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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青花的兴起是建立在唐宋制瓷技术的基础上，是蒙古族、汉族和穆斯林族群文化的共同体现，是在元代对外交流的经济刺激下繁荣起来的，是在元代南方制瓷业宽松的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元青花瓷丰富多彩的造型与纹饰是对中国青铜器、丝织物、绘画等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汉族、蒙古族、穆斯林民族生活、文化的反映。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元青花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简单论述。
［关键词］元青花；伊斯兰文化；制瓷技术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34-03
一、蒙、汉、伊斯兰文化是元青花产生的文化基础
从器型及纹饰看，元青花是元代蒙、汉及伊斯兰文化的集中体现。元代是一个大统一，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继汉唐统一的局面之后，经历了辽、宋、金长时期的分裂，又重新在更大、更深的基础上再度发展，形成大统一的国家。元代也是多民族杂居的朝代，其中汉人所占人口最多，其次是回人和蒙古人，相对蒙古人起源的地区及回人的来源来说，当时北方的回人和蒙古人较南方多一些。同时，由于蒙古人、回人所处的社会地位较汉人高，所以，这三种人对于元青花的形成所起的决定作用是基本等同的。
（一）从蒙古人的起源传说看元青花的色彩崇尚
据《史集》记载：“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内讧，对蒙古部进行了大屠杀，只剩下两男两女，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见的地方，那里只有群山或森林，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达其外部，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原，这个地方名为额尔古涅一昆。”其中“额尔古涅”意思是险峻，“昆”意即峻岭。传说蒙古族的祖先，即额尔古纳河森林中的两个人，一个名为捏古斯，一个名为乞颜，这两个人可能就是原始蒙古人时代相互通婚的两个氏族。他们的后裔中，有一个“有命于上天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其妻为豁埃马阑勒，他们一同度过赤水，迁至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孛儿帖赤那“孛儿帖”意为苍色即苍蓝色，“赤那”意为狼，豁埃马阑勒之“豁埃”意为惨白色，“马兰勒”意为鹿。因此，苍狼与白鹿的颜色就成为蒙古人崇尚的颜色，这也就是组成青花的两种颜色。又因为乌桓人是“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的母权制社会，蒙古族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因此，青花发展成白底蓝花而不是蓝底白花，这是由统治者意愿所决定的。
蒙古人尚蓝、尚白，也可以从他们生活的方面面体现出来。13世纪50年代末，法国教士卢布鲁克奉国王之命出使漠北，他见蒙古妇女都将一块蓝色丝绸横系腰间。在《元史》叙述的宫廷仪典里，蓝色织物被大量使用。《元代花塑记》记录了内府裱褙书画的用料，绫绢之中，蓝色所占的比重极大。地方志记载的官府织染局也大批生产青蓝色丝绸，如在元代中期的镇江路、元中期和后期的庆元路，青蓝丝绸的产量各占其年织造额的1/4左右。元人描述当代宫殿制度说：“瓦滑琉璃，与天一色。”至于崇尚白色，《元史》记述的帝王旌旗、倚仗衣物常为白色；丝绸之中，有白纱、白罗、白绢、白绫；隶属大都留守司的大都四窑场在营造“素白琉璃砖瓦”。元世祖忽必烈的画像现存两种，所衣皆为白色。马可·波罗记载当时的情景：“每逢新年，举国衣白，四方贡献白色织物，白色马匹，人们互赠白色礼物，以为祝福。”蒙古国时期，百官每以“一色皓白为正服”，还曾引出汉族官员委婉的谏诤，对蒙古人的尚白，时人有“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的说法。
（二）中亚、西亚等穆斯林民族的审美意识对元代工艺品的影响
元朝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在其形成过程中，就已将侵略的触角延伸到中亚、西亚的许多地区。铁木真（成吉思汗）1206年统一草原诸部，建立大蒙古国。其后，连年举兵，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于1211年灭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大掠中亚地区，1234年灭金。1235年西征，兵锋直抵波兰、匈牙利。1253年灭大理，并在第三次大规模西征中，灭亦思马因（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支）。1258年灭阿巴斯王朝。1260年攻破叙利亚诸地。至1260年忽必烈大汗建立元朝时，元代的疆土“北越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除了今天我国的疆土外，还包括今蒙古国全境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区，面积大约相当于今天我国疆土的两倍。根据元代人的自述，自南宋灭亡之后，“四海混一”，“自古有国家者，莫若我朝之盛大者矣”。
