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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对于国有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到底已经授予了多少期权，兑现了多少，并不完全掌握
中移动“金库”
2004年11月，一纸调令，王建宙从工作多年的中国联通调至中国移动集团，任总经理、党组书记以及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同年12月，王建宙通过中国移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60万股股票期权，次年再次受到激励；此后两度小规模行权12.5万股，获益334.775万港元。
王建宙目前名义年薪约为505万港元，此外合计持有97万股期权（不含2007年上半年行权的4万股，以及2006年行权的8.5万股），其名义身价，如果以2008年6月18日108.6港元/股的股价计，已逾1.05342亿港元；扣除行权成本，收益也在7380万港元以上。
紧随其后的，是李跃、鲁向东、薛涛海、张晨霜、沙跃家等五位高管及董事，每人持有约78万股期权，以250天的日均价计，市值亦达8000多万港元；扣除行权成本后，有望获益6000万港元。
与其“身价”相比，王建宙行权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有人比他走得更远。
1997年，中移动（当时还是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借上市东风推行了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及行使过程中均不包含业绩约束。1998年3月首次根据该计划授出期权，六位董事获授，同期无人行权。
1999年，石萃鸣、陈兆滨两位董事于当年4月20日，在卸任后以每股11.10港元的价格行使了全部认股权，当时股票市值为每股15.15港元。其中石萃鸣认购290万股，陈兆滨认购260万股，行权涉及资金6105万港元；同期股票市值8332.5万港元，相关收益约为2227.5万港元。石为更名前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为总经理，1997年仍在任。
2000年，当时的公司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李平，在8月离任前悉数行使了认股权；总计动用7634万港元，对应同期股份市值为2.234亿港元，期权收益约1.47亿港元。其中，成就其亿万身价的一笔最重要的期权收益，是以11.10港元/股的价格行权240万股。由于行权时的每股市值已经高达58.75港元，这笔期权的总市值更是高达1.41亿港元，实现收益1.1436亿元。李平当时年仅46岁，现担任中国电信副总经理。
2001年，董事和高管没有行权，但数目不详的雇员进行了行权。行权累计动用资金3.4641亿港元，对应期权市值3.9555亿元，据此计算收益约为4914万港元。
2002年，中移动未透露姓名人士，以11.10港元的行权价认购210万股股份，涉资2331万港元，当时的股价为28.85港元/股，对应的市值为4798.5万港元；据此计算，其收益为2467.5万港元。
2003年，中移动没有行权记录。但在2002年6月的股东周年大会上，中移动宣布废止1997年10月通过的旧认股权计划，推出新的认股权计划，计划有效期为十年。很多在香港上市的国企都在2002年对最初的激励方案进行了修订，这主要是为了满足2001年香港交易所新上市规则的要求。但中移动的新计划却同时扩大了激励范围和力度。
中移动称，新计划“旨在为本公司提供灵活有效的途径”，以“酬谢及提供福利予本公司……以及附属公司的雇员、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从而激励参与者”。根据新计划，董事会可以自行酌情邀请参与者认购公司认股权，实际执行中覆盖了中移动所有分公司和子公司的高层与骨干。且2004年起授予的期权，一年后即可行权40％，随后两年可分别行使30％，比原办法规定的“两年内可行权50％，另50％五年内行权”要方便得多。
与旧的认股权计划相比，新计划授予范围更广，行权限制期限更短，也未见任何限制和约束条件。这与其说是一种中长期激励计划，不如说是一种短期的可观的“全民福利”。
公开资料显示，根据新的认股权计划，2004年7月3日和10月28日，中移动有关高管及雇员曾分别以22.85和22.75港元的价格认购两笔期权，行权涉资6.61767亿港元。以当时的股价26港元计，对应股票市值约为7.64亿港元，收益约为1.0246亿港元。
从2005年起，中移动开始了大规模行权。资料显示，2005年公司共动用32.4556亿港元行权，相关收益约为38.6144亿港元。
2006年，中移动分六批行权，行权资金约39.9368亿港元，相关收益达26.8064亿港元。
2007年，行权仍在继续。全年仍然分六次行权，累计行权涉及资金16.5914亿港元，由于股价飙涨，获得收益创记录地达到42.3427亿港元。
“发酵”
中移动并非孤例。事实上，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行权记录上都颇为大胆。
中国联通在2000年6月香港上市时，亦曾公布期权激励计划，最初授予价为发行价15.40港元，2002年后又公布了新的股权激励计划。但联通上市后股价不振，直至2004年才出现行权，近两年行权更为集中。
