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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南第一峰”猫儿山南麓的广西兴安县华江瑶族乡一个叫千家寺的村落里，有一座保存完好的二层小楼。1934年，途经此地的红军留下了诸多标语，这座小楼也因此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标语楼”。摄影/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上午8时，太阳爬过井水门山顶。
李桂达抻了下卷起的裤脚，从门外挑一把长柄镰刀，两把扫帚，上了村口的石路。他这回没下地，而是去了离家不远的一处陵墓——在村里安立了82年的红军墓。
在广西兴安县，湘江战役后建起多座红军烈士陵园，每年数百万人来此悼念。然而，在离兴安县城60公里外的华江乡水埠村，一处葬着12名战士的红军墓却鲜有人知。
1934年11月，红军部队渡过湘江，行军途经李桂达所在的水埠村。在这里，红军先遣部队遭到桂系民团及国民党军阻击，不少战士在战斗中受伤、掉队甚至牺牲。祖父辈曾告诉李桂达，红军墓就是他们在战后从村边“一根根骨头捡回来的”，整整12人。
从红军墓立起来的那年起，水埠村的村民就多了一种身份——红军守陵人。逢年过节、草木荣枯之时，村民们总要来清扫、祭拜一番。
在67岁的李桂达的记忆里，村里家家户户的扫把都在红军墓前挥动过。
无名的红军墓
“一根根骨头捡回来的”
沿着水埠村村口的石路走百米，山坳环抱，一水绕前。
山脚豁出一片碗口形的空地，水泥砌的坟墓于中，坐北朝南，绵延百里的六洞河打前流过。
李桂达说，这是村里最好的“风水地”，也算是村民当年能给战死红军的最高“礼遇”。
墓在后，碑在前，三米见方，干净平整。碑中间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红字，旁书“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经过我地。陈玉春等十二位同志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而英勇就义”。
除了墓碑上那颗褪了色的红色五角星，这座红军墓看起来与远处的村民家墓无异。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打响。中央红军在兴安、灌阳等县强渡湘江。红军部队8万余人与国民党阻击部队激战4天4夜，于12月1日凌晨成功过江。然而，渡江后的红军仅存3万余人，损失惨重。
华江乡村民陆志的父亲刘华连是成功渡江的一名红军战士，陆志告诉笔者，父亲是“从战友的尸体上爬过湘江的”。刘华连渡江后跟着部队行军北上，途经水埠村一带时，被国民党军提前埋下的毒竹签刺伤脚，掉队被俘。
爷爷曾跟李桂达谈起过这段历史。
“一天夜里，渡江后的红军行军时在村外与当地民团打起来了，牺牲的战士遗体散落在山林里。”李桂达指着村西的道路，“战斗平息后，我爷爷跟其他村民一起，趁夜把红军遗骸捡回来，整整12人。”为了不被当地地主和民团发现，村民将战士遗骸聚到一起就地掩埋，在坟前放一块石头，算是标记。
1966年，四清运动工作组与村民一道将红军墓移迁到现在的墓地，石墓石碑，以显敬重。
据兴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兴华多年前考证，当年有一位老村民在掩埋红军遗骸时，在一位战士的衣兜里找到一张红军证，名为“陈玉春”，由此，这处埋葬着12位红军战士的墓地便有了名字。
山村的守护
“村民把红军墓当亲人墓”
从红军墓立起来的那年起，水埠村的村民就多了一种身份——红军守陵人。
南国九月，稻谷陆续收割，灌木却仍在墓地周围攀爬。李桂达抄起镰刀，将探出来的灌木枝叶挥落。穿着蓝色粗布衫和长裤，李桂达消瘦却透着庄稼人独有的苍劲。
村民为何对红军墓如此优待？李桂达说：“念红军的好。”
“父亲常说，他小时候家里穷，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让农民吃上了饱饭。”李桂达说，“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水埠村村民深怀感激，解放后，生活好过了，村民更念老红军的好。”
修整好枝叶后，李桂达拾起竹扫帚，将落叶扫成一堆，又换一把高粱秆编的小扫把来回清理。坟墓顶上稀疏着几片落叶，李桂达伸出手去捏，他的手指关节明显粗大，捏住一片叶子并不容易。
72岁的村民赵良国穿着一件土黄色的旧军装，他隔两三个月就会去红军墓祭拜一下。在他的印象里，红军战士纪律严明，不收村民一文一粮。
