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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之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于虎口炮火中争夺中国工业命脉的壮丽篇章，是中国内陆航运史上的胜利凯歌，是中国人民不畏艰难、敢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热情的真實写照。同时，它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见证。
二战时期，希特勒入侵法国，将英法联军围困在法国的海滨城市敦刻尔克。就在德军狂轰滥炸后稍事休整之际，英国海军调动所有船只，用9昼夜时间，将被围困的33万盟军和装备，通过英吉利海峡全部运到了英国。这便是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然而，在这次大撤退发生的一年多前，在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十分相似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其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只有走长江水运。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水急浪高，暗礁险滩密布，稍大一点的轮船便不能溯江进川，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转乘能走川江的大马力小船。
1938年春，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员物资从长江下游、华北、华中地区欲进四川而聚集宜昌。1938年10月，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这股撤退潮流一时达到高峰。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滞留人员最多时达到3万余人，待转运入川的货物多达10多万吨。尤其严峻的是，自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只有40多天的中水位，其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若错过这短暂的中水位期，轮船便不能正常在川江上航行。也就是说，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和货物必须在40天内运走，否则就会落入敌手。而此时，能在峡江航行的只有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船队和两艘外轮，按船队单艘运载量200—600吨计算，运送堵塞在宜昌的人员和物资需要一年的时间。
值此危险之际，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挺身领命。直面血火，他巧施奇谋，制定出一套40天完成任务的分段转运紧急抢运计划。他一方面调动指挥所属全部船只，同时临时增加雇工300余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实际征用木船总数超过2000只）。转运过程需要大量的搬运工人，成千上万的宜昌人肩挑背扛，日夜不停，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抢运战斗中。一时间，24艘轮船和2000多只木船不断地在川江上穿梭。
亲历宜昌大撤退的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国共两党紧密合作，为宜昌大撤退成功实施营造了融洽的氛围。
宜昌大撤退的谋划和实施，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始。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国民政府事先已迁往重庆，国民党中央及军事委员会迁到武汉。为了继续推进国共两党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发展南部中共党的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全面抗战的实现。
12月18日，周恩来、王明、博古等到武汉后，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办公处所（大石洋行内），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参加抗战的大本营。在蒋介石的一再邀请下，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动员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第三厅厅长，通过郭沫若团结了一大批有名望的文化界人士，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先后组织了10个演剧队，以及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到工厂、农村、国民党军队中，甚至到敌后进行宣传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作为主持实施宜昌大撤退的总指挥卢作孚先生，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不惜牺牲民生公司利益，成功实施了宜昌大撤退的壮举。这其中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他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首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等同志对他做了许多工作。1937年秋，卢作孚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日本侵占南京后，聚集到武汉的大量抗日物资、人员和工厂撤退到重庆，主要依靠以卢作孚为总经理的民生公司的船只运输。在武汉，周恩来接见了卢作孚，这是他们第一次交往。周恩来支持卢办好民生公司，发展民族航运事业。就在这时，重庆北碚救国会和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罗中典写信给武汉《新华日报》编辑部，询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封信到了周恩来手里，周恩来知道北碚是卢作孚和卢子英经营的地方，他就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地方势力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意义，亲自回信答复了罗中典。罗中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北碚加强了对卢作孚、卢子英的工作，使北碚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发展。武汉失守后，周恩来和卢作孚到了重庆，卢作孚又多次去曾家岩50号会见周恩来。卢作孚作为一个民族实业家，在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以保持自已的地位，在经济上自有一套办法来应付。卢作孚对国民党的斗争，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周恩来和南方局是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其次是通过地方党组织川东特委和北碚中心县委做卢作孚的工作的。三是通过进步人士如陶行知等做卢作孚的统战工作。同时，民生公司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非常重视做卢作孚的统战工作。通过多方面的工作，使卢作孚先生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对共产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深信不疑，从而逐步向共产党靠近。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和公司的利益，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
事实证明，宜昌大撤退是在国共合作形势很融洽的情况下得以顺利实施的。换言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良好氛围，促进了宜昌大撤退这一奇迹的产生。