2006年，中国联通有数位董事和高管加入行权。其中执行董事兼总裁尚冰行权22万股，即将卸任的董事李建国行权21.2万股，执行董事兼副总裁杨小伟行权20.4万股，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佟吉禄行权22万股，董事兼副总裁李正茂行权10万股，曾多年担任中国联通副总裁的61岁非执行董事吕建国行权29.2万股。
中国联通2007年年报显示，2007年，共有5130.8万份期权被行使。截至2007年7月31日，根据股份期权激励计划已授出并继续有效的期权共2.3615亿份，相当于年报付印前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已发行股本的约1.73％。
中国电信自2003年3月开始授予股票增值权，2003年批准授予2 .765亿股份增值权单位，2005年4月又批准了5.6亿股份增值权单位；2006年1月批准了8.373亿股份增值权单位，授予价分别为1.48元、2.78港元和2.85港元。
由于授予价较低，中国电信上市后虽股价不高，当事人仍然收益不菲。截至2007年12月年，已有2.04亿股份增值权单位被行使，中国电信因此确认的支出费用为6.89亿元人民币。
中国网通的做法相比之下较有约束。2004年9月上市前，中国网通根据期权计划向九名董事、七名管理层和440名其他管理人员授出了1.58亿股期权，占总股份的2.46％，认购股价为发行价8.40港元/股。2005年12月6日，网通向新收购四省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管理层骨干以及薪酬委员会认定的专业人士，第二次授予期权0.79亿股，行权价为12.45港元/股。
至2005年，网通已有5700万股期权被行使，平均每股收市价14.46港元，2006年和2007年行权仍在继续。行权者中，包括时任网通董事长的张春江等多位董事和高管。
从《财经》记者在业内了解的情况看，在电信运营商中，恰如效益最好、成长最快的是中移动，授予期权比例最高、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莫过于中移动，行权最为频繁普遍、收益最大的也是中移动。一位电信业内资深人士称，中移动发放的期权占公司总股比的7％，在股价最高时，相关期权市值已近千亿港元。
一位与中移动接触较多的上游供应商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据他所知，中移动在2006年国资委叫停后就停止了新的期权授予计划，“以前中国移动‘三级正’以上都有期权。一级正是地方公司的总经理，二级正是部门正职，三级正是高级项目经理。”总体而言，高管授予比例较高，但真正行使的较少。
期权如何发放，在各公司都是高度机密。中移动发展战略部的一位职员在加入之初就被领导提醒：不要讨论期权问题，“该有期权的时候，领导会找你谈；在没有找你谈之前，你不用关心这个事情，也不能随便打听别人的期权情况。”中移动研究院一位原来在外资公司任职的高层则因到得太晚，已错过了获得期权的机会。
期权收益如何分配，则更是讳莫如深。多位监管部门人士和一些电信业内资深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证实，部分高管已经实现自己的期权收益，但是每个公司对期权收益的管理办法都有不同：有的公司直接对应于个人，也有公司设立了一个“中央基金账号”，由公司出资行权后纳入“中央基金”，再进行二次分配。
《财经》记者从监管部门有关人士处获悉，现在监管部门对于这些国有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究竟已经授予了多少期权、兑现了多少，都仍是未知数。国资委也因此在2007年10月发起了一次“调查摸底”。
蔚为洪流
金融类企业抢跑行权的也比比皆是。最先实行股票增值权计划的是中国财险。
2003年11月7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2328；下称人保）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根据其“高层管理人员股票增值权计划”，所授出的股票增值权五年有效，但首年不能行权，之后每年最多行权25％，初步授出股票增值权的行使价等于IPO价（发行价为1.80港元）；授予对象为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部门总经理、省分公司总经理及薪酬委员会确认的其他人员和有突出贡献的雇员。当时的董事会成员有董事长唐运祥，副总裁王毅，财务总监王银成、刘政焕、乔林、丁运州等。
据2006年人保年报披露，当年末可行权数量为2156.2万股，行权平均价为1.90港元；据此推算，行权涉及的资金大约相当于4000多万港元。据了解，这部分被授予股票增值权的高管已陆续行权。
2003年12月，中国人寿在香港上市时也在招股说明书中公布了类似计划，即以IPO价格（3.95港元）授予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等100人左右股票增值权，锁定期为四年。
此后，中国人寿逐渐扩大股票增值权计划的参与范围，至省级、地市级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及优秀保险营销员。中国人寿在2006年曾两次以5.34港元/股和6.89港元/股，分别授予股票增值权407万股和5300万股；对应当前股价，这些核心管理人员及业务人员享受的股票增值权已价值近12亿港元，增值平均比例高达350％以上。
