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曾经蹲在一群蚂蚁旁，看它们驮着半片残叶，或抬着一条死去的毛毛虫，浩浩荡荡在草丛里爬行。它们穿过坚硬的草根、田埂和一个一个深陷的脚窝子。它们伏于尘埃，承受着草叶、灰尘以及风的重量。它们的生命如此羸弱又如此强大。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一只蚂蚁，我思想的四肢跟着它们缓缓爬行，我身上扛着虚幻的、沉重的残叶，我的内心充满悲壮的斗志。只是，尘世辽阔，我却不知道自己爬向何处。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像蚂蚁一样不断迁徙自己，从农村搬到城市，又从一条街道搬到另一个街道。我试图以搬运的方式来逃离原乡和原乡的我。这并不是骨子里的逃离。事实上，直到现在，我的怯弱及语言依然被原乡的那个我掌控着，我精神的蝶衣依然在原乡翩跹高蹈。曾经有个女人试图改变我的语言。她说，你这样说话容易暴露自己是乡下人。那时候，城市与乡村的齿轮还没有完全咬合，有的地方还残留着思想的锈痕，一些急于在城市落脚的人为了摆脱农民的标签，他们学城里人说话，学城里人穿衣，学城里人吃饭。他们使劲儿融入城市，就像一条河流汇进另一条河流。女人亦来自乡村。但她属于乡村的部分基本看不出来了。她擦鲜艳的口红，穿尖细的高跟鞋，说一口纯正的城市话。但是，她走路的姿态和说话的样子暴露了她，那是被泥土养过被野风吹过的证据。她自己全然不知。她沉浸在自己的优越情绪里。有那么一瞬，我几乎就要接纳她的建议。我将舌头卷起来，试图从里面长出新的语言，但那些没有经过培育的语言太过狡猾，不等我触及便纷纷逃离。我又试着将城市语言储存于一个分布区，并紧紧抓住它们，但这似乎太需要强大的注意力，它们总是趁我分神的当口踪迹全无。反复几次后，我放弃了。十多年的教化，我的舌头早已习惯了直来直去，习惯了将shi念成si。这习惯就像血型不可更改。
女人是逃离现有婚姻来到这座城市的。男人我见过，不高，黑黑瘦瘦，像一条过了季的丝瓜。他给女人看手上的茧子，又期期艾艾去拉女人的手。但女人像蚂蚱一样跳开了。有人劝女人，能过就好好过吧。女人像从枯树里分裂出来，脸上一片死寂。她从包里抽出一张钱递给男人，要他走。男人不走。女人又抽出一张。男人接过走了，走得脚底生风。女人大笑，妖艳的红唇像天边晕染的云霞。
她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向人们絮絮叨叨地讲述起她的往昔。她说她十八岁嫁给男人。男人性格不好，喜欢喝酒打人，她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她以为自己一生都将受制于男人，乡村的脉络总是太过于清晰。一天夜里，当男人的拳头再次砸向她时，她突然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因为她闻到农药的气味。那是死亡的气味。村里好几个人都被这气味带走了，那气味正穿过重重黑暗向她走来……
她挣扎着夺门而出。她要甩掉那气味。她像一粒果核，果断将自己从黑暗里剥离出去，一路狂奔。她跑到一条公路上。那是一条省道，不时有车灯闪过，映照着两边舒展的植物。虫鸣声格外清亮了，星空又高又远，勾勒出远方暗哑的轮廓。她像溺水者终于抓住了救命草，内心瞬间被一股力量撑开。第二天一早，她就搭上一辆中巴车进城了。进城后，由于没有技术，加上一口浓重的乡音，她受到过很多冷遇。为了生存，她只能在城市的角落里不断迁徙自己。她挑过水泥桶，摆过烟摊子，进过工厂，贩过小菜……生存的艰辛有如繁重的鳞片一层一层包裹着她。几年后，她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店铺，成了城市里的半个人口……
