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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零后”老人的记忆里，庙会就是老百姓纵情宴玩之所，除了礼佛奉神、烧香还愿、音乐百戏、诸般杂耍之外，应时小吃、古玩字画、各地杂货应有尽有，热闹非凡。当然，这里指的还是那个“想当年”的老北京庙会。
然而，在“九零后”的眼里，庙会就是只在春节期间才会举办的游艺嘉年华。巨型羊肉串、糖葫芦、炸灌肠……闭着眼数得出来的几种小吃；套圈、投篮、射气球……随处可见的游艺项目；面具、耳朵发卡、橡皮手指……批发市场的专属小商品，一切都和游艺嘉年华雷同，只是举办时间在春节而已。“没意思”，说的可是现如今的北京庙会。
其实只是几十年的跨度而已，北京庙会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北京人来说，这些伴随着大家成长的庙会，究竟丢了什么，还是多了些什么？
“四零后”记忆里的北京庙会
“现如今，虽然庙会的种类多了，但是总觉得少了那么点‘京味儿’。”在陶然亭公园窑台墙外的长廊上，四五位老人正聚在一起聊着天，刚刚过去的春节庙会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
“那时候的庙会最多能有几十档花会表演，五虎棍、高跷、中幡、狮子、双石头、杠子……一路表演，锣鼓声不断。大鼓书、单弦、相声、变戏法等民间艺人也会在庙外设场献艺，十分热闹。”说起当年的庙会，家住和平门附近的李老爷子掩饰不住兴奋之情。在他看来，现在的庙会，如果摘掉灯笼和风车，更像是一个自由市场。
今年七十二岁的张启泰是地道“四零后”老人，平时喜欢研究北京的传统文化。他认为，北京的庙会，因庙才有会，因此，祈福纳祥才是庙会的传统文化。在张启泰的童年记忆里，北京各大庙会的举办时间并不相同，有的一年一次，有的按年节定期举办，有的每月定期轮办，还有的依宗教习俗如诸神诞辰等日期举办。每个庙会的祈福方式也有所不同，“小时候逛白云观庙会，家里的长辈都会领着自己摸石猴、打金钱眼，希望能够祛病、辟邪、招财进宝；长大后自己逛东岳庙庙会，每年都会买福牌、挂福牌，带福还家，一般都是买一套，也就是两面福牌，一面写上名字挂在庙里，另一面带回家，寓指带五福。”
在聊天过程中，张启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自己的孙女刚上大学，今年带着外地同学逛陶然亭公园的厂甸庙会，想买一些有北京特色的礼物，但是事与愿违，逛了三个小时仍毫无收获。回家后孙女向自己抱怨称，整个庙会卖的都是名人面具、夸张的假发、猫耳朵发卡，这些哪个批发市场买不到？”
话说到这里，张启泰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小时候，大家说起逛厂甸庙会，都会说‘扛大糖葫芦去’。那时候的糖葫芦有一米长，竹签子串不下，非得用荆条儿，把山里红串成一大串儿，上面撒上糖稀，再插上花花绿绿的小旗子，十分惹人喜爱。”
不只是大糖葫芦，风车也是当时厂甸庙会的特色。李老爷子补充道，“那时候的风车特别大，拿不住，都得扛着走，有的上面有十几个小轮，刮起风来，呼呼作响，隔着几条街都能听见。不只是风车，还有空竹、扑扑噔儿等各式各样的好玩意儿，不过，最后一种现在已经消失了。”
除了玩具、旧书、小吃，还有金银珠宝、针头线脑、假画赝品……著名民俗专家郭子升在《北京庙会旧俗》一书中说得很清楚，过去的庙会对商品流通起到过积极作用，庙会的集市是吃穿用玩无所不包的。
传统的老北京庙会其实就是民俗演出与民间商业的结合体，二者缺一不可。不过当前庙会组织者的商业神经表现得更为强壮，以致庙会的民俗文化略显陈旧，难为百姓接受，而且不少庙会只是启动当天的清晨有民俗表演，接下来全是纯粹的叫卖东西。
根据张启泰的研究，厂甸庙会是北京庙会中文化气息最浓重的，这也是其位于古玩、字画、书局比较密集的琉璃厂所导致的。鲁迅在北京度过了十三个新春佳节，那时，厂甸年年有集市开放，他逢节必到；谭鑫培在这里拍摄了北京梨园史上第一张剧照《定军山》；梅兰芳经常在这里搜集古画，揣摩新编剧目的服饰。