村民对红军的感念不止于此，兴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兴华告诉笔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水埠村成了红军民族政策最早的践行地。
水埠村所在的华江瑶族乡，是兴安县唯一少数民族乡，眼下水埠村的瑶民仍占七成。1934年11月29日，红军政治部下发《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主张反对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平等，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决定，并在精神与物质上给他们实际的帮助。这对当地长期受汉族军阀、地主等剥削的瑶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此后的82年里，红军墓在水埠村香火不息。
水埠村村支书邓华德想起1977年的那场洪水，感叹不已。“村子被大水淹了，村民连夜撤离，搬回来时村民房内积满淤泥、杂物。许多村民顾不上打扫，拿上工具就奔向红军墓，把那里清理得干干净净。”
邓华德说，村民都把红军墓当亲人的墓。
历史的传承
“孙子问我红军是谁”
扫完墓，李桂达来到石路边，弓腰掐一束紫色的野花，又寻几株粉色的搭上。小花束摆在碑前，扶正，退了两步，深深鞠了一躬。
石墓前的石路，旧称“五尺官道”，是村民进城、下地必经之路，在李桂达的印象里，村民路过时，都会主动上前清扫。每逢春节、中元节、清明节，村民还会拿上苹果、炸肉和自家磨的白豆腐摆在墓前。
16岁时，李桂达第一次站到红军墓前，那是红军墓迁移后的第一年。跟父辈不一样的是，他可以随时站到红军墓前大方祭拜。父亲没有对李桂达过多谈起墓地的历史，但老一辈在茶余饭后已经将这段历史悄悄流传。
广西兴安建有数处红军烈士陵园，每年前来悼念的人以百万计。而水埠村的这座红军墓，还由村民们代代守护。如今，水埠村村民种上了山竹、百香果等经济作物，年轻人经常进出往返，但回乡时都会去红军墓看看。
红军的历史越来越远，但在水埠村的传承似乎不会断。
李桂达的儿子李毅如今是华江乡派出所民警，年少时常随父亲去红军墓祭拜，如今每次回乡依然会接过父亲的扫把来到红军墓前。李桂达常常带着放暑假的孙子在六洞河游泳。这条河在红军墓前流过，发源于华南第一峰猫儿山。七岁半的孙子识字不多，但每次都会拽着李桂达上岸看看红军墓。
李桂达指着红军墓前的石阶说：“就坐在这儿，他问我‘红军’是谁？我把碑文念给他听，给他讲述这段历史。孙子听得认真，每次回来，都会让他爸爸买束花带着，送到红军墓前。”
日头渐高，李桂达跟笔者说起2016年清明，附近小学老师带着学生们来红军墓祭拜的场景。
上午8时，太阳爬过井水门山顶。
李桂达抻了下卷起的裤脚，从门外挑一把长柄镰刀，两把扫帚，上了村口的石路。他这回没下地，而是去了离家不远的一处陵墓——在村里安立了82年的红军墓。
在广西兴安县，湘江战役后建起多座红军烈士陵园，每年数百万人来此悼念。然而，在离兴安县城60公里外的华江乡水埠村，一处葬着12名战士的红军墓却鲜有人知。
1934年11月，红军部队渡过湘江，行军途经李桂达所在的水埠村。在这里，红军先遣部队遭到桂系民团及国民党军阻击，不少战士在战斗中受伤、掉队甚至牺牲。祖父辈曾告诉李桂达，红军墓就是他们在战后从村边“一根根骨头捡回来的”，整整12人。
从红军墓立起来的那年起，水埠村的村民就多了一种身份——红军守陵人。逢年过节、草木荣枯之时，村民们总要来清扫、祭拜一番。
在67岁的李桂达的记忆里，村里家家户户的扫把都在红军墓前挥动过。
无名的红军墓
“一根根骨头捡回来的”
沿着水埠村村口的石路走百米，山坳环抱，一水绕前。
山脚豁出一片碗口形的空地，水泥砌的坟墓于中，坐北朝南，绵延百里的六洞河打前流过。
李桂达说，这是村里最好的“风水地”，也算是村民当年能给战死红军的最高“礼遇”。
墓在后，碑在前，三米见方，干净平整。碑中间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红字，旁书“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经过我地。陈玉春等十二位同志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而英勇就义”。
除了墓碑上那颗褪了色的红色五角星，这座红军墓看起来与远处的村民家墓无异。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打响。中央红军在兴安、灌阳等县强渡湘江。红军部队8万余人与国民党阻击部队激战4天4夜，于12月1日凌晨成功过江。然而，渡江后的红军仅存3万余人，损失惨重。
华江乡村民陆志的父亲刘华连是成功渡江的一名红军战士，陆志告诉笔者，父亲是“从战友的尸体上爬过湘江的”。刘华连渡江后跟着部队行军北上，途经水埠村一带时，被国民党军提前埋下的毒竹签刺伤脚，掉队被俘。
