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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一山在清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但关注萧一山一生的学术积累则分为三个阶段，即：童蒙时期传统文化的陶育;青年时期近代学术的泽被;中年时期政治领袖对其学术思想的引导。纵观萧一山的学术积累，他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为他的史学成就奠定了基础。
萧一山的史学贡献，与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密不可分。梁启超曾言：“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这对萧一山也是适用的，萧一山在治史方面的学术积累分为童蒙、中年和青年三个阶段。
童蒙时期传统文化的陶育
萧一山在四五岁之时就开始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他自幼便表现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曾说：“我自幼喜欢读历史，后来竟读了一辈子的历史。如果你要问起我：‘谁是你历史兴趣的启蒙者？’我当毫不迟疑地说：‘杨群先生和那些唱大鼓和说评书的’”。他自幼听了许多历史故事，便是这位杨群先生讲述的。这位“杨群先生”，则是他舅舅的轿夫。萧一山又说：“直到我稍大一点，听到唱大鼓、说评书，才领悟到杨群的历史常识，文学修养，都是得自这一类民间艺术。”其最初对历史兴趣的产生，究其根源是受到民间艺术的影响。但所谓“民间艺术”里的故事，终究不能与真实的历史史实划等号。但是，萧一山听完杨群给他讲述的历史故事之后，他都会追寻所讲的内容，从史书中去寻找蛛丝马迹，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先生所讲内容的纠正与完善。而且从萧一山后来的著作来看，他对于中国传统的史书也大都了然于胸。如：《清代通史》一书虽然运用了章节体的体裁，但著作里许多描写手法及叙述方式与其传统史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在《怎样研究历史》一文中，明确提出研究历史需读《史记》《资治通鉴》等传统史书，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热衷。
萧一山是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他把孔子的地位看得很高，认为孔子之道是中国传统学说大成之道，也最能代表中国传统之文化。他不乏“中庸”“经世”之思想，例如他在其学术中表现出的执两用中、兼容并蓄的学术态度，就深受“中庸”思想所影响。同时，他还利用这些观念分析和总结中国政治的核心思想，这是萧一山传统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反映 ，也是“经世”思想的体现。孙中山是萧一山最为敬仰的政治家，他对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可谓青睐有加，他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就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之复兴”。他把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分界线，认为孔子之前的“中庸”才是真正“中庸”之思想，孔子之后的“十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灾难。可见传统文化对于萧一山的陶育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在其内心深处作为强有力的支撑，不可能有他在学者与政客角色间的完美转换。
萧一山深受家学影响。他在谈到自己父亲时曾说：“先严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家里面书很多，由于我对历史方面特别有兴趣，因而书架上的通鉴易知录，通鉴辑览——因为乾隆卅二年敕撰的，又称为御批通鉴，是我最常涉猎的书。”一般说来史界的大家，都有赖于幼年乃至青少年时期家学渊源的影响。萧一山生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能够不畏饥寒，凭自己的兴趣，这样的家庭条件在当时也屈指可数。后来，萧一山被父亲送进初等小学堂，由于幼年时期受到良好教育加上萧一山勤奋苦读，很快就顺利毕业，考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虽说只是小学的学习，在外人看来充其量还是启蒙教育，但在萧一山看来这几年的学习对于他以后的影响巨大，正如王康所言：“在小学时代，有两位老师最受萧氏的敬爱和崇拜，一位是教历史的顾子扬，一位是教国文的梁天锦。”正是他们的谆谆教诲使萧一山对历史兴趣更浓厚了。但高小毕业后，萧一山的家里状况已大不如从前，面对严峻的现实，萧一山只好放弃去南京读中学的机会，来到山东省立第七中学。但对于他来说，这已经算是不错的选择了。幼年时期的学习，不仅培养了萧一山研究历史的兴趣与爱好，还为他以后写作著述奠定很好的文史基础。
青年时期近代学术的泽被
