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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我更敬佩他在五十七岁后，还勇敢地走出国门，有些决绝地漂泊异乡。他曾说过：“一切崩溃殆尽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在绝望中求永生。’”如果他当年不是决然地悄无声息地出走，就不会有今天如此不同凡响的归来。他极有可能湮没于滚滚红尘，或是消失于漫漫俗世，从而使世间不曾有过木心。
他是以出走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人生的自我救赎及生命的自我涅槃，然后再用归来证明他的存在和价值。这是他所崇尚的尼采式的廻然独立与精神取向。
2011年12月，八十五岁的木心终老于故乡。他在弥留之际，看着木心美术馆的设计图，喃喃地讲：“风啊，水啊，一顶桥。”风啊，水啊，是自然界自由的精灵，是尘世间匆匆的过客。他是眷恋，还是告别？他是皈依，还是超然？反正他是通过这顶桥从上穷碧落的此岸走向了心无挂碍的彼岸。
——题记
我在《岁月留香访巴老》一文的开头写道：“如果和大师相处在同一时代而无缘相识或相见的话，那也许是人生的遗憾。但仔细想想，只要能承受到大师的思想光泽和人文精神，也就是人生幸事了。”
近年来，那位“横穿出世”、颇受文学艺术界关注的木心，据说他的散文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一起被收入《美国文学史》教程。他在我国宝岛台湾和纽约华人圈中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物和传奇大师。他的“木心故居”和“木心美术馆”也已成为江南古镇乌镇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我与木心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一起办展览相识共事一年多，天天相见，现在看来也算是幸事了。
1980年初，当时的上海市手工业局在上海工业展览中心搞了个“上海市工艺美术展销会”。这是一个规模甚大且长设性的以外销为主的会展，将展览中心的西二馆全部包了下来，展出面积达三千多平方米，集中了上海及全国各地的工艺美术精品，如玉雕、牙雕、木雕、瓷器、漆器、铜器、珠宝、首饰及书画、篆刻、文房用品等，共计有三万多种。在当时的上海乃至海外颇有影响，有“东方艺术宫”之称。为了设计布展，手工业局从当时的工艺美术系统中抽调了一部分会画画写字的人员成立了设计组。我也忝列其中，来到了西二馆二楼夹层的工作室。
木心那时叫孙牧心，他是设计组的负责人，工美展销会那三个环形的会标就是他设计的。他当时已五十五岁，中等身材，面容清癯，眼睛很大，且微凹而带有稍黑的眼晕，嘴巴也大，嘴角微微向上翘起，显得颇为自信，总之外貌有些洋气。他说话的语速缓慢，声调不高，是那种带有浙江乡音的老派上海话。他当时正在装牙齿，全口牙拔得仅剩门牙二颗，因此说话也有些漏风。只是他的穿着给我的感觉很另类，如在深秋，我们都已穿着外套长裤，他却是上身一件大红短袖T恤，下是一条西短裤。
那时对人的了解大都是背后议论或小道消息，有人说他是大地主出身，曾去过台湾，后来在1949年又回来了。他不仅会画画，而且钢琴也弹得不错。解放后吃过几趟官司（坐牢），一直在厂里（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监督劳动，现在总算平反了，他从未结过婚。当时手工业局的局长胡铁生是一位喜欢书画篆刻的老干部，对他颇赏识，不仅请他参加工美展销会的筹备，还让他担任了设计组负责人。那时，他正在申请美国移民。在此我也纠正木心“百度”介绍中两个不确切之处：一是说他曾任上海市工艺美术中心总设计师，应是上海工艺美术展销会，后改为上海工艺品展销公司；二是说他在1977年至1979年间遭遇软禁，他1978年就出来工作了。