在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过程中，掳掠大量人口，通常将工匠分离出来，“押送到东方去”，其余的全部杀掉。由此可见，元统治者对手工艺的重视程度。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阿拉伯人进入并停留在中国沿海城市，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元时的西亚和中亚穆斯林大批迁徙东亚，这些进入中国的穆斯林开始多为征战士兵和工匠，后来“居其津要，专其膏腴”，在西北、华北、江南、西南等地定居。数量庞大的穆斯林迁居中国，形成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汉语而又承袭伊斯兰文化的回族。蒙古族早期几乎无手工艺可言，对中亚的征服使他们不仅拥有精美的工艺品，同时拥有优秀的回族工匠，因此，他们的审美情感常常与伊斯兰文明联系起来。大批西域珍品渊源流入，政府设立作坊，依靠回族工匠大量生产伊斯兰世界的传统产品，西域产品及其装饰风格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元代织物的图案常常模仿中亚及西亚，仿得像，还有褒奖。元青花瓷作为当时的手工艺品之一，难免受到其他多种工艺品装饰风格的影响，从而也带有中亚、西亚风格。
（三）蒙古、西亚各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造就了元青花的特殊器型
蒙古族与西亚各民族在生活方式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却与汉族相去甚远。蒙古族与古代西亚各民族的共同之处，源于他们都是游牧民族的后裔。从种族起源来看，蒙古族是东胡和突厥的后裔，突厥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在蒙古草原上占统治地位。东胡是战国时期出现在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这两个民族在长期的相互角逐中，经济文化有了相互渗透的机会，在蒙古草原上，突厥与东胡部落相互融合，终于在13世纪形成了伟大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蒙古族常使用可以在马上携带的器皿，元代早期小型器皿多带系耳，以便于捆扎携带。蒙古人会做白酒，他们的阿剌吉酒即蒸馏酒，酒精成分较高，易醉人，因此，蒙古人的酒器较多。手工业方面，男人锻金铁为兵器，女人能刺韦做文绣，织毛毡类织物，这使蒙古人在四处迁徙的过程中能将毛毡类织物随处携带，并能在必要时就地安营扎寨。
西亚是对亚洲西部的统称，实际上，是以叙利亚—阿拉伯沙漠地带为中心向外扩展的地区，各地区间紧密相关，文明互补。在远古时代，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农耕者处于半游牧状态。其后，在沙漠的北部、西部地区，一些游牧民族开始定居生活，他们的语言和信仰在传播中相互渗透、影响。这些西亚游牧传统使他们的审美意识、生活习俗成为蒙古族的楷模。波斯风格的手工艺品如织物等也备受推崇。
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使他们对于便于携带的器皿及金银制品具有特殊的感情。西亚诸民族在毡毯上席地而坐及饮食的方式也与蒙古族有许多不约而同之处。这些生活习惯的相似，是元青花大罐、大盘、高足杯（碗）等器形产生的依据。
（四）汉族传统文化是元青花装饰题材的主要来源
忽必烈时期，官方文书上虽无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即最早被蒙古人征服的西域和中亚的各族人民）、汉人（即原金朝辖区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南人（原属南宋的江南汉人称之为宋人、新附人或南人）四等的明确记载，然实际存在四种人的等级差别。汉族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元青花不会按照汉族的审美崇尚发展，但由于汉文化的强大，以及元瓷“官搭民烧”的制作体制，使元青花这种“俗甚”的陶瓷装饰形式，在充斥着汉文化的制作环境中，按照蒙古族、穆斯林民族的要求茁壮成长起来。在这种环境下，元青花不可避免地嫁接了诸多汉族传统文化因素。从主题纹饰看，大多是中国的传统纹饰，如牡丹、束莲、麒麟等。其中松、竹、梅的画法颇受元代绘画影响。从辅助纹饰看，波浪纹、回纹、蕉叶纹等，大多出现在中国传统器物的装饰中。
二、景德镇制瓷技术及原料的成熟是元青花产生的物质基础
