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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17日，青年留美学生胡适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庄重宣言：“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亘古未有的文学革命第一声由此发出。
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
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直不为朋友们所待见。有朋友在他由康奈尔大学去哥伦比亚大学时作诗嘲笑：“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他心中何尝不“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他已拿定主意，文学革命先从诗进行尝试。他亦作诗赠与朋友：“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伤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这在当时可谓是爆炸性的提法，受到朋友们的质疑，其中尤以好友梅觐庄（1890-1945，梅光迪，字觐庄，安徽宣城人，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为最。
1916年6月，胡适路过康奈尔大学，在这里与朋友们聚会了几天，他们所热议的话题，已是中国文学改革的方法了。胡适胸有成竹，自有改革的方法，他自述：“这时候我已有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诗曲。”
一言以蔽之，文学必须要通俗化，要面向大众。这种变革就小说、散文等而言，比较容易，且前人已有尝试，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可诗就另有一说了。胡适把自己的心得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朋友，他们也以为不无道理，其中对文学革命成见最深的梅觐庄来信喝彩道：“骤言俚语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但又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梅觐庄的意见很有代表性，甚为留学生们认同。
胡适说： “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一个问题上。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当时我打定主意，要做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造白话诗。”
第一首白话诗诞生了
机会来了。同年7月的一天，任叔永（1886-1961，任鸿隽，字叔永，浙江吴兴人，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将自己的《泛湖即事诗》送予胡适。这是首四言长篇记事诗，记得是任叔永和朋友们游览凯约嘉湖。其中写船驶近岸边因波浪而翻侧乘船的一段，任叔永认为最佳，胡适看了非但不勉励一番，反而泼了一瓢冷水：“诗中写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不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无一精彩。”同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之死句”。
一首游戏之作的诗，被胡适以文学革命的标准说得一无是处。作者倒没有什么多大的反应，可梅觐庄觉得胡适太自以为是了，便去了封长信，很是数落了一通，不同意所谓古字皆死，白话皆活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诗文是诗人和艺术家的专利，其“高文美艺”的境界，岂是“村农伧父”所能企及。胡适读了信后，知道这次是再也通融不了，于22日索性用白话写了一首诗，全诗105行，5大段，千字左右，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就这样诞生了。仅摘录部分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
这首白话诗多半是青年朋友赌气争强的游戏，没曾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梅觐庄读罢说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致函胡适嘲讽道：“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他还不顾多年的朋友情分，尖刻地讥讽胡适如名邀誉，甚至颇为吓人地说“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警告胡适“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这些“最后忠告”，在朋友圈中很有市场，胡适的白话诗，一时成为笑谈。
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
自受了梅觐庄的奚落后，胡适一点也不灰心丧气，而是从唐宋以来的古籍中寻章摘句，以证明白话诗古已有之，现在的白话诗不过是在古之白话诗之上的尝试而已。笔者据《胡适日记》，不妨摘出少许例句：
杜甫的白话诗如“漫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陆游的白话诗如“温温地炉红，皎皎纸窗白；忽闻啄木声，疑是敲门客”；柳永的白话词如“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元曲杂剧之白话更是举不胜举。胡适之所以费了这番功夫，旨在说明白话作文作诗，是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而他并非是始作俑者。
但他的白话作诗的主张就是得不到回应，圈内的朋友无一赞同。可他却在与朋友们的讨论中，越辩越明，越辩越树立起“文学革命”的自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
8月4日，胡适在另一封致朋友的信中，语气则更为悲壮：“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能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然我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志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我，则开辟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
大洋彼岸的胡适，对文学革命的前程依然迷茫。他说：“我心里最感觉失望的，是我平时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
此后，他潜心尝试作白话诗，并以几首白话诗结集为《尝试集》。他的文学革命主张的真正实施，是在一年后回到国内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改为北大同人刊物而完成的。
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号首次发表白话新诗9首，其中胡适4首，沈尹默3首，刘半农2首。这里限于篇幅，仅录胡适的《一念》如下：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嘉湖边/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这9首白话新诗是文学革命倡导以来，第一批呱呱坠地的新生儿，如此稚嫩的第一声，所反映的则是孕育者的胆略和才识，白话新诗在百年间，变革创新，总是体现着时代的精神，而它的创立者和开拓者，则无疑是胡适。