宜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为宜昌大撤退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大撤退时的宜昌，即是抗战的后方，又是抗战的前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宜昌抗日救亡运动生机勃勃。当时，宜昌有30多个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和演出单位。由于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沦陷，武漢告急的危急时刻，宜昌广大民众群情激愤，宣传演出活动异常活跃，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正是由于国共合作推动群众性抗日运动，在民族灾难面前，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纷纷投入到抗日浪潮中，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当武汉告急，从上海、南京撤至武汉的人员、货物再度撤至宜昌时，素称川鄂咽喉的宜昌，此刻就是中国命运的咽喉。在这种情形之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营造了一种气氛，充分调动宜昌民众和撤退到宜昌的各界人士的爱国情绪，聚合人心，积极配合，同心协力，为宜昌大撤退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先决条件。
党政要员、各界名流云集，一时间宜昌成了湖北的政治中心和抗战动员的指挥中心，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大撤退工作的进展。
武汉沦陷前，从1938年1月开始，湖北省政府、省直党政机关及各社会团体先后由武汉迁至宜昌，10月下旬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撤至宜昌。同期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钱瑛、省委秘书长王翰等，同《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的留汉人员撤往宜昌。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步步紧逼，一些外地救亡组织、著名爱国人士、各界名流以及援华的外国文艺团体，也纷纷西撤来到宜昌。据当时报载，1938年内先后到过宜昌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等众多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于毅夫、程希孟等著名人士、社会贤达也云集宜昌。他们在宜昌进行抗日演讲，号召民众积极抗日。华东及上海等地文艺团体西迁来宜，上海业余剧团、上海影人剧团著名演员赵丹等在宜昌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杨主演《沈阳之夜》，江苏剧团演出《夜光杯》。文艺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谢添、陈波儿等在宜昌积极支持和参与排演抗日救亡剧。贺绿汀在宜昌哀欧拿女子中学组织义演，女作家谢冰莹等在宜昌组织抗战救护活动。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等在宜昌组织全民族的抗日救亡宣传。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同机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病员。
宜昌城大街小巷挤满了西撤的人流，江边码头堆满了西撤的货物。大撤退的悲壮景象更加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集会游行，街头演讲，校园演讲，终日不断。省立图书馆在宜昌设立战时办事处，开展图书借阅活动。华中图书公司宜昌办事处、生活书店宜昌分店在宜昌设点经销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胡绳主编的抗日救亡读物《救中国》由汉口迁到宜昌编辑出版，号召民众积极抗日。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宜昌大撤退各项工作的进展。
中共党组织水上岸上协调一致，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大局积极配合，促使宜昌大撤退取得全面胜利。
宜昌大撤退，既是国共合作历史上的壮丽篇章，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又一生动例证。
宜昌大撤退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作为既是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又是爱国实业家的卢作孚先生功不可没。宜昌至重庆航程近1000公里，沿途经10多个县，险滩达数百处。敌机疯狂地在川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在整个大撤退抢运中损失轮船16艘，116名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更有不计其数的民间船工纤伕、搬运工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同时，营造浩大声势，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充分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动员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大撤退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当时战争形势严峻、市面秩序不稳，从四面八方涌来宜昌的各色人等尚处于惊恐不安的状态下，若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支撑，将会发生什么状况是无法想象的。这方面的工作全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众多的共产党员为主精心安排和组织的。不少爱国知名人士到当时的学院街小学演讲，就是受中共党员、该校校长张一之邀请的。宜昌抗战剧团是当时最活跃的一支文艺团体，而剧团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剧团中共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宜昌大撤退期间，积极宣传，广泛动员，精心组织，全力支援大撤退的一系列工作，都是在中共宜昌特支、中共鄂西工委、湘鄂西区党委等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的。
投入大撤退的全体海员也是宜昌大撤退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在大撤退中，中共在海员中的党组织主动进行配合，当时川江海员中建立有10余个工会组织，其中有几个工会组织就是在中共海委领导下的。中共海委在国共合作期间，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统战方针，经常对海员加强顾全民族利益的教育，一方面积极斗争，争取海员生活的改善，维护海员的利益;另一方面则要求海员必须以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积极投入抢运滞留宜昌的大批人员及战略物资的战斗。正值抢运高潮时，黄色工会组织“中国轮机员联合会”的头目，突然煽动海员为增加工资进行罢工。若不及时制止，必然使大撤退遭受严重挫折。得此消息，中共海委立即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海员工会，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反对罢工，坚守岗位，以大局为重，抓紧时间抢运货物。罢工事件终得平息。全体海员夜以继日，同心协力，奇迹般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的任务。
宜昌大撤退，从1938年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开始，至1938年12月下旬江水低落，拥挤在宜昌大街小巷，江岸码头的人员物资被全部运走，历时40多天胜利结束。
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这天也是法国巴黎沦陷日。德军在敦刻尔克未能得到的东西，日军同样在宜昌也未能得手。这里已没有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也没有哀哀无靠的难民，侵略者占领的不过是一座空城。事后日本方面分析了上海及沿海地区的工厂设备通过宜昌运往重庆等内地的情况后，十分后悔地说：“假定在昭和十五年（1938年）攻占武汉作战时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更大了。”侵略者的遗憾，正体现了宜昌大撤退的伟大功绩，它为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宜昌大撤退的壮举，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见证，其意义是深远的、多方面的。为着民族的利益，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直到最后的胜利，这是最值得载入史册的。正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宜昌大撤退》解说词所述：“1938年从宜昌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作者单位：宜昌市新四军研究会，湖北日报报业集团三峡晚报社） （责任编辑 李赞庭）