可以这样说，元青花的繁荣是钴料与元代景德镇瓷土二元配方的完美结合。在元青花诞生之前，曾有中东国家及我国河南巩县将钴料用于陶或瓷的装饰中，但都不能像元青花这样完美运用，只有当元代景德镇发明了将高岭土加入到瓷石中之后，才将青花瓷绘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以至于对明清及中国现代的陶瓷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青花制瓷技术建立在宋代制瓷技术基础之上，宋代制瓷技术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官窑性质的五大名窑上，以生产民用瓷为主的磁州窑、吉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的技术水平也不能低估。入元后，无严格意义上的官窑技术的退化和民窑技术的提高，这就为元青花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元代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官窑，所谓官窑也只是“官搭民窑”，元朝廷对其是“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的管理方式，民窑在“无命则止”时可以自由生产一些外销瓷，所以，民窑技术的提高对于元青花质量的提高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元青花主要产于江西景德镇，云南建水窑和玉溪窑在元末明初亦生产过青花瓷，浙江和江西吉安等处曾有元代烧制青花瓷的报道，但惟有景德镇的元青花烧造时间长、质量高、发展快，成为元青花的主要产地。
景德镇元青花之所以能够烧制成功，首先，是受吉州窑烧制釉下彩技术的影响，吉州窑距景德镇不远，技术上的交流相对容易；其次，元青花瓷器的青白釉改进宋代青白釉配方，主要是白釉中的氧化钙含量少，钠钾含量增加，在高温过程中釉溶解力较强，将胎内的三氧化二铁溶解而影响釉的白度，从而能够生产适合于做青花瓷器的釉；再次，最重要的原因是景德镇成功地创造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的方法，使瓷胎内氧化铝的含量提高，这有利于提高烧成的温度并减少变形，从而使成品率提高，也使器物釉面达到硬制瓷器的指标。在提高烧成温度的同时，也易使瓷土中的杂质“烧飞”，从而使瓷胎胎质更白，适于绘画，避免了同时期其他窑口胎色过于暗淡，要施加化妆土才能绘画的尴尬。物质及技术的成熟使元青花在景德镇繁荣起来。
三、元代对外贸易的繁荣是元青花产量及质量提高的动因
元青花之所以繁荣于元代中晚期，而非在鼎盛时期，主要原因之一是外贸出口的刺激，而不是统治者自身生活的需要。
第一，从元朝的对外贸易渠道看，可以分为陆路和海路。陆路贸易主要是通过金帐汗国、伊利汗国与欧洲发生联系，其次是与高丽、交趾、缅甸等国的交往，但总体来说规模不及海外贸易。在南宋统治时期，江南的海外贸易就已十分繁盛，泉州、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是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历代的元统治者都有征服世界的雄心，重视开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在平定南宋的过程中，就已设置了四处市舶司，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忽必烈“诏蒙古带、唆都、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蒙古带、唆都都是蒙古人，蒲寿庚则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长期从事海上贸易，南宋末年曾被任命为沿海制置使。元军南下，蒲寿庚投降，元政府知道他“素主市舶”，便委以重任。正是由于元政府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在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代，南方的海外贸易活动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忽必烈多次派遣使节，出访海外，试图与东起日本，西到印度洋的许多国家建立各种关系。他还数次派出军队远征海外，军队人数多达10万人。在这种背景下，海外贸易自然得到极大的发展。元朝最多时曾于7个港口设立市舶司，这些港口是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
第二，从北京故宫的旧藏品来看，既有宋代五大民窑的贡品，也有明清两代的各类御用品，却没有一件元青花的传世品，即使有元代其他品种的旧藏瓷，也只有少量祭祀用品，如元龙泉窑藏草瓶、元龙泉窑大尊、元钧窑天蓝釉大罐、元景德镇蓝釉白龙盘、元卵白釉盘等，可见元代朝廷日常使用瓷器不多，仅是祭祀时使用。在忽必烈身边任职多年的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谈到元朝宫廷用具时说：“元朝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金属制成品。”可见，至少在元代早期，这些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并不适用使用陶瓷器皿作为日常用具，而保持使用易于携带的金银器皿的习惯。由此可见，元代统治者对陶瓷生产的重视初衷是由于出口的需要。