爷爷曾跟李桂达谈起过这段历史。
“一天夜里，渡江后的红军行军时在村外与当地民团打起来了，牺牲的战士遗体散落在山林里。”李桂达指着村西的道路，“战斗平息后，我爷爷跟其他村民一起，趁夜把红军遗骸捡回来，整整12人。”为了不被当地地主和民团发现，村民将战士遗骸聚到一起就地掩埋，在坟前放一块石头，算是标记。
1966年，四清运动工作组与村民一道将红军墓移迁到现在的墓地，石墓石碑，以显敬重。
据兴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兴华多年前考证，当年有一位老村民在掩埋红军遗骸时，在一位战士的衣兜里找到一张红军证，名为“陈玉春”，由此，这处埋葬着12位红军战士的墓地便有了名字。
山村的守护
“村民把红军墓当亲人墓”
从红军墓立起来的那年起，水埠村的村民就多了一种身份——红军守陵人。
南国九月，稻谷陆续收割，灌木却仍在墓地周围攀爬。李桂达抄起镰刀，将探出来的灌木枝叶挥落。穿着蓝色粗布衫和长裤，李桂达消瘦却透着庄稼人独有的苍劲。
村民为何对红军墓如此优待？李桂达说：“念红军的好。”
“父亲常说，他小时候家里穷，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让农民吃上了饱饭。”李桂达说，“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水埠村村民深怀感激，解放后，生活好过了，村民更念老红军的好。”
修整好枝叶后，李桂达拾起竹扫帚，将落叶扫成一堆，又换一把高粱秆编的小扫把来回清理。坟墓顶上稀疏着几片落叶，李桂达伸出手去捏，他的手指关节明显粗大，捏住一片叶子并不容易。
72岁的村民赵良国穿着一件土黄色的旧军装，他隔两三个月就会去红军墓祭拜一下。在他的印象里，红军战士纪律严明，不收村民一文一粮。
村民对红军的感念不止于此，兴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兴华告诉笔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水埠村成了红军民族政策最早的践行地。
水埠村所在的华江瑶族乡，是兴安县唯一少数民族乡，眼下水埠村的瑶民仍占七成。1934年11月29日，红军政治部下发《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主张反对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平等，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决定，并在精神与物质上给他们实际的帮助。这对当地长期受汉族军阀、地主等剥削的瑶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此后的82年里，红军墓在水埠村香火不息。
水埠村村支书邓华德想起1977年的那场洪水，感叹不已。“村子被大水淹了，村民连夜撤离，搬回来时村民房内积满淤泥、杂物。许多村民顾不上打扫，拿上工具就奔向红军墓，把那里清理得干干净净。”
邓华德说，村民都把红军墓当亲人的墓。
历史的传承
“孙子问我红军是谁”
扫完墓，李桂达来到石路边，弓腰掐一束紫色的野花，又寻几株粉色的搭上。小花束摆在碑前，扶正，退了两步，深深鞠了一躬。
石墓前的石路，旧称“五尺官道”，是村民进城、下地必经之路，在李桂达的印象里，村民路过时，都会主动上前清扫。每逢春节、中元节、清明节，村民还会拿上苹果、炸肉和自家磨的白豆腐摆在墓前。
16岁时，李桂达第一次站到红军墓前，那是红军墓迁移后的第一年。跟父辈不一样的是，他可以随时站到红军墓前大方祭拜。父亲没有对李桂达过多谈起墓地的历史，但老一辈在茶余饭后已经将这段历史悄悄流传。
广西兴安建有数处红军烈士陵园，每年前来悼念的人以百万计。而水埠村的这座红军墓，还由村民们代代守护。如今，水埠村村民种上了山竹、百香果等经济作物，年轻人经常进出往返，但回乡时都会去红军墓看看。
红军的历史越来越远，但在水埠村的传承似乎不会断。
李桂达的儿子李毅如今是华江乡派出所民警，年少时常随父亲去红军墓祭拜，如今每次回乡依然会接过父亲的扫把来到红军墓前。李桂达常常带着放暑假的孙子在六洞河游泳。这条河在红军墓前流过，发源于华南第一峰猫儿山。七岁半的孙子识字不多，但每次都会拽着李桂达上岸看看红军墓。
李桂达指着红军墓前的石阶说：“就坐在这儿，他问我‘红军’是谁？我把碑文念给他听，给他讲述这段历史。孙子听得认真，每次回来，都会让他爸爸买束花带着，送到红军墓前。”
日头渐高，李桂达跟笔者说起2016年清明，附近小学老师带着学生们来红军墓祭拜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