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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自食其力”既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中国为世界作出较大贡献的关键。
问题之提起是由于莱思特·布朗(LesterR.Brown)关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人口爆炸性增长、食物资源匮乏的一系列近著，特别是他的《谁将喂养中国？》一书。
布朗与亨廷顿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是从一种物质主义观点来关注人类共有的这个唯一的地球(尽管对资源的占有分配是如此地不公平！)，而后者则是以非物质的文化、宗教差异为依据而维持甚至加剧这个世界的分裂。尽管布朗分析起来冷峻得近乎残酷，他也有振臂高呼的时候，因为他预警的最终目的毕竟不是要人变成弱肉强食的野兽。他在《中国对美国与地球之挑战》一文中谈到：“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为止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中国若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楷模，为人仰慕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要么中国成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对美国这个最大的粮食出口国提出难以应付的挑战；要么中国跨越以美国为代表的高耗费生存方式，从而在根本上挑战支撑这种生存方式的对地球掠夺式的利用。从生态环境谈跨越，就是要以限制消费的无限增长为目标，告别近代工业文明以来所形成的“生产主义”(productivism)的主导模式及其意识形态。
西方的发展模式是以“无限增长”为理论出发点和实践归宿的。经济理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讲亦颇富有“理想主义”。与此相呼应的，在自然观上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历史观上则是渊源于犹太—基督教的神学目的论的“进步”这一核心概念。虽然进化论叙事语言多科学性的描述，但其“食物链”等关键概念同时又不断地被后人转换为文化暗喻以描述不同人类族群在进化过程中的高低优劣、蒙昧开化，并以“沿着食物链攀升”来象征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与超越。连布朗这样的环境主义者亦不例外，无意间将“跨越”套入与之相悖的进化论的“食物链”。为我们更熟悉的“进步”观的确给“增长”与“进化”的叙事增加了正义、平等的内容。但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它们在内涵上的差异，而忽视认识与表述中的线性同质。也就是说，这个“历史大叙事”讲述的就是经济无限增长、文明日益进化、社会不断进步的梦。
问题不在“增长”、“进化”、“进步”这些美丽的梦想有无谬误——历史又怎能靠怀旧来改写呢？关键在于这种意识形态设定了一条永无止境的前进道路，并在物质实践中用数字、指标、产量、价值等等量化了。而作为创造主体的人在追求量的无止境增长时，使自身得以“进化”的生命承载系统却是个有限整体，因而作为环境产物的人类自身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增加。人类意识到这个美梦有可能变成恶梦的起因首先就是自身的再生产问题。人口爆炸的现实开始改写历史，使人类在面对其最大的“他者”——自然界时，发现自己首先是依赖于斯的消费者，而非可以对其任意掠夺的征服者。古代的先哲们确曾表述过类似的自然观，但生态学与生态哲学终于将人类的环境意识系统化，并试图通过国家的政策干预和个人生活实践的改变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个沿着生产→人口→消费→生态而拓展的认识论与价值观的模式转移。而理论的任务就是应该将“消费”这一概念重新定位以反思有关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