尽管老孙是设计组的负责人，但他却没有什么架子，对人友善，讲话客气，布置工作也是用商量的语气，而且颇幽默，喜欢讲“死话”（玩笑）。因此，设计组里的几个年轻人比较喜欢和他接触。那时我是文艺青年，也时常和他聊聊文学。如法国的雨果、左拉、巴尔扎克、莫泊桑、福楼拜等，他说他喜欢梅里美，他文字好，干净。福楼拜也不错，他擅长结构。如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夏洛蒂·勃朗特等，他说莎士比亚有些不可思议。如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契诃夫、肖洛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说普希金是真正的诗人，他有诗性精神，而托尔斯泰有殉道精神。他对“十二月党人”似乎很推崇，说他们也是很有殉道精神的。当然也谈我国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但他对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更感兴趣，说他们有真性情。那大都是在花香弥漫的午间休息，或是在夕阳西下的傍晚时分，我们利用工余时间进行着这些很随便的聊天式的“吹牛”。当时老孙的身份是我们的同事，因而我们的文学漫谈是“信天游”，现在想想的确是很值得珍惜的。后来，木心在纽约做了五年的《世界文学史》讲座，他说这是自己的“文学回忆录”，“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那么这些当年的文学漫谈，是否是他讲座的滥觞？
木心曾就读于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来又在林风眠任校长的杭州国立艺专读过，当时主要是学西洋的油画。他对刘校长、林校长都很尊重。他说刘校长很有魄力，将上海美专搞得风生水起，培养了那么多的画家。他特别以相当欣赏的口气说，我们校长的太太夏伊乔那真是漂亮，学校有时搞活动，她穿着白色的连衫裙，真像维纳斯。他认为林校长是真正将东西方画风融为一体的大家，开创了自己独特的画风。在老孙的影响下，当时的设计组艺术氛围还是颇浓的。我时常利用午休时间练字临帖，有一次他望着我临的魏碑《张黑女》说：“《张黑女》太秀气了，我喜欢《张猛龙》，写得硬，有气势。”“我临《张黑女》是想在楷书中增加一些隶意。”听了我的回答，他即點头讲：“哦，那倒也是可以的。”有时他也会兴趣所致，画些小的油画和中国山水画，主要是表现一种意象朦胧和空间组合。我说：“老孙啊，你画得很有现代感，很抽象的嘛。”他别有些调侃地讲：“我是戒戒厌气（无聊），弄弄白相相（玩玩）的。”当时，我还认为他是谦虚。反正那时的老孙活得本真、松弛，有种解脱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很看重他的绘画的，他曾感慨：“文学既出，绘画随之，到了你们热衷于我的绘画时，请别忘了我的文字。”
当时我在报纸上开始发些散文、文艺评论，老孙看后总会鼓励：“侬写的东西我看了，文笔不错。”我有时也会问他：“侬也写写吗？”“年轻的时候也写过诗、散文及小说，‘文革’中都弄光了。现在不写，但有时写些读书笔记。”听了他的回答，我还真以为他已度过了他的文学时代，实际上他一直在顽强地坚守着、默默地耕耘着。“文学是我的信仰，是这信仰使我渡过劫难。”这才是他真正的内心独白。经过一些日子，我们比较熟悉了，他才悄悄地告诉我说他实际上一直坚持在写。后来我才知道，1971年至1972年间，他在一个防空洞中被不见天日地整整隔离审查了十八个月。防空洞中渗出了不少水，他只能在一块相当狭小的高地上容身。他借着写交代的机会，在劣质纸上写下了六十六篇六十五万余字的《囚禁中的日记》。他在暗无天日中就是靠写作活下来的，他能不写吗？应当讲，正是木心的坚守，才使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地上增添了一座高峰，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在我与老孙一起办展的那些日子里，我觉得他是一个颇有意志、毅力、执著的人。他当时虽然已经五十五岁，但还是为赴美国做着积极准备，时常看到他工作台上放着一本英语词典，一有空就捧起来啃单词，有不懂的地方还请教展销会里的英语翻译。在看英文版报刊时，还认真做摘录。为了节省时间，他常常在吃午饭时，请我们带两个馒头给他，他则留在办公室内学英语。尽管当时出国大潮刚刚涌起，但大多数是年轻人。因此，我曾问过他，你已经五十多岁了，出国打拚吃得消吗？他则直率地讲：“我想出去看看，闯闯。以前没有这种可能，现在有了，尽管岁数是有些大了，但总得尝试一下吧！”对于他的这种勇气和精神，我当时是敬佩的，而且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了那种似乎义无反顾乃至有些决绝的意味，这眼神是令人难忘的。
