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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1897～1986年)，与朱光潜先生(1897～1986年)并称现代中国“美学的双峰”。两人同一年生，同一年卒，可谓巧合。宗白华的祖籍是江苏常熟，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小南门外家，在安庆长至8岁后随父到南京读小学，因此他常自称是“半个安徽人”。他毕生治学研艺，精通中西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是深得中国古典美学精魂的美学家。在20世纪20～40年代，宗先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任教，与北京大学的邓以蛰先生并称“南宗北邓”，再加上1933年回国、并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朱光潜，三人成为当时享誉海内的三大美学家。非常有机缘的是，邓先生是安徽怀宁人，朱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这三位学者有两个半都是安徽人。邓、朱、宗这三大美学家在现代美学史上都有着巨大的贡献，他们在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融通的基础上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和积淀。这里就宗白华先生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与撰述谈一些感想。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凡学者穷毕生之力治专门之学，学之累积，情之独钟，往往生出著“史”的宏愿，即写作本学科专门史的想法，可称之为学人的“撰史情结”。这并不奇怪，20世纪中国学人中，撰写专门学科史的不乏其人，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等，这些著作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已成为经典。但是，另有一些学者，如闻一多、鲁迅等，也曾有想写一部纵横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大文学史”的夙愿，然由于诸多变故和外力的干扰，他们的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而成为了一种“遗愿”。叙史愿望的破灭，于学者本人，于中国学术史，都将是一种永远的遗恨。
现代学术史中的著史潮流，也刺激了我们的好奇心，有意来探求宗白华和《中国美学史》编写失之交臂的遗憾往事。宗先生曾在20世纪60年代美学热潮中有心想写一部《中国美学史》，然而由于当时编写《中国美学史》的班子成员意见出现分歧，导致宗白华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去完成这个功在千秋的学术事业，“著史”愿望终成梦幻泡影。这个当时流产的美学史计划一拖就是几十年，虽然于今各类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大量涌现，但它们的学术价值还有待时间去检验。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几种来看，大多不尽如人意，毕竟，具有如宗白华似的学术功底、又精通中西各类艺术的美学家还没出现。宗先生当然不是不可超越的学术高峰，但就目前的中国来说，产生如宗白华一样的大师的基础条件还不具备。如此看来，宗先生未完成的这部《中国美学史》将是学术界永久的缺失，这个缺憾令人深思。
根据宗白华先生的弟子林同华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宗白华在20世纪60年代编写《中国美学史》的主客观方面的条件都相当成熟。
主观条件可以很明显地知道：宗先生从小打下了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后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精神和现代艺术思潮的滋养；他本人对各门艺术都感兴趣，尤其重视对中国书法、绘画、诗歌、园林建筑等艺术的鉴赏，在学养上是不容置疑的。宗先生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行云流水似的诗化语言、直觉感悟的智慧思想，在《流云》小诗中，在《美学散步》中，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都说明宗先生足以胜任《中国美学史》的编写工作。
客观条件方面，当时国内哲学界和美学界的诸多学者，特别是大师级的学者都健在，如朱光潜、邓以蛰、冯友兰、汤用彤等大学者，在学术上可以互通有无。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次整合带来的后弊是相当严重的，比如清华大学的哲学文学传统断绝，清华的人文底蕴被抽空，成为一所理工科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再续清华人文传统，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次高校院系整合对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来说，却是一桩幸事。当时将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北大哲学系因此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哲学系。经此调整，宗白华先生从南京大学调到北大，清华大学的邓以蛰教授也调来北大，再加上北大西语系的朱光潜先生，北大在美学方面的学术力量达到最高峰。因此，宗白华写作《中国美学史》的客观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另外，宗先生主张美学研究应旁涉众艺，要注意上古史研究的进展，古代出土文物、考古的新发现等对于了解和深入认识古代审美意识大有帮助(而考古在20世纪60年代也有许多新发现)，他曾说“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可以想象，如果宗先生能在当时着手“修史”，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补充一些新材料，定能使这一部《中国美学史》辉耀后世。可惜，这一切都没能实现，这个损失不仅是属于宗白华先生个人的，更属于整个美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
那么，宗白华著史未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据北大哲学系叶朗教授介绍，1962年，国务院指派周扬主持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当时列入编写计划的美学教材有3部：一部是《美学概论》，由王朝闻主编；另一部是《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先生一人独撰；还有一部就是《中国美学史》，宗白华主编。《西方美学史》在20世纪60年代顺利出版，《美学概论》也在1981年正式出版，唯独《中国美学史》夭折，最后以于民和叶朗负责编写出上、下两册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交差了事。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林同华回忆宗白华先生的文章《哲人永恒，“散步”常心》说道：