这样讲首先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人口学与环境史已为我们描述得很清楚：人口的每一轮增长，都是以粮食增产为前提，同时又因需求的膨胀给生态资源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仅在四百年前的明代人口高峰期，中国人口才有六千多万(尽管明代的疆域较目前为小，但却相当于现在百分之九十的汉族人口区域)。虽然明清之间的战乱暂时抑制了人口增长，但随着康乾百余年的稳定繁荣，只用了两百年中国人口就达到了两亿。八十年代美国的中国史学界有所谓“中国中心论”一说，将清帝国头二百年的人口爆炸、农业生态恶化以及所造成的整体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与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动荡联系起来，强调外来力量只不过是加速了帝国的崩溃罢了。这种说法虽有为殖民主义粉饰之嫌，但无论如何指出了众多历史因素中一个主要内因。而至今还像个谜样的问题，就是十九世纪初以降的一个半世纪间中国人口又伴随着人祸天灾由两亿增长到四亿多。答案可能在我们熟知的历史教科书以外：如那些未受或较少受到战乱祸及地区的农业发展、初步的卫生保健之推广、地区性商品经济的发展等。最近的一轮人口翻番只用了短短三十年。把这个问题统统都归于对“二马”(马尔萨斯、马寅初)的批判过于简单化了。大乱初定，调养生息，丰衣足食，人丁兴旺，世代梦想在几亿人身上实现时，其惯性可不是几个先知能阻拦的。更何况这一古老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一旦与现代生产主义相融，其结果只能是以“人多力量大”、“人定胜天”等为标记的人类中心主义之登峰造极。在此理想主义面前，作为生产力的人是伟大的；身为消费者的人，无论认识论上还是道德观上都是渺小的。总之，中国人口在四百年间增长了近二十倍，无论怎样解释，都使我们不能不在经典人口学“生产—人口”的框架内突出“消费”这一关键要素。即不仅承认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无法满足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同样重要的是指出消费(指食品、医药)的算术级数增长是造成人口几何级数增长的前提之一。
从消费的角度反思更是基于现实。在人口与资源、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国在控制人口方面已经为自己也为人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做的就是继续落实现行政策，而不太可能在此之外找到别的灵丹妙药(如大规模的移民早已成为历史)。资源的有限亦已成为共识，而潜力就在如何保证可持续的“利用”、即生态学意义的“消费”上。中国农业、特别是谷物单产在国际上的相对领先地位，恰恰意味着科技投入与政策干预的回馈效益也相对较低。这样讲当然太笼统；中国之大与生态环境之多样化，加上推广利用现有的科技成果，是可以使“绿色革命”再延续一段时间的。这里主要是从理论思路上讲，即“无限增长”是不存在的。而中国农业面临的压力，更是无法仅仅靠增产来解决“谁将喂养中国”的问题。
同控制人口增长、提高粮食产量相比，限制消费的增长则是一个新问题、软指标。说其新，指的是限制消费作为一个问题，目前虽可听到少数人士(如周光召教授等)的关注，却既未形成整体舆论共识，也谈不上国家政策上的全面有效干预。相反，西方供应派经济学刺激消费以求增长的理论在中国至今仍颇有市场。至于少数人的“超前消费”则更有成为主导潮流之趋势。而所谓软，意思是说人的消费水准和习惯比物质的生产与人口的再生产更具文化可塑性。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或“吃饱”后，“吃好”主要是个欲望或“胃口”的标记，直接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与制约。唯其“新”、“软”，从消费谈跨越潜力才更大，更有文章可作。
讨论“食物承载能力”时，文化对消费观与消费方式的“软”干预是经济发展思路或“话语结构”中最弱的一环，连布朗这样的经济学出身的环境主义者亦如是。人类的食物消费是受文化以至宗教戒律制约的。这种制约有利有弊。如印度的多数人口忌食牛肉，对缓解该国的农业压力无疑是一大贡献，因为牛肉如前所述毕竟是一种“高消费”的食物。文化对选择食物的不利因素是制约了人类开发现存可食用物种外的食品资源。但当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食用“禁果”时(如虫类)，就会像祖先们尝试螃蟹、西红柿那样，学会开发利用。汉族(也包括与汉族饮食习惯相近的一些少数民族)食文化之较少禁忌，只要别变成破坏性的消费习惯，没准真可以为人类拓宽食物圈提供一种开放型的思维模式呢！但汉文化食忌较少，除了文化因素外，更是历史上求生存的选择结果。这一口腔文化的“早熟”却又是不利的，使中国在消费选择上也同样更接近“食物承载能力”之极限。