第三，从元青花的造型看，有许多特殊的造型也同样是为了满足外贸出口的需要。在元代社会，青花瓷器还没有成为朝廷或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除酒具、明器外，主要产品是对外输出，因此，元青花的形体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原因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惯的需要。如大罐、大瓶、大盘、大碗是为了满足适应伊斯兰国家广大穆斯林席地而坐、一起吃饭的习惯而特别生产的大型饮食器皿。而元时生产的小件器皿，如小罐、小壶、小瓶则有许多销往菲律宾。在菲律宾出土的一件画折枝菊纹小罐，造型和纹饰与湖田窑发掘品完全相同，类似器物在菲律宾还出土过多件。如菲律宾的吕宋岛，仅一小块地区就有100座以上中世纪墓葬，在殉葬人骨的脚下有陪葬品，并不只是一件。器物有大罐、小罐、碟子、碗等成套的随葬品，由此可见，元青花小件器皿许多都是当年为满足东南亚人民陪葬需要而制造的外销商品。
第四，从出口到国外的藏品看，元代青花是14世纪中及稍后输往西亚、南非、欧洲和东南亚等地。这些地区的元青花现有传世藏品和出土物两类，其中传世藏品主要集中于西亚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博物馆和伊朗德黑兰的阿尔德比尔神庙，都是体形巨大、绘制精美的大型青花；与此相反，东南亚地区出土或传世的元青花大多数器型较小、纹饰简单，仅出土少量的大型青花瓷残片。伊朗德黑兰的阿尔德比尔神庙是一个元青花的宝库。早在17世纪初，阿巴斯王将1600多件中国瓷器奉献给神庙，这些盖上印章的瓷器中，就有数十件是精美的元青花。阿尔德比尔神庙的神职人员开始并没有把这些元青花视为珍宝，在1931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元代和明代早期的青花瓷叠放于地上。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波普曾对这些瓷器进行了研究识别，将一大批元青花分离出来，披露于世。土耳其托普卡珀博物馆位于首都伊斯坦布尔，作为欧、亚、非三洲的交汇点，是联结东西方的枢纽，历史上曾是古“丝绸之路”的终点。千百年来，土耳其王国的宫殿中收藏了数量惊人的中国瓷器，其中有数十件是大型元青花，是世界上收藏元青花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博物馆。这些陈列于原皇宫大厨房的元代青花瓷有大盘、大罐、瓶、碗、壶等，有些残损的则以纯金修饰，豪华、瑰丽，足见当时对青花瓷的重视程度。
［参考文献］
［1］施茜.西域之风——从元青花瓷器纹饰“开光”看中亚、西亚文化对中原的影响［J］.中国陶瓷，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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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叶佩兰.元代瓷器［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
［5］陈克伦.多元文化因素对元瓷造型影响简论［A］.中国陶瓷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元青花；伊斯兰文化；制瓷技术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34-03
一、蒙、汉、伊斯兰文化是元青花产生的文化基础
从器型及纹饰看，元青花是元代蒙、汉及伊斯兰文化的集中体现。元代是一个大统一，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继汉唐统一的局面之后，经历了辽、宋、金长时期的分裂，又重新在更大、更深的基础上再度发展，形成大统一的国家。元代也是多民族杂居的朝代，其中汉人所占人口最多，其次是回人和蒙古人，相对蒙古人起源的地区及回人的来源来说，当时北方的回人和蒙古人较南方多一些。同时，由于蒙古人、回人所处的社会地位较汉人高，所以，这三种人对于元青花的形成所起的决定作用是基本等同的。
（一）从蒙古人的起源传说看元青花的色彩崇尚
据《史集》记载：“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内讧，对蒙古部进行了大屠杀，只剩下两男两女，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见的地方，那里只有群山或森林，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达其外部，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原，这个地方名为额尔古涅一昆。”其中“额尔古涅”意思是险峻，“昆”意即峻岭。传说蒙古族的祖先，即额尔古纳河森林中的两个人，一个名为捏古斯，一个名为乞颜，这两个人可能就是原始蒙古人时代相互通婚的两个氏族。他们的后裔中，有一个“有命于上天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其妻为豁埃马阑勒，他们一同度过赤水，迁至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孛儿帖赤那“孛儿帖”意为苍色即苍蓝色，“赤那”意为狼，豁埃马阑勒之“豁埃”意为惨白色，“马兰勒”意为鹿。因此，苍狼与白鹿的颜色就成为蒙古人崇尚的颜色，这也就是组成青花的两种颜色。又因为乌桓人是“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的母权制社会，蒙古族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因此，青花发展成白底蓝花而不是蓝底白花，这是由统治者意愿所决定的。
