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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鉴于此，本刊特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六位学者，对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建构逻辑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解读。
文化兴盛：民族复兴中的道路认同
周东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一个国家最深沉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文化兴盛、文化繁荣”在历史转型中的作用与意义。民族复兴，需要文化兴盛、文化繁荣。
中国近代转型170余年后重提“文化兴盛、文化繁荣”中的“中国精神”塑造，根源在于近代社会的“被动型”转型方式。正是“被动型”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复杂性。
第一是“路径困惑”。由于西方的殖民侵略使得中国可能的“内生发展道路”彻底中断，造成中国在现代化转型的初始阶段，便因战争的接连失败和缺乏与时代发展相适合的文化精神导引而“乱了方寸”。近代历史多次表明，中国由于“自己的路”没有生成，现成的西方道路则又把中国一次次引向衰亡。170余年中国近代史，因“独特的历史命运”，道路问题始终是—个复杂而又必须不断面对的“选择性”话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历史文化悠久深厚……简单临摹西方模式的路一次次遭遇失败，走自己的路则又因“前无古人”而只得步步探索，甚至每走出一步，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才几经探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终于解决了近代民族衰亡的难题。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每当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新的问题，面对新的任务，时代总会提出“走什么路”的问题，这说明当下中国亟需建设与现代文明形态相融合，具有自我特质及道路认同的“中国精神”，用以回应并超越近代社会转型中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路径困惑”。
第二是“实践引领”。如上所述“路径困惑”的形成，源于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由于初始阶段的无所适从，“实践引领”便成了中国道路探索的必然选择。“被动型”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就不得不以实践中“试错”方式展开，并以此为自己的现代化开辟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三者关系时曾经分析，中国道路的形成总是“实践”走在制度和理论之前。实践探索成功了，对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方针再去指导实践，经受实践的多次检验，又被证明成功了，再对成功的经验进行总结，将政策、方针转化为相对稳定的制度，然后再上升为理论，以指导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不断推进党的事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的。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实践中，围绕道路问题，两次决定性的转折都是在实践引领下走出的：第一次是从“笃信西方”转向“马列道路”；第二次是在“马列道路”探索中又从“以俄为师”转向“中国特色”。正因为中国道路探索，始终是实践在前理论在后，因此凡遇见重大问题，就容易产生道路的质疑甚至动摇。对此，需要对自己走过的路有深刻的反思与总结，并及时转化为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第三是“文化自觉”。在“实践引领”下的道路探索，直观看决定了中国近代转型的“实践先导性”特征，可是从文化转型取向分析则多少有了“厚今薄古、重西轻中”的倾向。西方现代化运动早期思想启蒙是以文化主体性确认为初衷的，借此文化成为引领并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中国近代却是在被动挨打的失落局面中无奈面向“文化改造”的，因此，当中国终于面对“文化改造”问题时，已不可能再以文化主体性的确认为主旨，只能走向以技术性、功利性的文化實用主义为方向，即通过文化与历史的自我贬损与否定，试图从西方找到一条走出中国传统社会与历史困局的路，结局当然是一次次的失败。由于中国近代走过一段“自我否定，全盘西化”的路，因此，对今天的中国文化兴盛、文化繁荣而言，“文化自觉”的任务十分艰巨，只有真正找回“文化主体性”，认清“自己是谁”，才能对自己的民族、国家有认同感，对自己脚下的路有认同度，从而对道路、制度、理论抱有信心。
当下中国，正在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近的时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中华文化的兴盛与繁荣。以文化兴盛、文化繁荣为主旨，构建时代的“中国精神”已是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陈方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但也有时代性的缺陷，中国的发展水平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甚至到了康雍乾时期，仍然创造了“落日的辉煌”，本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但这种高度的文化自信被鸦片战争以来的坚船利炮击得粉碎，开始陷入器物上的自卑，故而有“洋务运动”，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甲午之耻宣告器物层面的变革彻底失败，继而陷入制度上的自卑，故而有“戊戌变法”，希望实现“君主立宪”，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试图在制度层面改造中国的又一次尝试，但也很快证明行不通。最终陷入文化上的自卑，所有的危机演变为文化危机，故而有“新文化运动”，希望“改造国民性”，甚至有人提出“全盘西化”。这就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所经历的一个从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的转变过程。亲身感受当时思想界变化的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华民族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过了反复地比较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诚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文化自信的实践基础，而文化自信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是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种体现。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主流与主线。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讲清楚”，即“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并且提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等三个方面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重点正在于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没有脱离中华文明正道，恰恰相反，正是独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牢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中，也正因为如此，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比较起来，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
习近平关于“独特的文化传统”是注定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的第一个独特的论述，进一步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联性。与此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这“三大特色”中，民族特色也自然更加凸显。中国共产党既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的合法性，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代中国新文化
张春美