但目前谈论可食用物种的“文化开禁”与经济开发恐为时尚早(因为人类作为整体远未饿到那一步)。重点应是节制消费的内涵型增长。为此首先应该分清“客观需求”与“主观欲望”之间质的差异，而避免将后者也归为“生理”范畴。殊不知今天大量的“需求”正是前人或他人在欲望驱使下“生产”出来的。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私人轿车对美国从社区结构到购物方式、从下决心打海湾战争到中学生偷情的全面影响。当小汽车也成为普通中国人的“必需品”时，又得上哪儿找石油和停车位这类“必需品”呢？
既然我们谈的是“吃”这一最古老永恒的需求与欲望，不妨再举个关于吃糖的例子。前些年在中国颇有点名气的法国人罗兰·巴特曾把糖作为文化符号分析解读了一通。其大意是讲糖从早年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随着近代布尔乔亚的崛起而平民化，并通过一整套甜食文化与“甜蜜”话语交相影响而成形演化，调整改变了西欧社会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甚至情绪媒介。法国人的糖文化毕竟是精致的，而非以量取胜，就连巴特在解构这一“必需品”时也没忘了把人均糖消费两倍于法国人的美国人嘲笑一番，颇有妙玉谈品茶时笑宝玉“驴饮”之趣。但巴特却没提到，欧洲人把糖从奢侈品变成日常必需之发端，同时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贸易秩序之滥觞。由于欧洲当时不能大量生产制糖原料(主要是甘蔗)，随着美洲的“发现”与开发就出现了为满足欧洲市场需求的种植园经济。糖在此背景下成了第一个具有广大消费者市场的、经由洲际贸易而实现的大宗商品。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谈现代性(也就是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出现)，就不能不从糖的这个“第一”说起。同时，人们熟知的所谓大西洋贸易还有个第三级，即随着种植园经济而出现的贩卖非洲人的历史。正是几人欢乐几人愁：白人的“甜蜜”却给黑人结下了如此野蛮的“苦果”。
一部分人欲望的实现不仅严重地扭曲了社会生态，也是对自然生态的掠夺性“改写”，而且并未随着前者关系中的一些变化而发生根本的转变。在今日新殖民主义经济秩序中，国际大资本对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农业的控制方式就是区域性生产的种植园化或物种单一化。这种“国际分工”一方面破坏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在整体上造成区域生态系统的衰退以至崩溃；另一方面对原有自给自足经济的单一性“集约化”则直接把当地人饭碗绑到了国际期货市场的电子显示屏上。所以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抛售者抛出的就是那些为“北方人”种甘蔗、咖啡、可可、水果、水稻、棉花、橡胶等等的“南方人”的生计。而事情的另一面更不易让人察觉：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波动直接受制于产出地环境气候的变化；而后者常就源于物种单一化直接导致的生态资源的枯竭。当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动荡与经济恶化，都同这一大的“人类生态”环境有关。
扯这么远与“消费”有什么关系呢？在现存理论方法的框架内，的确存在着“鸡”与“蛋”孰先孰后的问题。以生产主义为主导叙事的政治经济学，把“需求”看作是“自然”的，生产的无限增长就是为了满足“自然需求”的增长；但实际上生产增长常常就是通过不断地“制造需求”而实现的。后结构主义以来的批评理论有助于解构关于需求自然属性之神话，揭示了欲望转换为物质消费的过程与文化生产和价值选择的同质关系。换言之，文化观、价值观等等不仅是“反映”物质存在的“意识形态”；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物质属性的存在。但文化批评理论在解构两元对立与本质论的同时，也取消了具体政治经济实践中的一切因果关系(或把一切都简单地归为某种近于神秘的“权力关系”)，从而使实践的主体对自身环境的干预要么不可能，要么就是“策略”而已。把生态学意义上的“消费”概念引入以上理论框架，不是为了瓦解政治经济学与文化批评理论，也不是为了简单地拓宽二者的地盘。
理论上，我们不必再争论到底是欲望引出需求、需求创造消费还是消费刺激生产、生产又制造需求，或任意一种线性排列组合。重要的是承认整个自然界、包括人类本身，都是处在一个互为因果的“食物圈”中。因此在这一有限的生态系统中，人首先是作为消费的人而存在(这样讲也似乎更符合生理逻辑，即婴儿出生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能“生产”的)。所以决定人类集体生存的诸多因素中必须包括消费方式的改变。要跨越现有的发展模式就得先跨越现存的消费模式。从这点出发，才谈得上政策对政治经济实践的干预和文化对生活经验的重组：前者侧重的是结构性的社会工程问题，后者更关注于从欲望到行为的个体经验。