我有时很早就去上班，为的是可以在办公室练练字，也总是看到老孙正穿着西短裤在展览中心的后花园跑步，这可能是他为出国而做的健身锻炼。应当讲，我和他相处的这段日子，也许是他一生中境遇改善、活得比较舒心的时候。同时，也正是他为决意闯荡美利坚而做着最后准备的时期。我有时也听到他在感叹：“唉，办出国手续真难、真烦，要这样、那样材料、证明，有些就是莫名其妙。”但在他的语气中却充满了一如既往的执著。他曾说过：“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乎濒于徒劳。”
一年多后，工美展销会内的设计布置已基本完成，我们借调的人员也大部分回到了原单位，但老孙又留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去了上海工艺美术协会。再后来在1982年8月，他终于出去了，听说他在美国的境遇似乎不是很好，还叫人从国内带些棉毛衫裤等。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好像不再谈起他，有些音信全无的感觉。一直到2001年的《上海文学》上，由陈子善主持的一个专栏内，选择发表了木心的散文《上海赋·只认衣衫不认人》，我翻过，也没太注意。后来到了2006年1月，我在上海书城见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的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翻开扉页，有一张戴着礼帽的头像，那熟悉的眼神，微翘的嘴角才使我惊讶这个“木心”不就是当年的“老孙”，孙牧心。再看内折页上印着极简单的三行字：木心，1927年生，原籍中国浙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82年定居纽约。接下来是该社出版木心著作的目录：散文集七本、诗集四本、小说一本。是啊，岁月是首不老的歌谣，总要在时光里吟唱。人生是条悠长的河流，总会在红尘中相逢。以广西师大出的这套木心著作为起始，从此，关于木心的消息、介绍、评说就多了起来。这个自嘲为“文学的鲁滨逊”、被称作“归来的局外人”的文字终于走进了他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地方。
2006年，对于木心来说是有编年史意义的。在他的著作回归后不久，年届七十有九的木心，也应故乡乌镇盛情、真挚、厚重的邀请回到了曾经“魂牵梦萦”、然而又“永别了，我不会再来”的故乡。对于乌镇，我也是熟悉的。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和汤兆基应当时还是桐乡县的县文化局长鲍复兴（后任浙江省博物馆馆长）之邀，去乌镇讲授书法篆刻课。当时从上海到乌镇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先坐火车到杭州，住一晚后于第二天一早赶到一个又小又老的码头坐小火轮前往。经过六个多小时“扑、扑、扑”的航行，在下午才靠到乌镇码头。当时的乌镇相当淳朴低调，乡土风情原汁原味，茅盾故居还刚刚开始筹建。而到了2006年，乌镇已是国内外著名的旅游景点了。因此，我曾想到乌镇去看望老孙，但又听人说，木心不愿意见当年的同事。我想红尘浮沉、世事纷扰，老孙不想见自有他的原因，那也就不必去打扰他了，让他在东栅财神湾186号，旧称孙家花园、如今的晚晴小筑中安享晚年吧。
2011年12月，八十五岁的木心终老于故乡。他在弥留之际，看着木心美术馆的设计图，喃喃地讲：“风啊，水啊，一顶桥。”风啊，水啊，是自然界自由的精灵，是尘世间匆匆的过客。他是眷恋，还是告别？他是皈依，还是超然？反正他是通过这顶桥从上穷碧落的此岸走向了心无挂碍的彼岸。
后来，我又到桐乡参加一个书画界老朋友的寿庆，心想这次我是可以不用征求“老孙”的意见，也无吃闭门羹的顾虑，去看看木心了。他曾说过：“万头攒动火树银花处不必找我，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能做的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朴。”如今，他是归真返璞了。