女人一边说，一边擦着眼泪。顺着她的语境，我亦看到灰扑扑的村庄，看到从瓦楞皱褶处爬出的缕缕炊烟。我看到盛大的、苦难的田野。我看到我自己。我如一株稻苗偎在稻田里。我的周围站着叠起的高山。无穷无尽的稗草，怎么也扯不完。
痛感总是突然袭来。它先从手指开始，然后是肩、背……绕了大半个身体后，最终集中在腹部。实际上，痛点一直在腹部，只是疼痛初期，我不能一下子确定它的準确位置，就像我不能准确分辨稗草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将稻苗当做稗草给拔除了），甚至觉得疼痛的周期也像稗草一样，总是隔三差五就冒出来。父亲说那是懒病。他坐在门槛上吹风，嘴唇像两片刀刃叠在一起。我真担心那刀片会突然朝我飞过来。一直以来，父亲都是我无法靠近的一口深井。他总是过于沉默。我甚至怀疑他已经成了祖先的一部分。当腹痛再次袭来，我跟他说出心里隐藏很久的渴望——去城里时，他依然无动于衷。他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夹着烟屁股的手指像是一个虚幻，他的脸在虚幻里浮浮沉沉。我在父亲的沉默中离开了家乡。离开的时候，田野温柔得像熟睡的母亲……
男人似乎再也没有来过，女人又开始鲜妍起来。她每天花更长的时间来打扮自己。没多久，就听说她与一个大她十多岁的男人同居了。
不久后，我搬到了城西的一条巷子里。这之前，我已经搬过几条巷子。我像生活的俘虏，不断地服从于现实的驱赶。新搬的巷子在城乡结合部，路况不好，人口复杂。巷子里白天塞满了板车、烟酒柜及各种流动摊子，一些人吸着劣质烟抠着脚丫子坐在树阴里等待顾客光临。每天，我从一条几乎垂直的木楼梯下来，到对面包子铺买两个包子，有时候加一杯豆浆，吃过早餐后，我就躲在屋子里看书。晚饭后，有时候一个人去河边散步，有时候去邻居那看一会儿电视。邻居住在一楼。一间潮湿的小屋，地面乱七八糟地堆着塑料瓶、蛇皮袋和废旧报纸。靠门边有一辆小推车，推车上分类摆放着鞋垫、花线、镜子、梳子、发夹之类花花绿绿的小东西。邻居是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她每天推着这些小东西沿街叫卖。我从未见到过她的家人。她叫什么，哪里人，也一概不知。对于讨生活的人来说，出租屋只是一个驿站，认识不久便各奔东西，过后谁还记得谁呢？我也只是偶尔去坐坐，但每次去她必热情十分。她总让我想起母亲。
搬去之前，我和十多个女孩在工厂缝制麻袋。我们被热浪逼进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铁质风扇轰轰响着，空气中弥漫着死老鼠的气味，质检员像尸体一样走来走去。我们谁也不说话。似乎一开口说话，我们就会跌进一个混乱的世界。我突然厌倦了这种生存方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轨迹。这种审视就像一只嘶鸣的蝉，突然飞进一片寂静的天空，它听到自己翅翼的震颤及血脉的流动声，一下子有了存在感。我很快辞掉工作，并斩断与之相关的一切。我并没有急于找工作。我需要放空自己。白天，我像扁虱一样牢牢吸附在时间的肌肤里，傍晚，我来到河边，看工人将砂石一担担装进船舱。洪亮的号子沿着太阳的光线传过来，带着灼热的有力的节奏感。那是一群中年人，他们黝黑的脸焦虑、茫然。他们一步一步负重地走着，像是走在生活的沼泽里。他们是被梦想抛弃的人。而我正年轻。年轻是一千条路一千个梦想。我安慰自己。 然而，当工资花完时，我不得不屈服于现实。我来到巷子。巷子里灰尘弥漫，被太阳晒得焦脆的衣物发出窣窣的响声。