李小江对中国社会问题有一形象的概括：我们通过调动一切“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初步解决了“人人有饭吃”这一最基本的“人权”问题，但也“把每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人变成了‘吃饭的人’”。
在讨论限制消费增长时我们不能忘记，对一部分中国人来讲，“吃饭”仍然是个“吃饱”即满足基本需求的问题。尤其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出路只能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控制人口。同时，部分人口的贫困又是以分配不公造成的消费差距为主要特征的。李小江讲的“吃饭的人”是从“饥饿”的意义谈物质贫困对经济政治发展的制约。这一命题上承管仲“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治国之道，更与当前穷富国家间的“人权”之争相通，并透出她与“国情”认同却又不甘只作“吃饭的人”的复杂心态。但在“吃饱”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现实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把“吃饭的人”在语义上放大，指出“吃饭”已不单纯属于关于饥饿的记忆，而更指谓着一部分人过度消费造成的整体性“消化不良”。在终于可以吃饱后，对其生存的最大威胁首先不再是饥饿，而是“贪不择食”引起的种种消化不良。吃得太撑了必然会造成上吐下泻，其污染对今天中国的社会与生态环境来讲尤其不堪负荷。
从“饥饿”到“食欲横流”，凸现了“吃饭的人”的意识嬗变。在此意义讲跨越西方发展模式，就得首先跨越中国自身几千年形成的“吃饭的人”这一“集体无意识”。回过头来看消费观的跨越，是可以从简单的事做起的。一般的看法是，人均谷物消费两百公斤即可“温饱”，三百公斤就是“小康”了。对一般食量的人，三百公斤粮食不但足够，还可以将其中一部分转化为肉、蛋等高蛋白食品。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必要(且不谈未来的可能)在这类指标上也得“赶上”发达国家呢？如果肥胖症、高血压、糖尿病就是“发达”，也许还是“落后”点儿好。想想那些怕得这些“富贵病”的人，要么只吃“糠”咽“菜”却也少了口福，要么整天跑健身房出一身臭汗再量体重，弄得人神经兮兮的，则不“富”也罢。
问题之提起是由于莱思特·布朗(LesterR.Brown)关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人口爆炸性增长、食物资源匮乏的一系列近著，特别是他的《谁将喂养中国？》一书。
布朗与亨廷顿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是从一种物质主义观点来关注人类共有的这个唯一的地球(尽管对资源的占有分配是如此地不公平！)，而后者则是以非物质的文化、宗教差异为依据而维持甚至加剧这个世界的分裂。尽管布朗分析起来冷峻得近乎残酷，他也有振臂高呼的时候，因为他预警的最终目的毕竟不是要人变成弱肉强食的野兽。他在《中国对美国与地球之挑战》一文中谈到：“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为止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中国若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楷模，为人仰慕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要么中国成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对美国这个最大的粮食出口国提出难以应付的挑战；要么中国跨越以美国为代表的高耗费生存方式，从而在根本上挑战支撑这种生存方式的对地球掠夺式的利用。从生态环境谈跨越，就是要以限制消费的无限增长为目标，告别近代工业文明以来所形成的“生产主义”(productivism)的主导模式及其意识形态。
西方的发展模式是以“无限增长”为理论出发点和实践归宿的。经济理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讲亦颇富有“理想主义”。与此相呼应的，在自然观上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历史观上则是渊源于犹太—基督教的神学目的论的“进步”这一核心概念。虽然进化论叙事语言多科学性的描述，但其“食物链”等关键概念同时又不断地被后人转换为文化暗喻以描述不同人类族群在进化过程中的高低优劣、蒙昧开化，并以“沿着食物链攀升”来象征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与超越。连布朗这样的环境主义者亦不例外，无意间将“跨越”套入与之相悖的进化论的“食物链”。为我们更熟悉的“进步”观的确给“增长”与“进化”的叙事增加了正义、平等的内容。但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它们在内涵上的差异，而忽视认识与表述中的线性同质。也就是说，这个“历史大叙事”讲述的就是经济无限增长、文明日益进化、社会不断进步的梦。