木心美术馆建在湖边，临水留影、简约明快，背衬的是气派豪华、轩昂宏伟的乌镇大剧院。进入馆内，迎面就是一个大橱窗，陈列着照片、遗物及手稿等。我又见到了一别二十多年的木心，他的容貌眼神，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多了一份淡定和从容。美术馆由绘画馆、文学馆、狱中手稿馆及影像厅等组成，扼要地介绍了木心的人生旅途及从艺历程，使我也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位曾经熟悉并一起工作过的老孙（我们当时有时叫他“老孙头”），如今却楼上楼下、馆内馆外地展示、陈列了他那么多东西，成了公众偶像级的人物，应当讲是功成名就、身后殊荣了。因此，当我的眼神与木心那曾经熟悉的眼神相遇时，我是从心底为他祝福与庆贺的！
一个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苦难，一個承受了那么多的精神煎熬，一个邂逅了那么多的命运折磨的人，却为这个世界留下了那么多的文化产品，为这个社会奉献了那么多的艺术力作。现在想来，我更敬佩他在五十七岁后，还勇敢地走出国门，有些决绝地漂泊异乡。他曾说过：“一切崩溃殆尽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在绝望中求永生。’”如果他当年不是决然地悄无声息地出走，就不会有今天如此不同凡响的归来。他极有可能湮没于滚滚红尘，或是消失于漫漫俗世，从而使世间不曾有过木心。他是以出走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人生的自我救赎及生命的自我涅槃，然后再用归来证明他的存在和价值。这是他所崇尚的尼采式的廻然独立与精神取向。木心曾相当坦率地讲：“我不能想像如果我一直在中国的话，可以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所以我觉得，我出来是对的，因为我看到了整个世界是怎样地在动。”可见木心的出走与归来，不是一种轮回，而是一种超拔。
木心曾在暮年的晚晴小筑中留下独白：“不用考虑把我放到什么历史位置上，没有位置只留痕迹。我无所师从，也无后继者，从不标榜——一座崭新的废墟。”我离开木心美术馆时，对着老孙的大幅肖像，轻轻地挥了挥手，算是道别。因为我在参观登记簿上，已写下了我的姓名，也算是留痕吧。只是我觉得木心美术馆不太准确，还是叫木心纪念馆较确切。从前的老孙，现在的木心，这也算是我对你的一个小小建议吧。
他是以出走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人生的自我救赎及生命的自我涅槃，然后再用归来证明他的存在和价值。这是他所崇尚的尼采式的廻然独立与精神取向。
2011年12月，八十五岁的木心终老于故乡。他在弥留之际，看着木心美术馆的设计图，喃喃地讲：“风啊，水啊，一顶桥。”风啊，水啊，是自然界自由的精灵，是尘世间匆匆的过客。他是眷恋，还是告别？他是皈依，还是超然？反正他是通过这顶桥从上穷碧落的此岸走向了心无挂碍的彼岸。
——题记
我在《岁月留香访巴老》一文的开头写道：“如果和大师相处在同一时代而无缘相识或相见的话，那也许是人生的遗憾。但仔细想想，只要能承受到大师的思想光泽和人文精神，也就是人生幸事了。”
近年来，那位“横穿出世”、颇受文学艺术界关注的木心，据说他的散文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一起被收入《美国文学史》教程。他在我国宝岛台湾和纽约华人圈中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物和传奇大师。他的“木心故居”和“木心美术馆”也已成为江南古镇乌镇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我与木心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一起办展览相识共事一年多，天天相见，现在看来也算是幸事了。
1980年初，当时的上海市手工业局在上海工业展览中心搞了个“上海市工艺美术展销会”。这是一个规模甚大且长设性的以外销为主的会展，将展览中心的西二馆全部包了下来，展出面积达三千多平方米，集中了上海及全国各地的工艺美术精品，如玉雕、牙雕、木雕、瓷器、漆器、铜器、珠宝、首饰及书画、篆刻、文房用品等，共计有三万多种。在当时的上海乃至海外颇有影响，有“东方艺术宫”之称。为了设计布展，手工业局从当时的工艺美术系统中抽调了一部分会画画写字的人员成立了设计组。我也忝列其中，来到了西二馆二楼夹层的工作室。