“九零后”的游艺嘉年华
家住黑龙江的薛萌是首都师范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今年第一次逛北京地坛庙会。大年初一来到庙会后，薛萌有些失望，冰雪游乐场，自己回老家岂不是也能玩雪；套圈、投篮、打靶，不仅价格不菲，而且在任何一个游艺场都能玩到。即便如此，每个游艺项目前依然人山人海，要想玩，只能长时间地排队。
薛萌说，“如果真的要和游艺嘉年华比较，人家好歹还有拿得出手的惊险游乐项目，就连迪斯尼的嘉年华也有自己的主题。庙会上的这些游艺项目，都是小打小闹的简单游戏，没有什么娱乐性，但收起费来可不手软，至少玩一次要10元以上。真要挨个儿玩上一圈，一个人怎么也得花费几百元。”
如果说薛萌的遭遇只是特例，那么，“九零后”赵悦的经历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赵悦年近五十的母亲怀旧情结颇重，从春节前夕开始，总是频繁回忆起小时候逛庙会时的长长糖葫芦，所以今年她毅然决然地抛开每年都要去的地坛、莲花池庙会，带着母亲赶赴陶然亭公园。
“到了陶然亭公园，买10元门票进去，发现这里和其他公园的庙会没什么区别，到处都是卖假花等小商品的。这些东西不就是天意批发市场里的地摊儿货吗？平时都看不上，为什么要花10元门票，大老远的买这些东西呢？” 赵悦有些不解。
不过万幸，她终于找到了卖糖葫芦的摊贩，15元2串，一串上面很小的几颗，还不能单买一串。“没吃两口，我就把它扔了，还没我家楼下超市里卖的好吃呢，再看那糖，都没粘匀，旁边很多人都没吃完就扔了，太浪费了。”
赵悦有些无奈地说，“勉强绕了一圈，我和母亲都觉得很无趣，就打车回家了。这次厂甸庙会之旅，我的综合感觉就俩字儿：郁闷。不好吃也不好玩儿，将我对传统庙会长时间的期待彻底浇凉了。”
当然，也有持不同看法的“九零后”。在地坛庙会上，戴着大红色爆炸式假发的李力正在兴致勃勃地为朋友拍照。对于他来说，每年的庙会都是彰显个性的重要游园活动。为了确定当年逛庙会的装扮，每年春节前，李力都要联合几位同道中人共同商量当年的主题。去年春节，他们主打的是可爱风，有的人戴上了兔子耳朵，有的人戴上了卡通面具，而李力则是一身夸张的毛绒外套搭配小熊头套，十分抢眼。
在他看来，春节逛庙会本来就是凑热闹，在国外，庙会就等同于游艺嘉年华，大家都是盛装出席，越夸张越抢眼。
被商业左右的庙会文化
对于当前的北京庙会来说，究竟是少了些文化，还是多了些商业？
旧时的庙会，最大特色就是“免费”。老百姓逛这样的无门槛、无围墙庙会，图的就是一个凑热闹。但是，自从厂甸庙会搬进陶然亭公园，北京最后一个免费庙会从此消失。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庙会有逐渐演变为商业庙会的势头，“狂欢”内容也渐渐让位于商品的交易。
在张启泰老人看来，过去的庙会对商品流通起到过积极作用，庙会的集市是吃穿用玩无所不包的。但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不必到庙会上买生活必需品了。可想买些独特的老北京的玩意儿，也不那么可心。庙会上就连卖兔儿爷的都是统一进货，批量生产，摆放出来都是一个模样，甚至几家庙会的兔儿爷比较下来，都找不到不同的造型。
他认为，北京的各个庙会都应该挖掘自己的特色，“如果都是内容雷同的庙会，我只去一家就行了，关键是应该有差异化，需要给大家一个非去不可的理由。”
“九零后”赵悦也认为，商业不应该成为北京庙会的唯一内涵，只有在民俗文化的基础上，推出花会、秧歌、杂耍等民俗活动，形成“消费习惯”的百姓才会把这里当作一个“过年去处”。
实际上，厂甸庙会刚恢复那几年，最多时曾安排30多档花会来表演。天桥的中幡、延庆的木偶秧歌、密云的扑蝴蝶、门头沟的太平鼓、怀柔的二魁摔跤……受到百姓的欢迎。有不少人反映，厂甸庙会自搬至陶然亭公园举办，全然没有了年味。两者相对比，结论跃然而出，前者以传统文化为主，商业为辅，但是后者精简了文化，商业很难支撑庙会的发展。