历史和现实表明，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新范式，重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我党的革命文化，体现新时期的文化自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文化强国发展道路。这里，我们着重指出，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一是明确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政治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根本所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理念，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国家前途命运的第一位要素。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社會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
针对当前我国思想文化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针对各类社会主义“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缥缈论”等错误观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分析和阐述中国发展矛盾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努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与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坚定文化自信，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是科学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外化和具体呈现，归根结底就是价值观自信。价值观的力量，比生存的需要更崇高，比血浓于水的亲情更博大，它为人生赋值、为社会定规、给国家赋形。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和公民，就有什么样的精神取向、路径和实践行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决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十八大以来，面对更加开放的社会结构、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判断、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我们始终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魂聚力，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丽，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奋斗目标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引领。
三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化繁荣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重大问题，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价值，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立场。这意味着，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和建制者，是文化发展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共建共享的文化，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因此，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和压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价值排序的首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握人民大众对文化产品质量、品位、风格等新要求，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要求贯彻于文化强国的各项建设活动之中，以各种文化活动、文化产品、文化作品为载体，借助文化的渗透力和感染力，丰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保障和改善文化民生，在资本、权力等物的力量扩张中保持人民主体性。
四是筑牢筑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创新基础。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和发展。只有站在时代前沿，引领风气之先，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发挥更大威力。习近平指出：“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 对创新的高度关注和着力倡导，是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不竭动力。十八大的文化实践表明，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正是通过改革创新，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积极作用的体制机制，文化生产力得以进一步释放。
一方面，文化创新与文化体制改革相联系。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重大文化工程，健全文化管理体制，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先进文化提高了文化创造、生产和传播能力。尤其是近年来以科技创新为强大动力，融科技创新、文化原创、体育休闲、创意研发等于一体的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推动创新的想象力和创意的审美价值在文化产品、文化产业中充分展现。另一方面，以创新的方式向世界传播好中国故事。通过提炼和阐释话语体系，创新“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的人文交流机制。通过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网络传播等方式，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讲好中国故事，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识。
建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姚蓓琴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在于建构一个向善向上、健康文明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建构过程，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具体化、生括化、日常化、形象化，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过程。
1.在与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结合中“落地”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有着鲜明的中华文化的特点，如和谐——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诚信、友善——厚德载物的精神品质，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文化基因。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基本要求还是培育践行，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上，一定要结合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基因，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中的重要地位，远离这块坚实的文化土壤，核心价值观就是空中楼阁；“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坚持实事求是辩证思维，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过程中，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就是要将源于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生活但具有高度哲学抽象的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众的生活日常，这样才能使之鲜活有效、生机勃勃、代代相传。
2.在与中国道路探索前行的结合中“实践”核心价值观