木心那时叫孙牧心，他是设计组的负责人，工美展销会那三个环形的会标就是他设计的。他当时已五十五岁，中等身材，面容清癯，眼睛很大，且微凹而带有稍黑的眼晕，嘴巴也大，嘴角微微向上翘起，显得颇为自信，总之外貌有些洋气。他说话的语速缓慢，声调不高，是那种带有浙江乡音的老派上海话。他当时正在装牙齿，全口牙拔得仅剩门牙二颗，因此说话也有些漏风。只是他的穿着给我的感觉很另类，如在深秋，我们都已穿着外套长裤，他却是上身一件大红短袖T恤，下是一条西短裤。
那时对人的了解大都是背后议论或小道消息，有人说他是大地主出身，曾去过台湾，后来在1949年又回来了。他不仅会画画，而且钢琴也弹得不错。解放后吃过几趟官司（坐牢），一直在厂里（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监督劳动，现在总算平反了，他从未结过婚。当时手工业局的局长胡铁生是一位喜欢书画篆刻的老干部，对他颇赏识，不仅请他参加工美展销会的筹备，还让他担任了设计组负责人。那时，他正在申请美国移民。在此我也纠正木心“百度”介绍中两个不确切之处：一是说他曾任上海市工艺美术中心总设计师，应是上海工艺美术展销会，后改为上海工艺品展销公司；二是说他在1977年至1979年间遭遇软禁，他1978年就出来工作了。
尽管老孙是设计组的负责人，但他却没有什么架子，对人友善，讲话客气，布置工作也是用商量的语气，而且颇幽默，喜欢讲“死话”（玩笑）。因此，设计组里的几个年轻人比较喜欢和他接触。那时我是文艺青年，也时常和他聊聊文学。如法国的雨果、左拉、巴尔扎克、莫泊桑、福楼拜等，他说他喜欢梅里美，他文字好，干净。福楼拜也不错，他擅长结构。如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夏洛蒂·勃朗特等，他说莎士比亚有些不可思议。如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契诃夫、肖洛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说普希金是真正的诗人，他有诗性精神，而托尔斯泰有殉道精神。他对“十二月党人”似乎很推崇，说他们也是很有殉道精神的。当然也谈我国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但他对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更感兴趣，说他们有真性情。那大都是在花香弥漫的午间休息，或是在夕阳西下的傍晚时分，我们利用工余时间进行着这些很随便的聊天式的“吹牛”。当时老孙的身份是我们的同事，因而我们的文学漫谈是“信天游”，现在想想的确是很值得珍惜的。后来，木心在纽约做了五年的《世界文学史》讲座，他说这是自己的“文学回忆录”，“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那么这些当年的文学漫谈，是否是他讲座的滥觞？
木心曾就读于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来又在林风眠任校长的杭州国立艺专读过，当时主要是学西洋的油画。他对刘校长、林校长都很尊重。他说刘校长很有魄力，将上海美专搞得风生水起，培养了那么多的画家。他特别以相当欣赏的口气说，我们校长的太太夏伊乔那真是漂亮，学校有时搞活动，她穿着白色的连衫裙，真像维纳斯。他认为林校长是真正将东西方画风融为一体的大家，开创了自己独特的画风。在老孙的影响下，当时的设计组艺术氛围还是颇浓的。我时常利用午休时间练字临帖，有一次他望着我临的魏碑《张黑女》说：“《张黑女》太秀气了，我喜欢《张猛龙》，写得硬，有气势。”“我临《张黑女》是想在楷书中增加一些隶意。”听了我的回答，他即點头讲：“哦，那倒也是可以的。”有时他也会兴趣所致，画些小的油画和中国山水画，主要是表现一种意象朦胧和空间组合。我说：“老孙啊，你画得很有现代感，很抽象的嘛。”他别有些调侃地讲：“我是戒戒厌气（无聊），弄弄白相相（玩玩）的。”当时，我还认为他是谦虚。反正那时的老孙活得本真、松弛，有种解脱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很看重他的绘画的，他曾感慨：“文学既出，绘画随之，到了你们热衷于我的绘画时，请别忘了我的文字。”