1919年，萧一山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开始研习文史。在看到日本人稻叶岩吉所著的《清朝全史》之后，他感嘆道：“余方读书中学，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稍长，乃埋头致力，发奋著清代通史。”其实，萧氏著述的《清代通史》，让人们感受到他除了自身学术能力与素养之外，还有一股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萧一山于1921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系，之后便转入史学系，开始致力于历史研究。在北大求学期间，萧一山除了对历史学科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之外，还涉猎众多社会科学，都为其后来的历史写作奠定了基础，平添了广度。对于萧一山来说，求学期间的一次重大收获莫过于整理历史博物馆残存的档案，这次整理档案的经历，对萧之后著述的《清代通史》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初，西方各种思想学说不断被引入中国，中国学术界呈现百家争鸣态势。萧一山正值这种学术氛围中形成自己的史学观念的，他汲取近代许多优秀学者治学理念，对其影响最大的则是梁启超。萧一山是深受“新史学”观念影响的，曾被梁启超邀请至清华任教，梁与萧实为亦师亦友，他们之间学谊之深厚可想而知。梁启超的《新史学》等著作对于萧一山而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萧一山对于史学的一些态度和观点，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现归纳如下：
推崇史学。梁启超曾说：“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萧一山对于此类观点也感同身受说：“而今文化革新……史学之在今日，较他学科为尤要焉。”此二种说法可谓不谋而合。
诟病传统史学。梁启超责难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三端”。萧一山没有如前辈那样对中国传统史学大加批驳，但也表达了近似的看法，他说：“故皆史实散漫，略无系统，可以为史料，不足以为史学。”梁启超认为传统史书是帝王家谱，史家只为能在历史上留名并具一定历史影响力的人物而立传，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且指出传统史书不同体裁的优缺点，萧一山也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然纪传之属，详于状个人，而疏于谈群治;编年之作，便于捡日月，而难于寻始终。”可见，《清代通史》抛弃传统史书的体裁，运用章节体;在内容上，叙述政治史的同时，兼顾经济史和文化史，达到了三者均衡的状况。但是，萧一山并没有抛弃传统史书“详近略远”的原则，对中晚清的历史，叙述更详细。且略显遗憾的是萧一山在《清史大纲》的写作上，又回归了以政治史为中心。 提倡进化史观。梁启超对于西方学说钟爱有加，并且学术涉猎范围之广让近代许多学者无法望其项背。他的“进化史观”是受西方学术影响的产物，这类学说和观念，在萧一山的著作里不胜枚举。“进化史观”对于萧一山的影响是巨大的，贯穿了整个《清代通史》的写作，需要证明的是，人们往往关注于他的“民族革命史观”，但仔细研习后不难发现，其“民族革命史观”，也是遵循“进化史观”而展开探讨的。近代一些学者很多都深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但梁启超无疑是最为系统总结此学说的，结合此学说并形成独有的史观。
呼吁史之改造。梁启超不仅诟病中国传统古史，同时他也看到对中国传统史学改造的迫切。他说：
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
萧一山虽并未明确提出史界改造的迫切性，但他提倡的做法，则是与梁启超相互呼应。如果说，梁启超对当代史家著史提出新要求的话，那么萧一山则对著史者与读史者均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都希望历史提供以后人资鉴，而并非就历史而历史。这就看出，梁启超与萧一山共有的经世情怀，他们并非史家，涉足政治是他们曾经共同的经历，学术则贯穿了他们的终身。
梁启超在史学方法上也对萧一山起了较大影响。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令当时的学者耳目一新。他还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多次提到研习历史应该结合其他学科而综合研究，才能达到很高成就。对此，萧一山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说：“不仅历史性的书籍应该阅读，就是非历史性的书籍如文艺、哲学以及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的书籍，都要阅读，所谓‘开卷有益’是也。”这样就对史学工作者提出很高的要求，萧一山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超越同时代学者的能力。《清代通史》从经济、制度等方面关注民生和民俗等问题。在史料学方面的贡献，萧一山同样是出类拔萃。梁启超对于搜集史料曾感叹道：“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想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竟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这段文字是梁启超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写出。他指出史料搜集的方法，同时流露对于现实条件的无奈。梁启超与萧一山并无明确的师生关系，但不可忽视的是萧一山的的确确受梁启超的影响很大，最初《新史学》在中國盛行的时候，正值萧一山青少年时期，对史学抱着极高兴趣的萧一山来说，不可能不去关注。后来，萧一山在方法论等方面与“新史学”派也基本一致，所以说，萧一山可以算得上“新史学”派的传人。对于萧一山来说，梁启超无疑是其真正的导师，对他的影响不言而喻。