中国道路的探索孕育、明晰了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中国道路的探索从大历史纬度可以追溯上下五千年，从狭义的角度看，可以纵观1840年以来反帝反封建、逐步走向科学民主的现代化历史。这条道路上承载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是一段历经坎坷艰难却百折不挠的民族振兴史，这是一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功走出来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道路的探索，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涵。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在中国道路的探索实践中才能绽放活力和力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我们将面对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如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社会公正与阶层流动，成果共享与民众的获得感，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与世界话语权、话语力，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外交关系与国家安全，尤其是如何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一系列时代问题。在直面和解决时代问题中实践、坚固、完善的核心价值观才会有生命力、感召力、凝聚力，也才能成为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因此，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游离于正在进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的大时代、大语境而自说自话、好高骛远，纠缠于概念，热衷于形式，而是要在当下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前行中，坚定价值理想、实践价值追求、直面价值问题、实现价值目标。
3.在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结合中“落实”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这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总书记用很朴实的语言强调了我党的根本宗旨，阐明了治国理政的目标任务。人民的向往就是当前的重点工作，这个向往包括：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到实处，这个实处就是人民的愿景，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体现和践行的核心价值观，才会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追求，也才能成为名副其实、具有广泛社会共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王强
在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积极探索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力、控制力、引导力的战略策略方法路径。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在原则上要坚持“四个统一”。
1.坚持高扬“主义”和解决问题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坚持党性和坚持人民性相一致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过程中，不断探索高扬主义与解决问题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习近平同志面对治国理政的新常态，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特别是总结中國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这明确告诉我们，“主义”不是抽象的口号和标签，高扬“主义”是因为“主义”能够指导我们解决“问题”。高扬“主义”，就是坚持党性原则，核心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问题，就是坚持人民性，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这是习近平同志关于高扬“主义”和解决问题有机统一的重要观点，是对中国共产党人90多年艰苦探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开辟了高扬“主义”和解决问题有机统一的新阶段。 2.坚持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的有机统一，使意识形态既具极强凝聚力又有强大生命力
理论自信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对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具有充分的认同感、自豪感和神圣感，对理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有着坚定的信心。共产党人历来强调理论自信。我们的理论自信，不仅仅源自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价值性，源自理论自身的逻辑魅力和洞察能力，更源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新经验、概括新观点、形成新思想、创立新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的时代需要理论自信，改革的时代呼唤理论创新。自信的理论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并取得巨大成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实践又成为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3.坚持一元化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正确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同利益诉求。
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多样性是辩证统一的，正因为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才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不动摇的基本原则，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引导力，使整个民族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处使。同时，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要尊重多样，包容差异，既反对以一元化取代多样性，又要反对以多样性否定一元化。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与多样性并存的基本特征，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时刻关注意識形态领域的变化与动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4.坚持包容性和批判性的有机统一。既不搞意识形态霸权也不搞意识形态依附
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是指承认和尊重各种意识形态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积极吸收和借鉴各种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文明成果，反对一切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是指反思、分析各种意识形态，不以任何形式迷信某种意识形态，也不盲目接受强加于己的意识形态，决不搞意识形态依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特征，决定其具有博大宽阔的胸怀，是博采古今中外文化之优长、广集世间百家文化之精华的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批判性相统一是时代赋予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要尊重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客观分析、正确对待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现实，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地位不动摇的同时，坚持通过实践来评判其他意识形态，汲取合理因素为我所用，批判糟粕腐朽，与时俱进。对于错误的意识形态，必须敢于亮剑，从理论上揭露本质，从思想上肃清流毒，决不允许消解意志、毒害民众、涣散民心。
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
杨悦
中国的全面改革已进入新的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和目标，更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制度体系、真正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凝聚力的保障。
1.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把准方向，坚守信念