当时我在报纸上开始发些散文、文艺评论，老孙看后总会鼓励：“侬写的东西我看了，文笔不错。”我有时也会问他：“侬也写写吗？”“年轻的时候也写过诗、散文及小说，‘文革’中都弄光了。现在不写，但有时写些读书笔记。”听了他的回答，我还真以为他已度过了他的文学时代，实际上他一直在顽强地坚守着、默默地耕耘着。“文学是我的信仰，是这信仰使我渡过劫难。”这才是他真正的内心独白。经过一些日子，我们比较熟悉了，他才悄悄地告诉我说他实际上一直坚持在写。后来我才知道，1971年至1972年间，他在一个防空洞中被不见天日地整整隔离审查了十八个月。防空洞中渗出了不少水，他只能在一块相当狭小的高地上容身。他借着写交代的机会，在劣质纸上写下了六十六篇六十五万余字的《囚禁中的日记》。他在暗无天日中就是靠写作活下来的，他能不写吗？应当讲，正是木心的坚守，才使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地上增添了一座高峰，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在我与老孙一起办展的那些日子里，我觉得他是一个颇有意志、毅力、执著的人。他当时虽然已经五十五岁，但还是为赴美国做着积极准备，时常看到他工作台上放着一本英语词典，一有空就捧起来啃单词，有不懂的地方还请教展销会里的英语翻译。在看英文版报刊时，还认真做摘录。为了节省时间，他常常在吃午饭时，请我们带两个馒头给他，他则留在办公室内学英语。尽管当时出国大潮刚刚涌起，但大多数是年轻人。因此，我曾问过他，你已经五十多岁了，出国打拚吃得消吗？他则直率地讲：“我想出去看看，闯闯。以前没有这种可能，现在有了，尽管岁数是有些大了，但总得尝试一下吧！”对于他的这种勇气和精神，我当时是敬佩的，而且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了那种似乎义无反顾乃至有些决绝的意味，这眼神是令人难忘的。
我有时很早就去上班，为的是可以在办公室练练字，也总是看到老孙正穿着西短裤在展览中心的后花园跑步，这可能是他为出国而做的健身锻炼。应当讲，我和他相处的这段日子，也许是他一生中境遇改善、活得比较舒心的时候。同时，也正是他为决意闯荡美利坚而做着最后准备的时期。我有时也听到他在感叹：“唉，办出国手续真难、真烦，要这样、那样材料、证明，有些就是莫名其妙。”但在他的语气中却充满了一如既往的执著。他曾说过：“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乎濒于徒劳。”
一年多后，工美展销会内的设计布置已基本完成，我们借调的人员也大部分回到了原单位，但老孙又留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去了上海工艺美术协会。再后来在1982年8月，他终于出去了，听说他在美国的境遇似乎不是很好，还叫人从国内带些棉毛衫裤等。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好像不再谈起他，有些音信全无的感觉。一直到2001年的《上海文学》上，由陈子善主持的一个专栏内，选择发表了木心的散文《上海赋·只认衣衫不认人》，我翻过，也没太注意。后来到了2006年1月，我在上海书城见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的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翻开扉页，有一张戴着礼帽的头像，那熟悉的眼神，微翘的嘴角才使我惊讶这个“木心”不就是当年的“老孙”，孙牧心。再看内折页上印着极简单的三行字：木心，1927年生，原籍中国浙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82年定居纽约。接下来是该社出版木心著作的目录：散文集七本、诗集四本、小说一本。是啊，岁月是首不老的歌谣，总要在时光里吟唱。人生是条悠长的河流，总会在红尘中相逢。以广西师大出的这套木心著作为起始，从此，关于木心的消息、介绍、评说就多了起来。这个自嘲为“文学的鲁滨逊”、被称作“归来的局外人”的文字终于走进了他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地方。