在国有上市银行中，交通银行是股权激励计划的领跑者。2005年6月23日，交行在H股挂牌交易，并披露其股票增值权计划：以H股发行价2.50港元/股为授予价，向在职交行高管授予750万股，相当于已发行股份的0.11％。至2007年6月23日，交行的第一批股票增值权到期，其增值幅度高达220％。
2005年末，建行、中行、招行、工行陆续在H股上市，亦纷纷实施对高管人员的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建行于2007年7月率先将股权激励扩大到全体员工范围，该计划包括高管、中层员工、一般员工三个层次，其中用于员工激励的股份来自股东成员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减持。
石油类企业则相对保守。中海油曾先后推出四个不同的股份期权计划，但除了外籍高管，行权者寥寥。
据年报披露的信息，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海油高管和雇员累计持有的股份期权数量达到3.03795亿股，其内在价值为23.75亿元人民币。以6月18日收盘价13.34港元/股计算，这批股份的市值约为40.52625亿港元。从2005到2007年，中海油董事和高管除一位退休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柯凯斯在退休前行使了被授予的期权，其他并无行权记录，行权者主要集中在一批数量不详的“其他雇员”之中。
中海油期权起初授予范围较为集中，且授予批次频繁。从历年的年报统计来看，截至2007年底，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已经先后七次获得股权激励，获授期权数量累计达到1854.1万股，行权价从1.19港元/股到7.29港元/股不等。以中海油6月18日收盘价13.34港元/股计算，对应身价达2.4734亿港元，若行权，收益可达1.6226亿港元。
中石油也是最早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之一。公司自2000年4月首次公开发行H股即公布了相关计划，主要授予给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管，允许其在2004年4月之后、2008年4月之前开始行权。
截至2007年底，中石油高管累计被授予期权8700万股，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被授予3500万期权，除一位独董放弃了授予的187万股期权，其余均未行使。但根据会计准则，期权只要授予，不管当事人是否行使，公司都要将行权价与股价之间的差价作为期权费用计入成本。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石油已累计为此计提14亿元。■
中移动“金库”
2004年11月，一纸调令，王建宙从工作多年的中国联通调至中国移动集团，任总经理、党组书记以及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同年12月，王建宙通过中国移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60万股股票期权，次年再次受到激励；此后两度小规模行权12.5万股，获益334.775万港元。
王建宙目前名义年薪约为505万港元，此外合计持有97万股期权（不含2007年上半年行权的4万股，以及2006年行权的8.5万股），其名义身价，如果以2008年6月18日108.6港元/股的股价计，已逾1.05342亿港元；扣除行权成本，收益也在7380万港元以上。
紧随其后的，是李跃、鲁向东、薛涛海、张晨霜、沙跃家等五位高管及董事，每人持有约78万股期权，以250天的日均价计，市值亦达8000多万港元；扣除行权成本后，有望获益6000万港元。
与其“身价”相比，王建宙行权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有人比他走得更远。
1997年，中移动（当时还是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借上市东风推行了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及行使过程中均不包含业绩约束。1998年3月首次根据该计划授出期权，六位董事获授，同期无人行权。
1999年，石萃鸣、陈兆滨两位董事于当年4月20日，在卸任后以每股11.10港元的价格行使了全部认股权，当时股票市值为每股15.15港元。其中石萃鸣认购290万股，陈兆滨认购260万股，行权涉及资金6105万港元；同期股票市值8332.5万港元，相关收益约为2227.5万港元。石为更名前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为总经理，1997年仍在任。
2000年，当时的公司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李平，在8月离任前悉数行使了认股权；总计动用7634万港元，对应同期股份市值为2.234亿港元，期权收益约1.47亿港元。其中，成就其亿万身价的一笔最重要的期权收益，是以11.10港元/股的价格行权240万股。由于行权时的每股市值已经高达58.75港元，这笔期权的总市值更是高达1.41亿港元，实现收益1.1436亿元。李平当时年仅46岁，现担任中国电信副总经理。