蒙古人尚蓝、尚白，也可以从他们生活的方面面体现出来。13世纪50年代末，法国教士卢布鲁克奉国王之命出使漠北，他见蒙古妇女都将一块蓝色丝绸横系腰间。在《元史》叙述的宫廷仪典里，蓝色织物被大量使用。《元代花塑记》记录了内府裱褙书画的用料，绫绢之中，蓝色所占的比重极大。地方志记载的官府织染局也大批生产青蓝色丝绸，如在元代中期的镇江路、元中期和后期的庆元路，青蓝丝绸的产量各占其年织造额的1/4左右。元人描述当代宫殿制度说：“瓦滑琉璃，与天一色。”至于崇尚白色，《元史》记述的帝王旌旗、倚仗衣物常为白色；丝绸之中，有白纱、白罗、白绢、白绫；隶属大都留守司的大都四窑场在营造“素白琉璃砖瓦”。元世祖忽必烈的画像现存两种，所衣皆为白色。马可·波罗记载当时的情景：“每逢新年，举国衣白，四方贡献白色织物，白色马匹，人们互赠白色礼物，以为祝福。”蒙古国时期，百官每以“一色皓白为正服”，还曾引出汉族官员委婉的谏诤，对蒙古人的尚白，时人有“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的说法。
（二）中亚、西亚等穆斯林民族的审美意识对元代工艺品的影响
元朝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在其形成过程中，就已将侵略的触角延伸到中亚、西亚的许多地区。铁木真（成吉思汗）1206年统一草原诸部，建立大蒙古国。其后，连年举兵，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于1211年灭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大掠中亚地区，1234年灭金。1235年西征，兵锋直抵波兰、匈牙利。1253年灭大理，并在第三次大规模西征中，灭亦思马因（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支）。1258年灭阿巴斯王朝。1260年攻破叙利亚诸地。至1260年忽必烈大汗建立元朝时，元代的疆土“北越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除了今天我国的疆土外，还包括今蒙古国全境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区，面积大约相当于今天我国疆土的两倍。根据元代人的自述，自南宋灭亡之后，“四海混一”，“自古有国家者，莫若我朝之盛大者矣”。
在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过程中，掳掠大量人口，通常将工匠分离出来，“押送到东方去”，其余的全部杀掉。由此可见，元统治者对手工艺的重视程度。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阿拉伯人进入并停留在中国沿海城市，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元时的西亚和中亚穆斯林大批迁徙东亚，这些进入中国的穆斯林开始多为征战士兵和工匠，后来“居其津要，专其膏腴”，在西北、华北、江南、西南等地定居。数量庞大的穆斯林迁居中国，形成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汉语而又承袭伊斯兰文化的回族。蒙古族早期几乎无手工艺可言，对中亚的征服使他们不仅拥有精美的工艺品，同时拥有优秀的回族工匠，因此，他们的审美情感常常与伊斯兰文明联系起来。大批西域珍品渊源流入，政府设立作坊，依靠回族工匠大量生产伊斯兰世界的传统产品，西域产品及其装饰风格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元代织物的图案常常模仿中亚及西亚，仿得像，还有褒奖。元青花瓷作为当时的手工艺品之一，难免受到其他多种工艺品装饰风格的影响，从而也带有中亚、西亚风格。
（三）蒙古、西亚各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造就了元青花的特殊器型
蒙古族与西亚各民族在生活方式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却与汉族相去甚远。蒙古族与古代西亚各民族的共同之处，源于他们都是游牧民族的后裔。从种族起源来看，蒙古族是东胡和突厥的后裔，突厥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在蒙古草原上占统治地位。东胡是战国时期出现在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这两个民族在长期的相互角逐中，经济文化有了相互渗透的机会，在蒙古草原上，突厥与东胡部落相互融合，终于在13世纪形成了伟大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蒙古族常使用可以在马上携带的器皿，元代早期小型器皿多带系耳，以便于捆扎携带。蒙古人会做白酒，他们的阿剌吉酒即蒸馏酒，酒精成分较高，易醉人，因此，蒙古人的酒器较多。手工业方面，男人锻金铁为兵器，女人能刺韦做文绣，织毛毡类织物，这使蒙古人在四处迁徙的过程中能将毛毡类织物随处携带，并能在必要时就地安营扎寨。
