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现象，有些专家用一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其合理性，甚至提出将来就是物价高、钱价高、人价高的三高时代，CPI上涨15%也无妨。个人认为，这些专家的判断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看不到中国处在体制转型期通胀问题的特质。
　　以我之见，当前通货膨胀表面上是货币现象，但本质上与转轨阶段政府体制改革滞后有关，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应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步伐。
　　政府本身是货币超发需求的主体。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政府行政主导，政府行政主导型经济的发展追求看得见的招商引资政绩，一是GDP速度，二是经营规模。用货币投资搞大型工程、开大型会议、建大楼大路、组大企业大公司、催GDP大增。但是，大增长需要大量货币投资，政府本身是货币超发需求的主体。
　　现有金融体制刻意压低存款利率。国有金融体制转型滞后的银行系统，存在着用行政力量人为压低存款利率的倾向。扣除通胀后，民众的实际存款利率為负。但是在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的情况下，普通家庭只能选择通过储蓄来支持子女的教育、保障医疗以及未来退休后的生活。刻意压低存款利率，使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可以更加不计成本，从而使政府和国有企业对低成本资金的需求更加旺盛，从主、客观上增加了货币需求。国有银行很大程度依靠利差赚取利润，较少考虑科技研发和创业创新型小企业贷款，缺乏支持原始型创新企业的金融创新和改善服务的水平。
　　今年屡屡出现的物价上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民间资金对国家产业政策缺乏稳定预期，不愿意流向实体经济，炒作物价引发价格上涨。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中小企业创业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产业准入等激励制度在现实中遇到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阻滞，直到现在仍没有根本性的起色。在以治理金融危机为名的兼并重组中，以政府行政力量干预的国企兼并民企风潮，由于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原则进行，倒逼许多民营资金从实体经济退出。即便民间资金充裕，也对投资实体产业充满疑虑。民营企业和民间资金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兴趣减弱，对虚拟经济和金融衍生品的兴趣高过实实在在的创业。进入虚拟行业炒房炒地和炒股，或目标商品的投机炒作，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程度，为通货膨胀添柴加薪。
　　当政府行政主导型经济成为现实，就进一步弱化了社会自组织系统的发展，而社会自治组织不发展，使各种社会阶层之间的谈判协商机制无法建立，社会财富过多流向强势方。例如，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工资福利被强势资本压制；官员对民众的强势；城市对乡村的强势；国企对民企的强势。我们可以一掷千金地开奥运、开世博、开亚运，就是不能解决农民工子女的留守问题和农民工的城市定居；就是不能解决拆迁补偿到位问题；就是不能解决为大城市生态环境做出贡献的落后地区的生态补偿。当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就可能引发“劫贫济富”，扩大基尼系数。（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