人们躲在树阴下打扑克、猜拳、用草帽盖着脸子睡觉，板车、板凳凌乱地摊在太阳底下。世界像一只昏睡的大鸟，散发着迷离、混浊、冷漠的气息。我站在太阳里，看着胃一样的巷子，感觉自己像是某种食物，正在被它一点一点吞噬。现实，瞬间大到看不到边。那些看似平和的目光里，实际上藏着距离和警惕，那是被生活磨出来的一层硬质，它让我想起父亲叠合得像刀刃一样的嘴唇。我试图用蹩脚的城市话和他们交流，但话一出口，就有女人不怀好意地笑。她们扭着并不苗条的腰肢，用舌头顶着上腭，告诉我城市话该怎样说。她们客气地将我屏蔽在城市之外，如同梦想屏蔽梦想。
最终，在邻居的建议下，我摆了个凉粉摊子。凉粉成本最低，也是最能解我燃眉之急的一项营生——只要一套桌椅、一个盆子和一套餐具便可开张。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每天清晨，我将桌子、板凳、凉粉、碗依次搬到巷子左边的一棵樟树下摆好，然后到对面包子铺买来两个包子边吃边等待。等待的过程既紧张又兴奋。其实，凉粉作为一种消夏食品，完全没有必要摆出来那么早。但这是我第一次创业。我急需一种介质来确定自己，就像天空需要云彩印证一样，那是对自我存在的肯定。
当洒水车的音乐从街心传过来时，我开始接待我的第一位客人，也就是我的邻居。她像一枚坚果，在青白的晨曦中剥离出来，一步一步走向我，然后不声不响地坐下来。她吃凉粉的时候，身子前倾，两片肩胛骨耸立起来，刚好顶在破天而出的一线朝霞上。吃完后，从衣兜里摸出一张纸币压在碗底，然后推着她的推车一步一步走进渐渐汇流的人群里。每天，她都准时来给我开张。她说小丫头在外谋生不容易。要是她家丫头也这样，不知有多心疼呢。有那么一瞬，我真想问问她是哪里人，但我到底没好意思问出口。在城市捞生活的人，总会有一些不愿触及的地方。我如是，邻居亦如是。但这却成了我的终身遗憾。因为几个月后，当我从另一条巷子过来看她，她却不在那儿了。她租住的房子换成另一个外地口音的人。那个人在修一辆自行车，满身的油污和汗渍。他对我的问题无从回答。没有人知道邻居去了哪里，她像一道彩虹划过我生命的长空，留给我在这座城市里最初的温暖和光。
整個夏天，我像蝉一样蛰伏于这条巷子里，以期唱响最清亮的夏之歌。但我的收入并不乐观。大多时候，人们只是对我的身世感到好奇。他们以为我是孤儿或者是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不明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会对生存有如此清晰的渴求。对于这些，我只能沉默。我不能泄露我来这座城市的秘密，尽管腹痛还是会时不时跳出来咬我一下（医生说那是体内的寒气在作祟）。生意的清淡，使我更像是在完成一种仪式——青春式的生存仪式。我每天按时出摊、收摊，就像读书时按时上课、下课一样。夏日的光影在巷子里晃荡着，我的心也在巷子里晃荡着。夹缝中求生存，让我更深层地懂得了生存的艰难和复杂。现实，远比想象深邃。那是一次艰难体验，也是十七岁天空最暗哑的一笔色彩，但却是我人生路上最醒目的参照影像，多年以后，当我沿着时光的履痕回望过去，我依然对它充满敬重与感激。
我重新融入打工队伍是在那年秋天。经过那次体验后我明白，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我只是一只弱小的蚂蚁、一棵微小的稻苗，我还需要依附水、阳光、空气和团队才能成长，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
我继续在这座城迁徙，只是一次比一次漫长，因为每迁徙一次，我就觉得离这座城市更近了些，离梦想也更近了一些。我好像再也没有见到那个穿高跟鞋的女人，她似乎从这座城市里消失了。一次路过她的店子，看见里面站着另一个女人。那女人也擦着鲜艳的口红，也穿着尖细的高跟鞋，说一口纯正的城市话。我以为是她，仔细看却又不是。