西亚是对亚洲西部的统称，实际上，是以叙利亚—阿拉伯沙漠地带为中心向外扩展的地区，各地区间紧密相关，文明互补。在远古时代，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农耕者处于半游牧状态。其后，在沙漠的北部、西部地区，一些游牧民族开始定居生活，他们的语言和信仰在传播中相互渗透、影响。这些西亚游牧传统使他们的审美意识、生活习俗成为蒙古族的楷模。波斯风格的手工艺品如织物等也备受推崇。
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使他们对于便于携带的器皿及金银制品具有特殊的感情。西亚诸民族在毡毯上席地而坐及饮食的方式也与蒙古族有许多不约而同之处。这些生活习惯的相似，是元青花大罐、大盘、高足杯（碗）等器形产生的依据。
（四）汉族传统文化是元青花装饰题材的主要来源
忽必烈时期，官方文书上虽无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即最早被蒙古人征服的西域和中亚的各族人民）、汉人（即原金朝辖区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南人（原属南宋的江南汉人称之为宋人、新附人或南人）四等的明确记载，然实际存在四种人的等级差别。汉族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元青花不会按照汉族的审美崇尚发展，但由于汉文化的强大，以及元瓷“官搭民烧”的制作体制，使元青花这种“俗甚”的陶瓷装饰形式，在充斥着汉文化的制作环境中，按照蒙古族、穆斯林民族的要求茁壮成长起来。在这种环境下，元青花不可避免地嫁接了诸多汉族传统文化因素。从主题纹饰看，大多是中国的传统纹饰，如牡丹、束莲、麒麟等。其中松、竹、梅的画法颇受元代绘画影响。从辅助纹饰看，波浪纹、回纹、蕉叶纹等，大多出现在中国传统器物的装饰中。
二、景德镇制瓷技术及原料的成熟是元青花产生的物质基础
可以这样说，元青花的繁荣是钴料与元代景德镇瓷土二元配方的完美结合。在元青花诞生之前，曾有中东国家及我国河南巩县将钴料用于陶或瓷的装饰中，但都不能像元青花这样完美运用，只有当元代景德镇发明了将高岭土加入到瓷石中之后，才将青花瓷绘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以至于对明清及中国现代的陶瓷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青花制瓷技术建立在宋代制瓷技术基础之上，宋代制瓷技术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官窑性质的五大名窑上，以生产民用瓷为主的磁州窑、吉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的技术水平也不能低估。入元后，无严格意义上的官窑技术的退化和民窑技术的提高，这就为元青花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元代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官窑，所谓官窑也只是“官搭民窑”，元朝廷对其是“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的管理方式，民窑在“无命则止”时可以自由生产一些外销瓷，所以，民窑技术的提高对于元青花质量的提高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元青花主要产于江西景德镇，云南建水窑和玉溪窑在元末明初亦生产过青花瓷，浙江和江西吉安等处曾有元代烧制青花瓷的报道，但惟有景德镇的元青花烧造时间长、质量高、发展快，成为元青花的主要产地。
景德镇元青花之所以能够烧制成功，首先，是受吉州窑烧制釉下彩技术的影响，吉州窑距景德镇不远，技术上的交流相对容易；其次，元青花瓷器的青白釉改进宋代青白釉配方，主要是白釉中的氧化钙含量少，钠钾含量增加，在高温过程中釉溶解力较强，将胎内的三氧化二铁溶解而影响釉的白度，从而能够生产适合于做青花瓷器的釉；再次，最重要的原因是景德镇成功地创造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的方法，使瓷胎内氧化铝的含量提高，这有利于提高烧成的温度并减少变形，从而使成品率提高，也使器物釉面达到硬制瓷器的指标。在提高烧成温度的同时，也易使瓷土中的杂质“烧飞”，从而使瓷胎胎质更白，适于绘画，避免了同时期其他窑口胎色过于暗淡，要施加化妆土才能绘画的尴尬。物质及技术的成熟使元青花在景德镇繁荣起来。
三、元代对外贸易的繁荣是元青花产量及质量提高的动因
元青花之所以繁荣于元代中晚期，而非在鼎盛时期，主要原因之一是外贸出口的刺激，而不是统治者自身生活的需要。