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也就是说，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统领。而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也离不开国家治理文化建设的支持，要靠各种治理文化建设措施来落实，使得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
价值引领的另一层含义还蕴含着如何对待文化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属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明确指出“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同时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但随着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企业被片面的经济效益冲昏头脑，甚至认为能创造“经济效益”就是文化产业的唯一目标。针对这一错误导向，习近平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上明确指出“文化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不能满身都是铜臭味”，“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此，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力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是文化治理的应有之义。
2.文化体制的“文化治理”——文化立国。文化立法
在文化建设过程中，转变政府角色和职能，实现从“管”到“治”的转变，即改变传统的以行政命令、政策规章来“管”的做法，而是根据法律构建“文化立国”的制度和管理模式。对于中国而言，可直接组建“国字头”的文化领导管理体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文化法律保障体系和行动纲领。如尽快出台《文化产业振兴法》并以此为文化产业的基本法，完善文化产业门类的部门促进法等，通过高质量的顶层立法实现国家干预方式的合理转型。
其次，理顺文化管理体制，打破传统文化管理领域的条块分割局面，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面向统一市场的综合文化管理机构。同时，逐渐转变“政府投入管理型”的方式，注重文化行业协会对政府职能的延伸。实现政府简政放权，进一步理清职责，更重要的是发挥宏观调节和管理的作用，突出对事前、事中、事后的调节监管，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出发，为文化发展搭建平台、制定规划和提供服务。
再者，扩展文化发展主体，建立“多元、多层、多样、多渠道”的企业主体和资本结构。“多元主体”强调面向市场的“需求主导”，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减少政府对文化企业的干预，鼓励民营资本、外资投入文化产业，鼓励文化领域的市场创新活动，给各种文化创造活动留足充分的社会空间。
3.市场体系的“文化治理”——完善市场，做大做强
从文化市场来看，我国文化产业长期面临难以在集约化基础之上做大做强，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文化企业，文化产品数量庞大但质量参差不齐、文化服务水平不高、城乡文化产业差距较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文化要素市场的不健全、不完善、不成熟密不可分。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就是要为文化企业发展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为文化企业进行跨行业跨所有制重组并购、做大做强提供各种可能性，从而推动文化企业走向文化发展的“中心”，真正实现由政府为主体的文化发展格局向企业为主体的格局转变。
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就是要健全完善以文化产品市场、文化要素市场、文化服务市场、文化人才市场为主导的分类市场体系，明晰产权主体关系、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畅通产品服务流程，并提供包括信息、技术、法律、保险、咨询、人才等在内的中介服务，充分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以法律制度与市场规律作为产业发展的准则和动力。只有多元文化竞争、多种所有制文化企业并存，才能使文化发展的活力进发；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文化资源和市场要素的全国流动，才能从根本点上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建立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责任编辑王玉）
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鉴于此，本刊特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六位学者，对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建构逻辑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解读。
文化兴盛：民族复兴中的道路认同
周东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一个国家最深沉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文化兴盛、文化繁荣”在历史转型中的作用与意义。民族复兴，需要文化兴盛、文化繁荣。
中国近代转型170余年后重提“文化兴盛、文化繁荣”中的“中国精神”塑造，根源在于近代社会的“被动型”转型方式。正是“被动型”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复杂性。
第一是“路径困惑”。由于西方的殖民侵略使得中国可能的“内生发展道路”彻底中断，造成中国在现代化转型的初始阶段，便因战争的接连失败和缺乏与时代发展相适合的文化精神导引而“乱了方寸”。近代历史多次表明，中国由于“自己的路”没有生成，现成的西方道路则又把中国一次次引向衰亡。170余年中国近代史，因“独特的历史命运”，道路问题始终是—个复杂而又必须不断面对的“选择性”话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历史文化悠久深厚……简单临摹西方模式的路一次次遭遇失败，走自己的路则又因“前无古人”而只得步步探索，甚至每走出一步，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才几经探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终于解决了近代民族衰亡的难题。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每当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新的问题，面对新的任务，时代总会提出“走什么路”的问题，这说明当下中国亟需建设与现代文明形态相融合，具有自我特质及道路认同的“中国精神”，用以回应并超越近代社会转型中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路径困惑”。
第二是“实践引领”。如上所述“路径困惑”的形成，源于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由于初始阶段的无所适从，“实践引领”便成了中国道路探索的必然选择。“被动型”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就不得不以实践中“试错”方式展开，并以此为自己的现代化开辟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三者关系时曾经分析，中国道路的形成总是“实践”走在制度和理论之前。实践探索成功了，对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方针再去指导实践，经受实践的多次检验，又被证明成功了，再对成功的经验进行总结，将政策、方针转化为相对稳定的制度，然后再上升为理论，以指导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不断推进党的事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的。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实践中，围绕道路问题，两次决定性的转折都是在实践引领下走出的：第一次是从“笃信西方”转向“马列道路”；第二次是在“马列道路”探索中又从“以俄为师”转向“中国特色”。正因为中国道路探索，始终是实践在前理论在后，因此凡遇见重大问题，就容易产生道路的质疑甚至动摇。对此，需要对自己走过的路有深刻的反思与总结，并及时转化为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第三是“文化自觉”。在“实践引领”下的道路探索，直观看决定了中国近代转型的“实践先导性”特征，可是从文化转型取向分析则多少有了“厚今薄古、重西轻中”的倾向。西方现代化运动早期思想启蒙是以文化主体性确认为初衷的，借此文化成为引领并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中国近代却是在被动挨打的失落局面中无奈面向“文化改造”的，因此，当中国终于面对“文化改造”问题时，已不可能再以文化主体性的确认为主旨，只能走向以技术性、功利性的文化實用主义为方向，即通过文化与历史的自我贬损与否定，试图从西方找到一条走出中国传统社会与历史困局的路，结局当然是一次次的失败。由于中国近代走过一段“自我否定，全盘西化”的路，因此，对今天的中国文化兴盛、文化繁荣而言，“文化自觉”的任务十分艰巨，只有真正找回“文化主体性”，认清“自己是谁”，才能对自己的民族、国家有认同感，对自己脚下的路有认同度，从而对道路、制度、理论抱有信心。