庙会是文化产物，文化才是庙会的核心，商业性只是附加价值，两者虽缺一不可，但是商业性不能凌驾于文化价值之上。而目前庙会举办重点过度集中在项目招商、价格竞争上，忽略了文化，自然丢掉了品质。
北京庙会现存的这些问题也给相关部门和主办方提了个醒，是不是应该更多地研究庙会的现状和未来，使明年北京的庙会，能做到未雨绸缪———除了经济之外，庙会，还应该给百姓些什么呢？
（编辑·飘雪）
ice7051@sina.com
然而，在“九零后”的眼里，庙会就是只在春节期间才会举办的游艺嘉年华。巨型羊肉串、糖葫芦、炸灌肠……闭着眼数得出来的几种小吃；套圈、投篮、射气球……随处可见的游艺项目；面具、耳朵发卡、橡皮手指……批发市场的专属小商品，一切都和游艺嘉年华雷同，只是举办时间在春节而已。“没意思”，说的可是现如今的北京庙会。
其实只是几十年的跨度而已，北京庙会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北京人来说，这些伴随着大家成长的庙会，究竟丢了什么，还是多了些什么？
“四零后”记忆里的北京庙会
“现如今，虽然庙会的种类多了，但是总觉得少了那么点‘京味儿’。”在陶然亭公园窑台墙外的长廊上，四五位老人正聚在一起聊着天，刚刚过去的春节庙会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
“那时候的庙会最多能有几十档花会表演，五虎棍、高跷、中幡、狮子、双石头、杠子……一路表演，锣鼓声不断。大鼓书、单弦、相声、变戏法等民间艺人也会在庙外设场献艺，十分热闹。”说起当年的庙会，家住和平门附近的李老爷子掩饰不住兴奋之情。在他看来，现在的庙会，如果摘掉灯笼和风车，更像是一个自由市场。
今年七十二岁的张启泰是地道“四零后”老人，平时喜欢研究北京的传统文化。他认为，北京的庙会，因庙才有会，因此，祈福纳祥才是庙会的传统文化。在张启泰的童年记忆里，北京各大庙会的举办时间并不相同，有的一年一次，有的按年节定期举办，有的每月定期轮办，还有的依宗教习俗如诸神诞辰等日期举办。每个庙会的祈福方式也有所不同，“小时候逛白云观庙会，家里的长辈都会领着自己摸石猴、打金钱眼，希望能够祛病、辟邪、招财进宝；长大后自己逛东岳庙庙会，每年都会买福牌、挂福牌，带福还家，一般都是买一套，也就是两面福牌，一面写上名字挂在庙里，另一面带回家，寓指带五福。”
在聊天过程中，张启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自己的孙女刚上大学，今年带着外地同学逛陶然亭公园的厂甸庙会，想买一些有北京特色的礼物，但是事与愿违，逛了三个小时仍毫无收获。回家后孙女向自己抱怨称，整个庙会卖的都是名人面具、夸张的假发、猫耳朵发卡，这些哪个批发市场买不到？”
话说到这里，张启泰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小时候，大家说起逛厂甸庙会，都会说‘扛大糖葫芦去’。那时候的糖葫芦有一米长，竹签子串不下，非得用荆条儿，把山里红串成一大串儿，上面撒上糖稀，再插上花花绿绿的小旗子，十分惹人喜爱。”
不只是大糖葫芦，风车也是当时厂甸庙会的特色。李老爷子补充道，“那时候的风车特别大，拿不住，都得扛着走，有的上面有十几个小轮，刮起风来，呼呼作响，隔着几条街都能听见。不只是风车，还有空竹、扑扑噔儿等各式各样的好玩意儿，不过，最后一种现在已经消失了。”
除了玩具、旧书、小吃，还有金银珠宝、针头线脑、假画赝品……著名民俗专家郭子升在《北京庙会旧俗》一书中说得很清楚，过去的庙会对商品流通起到过积极作用，庙会的集市是吃穿用玩无所不包的。
传统的老北京庙会其实就是民俗演出与民间商业的结合体，二者缺一不可。不过当前庙会组织者的商业神经表现得更为强壮，以致庙会的民俗文化略显陈旧，难为百姓接受，而且不少庙会只是启动当天的清晨有民俗表演，接下来全是纯粹的叫卖东西。
根据张启泰的研究，厂甸庙会是北京庙会中文化气息最浓重的，这也是其位于古玩、字画、书局比较密集的琉璃厂所导致的。鲁迅在北京度过了十三个新春佳节，那时，厂甸年年有集市开放，他逢节必到；谭鑫培在这里拍摄了北京梨园史上第一张剧照《定军山》；梅兰芳经常在这里搜集古画，揣摩新编剧目的服饰。
