北加里曼丹、北苏拉威西和巴厘四个省建设综合经济走廊。 资料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中印尼“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合作联委会召开首次会议,2019-03-24,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83663.htm并于2018年5月正式启动了中国—印尼“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合作,且2019年3月在巴厘岛成功召开了联委会会议。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区域综合经济走廊”的战略对接,将进一步推动两国政策对接和务实合作,必将为两国经贸投资合作、产能合作、海洋合作等提供广阔的发展机遇。
2.中国与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
东盟东部增长区由马来、菲律宾、文莱和印尼四国组成的次区域合作区域。中国2005年正式成为东盟东部增长区的合作伙伴,并一直与该区域在农业、渔业、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合作。尤其是在2018年11月,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机制升级为部长级会议,并召开了首次会议,且审议通过《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升级合作文件》,开创了“4+1”合作新范式。印尼作为东盟东部增长区的成员之一,将在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积极推进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贸易、投资、旅游等领域务实性合作的进行,共同造福于双边国家和人民,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 3.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业务的不断拓展,其投资行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据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印尼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为392.7万亿卢比(约合278.6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23.8亿美元、中国香港20.1亿美元,中国是印尼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三大资金来源国。水电气供应、房屋园区建筑业、矿产业、交通仓储电信业和金属制品业是印尼国外投资的5大行业。而矿产业和金属制品在中国和印尼的双边贸易中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随着更多外资的进入,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将为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创造条件。
4.印尼投资便利化进一步提升
在近几年中,印尼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修订负面清单,印尼政府2018年修订并公布了投资负面清单,大幅放宽外资准入或持股比例。此次被排除出投资负面清单的有五大领域54项业务,允许外国投资者可以在互联网服务、制药、针灸服务设施、商业性画廊、艺术表演画廊及旅游开发等行业拥有100%股权。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经济商务参赞处,印尼政府修订投资负面清单,大力吸引外资,2018-12-04二是,实行一站式审批服务,由印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每个部门分别派代表到投资统筹机构办事,加快外商投资的审批办理手续。三是经济特区优惠多,截至2017年印尼政府已批准成立的经济特区有12个,2019年印尼东部地区成立比通、摩罗泰和加里曼丹经三个经济特区,企业在经济特区投资可以享受所得税、增值税、房地产、海关、移民、劳动力、土地、许可证等多方面的优惠。
(二)不利影响
1.印尼政局不稳定
印尼实行的是多党制,国内党派数目繁多,主要的党派包括专业集团党、大印尼运动党、民主党、国家使命党、繁荣公正党、建设团结党、民心党等党派。2019年5月21日,印尼正式公布大选结果,佐科以55.5%的支持率获得连任,这一结果引发了反對党支持者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自佐科上台以来,大兴改革,铲除腐败,这激起保守派的不满,保守派为了阻止改革,就利用敏感的宗教与种族问题作为突破口,企图击垮改革派。印尼国内的党派之争会给印尼的政局等产生潜在威胁,从而会对中国与印尼的合作产生潜在影响,产生众多不确定因素。
2.东盟“印太”战略的提出
2019年6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34届东盟峰会通过多项成果文件,其中非常引人瞩目的一项就是“东盟印太展望”,这是东盟首次明确提出自己的“印太”战略,具有鲜明的持续性、包容性、建设性与合作性等特征。 资料来源:唐奇芳.东盟版“印太”战略与美日大不同.环球网评论.2019-06-26东盟“印太”战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东盟为中心推动印太区域合作,重点合作领域在海上合作、互联互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南南合作等经济事务,这对发展中国家占绝大部分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随着东盟“印太”战略的提出和推动,也使得中国-东盟的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加。
3.印尼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印尼的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是制约印尼投资环境改善、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作为“千岛之国”,交通运输的方式主要是海路运输和航空运输。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印度尼西亚的资料显示,印尼的公路运输比较发达的地区是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和巴厘岛等地,且公路网在1989-1993年都已经基本形成,高速公路发展停滞不前;在铁路运输上,全国铁路总长6458公里,主要集中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其中爪哇岛铁路长4684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的73.6%);在空运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航空运输繁忙,各省、市以及偏远地区均可通航;在通信方面,其3G网络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电信发展潜力巨大。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印度尼西亚(2018年版)因此,公路运输、铁路运输以及电信等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依然是制约和阻碍印尼经济高速发展的瓶颈。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印尼的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策略
(一)从两国国家层面加强沟通
中国和印尼应积极推动国家领导层面的互访与交流,领导人积极参加对方主办的各种活动,进一步加深政治共识,加强顶层设计。继续推动中国与印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高层磋商机制的建设,加强两国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投资合作等领域的合作。中国与印尼立于2013年签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应加快协商签订关于落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全方位推进两国在各领域务实合作的推进,推动两国在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大舞台上开展交流合作。对于两国已经签订的双边与多边协议的稳步推进,加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区域综合经济走廊”的战略对接,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关系不断深化。
(二)共同推动陆海新通道建设
陆海新通道是通过海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的组合,将中国西部省份通往新加坡和东盟的主要交通运输通道,是“一带”和“一路”的合拢工程,对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贸易有积极地推动作用,有助于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印尼也是陆海新通道建设的重要参与国。2019年4月26日,陆海新通道首趟出口印尼的定制化出口专列出发,运送货值超500万元的小康集团汽车零部件,从团结村车站出发,并将在2天左右运至广西北部湾后,换装海运货轮抵达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港。 资料来源:刘翰书 摄影 胡杰.出发了!这是“陆海新通道”首趟出口印尼定制化专列,满载“重庆造”汽车零部件.上游新闻重庆频道.2019-04-26从重庆到印尼雅加达,通过传统江海联运模式需要30天以上,而通过陆海新通道,则只需要20天,缩短了10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运输效率、缩短交付时间,降低运营成本。南向通道的建设缩短了中国西部地区与印尼的距离,降低了交易成本,这将为我国西部地区与印尼贸易领域深化合作提供机遇。 (三)深化园区合作,加速我国企业走出去
在“一带一路”提出后,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其所具有的规模经济、聚集经济等特征和优势,既可以为大型企业打造综合型合作平台,又可以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平台,已经成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载体。境外合作园区具有两国政府提供的投资、税收、劳工等众多的优惠政策,可以为企业创造优良的对外投资环境,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而且也可以为东道国增加就业、加快工业化建设等发挥重要作用。到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印尼有中民投印尼产业园、华夏幸福印尼产业新城、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产业园、加里曼丹岛农工贸经济合作区、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等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印尼园区的合作涉及汽车装配、机械制造、家用电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农产品加工等众多领域,园区内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是两国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为中国-印尼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遇。
(四)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合作
近期,印尼政府提出“国家重建计划”,总投资高达4120亿美元的“国家重建计划”。印尼国家规划部长班邦称,这项重大计划将从2020年持续至2024年,包括新建25个机场、升级165个机场、修建电站和海上高速公路建设等,其中总投资中约2470亿美元将用于交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约700亿美元和40亿美元分别用于电力部门和水利设施。①“印尼”国家重建计划化的出台,将为中国与印尼两国企业在基础设施领域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在雅万高铁的建设中,带动了我国盾构机(又称“穿山铁甲”)等大型机器设备的出口。因此,我国企业应紧抓印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机遇,和印尼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全面合作,从而带动我国在从大型成套机器设备、技术标准、勘察设计、工程施工等,到项目运营管理、人才培训等,带动我国企业全方位、全要素、全产业链整体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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