当下中国，正在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近的时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中华文化的兴盛与繁荣。以文化兴盛、文化繁荣为主旨，构建时代的“中国精神”已是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陈方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但也有时代性的缺陷，中国的发展水平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甚至到了康雍乾时期，仍然创造了“落日的辉煌”，本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但这种高度的文化自信被鸦片战争以来的坚船利炮击得粉碎，开始陷入器物上的自卑，故而有“洋务运动”，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甲午之耻宣告器物层面的变革彻底失败，继而陷入制度上的自卑，故而有“戊戌变法”，希望实现“君主立宪”，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试图在制度层面改造中国的又一次尝试，但也很快证明行不通。最终陷入文化上的自卑，所有的危机演变为文化危机，故而有“新文化运动”，希望“改造国民性”，甚至有人提出“全盘西化”。这就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所经历的一个从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的转变过程。亲身感受当时思想界变化的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华民族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过了反复地比较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诚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文化自信的实践基础，而文化自信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是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种体现。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主流与主线。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讲清楚”，即“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并且提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等三个方面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重点正在于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没有脱离中华文明正道，恰恰相反，正是独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牢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中，也正因为如此，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比较起来，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
习近平关于“独特的文化传统”是注定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的第一个独特的论述，进一步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联性。与此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这“三大特色”中，民族特色也自然更加凸显。中国共产党既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的合法性，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代中国新文化
张春美
历史和现实表明，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新范式，重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我党的革命文化，体现新时期的文化自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文化强国发展道路。这里，我们着重指出，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一是明确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政治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根本所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理念，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国家前途命运的第一位要素。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社會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
针对当前我国思想文化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针对各类社会主义“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缥缈论”等错误观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分析和阐述中国发展矛盾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努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与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坚定文化自信，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是科学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外化和具体呈现，归根结底就是价值观自信。价值观的力量，比生存的需要更崇高，比血浓于水的亲情更博大，它为人生赋值、为社会定规、给国家赋形。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和公民，就有什么样的精神取向、路径和实践行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决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十八大以来，面对更加开放的社会结构、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判断、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我们始终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魂聚力，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丽，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奋斗目标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引领。
三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化繁荣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重大问题，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价值，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立场。这意味着，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和建制者，是文化发展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共建共享的文化，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因此，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和压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价值排序的首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握人民大众对文化产品质量、品位、风格等新要求，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要求贯彻于文化强国的各项建设活动之中，以各种文化活动、文化产品、文化作品为载体，借助文化的渗透力和感染力，丰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保障和改善文化民生，在资本、权力等物的力量扩张中保持人民主体性。