60年代，宗先生开始主编《中国美学史》，还同汤先生(汤用彤)谈到研究中国美学的特殊方法和见解。汤、宗两位先生都从艺术实践所总结的美学思想出发，强调中国美学应该从更广泛的背景上搜集资料。汤先生甚至认为，《大藏经》中有关箜篌的记载，也可能对美学研究有用。宗先生同意汤先生的见解，强调指出，一些文人笔记和艺人的心得，虽然片言只语，也偶然可以发现精深的美学见解。以后，编写《中国美学史》的工作，由于参加者出现了意见分歧，没有按照宗先生的重视艺术实践的精深见解和汤先生关于佛教的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去尝试，终于使《中国美学史》的编写，未能如朱先生撰写《西方美学史》那样顺利问世。宗先生留下来的大量中国美学史笔记的整理，就成为非常艰难的工作。(《宗白华全集》第四卷附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测，宗白华与编写组其他成员的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应该是双方学术立场的不同。也就是说，宗先生要坚持学术本位，而以周扬为“主持人”的另一方，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的可能是教条化的马列主义政治立场，文艺和美学的机械反映论，二者“道”不同不相为谋，立场的歧见，只会造成一拍即散。大家只要找来当时出炉的 《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研读一遍，就会发现它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在学术立场上是多么地不同!
其次，在中国美学史资料的收集与采用上，存在重大分歧。从林同华的文章可以看出，宗先生认同汤用彤的看法，强调应从文艺之外更广泛的基础上搜集资料，这符合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哲学等的事实，但这样一来，可能会耗时费力，造成编写任务的繁重艰巨。因此，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也是必然的。
再次，宗白华在美学史的具体编写体例方面，可能也遭到了反对和批评。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倘若用马列主义的文艺政策和术语来阐释和“解读”中国古典美学，那将是多么别扭的文化现象。今天我们重读宗先生的美学论文，仍深受启发，启发我们对中国美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我们也往往醉倒在那行云流水、天光云影的诗意文字当中。在现代学人中间，宗白华对中国美学精湛独到的见解，无出其右。他的散步式的“美文”，真是达到了“太虚片云，寒塘雁迹；雪涤凡响，棣通太音”的境界，这种境界令人神往。但是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学术话语权并不掌握在宗白华先生手里，因此，这个著史计划最终落空了。这是美学界的一大缺失和憾事。
这个撰史计划，一拖就是20年!直到1985年，曾在20世纪60年代做过宗白华助教的叶朗先生，出版了专著《中国美学史大纲》，这本书填补了中国美学史的空白，同时也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可。这部著作也奠定了作者在美学界的地位。但叶朗先生本人对这本书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曾说：“我准备增补、修改《中国美学史大纲》这本书。其中要增补一章宋明理学家关于人生境界的理论。这一点当初我在写《大纲》时忽略了。”(《胸中之竹》，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不仅宋明理学美学和人生境界美学被忽视了，禅宗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也只字未提，这是不应当的。我们也期盼着叶朗先生能将《中国美学史大纲》修述成一部更为完备的中国美学史著作。只是宗先生无法完成的美学史，带给现代美学研究、发展，甚至学派的建构一个巨大的缺失。
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轨迹作全面的回顾，只想就北京大学美学研究的历史作一回眸，希望能温故而知新，希望可以从对历史的回望中重新发现当代美学的走向，从先贤那里找到我们失落已久的学术勇气。关于中国美学，其学术传统有两个：一个是20世纪之前的古典的传统，这个传统丰富复杂，多元交织，既浑厚又令人却步。第二个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的传统。这个传统虽然历史短暂，却不容忽视。北大美学传统的开创者是蔡元培，他“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论深入人心，提倡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承担起美育的重任，实施终身美育的大美育观，实在用心良苦。但蔡先生对于现代美学的意义更多的是树立一种姿态和社会学的价值。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是朱光潜和宗白华。在他们的努力下，美学的学术传统得以建立。
学术传统，简称“学统”。“学统”一词，古已有之。清初理学家熊赐履就著有《学统》一书，但他还是从道统观点立论的。今天所谓的学统，其要义有四：～是大师级学者的出现；二是奠定本学科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基本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三是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形成研究的高峰，并对后来者的研究有巨大的启示作用，有学术生长的空间，正如陈寅恪先生称赞王国维“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四是学者自觉维护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不容政治和非学术的力量肆意践踏。舍此四大因素，便不能称其为学统。
学统得以相承相续，首先依赖于学人的自觉与呵护，依赖于学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次要依赖于公正、合理的社会大环境。在社会环境不良或者不利于维护学术尊严和学统的情形下，学人自身的学术自觉就弥足珍贵。我以为，以此反观宗白华放弃著史计划，这正说明宗先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学术精神，表面上是退让，实质则是维护了学术的自由和尊严，这才是学统的精髓。所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宗先生是“撰史未遂成遗恨，但留学统在人间”!