2001年，董事和高管没有行权，但数目不详的雇员进行了行权。行权累计动用资金3.4641亿港元，对应期权市值3.9555亿元，据此计算收益约为4914万港元。
2002年，中移动未透露姓名人士，以11.10港元的行权价认购210万股股份，涉资2331万港元，当时的股价为28.85港元/股，对应的市值为4798.5万港元；据此计算，其收益为2467.5万港元。
2003年，中移动没有行权记录。但在2002年6月的股东周年大会上，中移动宣布废止1997年10月通过的旧认股权计划，推出新的认股权计划，计划有效期为十年。很多在香港上市的国企都在2002年对最初的激励方案进行了修订，这主要是为了满足2001年香港交易所新上市规则的要求。但中移动的新计划却同时扩大了激励范围和力度。
中移动称，新计划“旨在为本公司提供灵活有效的途径”，以“酬谢及提供福利予本公司……以及附属公司的雇员、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从而激励参与者”。根据新计划，董事会可以自行酌情邀请参与者认购公司认股权，实际执行中覆盖了中移动所有分公司和子公司的高层与骨干。且2004年起授予的期权，一年后即可行权40％，随后两年可分别行使30％，比原办法规定的“两年内可行权50％，另50％五年内行权”要方便得多。
与旧的认股权计划相比，新计划授予范围更广，行权限制期限更短，也未见任何限制和约束条件。这与其说是一种中长期激励计划，不如说是一种短期的可观的“全民福利”。
公开资料显示，根据新的认股权计划，2004年7月3日和10月28日，中移动有关高管及雇员曾分别以22.85和22.75港元的价格认购两笔期权，行权涉资6.61767亿港元。以当时的股价26港元计，对应股票市值约为7.64亿港元，收益约为1.0246亿港元。
从2005年起，中移动开始了大规模行权。资料显示，2005年公司共动用32.4556亿港元行权，相关收益约为38.6144亿港元。
2006年，中移动分六批行权，行权资金约39.9368亿港元，相关收益达26.8064亿港元。
2007年，行权仍在继续。全年仍然分六次行权，累计行权涉及资金16.5914亿港元，由于股价飙涨，获得收益创记录地达到42.3427亿港元。
“发酵”
中移动并非孤例。事实上，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行权记录上都颇为大胆。
中国联通在2000年6月香港上市时，亦曾公布期权激励计划，最初授予价为发行价15.40港元，2002年后又公布了新的股权激励计划。但联通上市后股价不振，直至2004年才出现行权，近两年行权更为集中。
2006年，中国联通有数位董事和高管加入行权。其中执行董事兼总裁尚冰行权22万股，即将卸任的董事李建国行权21.2万股，执行董事兼副总裁杨小伟行权20.4万股，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佟吉禄行权22万股，董事兼副总裁李正茂行权10万股，曾多年担任中国联通副总裁的61岁非执行董事吕建国行权29.2万股。
中国联通2007年年报显示，2007年，共有5130.8万份期权被行使。截至2007年7月31日，根据股份期权激励计划已授出并继续有效的期权共2.3615亿份，相当于年报付印前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已发行股本的约1.73％。
中国电信自2003年3月开始授予股票增值权，2003年批准授予2 .765亿股份增值权单位，2005年4月又批准了5.6亿股份增值权单位；2006年1月批准了8.373亿股份增值权单位，授予价分别为1.48元、2.78港元和2.85港元。
由于授予价较低，中国电信上市后虽股价不高，当事人仍然收益不菲。截至2007年12月年，已有2.04亿股份增值权单位被行使，中国电信因此确认的支出费用为6.89亿元人民币。
中国网通的做法相比之下较有约束。2004年9月上市前，中国网通根据期权计划向九名董事、七名管理层和440名其他管理人员授出了1.58亿股期权，占总股份的2.46％，认购股价为发行价8.40港元/股。2005年12月6日，网通向新收购四省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管理层骨干以及薪酬委员会认定的专业人士，第二次授予期权0.79亿股，行权价为12.45港元/股。
至2005年，网通已有5700万股期权被行使，平均每股收市价14.46港元，2006年和2007年行权仍在继续。行权者中，包括时任网通董事长的张春江等多位董事和高管。
从《财经》记者在业内了解的情况看，在电信运营商中，恰如效益最好、成长最快的是中移动，授予期权比例最高、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莫过于中移动，行权最为频繁普遍、收益最大的也是中移动。一位电信业内资深人士称，中移动发放的期权占公司总股比的7％，在股价最高时，相关期权市值已近千亿港元。
一位与中移动接触较多的上游供应商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据他所知，中移动在2006年国资委叫停后就停止了新的期权授予计划，“以前中国移动‘三级正’以上都有期权。一级正是地方公司的总经理，二级正是部门正职，三级正是高级项目经理。”总体而言，高管授予比例较高，但真正行使的较少。
期权如何发放，在各公司都是高度机密。中移动发展战略部的一位职员在加入之初就被领导提醒：不要讨论期权问题，“该有期权的时候，领导会找你谈；在没有找你谈之前，你不用关心这个事情，也不能随便打听别人的期权情况。”中移动研究院一位原来在外资公司任职的高层则因到得太晚，已错过了获得期权的机会。