第一，从元朝的对外贸易渠道看，可以分为陆路和海路。陆路贸易主要是通过金帐汗国、伊利汗国与欧洲发生联系，其次是与高丽、交趾、缅甸等国的交往，但总体来说规模不及海外贸易。在南宋统治时期，江南的海外贸易就已十分繁盛，泉州、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是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历代的元统治者都有征服世界的雄心，重视开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在平定南宋的过程中，就已设置了四处市舶司，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忽必烈“诏蒙古带、唆都、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蒙古带、唆都都是蒙古人，蒲寿庚则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长期从事海上贸易，南宋末年曾被任命为沿海制置使。元军南下，蒲寿庚投降，元政府知道他“素主市舶”，便委以重任。正是由于元政府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在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代，南方的海外贸易活动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忽必烈多次派遣使节，出访海外，试图与东起日本，西到印度洋的许多国家建立各种关系。他还数次派出军队远征海外，军队人数多达10万人。在这种背景下，海外贸易自然得到极大的发展。元朝最多时曾于7个港口设立市舶司，这些港口是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
第二，从北京故宫的旧藏品来看，既有宋代五大民窑的贡品，也有明清两代的各类御用品，却没有一件元青花的传世品，即使有元代其他品种的旧藏瓷，也只有少量祭祀用品，如元龙泉窑藏草瓶、元龙泉窑大尊、元钧窑天蓝釉大罐、元景德镇蓝釉白龙盘、元卵白釉盘等，可见元代朝廷日常使用瓷器不多，仅是祭祀时使用。在忽必烈身边任职多年的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谈到元朝宫廷用具时说：“元朝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金属制成品。”可见，至少在元代早期，这些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并不适用使用陶瓷器皿作为日常用具，而保持使用易于携带的金银器皿的习惯。由此可见，元代统治者对陶瓷生产的重视初衷是由于出口的需要。
第三，从元青花的造型看，有许多特殊的造型也同样是为了满足外贸出口的需要。在元代社会，青花瓷器还没有成为朝廷或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除酒具、明器外，主要产品是对外输出，因此，元青花的形体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原因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惯的需要。如大罐、大瓶、大盘、大碗是为了满足适应伊斯兰国家广大穆斯林席地而坐、一起吃饭的习惯而特别生产的大型饮食器皿。而元时生产的小件器皿，如小罐、小壶、小瓶则有许多销往菲律宾。在菲律宾出土的一件画折枝菊纹小罐，造型和纹饰与湖田窑发掘品完全相同，类似器物在菲律宾还出土过多件。如菲律宾的吕宋岛，仅一小块地区就有100座以上中世纪墓葬，在殉葬人骨的脚下有陪葬品，并不只是一件。器物有大罐、小罐、碟子、碗等成套的随葬品，由此可见，元青花小件器皿许多都是当年为满足东南亚人民陪葬需要而制造的外销商品。
第四，从出口到国外的藏品看，元代青花是14世纪中及稍后输往西亚、南非、欧洲和东南亚等地。这些地区的元青花现有传世藏品和出土物两类，其中传世藏品主要集中于西亚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博物馆和伊朗德黑兰的阿尔德比尔神庙，都是体形巨大、绘制精美的大型青花；与此相反，东南亚地区出土或传世的元青花大多数器型较小、纹饰简单，仅出土少量的大型青花瓷残片。伊朗德黑兰的阿尔德比尔神庙是一个元青花的宝库。早在17世纪初，阿巴斯王将1600多件中国瓷器奉献给神庙，这些盖上印章的瓷器中，就有数十件是精美的元青花。阿尔德比尔神庙的神职人员开始并没有把这些元青花视为珍宝，在1931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元代和明代早期的青花瓷叠放于地上。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波普曾对这些瓷器进行了研究识别，将一大批元青花分离出来，披露于世。土耳其托普卡珀博物馆位于首都伊斯坦布尔，作为欧、亚、非三洲的交汇点，是联结东西方的枢纽，历史上曾是古“丝绸之路”的终点。千百年来，土耳其王国的宫殿中收藏了数量惊人的中国瓷器，其中有数十件是大型元青花，是世界上收藏元青花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博物馆。这些陈列于原皇宫大厨房的元代青花瓷有大盘、大罐、瓶、碗、壶等，有些残损的则以纯金修饰，豪华、瑰丽，足见当时对青花瓷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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