四是筑牢筑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创新基础。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和发展。只有站在时代前沿，引领风气之先，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发挥更大威力。习近平指出：“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 对创新的高度关注和着力倡导，是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不竭动力。十八大的文化实践表明，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正是通过改革创新，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积极作用的体制机制，文化生产力得以进一步释放。
一方面，文化创新与文化体制改革相联系。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重大文化工程，健全文化管理体制，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先进文化提高了文化创造、生产和传播能力。尤其是近年来以科技创新为强大动力，融科技创新、文化原创、体育休闲、创意研发等于一体的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推动创新的想象力和创意的审美价值在文化产品、文化产业中充分展现。另一方面，以创新的方式向世界传播好中国故事。通过提炼和阐释话语体系，创新“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的人文交流机制。通过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网络传播等方式，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讲好中国故事，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识。
建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姚蓓琴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在于建构一个向善向上、健康文明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建构过程，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具体化、生括化、日常化、形象化，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过程。
1.在与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结合中“落地”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有着鲜明的中华文化的特点，如和谐——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诚信、友善——厚德载物的精神品质，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文化基因。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基本要求还是培育践行，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上，一定要结合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基因，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中的重要地位，远离这块坚实的文化土壤，核心价值观就是空中楼阁；“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坚持实事求是辩证思维，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过程中，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就是要将源于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生活但具有高度哲学抽象的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众的生活日常，这样才能使之鲜活有效、生机勃勃、代代相传。
2.在与中国道路探索前行的结合中“实践”核心价值观
中国道路的探索孕育、明晰了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中国道路的探索从大历史纬度可以追溯上下五千年，从狭义的角度看，可以纵观1840年以来反帝反封建、逐步走向科学民主的现代化历史。这条道路上承载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是一段历经坎坷艰难却百折不挠的民族振兴史，这是一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功走出来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道路的探索，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涵。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在中国道路的探索实践中才能绽放活力和力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我们将面对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如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社会公正与阶层流动，成果共享与民众的获得感，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与世界话语权、话语力，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外交关系与国家安全，尤其是如何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一系列时代问题。在直面和解决时代问题中实践、坚固、完善的核心价值观才会有生命力、感召力、凝聚力，也才能成为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因此，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游离于正在进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的大时代、大语境而自说自话、好高骛远，纠缠于概念，热衷于形式，而是要在当下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前行中，坚定价值理想、实践价值追求、直面价值问题、实现价值目标。
3.在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结合中“落实”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这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总书记用很朴实的语言强调了我党的根本宗旨，阐明了治国理政的目标任务。人民的向往就是当前的重点工作，这个向往包括：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到实处，这个实处就是人民的愿景，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体现和践行的核心价值观，才会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追求，也才能成为名副其实、具有广泛社会共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王强
在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积极探索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力、控制力、引导力的战略策略方法路径。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在原则上要坚持“四个统一”。
1.坚持高扬“主义”和解决问题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坚持党性和坚持人民性相一致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过程中，不断探索高扬主义与解决问题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习近平同志面对治国理政的新常态，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特别是总结中國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这明确告诉我们，“主义”不是抽象的口号和标签，高扬“主义”是因为“主义”能够指导我们解决“问题”。高扬“主义”，就是坚持党性原则，核心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问题，就是坚持人民性，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这是习近平同志关于高扬“主义”和解决问题有机统一的重要观点，是对中国共产党人90多年艰苦探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开辟了高扬“主义”和解决问题有机统一的新阶段。 2.坚持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的有机统一，使意识形态既具极强凝聚力又有强大生命力