期权收益如何分配，则更是讳莫如深。多位监管部门人士和一些电信业内资深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证实，部分高管已经实现自己的期权收益，但是每个公司对期权收益的管理办法都有不同：有的公司直接对应于个人，也有公司设立了一个“中央基金账号”，由公司出资行权后纳入“中央基金”，再进行二次分配。
《财经》记者从监管部门有关人士处获悉，现在监管部门对于这些国有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究竟已经授予了多少期权、兑现了多少，都仍是未知数。国资委也因此在2007年10月发起了一次“调查摸底”。
蔚为洪流
金融类企业抢跑行权的也比比皆是。最先实行股票增值权计划的是中国财险。
2003年11月7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2328；下称人保）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根据其“高层管理人员股票增值权计划”，所授出的股票增值权五年有效，但首年不能行权，之后每年最多行权25％，初步授出股票增值权的行使价等于IPO价（发行价为1.80港元）；授予对象为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部门总经理、省分公司总经理及薪酬委员会确认的其他人员和有突出贡献的雇员。当时的董事会成员有董事长唐运祥，副总裁王毅，财务总监王银成、刘政焕、乔林、丁运州等。
据2006年人保年报披露，当年末可行权数量为2156.2万股，行权平均价为1.90港元；据此推算，行权涉及的资金大约相当于4000多万港元。据了解，这部分被授予股票增值权的高管已陆续行权。
2003年12月，中国人寿在香港上市时也在招股说明书中公布了类似计划，即以IPO价格（3.95港元）授予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等100人左右股票增值权，锁定期为四年。
此后，中国人寿逐渐扩大股票增值权计划的参与范围，至省级、地市级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及优秀保险营销员。中国人寿在2006年曾两次以5.34港元/股和6.89港元/股，分别授予股票增值权407万股和5300万股；对应当前股价，这些核心管理人员及业务人员享受的股票增值权已价值近12亿港元，增值平均比例高达350％以上。
在国有上市银行中，交通银行是股权激励计划的领跑者。2005年6月23日，交行在H股挂牌交易，并披露其股票增值权计划：以H股发行价2.50港元/股为授予价，向在职交行高管授予750万股，相当于已发行股份的0.11％。至2007年6月23日，交行的第一批股票增值权到期，其增值幅度高达220％。
2005年末，建行、中行、招行、工行陆续在H股上市，亦纷纷实施对高管人员的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建行于2007年7月率先将股权激励扩大到全体员工范围，该计划包括高管、中层员工、一般员工三个层次，其中用于员工激励的股份来自股东成员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减持。
石油类企业则相对保守。中海油曾先后推出四个不同的股份期权计划，但除了外籍高管，行权者寥寥。
据年报披露的信息，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海油高管和雇员累计持有的股份期权数量达到3.03795亿股，其内在价值为23.75亿元人民币。以6月18日收盘价13.34港元/股计算，这批股份的市值约为40.52625亿港元。从2005到2007年，中海油董事和高管除一位退休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柯凯斯在退休前行使了被授予的期权，其他并无行权记录，行权者主要集中在一批数量不详的“其他雇员”之中。
中海油期权起初授予范围较为集中，且授予批次频繁。从历年的年报统计来看，截至2007年底，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已经先后七次获得股权激励，获授期权数量累计达到1854.1万股，行权价从1.19港元/股到7.29港元/股不等。以中海油6月18日收盘价13.34港元/股计算，对应身价达2.4734亿港元，若行权，收益可达1.6226亿港元。
中石油也是最早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之一。公司自2000年4月首次公开发行H股即公布了相关计划，主要授予给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管，允许其在2004年4月之后、2008年4月之前开始行权。
截至2007年底，中石油高管累计被授予期权8700万股，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被授予3500万期权，除一位独董放弃了授予的187万股期权，其余均未行使。但根据会计准则，期权只要授予，不管当事人是否行使，公司都要将行权价与股价之间的差价作为期权费用计入成本。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石油已累计为此计提14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