问题不在“增长”、“进化”、“进步”这些美丽的梦想有无谬误——历史又怎能靠怀旧来改写呢？关键在于这种意识形态设定了一条永无止境的前进道路，并在物质实践中用数字、指标、产量、价值等等量化了。而作为创造主体的人在追求量的无止境增长时，使自身得以“进化”的生命承载系统却是个有限整体，因而作为环境产物的人类自身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增加。人类意识到这个美梦有可能变成恶梦的起因首先就是自身的再生产问题。人口爆炸的现实开始改写历史，使人类在面对其最大的“他者”——自然界时，发现自己首先是依赖于斯的消费者，而非可以对其任意掠夺的征服者。古代的先哲们确曾表述过类似的自然观，但生态学与生态哲学终于将人类的环境意识系统化，并试图通过国家的政策干预和个人生活实践的改变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个沿着生产→人口→消费→生态而拓展的认识论与价值观的模式转移。而理论的任务就是应该将“消费”这一概念重新定位以反思有关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
这样讲首先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人口学与环境史已为我们描述得很清楚：人口的每一轮增长，都是以粮食增产为前提，同时又因需求的膨胀给生态资源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仅在四百年前的明代人口高峰期，中国人口才有六千多万(尽管明代的疆域较目前为小，但却相当于现在百分之九十的汉族人口区域)。虽然明清之间的战乱暂时抑制了人口增长，但随着康乾百余年的稳定繁荣，只用了两百年中国人口就达到了两亿。八十年代美国的中国史学界有所谓“中国中心论”一说，将清帝国头二百年的人口爆炸、农业生态恶化以及所造成的整体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与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动荡联系起来，强调外来力量只不过是加速了帝国的崩溃罢了。这种说法虽有为殖民主义粉饰之嫌，但无论如何指出了众多历史因素中一个主要内因。而至今还像个谜样的问题，就是十九世纪初以降的一个半世纪间中国人口又伴随着人祸天灾由两亿增长到四亿多。答案可能在我们熟知的历史教科书以外：如那些未受或较少受到战乱祸及地区的农业发展、初步的卫生保健之推广、地区性商品经济的发展等。最近的一轮人口翻番只用了短短三十年。把这个问题统统都归于对“二马”(马尔萨斯、马寅初)的批判过于简单化了。大乱初定，调养生息，丰衣足食，人丁兴旺，世代梦想在几亿人身上实现时，其惯性可不是几个先知能阻拦的。更何况这一古老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一旦与现代生产主义相融，其结果只能是以“人多力量大”、“人定胜天”等为标记的人类中心主义之登峰造极。在此理想主义面前，作为生产力的人是伟大的；身为消费者的人，无论认识论上还是道德观上都是渺小的。总之，中国人口在四百年间增长了近二十倍，无论怎样解释，都使我们不能不在经典人口学“生产—人口”的框架内突出“消费”这一关键要素。即不仅承认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无法满足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同样重要的是指出消费(指食品、医药)的算术级数增长是造成人口几何级数增长的前提之一。
从消费的角度反思更是基于现实。在人口与资源、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国在控制人口方面已经为自己也为人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做的就是继续落实现行政策，而不太可能在此之外找到别的灵丹妙药(如大规模的移民早已成为历史)。资源的有限亦已成为共识，而潜力就在如何保证可持续的“利用”、即生态学意义的“消费”上。中国农业、特别是谷物单产在国际上的相对领先地位，恰恰意味着科技投入与政策干预的回馈效益也相对较低。这样讲当然太笼统；中国之大与生态环境之多样化，加上推广利用现有的科技成果，是可以使“绿色革命”再延续一段时间的。这里主要是从理论思路上讲，即“无限增长”是不存在的。而中国农业面临的压力，更是无法仅仅靠增产来解决“谁将喂养中国”的问题。