深厚的学术传统是形成开放、活跃、自由的学派的基础和前提，继承学统，依靠学者的自觉意识；建立学派，赖于学人的自由争鸣。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至今，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派。叶朗先生对美学学派也神往已久，他在《胸中之竹·自序》中说：“中外学术史告诉我们，没有学派，就没有理论的原创性；没有学派，就没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没有学派，就没有学术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在同一学科领域中出现不同的学派，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学派和学派之间则应该是互相尊重，和而不同。”他还认为：“北京大学从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时开始，就有一种重视美育和重视美学研究的传统。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又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美学财富。在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学者，理应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性，要为创立一个体现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和治学风格的新的美学学派，加倍贡献自己的力量。”叶朗先生看到了建立学派对于美学学术的重要性。
从学统出发，走向百家争鸣的美学学派，走出中国现代美学的“失语”困境，摆脱西方美学话语霸权，走向美学的大繁荣，这是每一个美学工作者向往与追求的目标。我们也寄希望于所有立志美学研究的学者，能在前辈学者开拓的学术区宇之下，“补前修之未逮，示来者以轨则”，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美学学派。宗白华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写过一首五律，诗云：
飚风天际来，绿压群峰瞑。
云罅漏夕晖，光泻一川冷。
悠悠白鹭飞，淡淡孤霞迥。
系缆月华生，万象浴清影。诗中描述的白鹭悠悠、孤霞淡淡、月华初生、万象澄澈的境界，不正是宗先生治学与为人的境界吗?我们也期盼将来的“宗白华学派”有这样的学术境界。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凡学者穷毕生之力治专门之学，学之累积，情之独钟，往往生出著“史”的宏愿，即写作本学科专门史的想法，可称之为学人的“撰史情结”。这并不奇怪，20世纪中国学人中，撰写专门学科史的不乏其人，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等，这些著作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已成为经典。但是，另有一些学者，如闻一多、鲁迅等，也曾有想写一部纵横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大文学史”的夙愿，然由于诸多变故和外力的干扰，他们的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而成为了一种“遗愿”。叙史愿望的破灭，于学者本人，于中国学术史，都将是一种永远的遗恨。
现代学术史中的著史潮流，也刺激了我们的好奇心，有意来探求宗白华和《中国美学史》编写失之交臂的遗憾往事。宗先生曾在20世纪60年代美学热潮中有心想写一部《中国美学史》，然而由于当时编写《中国美学史》的班子成员意见出现分歧，导致宗白华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去完成这个功在千秋的学术事业，“著史”愿望终成梦幻泡影。这个当时流产的美学史计划一拖就是几十年，虽然于今各类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大量涌现，但它们的学术价值还有待时间去检验。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几种来看，大多不尽如人意，毕竟，具有如宗白华似的学术功底、又精通中西各类艺术的美学家还没出现。宗先生当然不是不可超越的学术高峰，但就目前的中国来说，产生如宗白华一样的大师的基础条件还不具备。如此看来，宗先生未完成的这部《中国美学史》将是学术界永久的缺失，这个缺憾令人深思。
根据宗白华先生的弟子林同华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宗白华在20世纪60年代编写《中国美学史》的主客观方面的条件都相当成熟。