政治领袖对其学术思想的引导
萧一山一生都把孙中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奉为民主生活的最高纲领。如孙中山说：“吾党之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种。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亦可谓之民有、民治、民享，与自由、平等、博爱无异，故所向有功。”
对于“三民主义”，萧一山则说：“这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结晶，也是世界人类进化的产物。”如此高的评价，在萧一山的文章中绝不少见。“三民主义”的观点，几乎影响了《清代通史》的构架。萧一山在著《清代通史》之时，不忘叙述历史也兼顾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三个方面，才有后来不同于传统史书的“均衡铨叙之”。值得注意的是“新三民主义”里提到的联俄、联共等做法，却被萧一山完全摒弃，因此萧一山对“三民主义”的理解是有缺憾的。
萧一山除了对孙中山钦佩有加之外，还提到另一位教育学术界的政治领导人——蔡元培。萧一山将蔡元培与孔子进行比较则更为系统、全面。首先，在孔子与蔡元培之间进行精神方面的比较，并得出孔子与蔡元培在立身行事的精神方面的高度吻合。其次，又从对国家及人民的态度方面，将其进行比较，也同样得出相同的结论。再者，提及到孔子与蔡元培对待官场的不同态度，萧一山并未进行评价。最后，谈到蔡元培不及孔子之处就是，蔡元培并没有流传万世的著作，即像孔子所删订的《春秋》、门生弟子汇编的《论语》。萧一山盛赞蔡元培是博采中西文化的大成者，把蔡元培提到孔子之高度进行全面评价，在萧一山的学术生涯中是极为罕见的。蔡元培可以作为萧一山的人生领路人，蔡元培传予萧一山更多的是救世之精神与治学之理念，这些正是支撑萧一山学术的框架。
对于萧一山学术有所影响的还应谈到一人，这人也可以算是对于萧一山有知遇之恩，如若没有此人，萧一山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会大打折扣，也不会被冠以“太平天国史料学第一人”的称号，这人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提供给萧一山出国的机会，没有他的经济支持，萧一山想在本国学术条件的基础上挖掘太平天国史料是何等之难！同时，萧一山还认为蒋介石在重视一国之教育方面，也传承了中山先生的遗愿。在萧一山的视界里：“蒋介石不仅仅是一名杰出的政治领袖，他同样也是超凡的精神领袖。”
萧一山所取得的史学成就，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文化和近代史学家、政治家共同影响和渲染以及萧一山自身的拼搏努力，才让后世看见如此精彩的萧一山和他的著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萧一山的史学贡献，与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密不可分。梁启超曾言：“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这对萧一山也是适用的，萧一山在治史方面的学术积累分为童蒙、中年和青年三个阶段。
童蒙时期传统文化的陶育
萧一山在四五岁之时就开始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他自幼便表现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曾说：“我自幼喜欢读历史，后来竟读了一辈子的历史。如果你要问起我：‘谁是你历史兴趣的启蒙者？’我当毫不迟疑地说：‘杨群先生和那些唱大鼓和说评书的’”。他自幼听了许多历史故事，便是这位杨群先生讲述的。这位“杨群先生”，则是他舅舅的轿夫。萧一山又说：“直到我稍大一点，听到唱大鼓、说评书，才领悟到杨群的历史常识，文学修养，都是得自这一类民间艺术。”其最初对历史兴趣的产生，究其根源是受到民间艺术的影响。但所谓“民间艺术”里的故事，终究不能与真实的历史史实划等号。但是，萧一山听完杨群给他讲述的历史故事之后，他都会追寻所讲的内容，从史书中去寻找蛛丝马迹，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先生所讲内容的纠正与完善。而且从萧一山后来的著作来看，他对于中国传统的史书也大都了然于胸。如：《清代通史》一书虽然运用了章节体的体裁，但著作里许多描写手法及叙述方式与其传统史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在《怎样研究历史》一文中，明确提出研究历史需读《史记》《资治通鉴》等传统史书，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热衷。