同控制人口增长、提高粮食产量相比，限制消费的增长则是一个新问题、软指标。说其新，指的是限制消费作为一个问题，目前虽可听到少数人士(如周光召教授等)的关注，却既未形成整体舆论共识，也谈不上国家政策上的全面有效干预。相反，西方供应派经济学刺激消费以求增长的理论在中国至今仍颇有市场。至于少数人的“超前消费”则更有成为主导潮流之趋势。而所谓软，意思是说人的消费水准和习惯比物质的生产与人口的再生产更具文化可塑性。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或“吃饱”后，“吃好”主要是个欲望或“胃口”的标记，直接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与制约。唯其“新”、“软”，从消费谈跨越潜力才更大，更有文章可作。
讨论“食物承载能力”时，文化对消费观与消费方式的“软”干预是经济发展思路或“话语结构”中最弱的一环，连布朗这样的经济学出身的环境主义者亦如是。人类的食物消费是受文化以至宗教戒律制约的。这种制约有利有弊。如印度的多数人口忌食牛肉，对缓解该国的农业压力无疑是一大贡献，因为牛肉如前所述毕竟是一种“高消费”的食物。文化对选择食物的不利因素是制约了人类开发现存可食用物种外的食品资源。但当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食用“禁果”时(如虫类)，就会像祖先们尝试螃蟹、西红柿那样，学会开发利用。汉族(也包括与汉族饮食习惯相近的一些少数民族)食文化之较少禁忌，只要别变成破坏性的消费习惯，没准真可以为人类拓宽食物圈提供一种开放型的思维模式呢！但汉文化食忌较少，除了文化因素外，更是历史上求生存的选择结果。这一口腔文化的“早熟”却又是不利的，使中国在消费选择上也同样更接近“食物承载能力”之极限。
但目前谈论可食用物种的“文化开禁”与经济开发恐为时尚早(因为人类作为整体远未饿到那一步)。重点应是节制消费的内涵型增长。为此首先应该分清“客观需求”与“主观欲望”之间质的差异，而避免将后者也归为“生理”范畴。殊不知今天大量的“需求”正是前人或他人在欲望驱使下“生产”出来的。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私人轿车对美国从社区结构到购物方式、从下决心打海湾战争到中学生偷情的全面影响。当小汽车也成为普通中国人的“必需品”时，又得上哪儿找石油和停车位这类“必需品”呢？
既然我们谈的是“吃”这一最古老永恒的需求与欲望，不妨再举个关于吃糖的例子。前些年在中国颇有点名气的法国人罗兰·巴特曾把糖作为文化符号分析解读了一通。其大意是讲糖从早年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随着近代布尔乔亚的崛起而平民化，并通过一整套甜食文化与“甜蜜”话语交相影响而成形演化，调整改变了西欧社会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甚至情绪媒介。法国人的糖文化毕竟是精致的，而非以量取胜，就连巴特在解构这一“必需品”时也没忘了把人均糖消费两倍于法国人的美国人嘲笑一番，颇有妙玉谈品茶时笑宝玉“驴饮”之趣。但巴特却没提到，欧洲人把糖从奢侈品变成日常必需之发端，同时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贸易秩序之滥觞。由于欧洲当时不能大量生产制糖原料(主要是甘蔗)，随着美洲的“发现”与开发就出现了为满足欧洲市场需求的种植园经济。糖在此背景下成了第一个具有广大消费者市场的、经由洲际贸易而实现的大宗商品。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谈现代性(也就是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出现)，就不能不从糖的这个“第一”说起。同时，人们熟知的所谓大西洋贸易还有个第三级，即随着种植园经济而出现的贩卖非洲人的历史。正是几人欢乐几人愁：白人的“甜蜜”却给黑人结下了如此野蛮的“苦果”。
一部分人欲望的实现不仅严重地扭曲了社会生态，也是对自然生态的掠夺性“改写”，而且并未随着前者关系中的一些变化而发生根本的转变。在今日新殖民主义经济秩序中，国际大资本对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农业的控制方式就是区域性生产的种植园化或物种单一化。这种“国际分工”一方面破坏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在整体上造成区域生态系统的衰退以至崩溃；另一方面对原有自给自足经济的单一性“集约化”则直接把当地人饭碗绑到了国际期货市场的电子显示屏上。所以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抛售者抛出的就是那些为“北方人”种甘蔗、咖啡、可可、水果、水稻、棉花、橡胶等等的“南方人”的生计。而事情的另一面更不易让人察觉：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波动直接受制于产出地环境气候的变化；而后者常就源于物种单一化直接导致的生态资源的枯竭。当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动荡与经济恶化，都同这一大的“人类生态”环境有关。