主观条件可以很明显地知道：宗先生从小打下了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后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精神和现代艺术思潮的滋养；他本人对各门艺术都感兴趣，尤其重视对中国书法、绘画、诗歌、园林建筑等艺术的鉴赏，在学养上是不容置疑的。宗先生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行云流水似的诗化语言、直觉感悟的智慧思想，在《流云》小诗中，在《美学散步》中，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都说明宗先生足以胜任《中国美学史》的编写工作。
客观条件方面，当时国内哲学界和美学界的诸多学者，特别是大师级的学者都健在，如朱光潜、邓以蛰、冯友兰、汤用彤等大学者，在学术上可以互通有无。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次整合带来的后弊是相当严重的，比如清华大学的哲学文学传统断绝，清华的人文底蕴被抽空，成为一所理工科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再续清华人文传统，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次高校院系整合对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来说，却是一桩幸事。当时将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北大哲学系因此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哲学系。经此调整，宗白华先生从南京大学调到北大，清华大学的邓以蛰教授也调来北大，再加上北大西语系的朱光潜先生，北大在美学方面的学术力量达到最高峰。因此，宗白华写作《中国美学史》的客观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另外，宗先生主张美学研究应旁涉众艺，要注意上古史研究的进展，古代出土文物、考古的新发现等对于了解和深入认识古代审美意识大有帮助(而考古在20世纪60年代也有许多新发现)，他曾说“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可以想象，如果宗先生能在当时着手“修史”，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补充一些新材料，定能使这一部《中国美学史》辉耀后世。可惜，这一切都没能实现，这个损失不仅是属于宗白华先生个人的，更属于整个美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
那么，宗白华著史未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据北大哲学系叶朗教授介绍，1962年，国务院指派周扬主持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当时列入编写计划的美学教材有3部：一部是《美学概论》，由王朝闻主编；另一部是《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先生一人独撰；还有一部就是《中国美学史》，宗白华主编。《西方美学史》在20世纪60年代顺利出版，《美学概论》也在1981年正式出版，唯独《中国美学史》夭折，最后以于民和叶朗负责编写出上、下两册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交差了事。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林同华回忆宗白华先生的文章《哲人永恒，“散步”常心》说道：
60年代，宗先生开始主编《中国美学史》，还同汤先生(汤用彤)谈到研究中国美学的特殊方法和见解。汤、宗两位先生都从艺术实践所总结的美学思想出发，强调中国美学应该从更广泛的背景上搜集资料。汤先生甚至认为，《大藏经》中有关箜篌的记载，也可能对美学研究有用。宗先生同意汤先生的见解，强调指出，一些文人笔记和艺人的心得，虽然片言只语，也偶然可以发现精深的美学见解。以后，编写《中国美学史》的工作，由于参加者出现了意见分歧，没有按照宗先生的重视艺术实践的精深见解和汤先生关于佛教的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去尝试，终于使《中国美学史》的编写，未能如朱先生撰写《西方美学史》那样顺利问世。宗先生留下来的大量中国美学史笔记的整理，就成为非常艰难的工作。(《宗白华全集》第四卷附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测，宗白华与编写组其他成员的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应该是双方学术立场的不同。也就是说，宗先生要坚持学术本位，而以周扬为“主持人”的另一方，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的可能是教条化的马列主义政治立场，文艺和美学的机械反映论，二者“道”不同不相为谋，立场的歧见，只会造成一拍即散。大家只要找来当时出炉的 《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研读一遍，就会发现它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在学术立场上是多么地不同!