理论自信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对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具有充分的认同感、自豪感和神圣感，对理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有着坚定的信心。共产党人历来强调理论自信。我们的理论自信，不仅仅源自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价值性，源自理论自身的逻辑魅力和洞察能力，更源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新经验、概括新观点、形成新思想、创立新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的时代需要理论自信，改革的时代呼唤理论创新。自信的理论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并取得巨大成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实践又成为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3.坚持一元化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正确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同利益诉求。
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多样性是辩证统一的，正因为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才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不动摇的基本原则，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引导力，使整个民族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处使。同时，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要尊重多样，包容差异，既反对以一元化取代多样性，又要反对以多样性否定一元化。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与多样性并存的基本特征，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时刻关注意識形态领域的变化与动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4.坚持包容性和批判性的有机统一。既不搞意识形态霸权也不搞意识形态依附
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是指承认和尊重各种意识形态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积极吸收和借鉴各种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文明成果，反对一切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是指反思、分析各种意识形态，不以任何形式迷信某种意识形态，也不盲目接受强加于己的意识形态，决不搞意识形态依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特征，决定其具有博大宽阔的胸怀，是博采古今中外文化之优长、广集世间百家文化之精华的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批判性相统一是时代赋予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要尊重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客观分析、正确对待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现实，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地位不动摇的同时，坚持通过实践来评判其他意识形态，汲取合理因素为我所用，批判糟粕腐朽，与时俱进。对于错误的意识形态，必须敢于亮剑，从理论上揭露本质，从思想上肃清流毒，决不允许消解意志、毒害民众、涣散民心。
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
杨悦
中国的全面改革已进入新的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和目标，更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制度体系、真正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凝聚力的保障。
1.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把准方向，坚守信念
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也就是说，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统领。而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也离不开国家治理文化建设的支持，要靠各种治理文化建设措施来落实，使得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
价值引领的另一层含义还蕴含着如何对待文化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属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明确指出“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同时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但随着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企业被片面的经济效益冲昏头脑，甚至认为能创造“经济效益”就是文化产业的唯一目标。针对这一错误导向，习近平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上明确指出“文化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不能满身都是铜臭味”，“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此，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力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是文化治理的应有之义。
2.文化体制的“文化治理”——文化立国。文化立法
在文化建设过程中，转变政府角色和职能，实现从“管”到“治”的转变，即改变传统的以行政命令、政策规章来“管”的做法，而是根据法律构建“文化立国”的制度和管理模式。对于中国而言，可直接组建“国字头”的文化领导管理体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文化法律保障体系和行动纲领。如尽快出台《文化产业振兴法》并以此为文化产业的基本法，完善文化产业门类的部门促进法等，通过高质量的顶层立法实现国家干预方式的合理转型。
其次，理顺文化管理体制，打破传统文化管理领域的条块分割局面，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面向统一市场的综合文化管理机构。同时，逐渐转变“政府投入管理型”的方式，注重文化行业协会对政府职能的延伸。实现政府简政放权，进一步理清职责，更重要的是发挥宏观调节和管理的作用，突出对事前、事中、事后的调节监管，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出发，为文化发展搭建平台、制定规划和提供服务。
再者，扩展文化发展主体，建立“多元、多层、多样、多渠道”的企业主体和资本结构。“多元主体”强调面向市场的“需求主导”，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减少政府对文化企业的干预，鼓励民营资本、外资投入文化产业，鼓励文化领域的市场创新活动，给各种文化创造活动留足充分的社会空间。
3.市场体系的“文化治理”——完善市场，做大做强
从文化市场来看，我国文化产业长期面临难以在集约化基础之上做大做强，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文化企业，文化产品数量庞大但质量参差不齐、文化服务水平不高、城乡文化产业差距较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文化要素市场的不健全、不完善、不成熟密不可分。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就是要为文化企业发展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为文化企业进行跨行业跨所有制重组并购、做大做强提供各种可能性，从而推动文化企业走向文化发展的“中心”，真正实现由政府为主体的文化发展格局向企业为主体的格局转变。
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就是要健全完善以文化产品市场、文化要素市场、文化服务市场、文化人才市场为主导的分类市场体系，明晰产权主体关系、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畅通产品服务流程，并提供包括信息、技术、法律、保险、咨询、人才等在内的中介服务，充分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以法律制度与市场规律作为产业发展的准则和动力。只有多元文化竞争、多种所有制文化企业并存，才能使文化发展的活力进发；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文化资源和市场要素的全国流动，才能从根本点上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建立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责任编辑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