2006年，对于木心来说是有编年史意义的。在他的著作回归后不久，年届七十有九的木心，也应故乡乌镇盛情、真挚、厚重的邀请回到了曾经“魂牵梦萦”、然而又“永别了，我不会再来”的故乡。对于乌镇，我也是熟悉的。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和汤兆基应当时还是桐乡县的县文化局长鲍复兴（后任浙江省博物馆馆长）之邀，去乌镇讲授书法篆刻课。当时从上海到乌镇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先坐火车到杭州，住一晚后于第二天一早赶到一个又小又老的码头坐小火轮前往。经过六个多小时“扑、扑、扑”的航行，在下午才靠到乌镇码头。当时的乌镇相当淳朴低调，乡土风情原汁原味，茅盾故居还刚刚开始筹建。而到了2006年，乌镇已是国内外著名的旅游景点了。因此，我曾想到乌镇去看望老孙，但又听人说，木心不愿意见当年的同事。我想红尘浮沉、世事纷扰，老孙不想见自有他的原因，那也就不必去打扰他了，让他在东栅财神湾186号，旧称孙家花园、如今的晚晴小筑中安享晚年吧。
2011年12月，八十五岁的木心终老于故乡。他在弥留之际，看着木心美术馆的设计图，喃喃地讲：“风啊，水啊，一顶桥。”风啊，水啊，是自然界自由的精灵，是尘世间匆匆的过客。他是眷恋，还是告别？他是皈依，还是超然？反正他是通过这顶桥从上穷碧落的此岸走向了心无挂碍的彼岸。
后来，我又到桐乡参加一个书画界老朋友的寿庆，心想这次我是可以不用征求“老孙”的意见，也无吃闭门羹的顾虑，去看看木心了。他曾说过：“万头攒动火树银花处不必找我，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能做的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朴。”如今，他是归真返璞了。
木心美术馆建在湖边，临水留影、简约明快，背衬的是气派豪华、轩昂宏伟的乌镇大剧院。进入馆内，迎面就是一个大橱窗，陈列着照片、遗物及手稿等。我又见到了一别二十多年的木心，他的容貌眼神，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多了一份淡定和从容。美术馆由绘画馆、文学馆、狱中手稿馆及影像厅等组成，扼要地介绍了木心的人生旅途及从艺历程，使我也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位曾经熟悉并一起工作过的老孙（我们当时有时叫他“老孙头”），如今却楼上楼下、馆内馆外地展示、陈列了他那么多东西，成了公众偶像级的人物，应当讲是功成名就、身后殊荣了。因此，当我的眼神与木心那曾经熟悉的眼神相遇时，我是从心底为他祝福与庆贺的！
一个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苦难，一個承受了那么多的精神煎熬，一个邂逅了那么多的命运折磨的人，却为这个世界留下了那么多的文化产品，为这个社会奉献了那么多的艺术力作。现在想来，我更敬佩他在五十七岁后，还勇敢地走出国门，有些决绝地漂泊异乡。他曾说过：“一切崩溃殆尽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在绝望中求永生。’”如果他当年不是决然地悄无声息地出走，就不会有今天如此不同凡响的归来。他极有可能湮没于滚滚红尘，或是消失于漫漫俗世，从而使世间不曾有过木心。他是以出走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人生的自我救赎及生命的自我涅槃，然后再用归来证明他的存在和价值。这是他所崇尚的尼采式的廻然独立与精神取向。木心曾相当坦率地讲：“我不能想像如果我一直在中国的话，可以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所以我觉得，我出来是对的，因为我看到了整个世界是怎样地在动。”可见木心的出走与归来，不是一种轮回，而是一种超拔。
木心曾在暮年的晚晴小筑中留下独白：“不用考虑把我放到什么历史位置上，没有位置只留痕迹。我无所师从，也无后继者，从不标榜——一座崭新的废墟。”我离开木心美术馆时，对着老孙的大幅肖像，轻轻地挥了挥手，算是道别。因为我在参观登记簿上，已写下了我的姓名，也算是留痕吧。只是我觉得木心美术馆不太准确，还是叫木心纪念馆较确切。从前的老孙，现在的木心，这也算是我对你的一个小小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