萧一山是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他把孔子的地位看得很高，认为孔子之道是中国传统学说大成之道，也最能代表中国传统之文化。他不乏“中庸”“经世”之思想，例如他在其学术中表现出的执两用中、兼容并蓄的学术态度，就深受“中庸”思想所影响。同时，他还利用这些观念分析和总结中国政治的核心思想，这是萧一山传统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反映 ，也是“经世”思想的体现。孙中山是萧一山最为敬仰的政治家，他对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可谓青睐有加，他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就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之复兴”。他把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分界线，认为孔子之前的“中庸”才是真正“中庸”之思想，孔子之后的“十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灾难。可见传统文化对于萧一山的陶育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在其内心深处作为强有力的支撑，不可能有他在学者与政客角色间的完美转换。
萧一山深受家学影响。他在谈到自己父亲时曾说：“先严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家里面书很多，由于我对历史方面特别有兴趣，因而书架上的通鉴易知录，通鉴辑览——因为乾隆卅二年敕撰的，又称为御批通鉴，是我最常涉猎的书。”一般说来史界的大家，都有赖于幼年乃至青少年时期家学渊源的影响。萧一山生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能够不畏饥寒，凭自己的兴趣，这样的家庭条件在当时也屈指可数。后来，萧一山被父亲送进初等小学堂，由于幼年时期受到良好教育加上萧一山勤奋苦读，很快就顺利毕业，考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虽说只是小学的学习，在外人看来充其量还是启蒙教育，但在萧一山看来这几年的学习对于他以后的影响巨大，正如王康所言：“在小学时代，有两位老师最受萧氏的敬爱和崇拜，一位是教历史的顾子扬，一位是教国文的梁天锦。”正是他们的谆谆教诲使萧一山对历史兴趣更浓厚了。但高小毕业后，萧一山的家里状况已大不如从前，面对严峻的现实，萧一山只好放弃去南京读中学的机会，来到山东省立第七中学。但对于他来说，这已经算是不错的选择了。幼年时期的学习，不仅培养了萧一山研究历史的兴趣与爱好，还为他以后写作著述奠定很好的文史基础。
青年时期近代学术的泽被
1919年，萧一山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开始研习文史。在看到日本人稻叶岩吉所著的《清朝全史》之后，他感嘆道：“余方读书中学，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稍长，乃埋头致力，发奋著清代通史。”其实，萧氏著述的《清代通史》，让人们感受到他除了自身学术能力与素养之外，还有一股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萧一山于1921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系，之后便转入史学系，开始致力于历史研究。在北大求学期间，萧一山除了对历史学科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之外，还涉猎众多社会科学，都为其后来的历史写作奠定了基础，平添了广度。对于萧一山来说，求学期间的一次重大收获莫过于整理历史博物馆残存的档案，这次整理档案的经历，对萧之后著述的《清代通史》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初，西方各种思想学说不断被引入中国，中国学术界呈现百家争鸣态势。萧一山正值这种学术氛围中形成自己的史学观念的，他汲取近代许多优秀学者治学理念，对其影响最大的则是梁启超。萧一山是深受“新史学”观念影响的，曾被梁启超邀请至清华任教，梁与萧实为亦师亦友，他们之间学谊之深厚可想而知。梁启超的《新史学》等著作对于萧一山而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萧一山对于史学的一些态度和观点，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现归纳如下：
推崇史学。梁启超曾说：“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萧一山对于此类观点也感同身受说：“而今文化革新……史学之在今日，较他学科为尤要焉。”此二种说法可谓不谋而合。
诟病传统史学。梁启超责难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三端”。萧一山没有如前辈那样对中国传统史学大加批驳，但也表达了近似的看法，他说：“故皆史实散漫，略无系统，可以为史料，不足以为史学。”梁启超认为传统史书是帝王家谱，史家只为能在历史上留名并具一定历史影响力的人物而立传，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且指出传统史书不同体裁的优缺点，萧一山也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然纪传之属，详于状个人，而疏于谈群治;编年之作，便于捡日月，而难于寻始终。”可见，《清代通史》抛弃传统史书的体裁，运用章节体;在内容上，叙述政治史的同时，兼顾经济史和文化史，达到了三者均衡的状况。但是，萧一山并没有抛弃传统史书“详近略远”的原则，对中晚清的历史，叙述更详细。且略显遗憾的是萧一山在《清史大纲》的写作上，又回归了以政治史为中心。 提倡进化史观。梁启超对于西方学说钟爱有加，并且学术涉猎范围之广让近代许多学者无法望其项背。他的“进化史观”是受西方学术影响的产物，这类学说和观念，在萧一山的著作里不胜枚举。“进化史观”对于萧一山的影响是巨大的，贯穿了整个《清代通史》的写作，需要证明的是，人们往往关注于他的“民族革命史观”，但仔细研习后不难发现，其“民族革命史观”，也是遵循“进化史观”而展开探讨的。近代一些学者很多都深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但梁启超无疑是最为系统总结此学说的，结合此学说并形成独有的史观。