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
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直不为朋友们所待见。有朋友在他由康奈尔大学去哥伦比亚大学时作诗嘲笑：“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他心中何尝不“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他已拿定主意，文学革命先从诗进行尝试。他亦作诗赠与朋友：“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伤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这在当时可谓是爆炸性的提法，受到朋友们的质疑，其中尤以好友梅觐庄（1890-1945，梅光迪，字觐庄，安徽宣城人，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为最。
1916年6月，胡适路过康奈尔大学，在这里与朋友们聚会了几天，他们所热议的话题，已是中国文学改革的方法了。胡适胸有成竹，自有改革的方法，他自述：“这时候我已有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诗曲。”
一言以蔽之，文学必须要通俗化，要面向大众。这种变革就小说、散文等而言，比较容易，且前人已有尝试，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可诗就另有一说了。胡适把自己的心得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朋友，他们也以为不无道理，其中对文学革命成见最深的梅觐庄来信喝彩道：“骤言俚语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但又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梅觐庄的意见很有代表性，甚为留学生们认同。
胡适说： “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一个问题上。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当时我打定主意，要做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造白话诗。”
第一首白话诗诞生了
机会来了。同年7月的一天，任叔永（1886-1961，任鸿隽，字叔永，浙江吴兴人，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将自己的《泛湖即事诗》送予胡适。这是首四言长篇记事诗，记得是任叔永和朋友们游览凯约嘉湖。其中写船驶近岸边因波浪而翻侧乘船的一段，任叔永认为最佳，胡适看了非但不勉励一番，反而泼了一瓢冷水：“诗中写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不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无一精彩。”同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之死句”。
一首游戏之作的诗，被胡适以文学革命的标准说得一无是处。作者倒没有什么多大的反应，可梅觐庄觉得胡适太自以为是了，便去了封长信，很是数落了一通，不同意所谓古字皆死，白话皆活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诗文是诗人和艺术家的专利，其“高文美艺”的境界，岂是“村农伧父”所能企及。胡适读了信后，知道这次是再也通融不了，于22日索性用白话写了一首诗，全诗105行，5大段，千字左右，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就这样诞生了。仅摘录部分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
这首白话诗多半是青年朋友赌气争强的游戏，没曾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梅觐庄读罢说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致函胡适嘲讽道：“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他还不顾多年的朋友情分，尖刻地讥讽胡适如名邀誉，甚至颇为吓人地说“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警告胡适“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这些“最后忠告”，在朋友圈中很有市场，胡适的白话诗，一时成为笑谈。
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
自受了梅觐庄的奚落后，胡适一点也不灰心丧气，而是从唐宋以来的古籍中寻章摘句，以证明白话诗古已有之，现在的白话诗不过是在古之白话诗之上的尝试而已。笔者据《胡适日记》，不妨摘出少许例句：
杜甫的白话诗如“漫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陆游的白话诗如“温温地炉红，皎皎纸窗白；忽闻啄木声，疑是敲门客”；柳永的白话词如“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元曲杂剧之白话更是举不胜举。胡适之所以费了这番功夫，旨在说明白话作文作诗，是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而他并非是始作俑者。
但他的白话作诗的主张就是得不到回应，圈内的朋友无一赞同。可他却在与朋友们的讨论中，越辩越明，越辩越树立起“文学革命”的自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
8月4日，胡适在另一封致朋友的信中，语气则更为悲壮：“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能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然我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志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我，则开辟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
大洋彼岸的胡适，对文学革命的前程依然迷茫。他说：“我心里最感觉失望的，是我平时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
此后，他潜心尝试作白话诗，并以几首白话诗结集为《尝试集》。他的文学革命主张的真正实施，是在一年后回到国内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改为北大同人刊物而完成的。
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号首次发表白话新诗9首，其中胡适4首，沈尹默3首，刘半农2首。这里限于篇幅，仅录胡适的《一念》如下：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嘉湖边/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这9首白话新诗是文学革命倡导以来，第一批呱呱坠地的新生儿，如此稚嫩的第一声，所反映的则是孕育者的胆略和才识，白话新诗在百年间，变革创新，总是体现着时代的精神，而它的创立者和开拓者，则无疑是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