二战时期，希特勒入侵法国，将英法联军围困在法国的海滨城市敦刻尔克。就在德军狂轰滥炸后稍事休整之际，英国海军调动所有船只，用9昼夜时间，将被围困的33万盟军和装备，通过英吉利海峡全部运到了英国。这便是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然而，在这次大撤退发生的一年多前，在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十分相似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其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只有走长江水运。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水急浪高，暗礁险滩密布，稍大一点的轮船便不能溯江进川，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转乘能走川江的大马力小船。
1938年春，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员物资从长江下游、华北、华中地区欲进四川而聚集宜昌。1938年10月，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这股撤退潮流一时达到高峰。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滞留人员最多时达到3万余人，待转运入川的货物多达10多万吨。尤其严峻的是，自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只有40多天的中水位，其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若错过这短暂的中水位期，轮船便不能正常在川江上航行。也就是说，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和货物必须在40天内运走，否则就会落入敌手。而此时，能在峡江航行的只有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船队和两艘外轮，按船队单艘运载量200—600吨计算，运送堵塞在宜昌的人员和物资需要一年的时间。
值此危险之际，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挺身领命。直面血火，他巧施奇谋，制定出一套40天完成任务的分段转运紧急抢运计划。他一方面调动指挥所属全部船只，同时临时增加雇工300余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实际征用木船总数超过2000只）。转运过程需要大量的搬运工人，成千上万的宜昌人肩挑背扛，日夜不停，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抢运战斗中。一时间，24艘轮船和2000多只木船不断地在川江上穿梭。
亲历宜昌大撤退的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国共两党紧密合作，为宜昌大撤退成功实施营造了融洽的氛围。
宜昌大撤退的谋划和实施，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始。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国民政府事先已迁往重庆，国民党中央及军事委员会迁到武汉。为了继续推进国共两党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发展南部中共党的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全面抗战的实现。
12月18日，周恩来、王明、博古等到武汉后，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办公处所（大石洋行内），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参加抗战的大本营。在蒋介石的一再邀请下，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动员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第三厅厅长，通过郭沫若团结了一大批有名望的文化界人士，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先后组织了10个演剧队，以及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到工厂、农村、国民党军队中，甚至到敌后进行宣传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作为主持实施宜昌大撤退的总指挥卢作孚先生，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不惜牺牲民生公司利益，成功实施了宜昌大撤退的壮举。这其中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他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首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等同志对他做了许多工作。1937年秋，卢作孚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日本侵占南京后，聚集到武汉的大量抗日物资、人员和工厂撤退到重庆，主要依靠以卢作孚为总经理的民生公司的船只运输。在武汉，周恩来接见了卢作孚，这是他们第一次交往。周恩来支持卢办好民生公司，发展民族航运事业。就在这时，重庆北碚救国会和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罗中典写信给武汉《新华日报》编辑部，询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封信到了周恩来手里，周恩来知道北碚是卢作孚和卢子英经营的地方，他就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地方势力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意义，亲自回信答复了罗中典。罗中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北碚加强了对卢作孚、卢子英的工作，使北碚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发展。武汉失守后，周恩来和卢作孚到了重庆，卢作孚又多次去曾家岩50号会见周恩来。卢作孚作为一个民族实业家，在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以保持自已的地位，在经济上自有一套办法来应付。卢作孚对国民党的斗争，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周恩来和南方局是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其次是通过地方党组织川东特委和北碚中心县委做卢作孚的工作的。三是通过进步人士如陶行知等做卢作孚的统战工作。同时，民生公司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非常重视做卢作孚的统战工作。通过多方面的工作，使卢作孚先生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对共产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深信不疑，从而逐步向共产党靠近。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和公司的利益，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
事实证明，宜昌大撤退是在国共合作形势很融洽的情况下得以顺利实施的。换言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良好氛围，促进了宜昌大撤退这一奇迹的产生。
宜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为宜昌大撤退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大撤退时的宜昌，即是抗战的后方，又是抗战的前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宜昌抗日救亡运动生机勃勃。当时，宜昌有30多个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和演出单位。由于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沦陷，武漢告急的危急时刻，宜昌广大民众群情激愤，宣传演出活动异常活跃，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正是由于国共合作推动群众性抗日运动，在民族灾难面前，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纷纷投入到抗日浪潮中，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当武汉告急，从上海、南京撤至武汉的人员、货物再度撤至宜昌时，素称川鄂咽喉的宜昌，此刻就是中国命运的咽喉。在这种情形之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营造了一种气氛，充分调动宜昌民众和撤退到宜昌的各界人士的爱国情绪，聚合人心，积极配合，同心协力，为宜昌大撤退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先决条件。