呼吁史之改造。梁启超不仅诟病中国传统古史，同时他也看到对中国传统史学改造的迫切。他说：
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
萧一山虽并未明确提出史界改造的迫切性，但他提倡的做法，则是与梁启超相互呼应。如果说，梁启超对当代史家著史提出新要求的话，那么萧一山则对著史者与读史者均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都希望历史提供以后人资鉴，而并非就历史而历史。这就看出，梁启超与萧一山共有的经世情怀，他们并非史家，涉足政治是他们曾经共同的经历，学术则贯穿了他们的终身。
梁启超在史学方法上也对萧一山起了较大影响。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令当时的学者耳目一新。他还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多次提到研习历史应该结合其他学科而综合研究，才能达到很高成就。对此，萧一山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说：“不仅历史性的书籍应该阅读，就是非历史性的书籍如文艺、哲学以及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的书籍，都要阅读，所谓‘开卷有益’是也。”这样就对史学工作者提出很高的要求，萧一山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超越同时代学者的能力。《清代通史》从经济、制度等方面关注民生和民俗等问题。在史料学方面的贡献，萧一山同样是出类拔萃。梁启超对于搜集史料曾感叹道：“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想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竟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这段文字是梁启超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写出。他指出史料搜集的方法，同时流露对于现实条件的无奈。梁启超与萧一山并无明确的师生关系，但不可忽视的是萧一山的的确确受梁启超的影响很大，最初《新史学》在中國盛行的时候，正值萧一山青少年时期，对史学抱着极高兴趣的萧一山来说，不可能不去关注。后来，萧一山在方法论等方面与“新史学”派也基本一致，所以说，萧一山可以算得上“新史学”派的传人。对于萧一山来说，梁启超无疑是其真正的导师，对他的影响不言而喻。
政治领袖对其学术思想的引导
萧一山一生都把孙中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奉为民主生活的最高纲领。如孙中山说：“吾党之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种。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亦可谓之民有、民治、民享，与自由、平等、博爱无异，故所向有功。”
对于“三民主义”，萧一山则说：“这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结晶，也是世界人类进化的产物。”如此高的评价，在萧一山的文章中绝不少见。“三民主义”的观点，几乎影响了《清代通史》的构架。萧一山在著《清代通史》之时，不忘叙述历史也兼顾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三个方面，才有后来不同于传统史书的“均衡铨叙之”。值得注意的是“新三民主义”里提到的联俄、联共等做法，却被萧一山完全摒弃，因此萧一山对“三民主义”的理解是有缺憾的。
萧一山除了对孙中山钦佩有加之外，还提到另一位教育学术界的政治领导人——蔡元培。萧一山将蔡元培与孔子进行比较则更为系统、全面。首先，在孔子与蔡元培之间进行精神方面的比较，并得出孔子与蔡元培在立身行事的精神方面的高度吻合。其次，又从对国家及人民的态度方面，将其进行比较，也同样得出相同的结论。再者，提及到孔子与蔡元培对待官场的不同态度，萧一山并未进行评价。最后，谈到蔡元培不及孔子之处就是，蔡元培并没有流传万世的著作，即像孔子所删订的《春秋》、门生弟子汇编的《论语》。萧一山盛赞蔡元培是博采中西文化的大成者，把蔡元培提到孔子之高度进行全面评价，在萧一山的学术生涯中是极为罕见的。蔡元培可以作为萧一山的人生领路人，蔡元培传予萧一山更多的是救世之精神与治学之理念，这些正是支撑萧一山学术的框架。
对于萧一山学术有所影响的还应谈到一人，这人也可以算是对于萧一山有知遇之恩，如若没有此人，萧一山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会大打折扣，也不会被冠以“太平天国史料学第一人”的称号，这人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提供给萧一山出国的机会，没有他的经济支持，萧一山想在本国学术条件的基础上挖掘太平天国史料是何等之难！同时，萧一山还认为蒋介石在重视一国之教育方面，也传承了中山先生的遗愿。在萧一山的视界里：“蒋介石不仅仅是一名杰出的政治领袖，他同样也是超凡的精神领袖。”
萧一山所取得的史学成就，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文化和近代史学家、政治家共同影响和渲染以及萧一山自身的拼搏努力，才让后世看见如此精彩的萧一山和他的著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