（于晓，原名余小英。湖南常德澧县人。作品散见《湖南文学》《湘江文艺》《广州文艺》《散文》等报刊。）
编辑：刘亚荣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像蚂蚁一样不断迁徙自己，从农村搬到城市，又从一条街道搬到另一个街道。我试图以搬运的方式来逃离原乡和原乡的我。这并不是骨子里的逃离。事实上，直到现在，我的怯弱及语言依然被原乡的那个我掌控着，我精神的蝶衣依然在原乡翩跹高蹈。曾经有个女人试图改变我的语言。她说，你这样说话容易暴露自己是乡下人。那时候，城市与乡村的齿轮还没有完全咬合，有的地方还残留着思想的锈痕，一些急于在城市落脚的人为了摆脱农民的标签，他们学城里人说话，学城里人穿衣，学城里人吃饭。他们使劲儿融入城市，就像一条河流汇进另一条河流。女人亦来自乡村。但她属于乡村的部分基本看不出来了。她擦鲜艳的口红，穿尖细的高跟鞋，说一口纯正的城市话。但是，她走路的姿态和说话的样子暴露了她，那是被泥土养过被野风吹过的证据。她自己全然不知。她沉浸在自己的优越情绪里。有那么一瞬，我几乎就要接纳她的建议。我将舌头卷起来，试图从里面长出新的语言，但那些没有经过培育的语言太过狡猾，不等我触及便纷纷逃离。我又试着将城市语言储存于一个分布区，并紧紧抓住它们，但这似乎太需要强大的注意力，它们总是趁我分神的当口踪迹全无。反复几次后，我放弃了。十多年的教化，我的舌头早已习惯了直来直去，习惯了将shi念成si。这习惯就像血型不可更改。
女人是逃离现有婚姻来到这座城市的。男人我见过，不高，黑黑瘦瘦，像一条过了季的丝瓜。他给女人看手上的茧子，又期期艾艾去拉女人的手。但女人像蚂蚱一样跳开了。有人劝女人，能过就好好过吧。女人像从枯树里分裂出来，脸上一片死寂。她从包里抽出一张钱递给男人，要他走。男人不走。女人又抽出一张。男人接过走了，走得脚底生风。女人大笑，妖艳的红唇像天边晕染的云霞。
她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向人们絮絮叨叨地讲述起她的往昔。她说她十八岁嫁给男人。男人性格不好，喜欢喝酒打人，她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她以为自己一生都将受制于男人，乡村的脉络总是太过于清晰。一天夜里，当男人的拳头再次砸向她时，她突然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因为她闻到农药的气味。那是死亡的气味。村里好几个人都被这气味带走了，那气味正穿过重重黑暗向她走来……
她挣扎着夺门而出。她要甩掉那气味。她像一粒果核，果断将自己从黑暗里剥离出去，一路狂奔。她跑到一条公路上。那是一条省道，不时有车灯闪过，映照着两边舒展的植物。虫鸣声格外清亮了，星空又高又远，勾勒出远方暗哑的轮廓。她像溺水者终于抓住了救命草，内心瞬间被一股力量撑开。第二天一早，她就搭上一辆中巴车进城了。进城后，由于没有技术，加上一口浓重的乡音，她受到过很多冷遇。为了生存，她只能在城市的角落里不断迁徙自己。她挑过水泥桶，摆过烟摊子，进过工厂，贩过小菜……生存的艰辛有如繁重的鳞片一层一层包裹着她。几年后，她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店铺，成了城市里的半个人口……
女人一边说，一边擦着眼泪。顺着她的语境，我亦看到灰扑扑的村庄，看到从瓦楞皱褶处爬出的缕缕炊烟。我看到盛大的、苦难的田野。我看到我自己。我如一株稻苗偎在稻田里。我的周围站着叠起的高山。无穷无尽的稗草，怎么也扯不完。