其次，在中国美学史资料的收集与采用上，存在重大分歧。从林同华的文章可以看出，宗先生认同汤用彤的看法，强调应从文艺之外更广泛的基础上搜集资料，这符合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哲学等的事实，但这样一来，可能会耗时费力，造成编写任务的繁重艰巨。因此，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也是必然的。
再次，宗白华在美学史的具体编写体例方面，可能也遭到了反对和批评。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倘若用马列主义的文艺政策和术语来阐释和“解读”中国古典美学，那将是多么别扭的文化现象。今天我们重读宗先生的美学论文，仍深受启发，启发我们对中国美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我们也往往醉倒在那行云流水、天光云影的诗意文字当中。在现代学人中间，宗白华对中国美学精湛独到的见解，无出其右。他的散步式的“美文”，真是达到了“太虚片云，寒塘雁迹；雪涤凡响，棣通太音”的境界，这种境界令人神往。但是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学术话语权并不掌握在宗白华先生手里，因此，这个著史计划最终落空了。这是美学界的一大缺失和憾事。
这个撰史计划，一拖就是20年!直到1985年，曾在20世纪60年代做过宗白华助教的叶朗先生，出版了专著《中国美学史大纲》，这本书填补了中国美学史的空白，同时也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可。这部著作也奠定了作者在美学界的地位。但叶朗先生本人对这本书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曾说：“我准备增补、修改《中国美学史大纲》这本书。其中要增补一章宋明理学家关于人生境界的理论。这一点当初我在写《大纲》时忽略了。”(《胸中之竹》，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不仅宋明理学美学和人生境界美学被忽视了，禅宗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也只字未提，这是不应当的。我们也期盼着叶朗先生能将《中国美学史大纲》修述成一部更为完备的中国美学史著作。只是宗先生无法完成的美学史，带给现代美学研究、发展，甚至学派的建构一个巨大的缺失。
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轨迹作全面的回顾，只想就北京大学美学研究的历史作一回眸，希望能温故而知新，希望可以从对历史的回望中重新发现当代美学的走向，从先贤那里找到我们失落已久的学术勇气。关于中国美学，其学术传统有两个：一个是20世纪之前的古典的传统，这个传统丰富复杂，多元交织，既浑厚又令人却步。第二个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的传统。这个传统虽然历史短暂，却不容忽视。北大美学传统的开创者是蔡元培，他“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论深入人心，提倡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承担起美育的重任，实施终身美育的大美育观，实在用心良苦。但蔡先生对于现代美学的意义更多的是树立一种姿态和社会学的价值。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是朱光潜和宗白华。在他们的努力下，美学的学术传统得以建立。
学术传统，简称“学统”。“学统”一词，古已有之。清初理学家熊赐履就著有《学统》一书，但他还是从道统观点立论的。今天所谓的学统，其要义有四：～是大师级学者的出现；二是奠定本学科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基本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三是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形成研究的高峰，并对后来者的研究有巨大的启示作用，有学术生长的空间，正如陈寅恪先生称赞王国维“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四是学者自觉维护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不容政治和非学术的力量肆意践踏。舍此四大因素，便不能称其为学统。
学统得以相承相续，首先依赖于学人的自觉与呵护，依赖于学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次要依赖于公正、合理的社会大环境。在社会环境不良或者不利于维护学术尊严和学统的情形下，学人自身的学术自觉就弥足珍贵。我以为，以此反观宗白华放弃著史计划，这正说明宗先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学术精神，表面上是退让，实质则是维护了学术的自由和尊严，这才是学统的精髓。所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宗先生是“撰史未遂成遗恨，但留学统在人间”!
深厚的学术传统是形成开放、活跃、自由的学派的基础和前提，继承学统，依靠学者的自觉意识；建立学派，赖于学人的自由争鸣。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至今，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派。叶朗先生对美学学派也神往已久，他在《胸中之竹·自序》中说：“中外学术史告诉我们，没有学派，就没有理论的原创性；没有学派，就没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没有学派，就没有学术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在同一学科领域中出现不同的学派，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学派和学派之间则应该是互相尊重，和而不同。”他还认为：“北京大学从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时开始，就有一种重视美育和重视美学研究的传统。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又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美学财富。在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学者，理应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性，要为创立一个体现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和治学风格的新的美学学派，加倍贡献自己的力量。”叶朗先生看到了建立学派对于美学学术的重要性。
从学统出发，走向百家争鸣的美学学派，走出中国现代美学的“失语”困境，摆脱西方美学话语霸权，走向美学的大繁荣，这是每一个美学工作者向往与追求的目标。我们也寄希望于所有立志美学研究的学者，能在前辈学者开拓的学术区宇之下，“补前修之未逮，示来者以轨则”，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美学学派。宗白华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写过一首五律，诗云：
飚风天际来，绿压群峰瞑。
云罅漏夕晖，光泻一川冷。
悠悠白鹭飞，淡淡孤霞迥。
系缆月华生，万象浴清影。诗中描述的白鹭悠悠、孤霞淡淡、月华初生、万象澄澈的境界，不正是宗先生治学与为人的境界吗?我们也期盼将来的“宗白华学派”有这样的学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