扯这么远与“消费”有什么关系呢？在现存理论方法的框架内，的确存在着“鸡”与“蛋”孰先孰后的问题。以生产主义为主导叙事的政治经济学，把“需求”看作是“自然”的，生产的无限增长就是为了满足“自然需求”的增长；但实际上生产增长常常就是通过不断地“制造需求”而实现的。后结构主义以来的批评理论有助于解构关于需求自然属性之神话，揭示了欲望转换为物质消费的过程与文化生产和价值选择的同质关系。换言之，文化观、价值观等等不仅是“反映”物质存在的“意识形态”；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物质属性的存在。但文化批评理论在解构两元对立与本质论的同时，也取消了具体政治经济实践中的一切因果关系(或把一切都简单地归为某种近于神秘的“权力关系”)，从而使实践的主体对自身环境的干预要么不可能，要么就是“策略”而已。把生态学意义上的“消费”概念引入以上理论框架，不是为了瓦解政治经济学与文化批评理论，也不是为了简单地拓宽二者的地盘。
理论上，我们不必再争论到底是欲望引出需求、需求创造消费还是消费刺激生产、生产又制造需求，或任意一种线性排列组合。重要的是承认整个自然界、包括人类本身，都是处在一个互为因果的“食物圈”中。因此在这一有限的生态系统中，人首先是作为消费的人而存在(这样讲也似乎更符合生理逻辑，即婴儿出生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能“生产”的)。所以决定人类集体生存的诸多因素中必须包括消费方式的改变。要跨越现有的发展模式就得先跨越现存的消费模式。从这点出发，才谈得上政策对政治经济实践的干预和文化对生活经验的重组：前者侧重的是结构性的社会工程问题，后者更关注于从欲望到行为的个体经验。
李小江对中国社会问题有一形象的概括：我们通过调动一切“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初步解决了“人人有饭吃”这一最基本的“人权”问题，但也“把每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人变成了‘吃饭的人’”。
在讨论限制消费增长时我们不能忘记，对一部分中国人来讲，“吃饭”仍然是个“吃饱”即满足基本需求的问题。尤其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出路只能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控制人口。同时，部分人口的贫困又是以分配不公造成的消费差距为主要特征的。李小江讲的“吃饭的人”是从“饥饿”的意义谈物质贫困对经济政治发展的制约。这一命题上承管仲“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治国之道，更与当前穷富国家间的“人权”之争相通，并透出她与“国情”认同却又不甘只作“吃饭的人”的复杂心态。但在“吃饱”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现实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把“吃饭的人”在语义上放大，指出“吃饭”已不单纯属于关于饥饿的记忆，而更指谓着一部分人过度消费造成的整体性“消化不良”。在终于可以吃饱后，对其生存的最大威胁首先不再是饥饿，而是“贪不择食”引起的种种消化不良。吃得太撑了必然会造成上吐下泻，其污染对今天中国的社会与生态环境来讲尤其不堪负荷。
从“饥饿”到“食欲横流”，凸现了“吃饭的人”的意识嬗变。在此意义讲跨越西方发展模式，就得首先跨越中国自身几千年形成的“吃饭的人”这一“集体无意识”。回过头来看消费观的跨越，是可以从简单的事做起的。一般的看法是，人均谷物消费两百公斤即可“温饱”，三百公斤就是“小康”了。对一般食量的人，三百公斤粮食不但足够，还可以将其中一部分转化为肉、蛋等高蛋白食品。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必要(且不谈未来的可能)在这类指标上也得“赶上”发达国家呢？如果肥胖症、高血压、糖尿病就是“发达”，也许还是“落后”点儿好。想想那些怕得这些“富贵病”的人，要么只吃“糠”咽“菜”却也少了口福，要么整天跑健身房出一身臭汗再量体重，弄得人神经兮兮的，则不“富”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