痛感总是突然袭来。它先从手指开始，然后是肩、背……绕了大半个身体后，最终集中在腹部。实际上，痛点一直在腹部，只是疼痛初期，我不能一下子确定它的準确位置，就像我不能准确分辨稗草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将稻苗当做稗草给拔除了），甚至觉得疼痛的周期也像稗草一样，总是隔三差五就冒出来。父亲说那是懒病。他坐在门槛上吹风，嘴唇像两片刀刃叠在一起。我真担心那刀片会突然朝我飞过来。一直以来，父亲都是我无法靠近的一口深井。他总是过于沉默。我甚至怀疑他已经成了祖先的一部分。当腹痛再次袭来，我跟他说出心里隐藏很久的渴望——去城里时，他依然无动于衷。他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夹着烟屁股的手指像是一个虚幻，他的脸在虚幻里浮浮沉沉。我在父亲的沉默中离开了家乡。离开的时候，田野温柔得像熟睡的母亲……
男人似乎再也没有来过，女人又开始鲜妍起来。她每天花更长的时间来打扮自己。没多久，就听说她与一个大她十多岁的男人同居了。
不久后，我搬到了城西的一条巷子里。这之前，我已经搬过几条巷子。我像生活的俘虏，不断地服从于现实的驱赶。新搬的巷子在城乡结合部，路况不好，人口复杂。巷子里白天塞满了板车、烟酒柜及各种流动摊子，一些人吸着劣质烟抠着脚丫子坐在树阴里等待顾客光临。每天，我从一条几乎垂直的木楼梯下来，到对面包子铺买两个包子，有时候加一杯豆浆，吃过早餐后，我就躲在屋子里看书。晚饭后，有时候一个人去河边散步，有时候去邻居那看一会儿电视。邻居住在一楼。一间潮湿的小屋，地面乱七八糟地堆着塑料瓶、蛇皮袋和废旧报纸。靠门边有一辆小推车，推车上分类摆放着鞋垫、花线、镜子、梳子、发夹之类花花绿绿的小东西。邻居是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她每天推着这些小东西沿街叫卖。我从未见到过她的家人。她叫什么，哪里人，也一概不知。对于讨生活的人来说，出租屋只是一个驿站，认识不久便各奔东西，过后谁还记得谁呢？我也只是偶尔去坐坐，但每次去她必热情十分。她总让我想起母亲。
搬去之前，我和十多个女孩在工厂缝制麻袋。我们被热浪逼进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铁质风扇轰轰响着，空气中弥漫着死老鼠的气味，质检员像尸体一样走来走去。我们谁也不说话。似乎一开口说话，我们就会跌进一个混乱的世界。我突然厌倦了这种生存方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轨迹。这种审视就像一只嘶鸣的蝉，突然飞进一片寂静的天空，它听到自己翅翼的震颤及血脉的流动声，一下子有了存在感。我很快辞掉工作，并斩断与之相关的一切。我并没有急于找工作。我需要放空自己。白天，我像扁虱一样牢牢吸附在时间的肌肤里，傍晚，我来到河边，看工人将砂石一担担装进船舱。洪亮的号子沿着太阳的光线传过来，带着灼热的有力的节奏感。那是一群中年人，他们黝黑的脸焦虑、茫然。他们一步一步负重地走着，像是走在生活的沼泽里。他们是被梦想抛弃的人。而我正年轻。年轻是一千条路一千个梦想。我安慰自己。 然而，当工资花完时，我不得不屈服于现实。我来到巷子。巷子里灰尘弥漫，被太阳晒得焦脆的衣物发出窣窣的响声。人们躲在树阴下打扑克、猜拳、用草帽盖着脸子睡觉，板车、板凳凌乱地摊在太阳底下。世界像一只昏睡的大鸟，散发着迷离、混浊、冷漠的气息。我站在太阳里，看着胃一样的巷子，感觉自己像是某种食物，正在被它一点一点吞噬。现实，瞬间大到看不到边。那些看似平和的目光里，实际上藏着距离和警惕，那是被生活磨出来的一层硬质，它让我想起父亲叠合得像刀刃一样的嘴唇。我试图用蹩脚的城市话和他们交流，但话一出口，就有女人不怀好意地笑。她们扭着并不苗条的腰肢，用舌头顶着上腭，告诉我城市话该怎样说。她们客气地将我屏蔽在城市之外，如同梦想屏蔽梦想。