党政要员、各界名流云集，一时间宜昌成了湖北的政治中心和抗战动员的指挥中心，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大撤退工作的进展。
武汉沦陷前，从1938年1月开始，湖北省政府、省直党政机关及各社会团体先后由武汉迁至宜昌，10月下旬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撤至宜昌。同期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钱瑛、省委秘书长王翰等，同《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的留汉人员撤往宜昌。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步步紧逼，一些外地救亡组织、著名爱国人士、各界名流以及援华的外国文艺团体，也纷纷西撤来到宜昌。据当时报载，1938年内先后到过宜昌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等众多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于毅夫、程希孟等著名人士、社会贤达也云集宜昌。他们在宜昌进行抗日演讲，号召民众积极抗日。华东及上海等地文艺团体西迁来宜，上海业余剧团、上海影人剧团著名演员赵丹等在宜昌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杨主演《沈阳之夜》，江苏剧团演出《夜光杯》。文艺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谢添、陈波儿等在宜昌积极支持和参与排演抗日救亡剧。贺绿汀在宜昌哀欧拿女子中学组织义演，女作家谢冰莹等在宜昌组织抗战救护活动。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等在宜昌组织全民族的抗日救亡宣传。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同机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病员。
宜昌城大街小巷挤满了西撤的人流，江边码头堆满了西撤的货物。大撤退的悲壮景象更加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集会游行，街头演讲，校园演讲，终日不断。省立图书馆在宜昌设立战时办事处，开展图书借阅活动。华中图书公司宜昌办事处、生活书店宜昌分店在宜昌设点经销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胡绳主编的抗日救亡读物《救中国》由汉口迁到宜昌编辑出版，号召民众积极抗日。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宜昌大撤退各项工作的进展。
中共党组织水上岸上协调一致，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大局积极配合，促使宜昌大撤退取得全面胜利。
宜昌大撤退，既是国共合作历史上的壮丽篇章，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又一生动例证。
宜昌大撤退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作为既是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又是爱国实业家的卢作孚先生功不可没。宜昌至重庆航程近1000公里，沿途经10多个县，险滩达数百处。敌机疯狂地在川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在整个大撤退抢运中损失轮船16艘，116名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更有不计其数的民间船工纤伕、搬运工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同时，营造浩大声势，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充分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动员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大撤退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当时战争形势严峻、市面秩序不稳，从四面八方涌来宜昌的各色人等尚处于惊恐不安的状态下，若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支撑，将会发生什么状况是无法想象的。这方面的工作全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众多的共产党员为主精心安排和组织的。不少爱国知名人士到当时的学院街小学演讲，就是受中共党员、该校校长张一之邀请的。宜昌抗战剧团是当时最活跃的一支文艺团体，而剧团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剧团中共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宜昌大撤退期间，积极宣传，广泛动员，精心组织，全力支援大撤退的一系列工作，都是在中共宜昌特支、中共鄂西工委、湘鄂西区党委等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的。
投入大撤退的全体海员也是宜昌大撤退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在大撤退中，中共在海员中的党组织主动进行配合，当时川江海员中建立有10余个工会组织，其中有几个工会组织就是在中共海委领导下的。中共海委在国共合作期间，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统战方针，经常对海员加强顾全民族利益的教育，一方面积极斗争，争取海员生活的改善，维护海员的利益;另一方面则要求海员必须以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积极投入抢运滞留宜昌的大批人员及战略物资的战斗。正值抢运高潮时，黄色工会组织“中国轮机员联合会”的头目，突然煽动海员为增加工资进行罢工。若不及时制止，必然使大撤退遭受严重挫折。得此消息，中共海委立即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海员工会，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反对罢工，坚守岗位，以大局为重，抓紧时间抢运货物。罢工事件终得平息。全体海员夜以继日，同心协力，奇迹般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的任务。
宜昌大撤退，从1938年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开始，至1938年12月下旬江水低落，拥挤在宜昌大街小巷，江岸码头的人员物资被全部运走，历时40多天胜利结束。
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这天也是法国巴黎沦陷日。德军在敦刻尔克未能得到的东西，日军同样在宜昌也未能得手。这里已没有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也没有哀哀无靠的难民，侵略者占领的不过是一座空城。事后日本方面分析了上海及沿海地区的工厂设备通过宜昌运往重庆等内地的情况后，十分后悔地说：“假定在昭和十五年（1938年）攻占武汉作战时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更大了。”侵略者的遗憾，正体现了宜昌大撤退的伟大功绩，它为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宜昌大撤退的壮举，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见证，其意义是深远的、多方面的。为着民族的利益，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直到最后的胜利，这是最值得载入史册的。正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宜昌大撤退》解说词所述：“1938年从宜昌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作者单位：宜昌市新四军研究会，湖北日报报业集团三峡晚报社）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