最终，在邻居的建议下，我摆了个凉粉摊子。凉粉成本最低，也是最能解我燃眉之急的一项营生——只要一套桌椅、一个盆子和一套餐具便可开张。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每天清晨，我将桌子、板凳、凉粉、碗依次搬到巷子左边的一棵樟树下摆好，然后到对面包子铺买来两个包子边吃边等待。等待的过程既紧张又兴奋。其实，凉粉作为一种消夏食品，完全没有必要摆出来那么早。但这是我第一次创业。我急需一种介质来确定自己，就像天空需要云彩印证一样，那是对自我存在的肯定。
当洒水车的音乐从街心传过来时，我开始接待我的第一位客人，也就是我的邻居。她像一枚坚果，在青白的晨曦中剥离出来，一步一步走向我，然后不声不响地坐下来。她吃凉粉的时候，身子前倾，两片肩胛骨耸立起来，刚好顶在破天而出的一线朝霞上。吃完后，从衣兜里摸出一张纸币压在碗底，然后推着她的推车一步一步走进渐渐汇流的人群里。每天，她都准时来给我开张。她说小丫头在外谋生不容易。要是她家丫头也这样，不知有多心疼呢。有那么一瞬，我真想问问她是哪里人，但我到底没好意思问出口。在城市捞生活的人，总会有一些不愿触及的地方。我如是，邻居亦如是。但这却成了我的终身遗憾。因为几个月后，当我从另一条巷子过来看她，她却不在那儿了。她租住的房子换成另一个外地口音的人。那个人在修一辆自行车，满身的油污和汗渍。他对我的问题无从回答。没有人知道邻居去了哪里，她像一道彩虹划过我生命的长空，留给我在这座城市里最初的温暖和光。
整個夏天，我像蝉一样蛰伏于这条巷子里，以期唱响最清亮的夏之歌。但我的收入并不乐观。大多时候，人们只是对我的身世感到好奇。他们以为我是孤儿或者是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不明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会对生存有如此清晰的渴求。对于这些，我只能沉默。我不能泄露我来这座城市的秘密，尽管腹痛还是会时不时跳出来咬我一下（医生说那是体内的寒气在作祟）。生意的清淡，使我更像是在完成一种仪式——青春式的生存仪式。我每天按时出摊、收摊，就像读书时按时上课、下课一样。夏日的光影在巷子里晃荡着，我的心也在巷子里晃荡着。夹缝中求生存，让我更深层地懂得了生存的艰难和复杂。现实，远比想象深邃。那是一次艰难体验，也是十七岁天空最暗哑的一笔色彩，但却是我人生路上最醒目的参照影像，多年以后，当我沿着时光的履痕回望过去，我依然对它充满敬重与感激。
我重新融入打工队伍是在那年秋天。经过那次体验后我明白，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我只是一只弱小的蚂蚁、一棵微小的稻苗，我还需要依附水、阳光、空气和团队才能成长，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
我继续在这座城迁徙，只是一次比一次漫长，因为每迁徙一次，我就觉得离这座城市更近了些，离梦想也更近了一些。我好像再也没有见到那个穿高跟鞋的女人，她似乎从这座城市里消失了。一次路过她的店子，看见里面站着另一个女人。那女人也擦着鲜艳的口红，也穿着尖细的高跟鞋，说一口纯正的城市话。我以为是她，仔细看却又不是。
（于晓，原名余小英。湖南常德澧县人。作品散见《湖南文学》《湘江文艺》《广州文艺》《散文》等报刊。）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