“九零后”的游艺嘉年华
家住黑龙江的薛萌是首都师范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今年第一次逛北京地坛庙会。大年初一来到庙会后，薛萌有些失望，冰雪游乐场，自己回老家岂不是也能玩雪；套圈、投篮、打靶，不仅价格不菲，而且在任何一个游艺场都能玩到。即便如此，每个游艺项目前依然人山人海，要想玩，只能长时间地排队。
薛萌说，“如果真的要和游艺嘉年华比较，人家好歹还有拿得出手的惊险游乐项目，就连迪斯尼的嘉年华也有自己的主题。庙会上的这些游艺项目，都是小打小闹的简单游戏，没有什么娱乐性，但收起费来可不手软，至少玩一次要10元以上。真要挨个儿玩上一圈，一个人怎么也得花费几百元。”
如果说薛萌的遭遇只是特例，那么，“九零后”赵悦的经历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赵悦年近五十的母亲怀旧情结颇重，从春节前夕开始，总是频繁回忆起小时候逛庙会时的长长糖葫芦，所以今年她毅然决然地抛开每年都要去的地坛、莲花池庙会，带着母亲赶赴陶然亭公园。
“到了陶然亭公园，买10元门票进去，发现这里和其他公园的庙会没什么区别，到处都是卖假花等小商品的。这些东西不就是天意批发市场里的地摊儿货吗？平时都看不上，为什么要花10元门票，大老远的买这些东西呢？” 赵悦有些不解。
不过万幸，她终于找到了卖糖葫芦的摊贩，15元2串，一串上面很小的几颗，还不能单买一串。“没吃两口，我就把它扔了，还没我家楼下超市里卖的好吃呢，再看那糖，都没粘匀，旁边很多人都没吃完就扔了，太浪费了。”
赵悦有些无奈地说，“勉强绕了一圈，我和母亲都觉得很无趣，就打车回家了。这次厂甸庙会之旅，我的综合感觉就俩字儿：郁闷。不好吃也不好玩儿，将我对传统庙会长时间的期待彻底浇凉了。”
当然，也有持不同看法的“九零后”。在地坛庙会上，戴着大红色爆炸式假发的李力正在兴致勃勃地为朋友拍照。对于他来说，每年的庙会都是彰显个性的重要游园活动。为了确定当年逛庙会的装扮，每年春节前，李力都要联合几位同道中人共同商量当年的主题。去年春节，他们主打的是可爱风，有的人戴上了兔子耳朵，有的人戴上了卡通面具，而李力则是一身夸张的毛绒外套搭配小熊头套，十分抢眼。
在他看来，春节逛庙会本来就是凑热闹，在国外，庙会就等同于游艺嘉年华，大家都是盛装出席，越夸张越抢眼。
被商业左右的庙会文化
对于当前的北京庙会来说，究竟是少了些文化，还是多了些商业？
旧时的庙会，最大特色就是“免费”。老百姓逛这样的无门槛、无围墙庙会，图的就是一个凑热闹。但是，自从厂甸庙会搬进陶然亭公园，北京最后一个免费庙会从此消失。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庙会有逐渐演变为商业庙会的势头，“狂欢”内容也渐渐让位于商品的交易。
在张启泰老人看来，过去的庙会对商品流通起到过积极作用，庙会的集市是吃穿用玩无所不包的。但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不必到庙会上买生活必需品了。可想买些独特的老北京的玩意儿，也不那么可心。庙会上就连卖兔儿爷的都是统一进货，批量生产，摆放出来都是一个模样，甚至几家庙会的兔儿爷比较下来，都找不到不同的造型。
他认为，北京的各个庙会都应该挖掘自己的特色，“如果都是内容雷同的庙会，我只去一家就行了，关键是应该有差异化，需要给大家一个非去不可的理由。”
“九零后”赵悦也认为，商业不应该成为北京庙会的唯一内涵，只有在民俗文化的基础上，推出花会、秧歌、杂耍等民俗活动，形成“消费习惯”的百姓才会把这里当作一个“过年去处”。
实际上，厂甸庙会刚恢复那几年，最多时曾安排30多档花会来表演。天桥的中幡、延庆的木偶秧歌、密云的扑蝴蝶、门头沟的太平鼓、怀柔的二魁摔跤……受到百姓的欢迎。有不少人反映，厂甸庙会自搬至陶然亭公园举办，全然没有了年味。两者相对比，结论跃然而出，前者以传统文化为主，商业为辅，但是后者精简了文化，商业很难支撑庙会的发展。
庙会是文化产物，文化才是庙会的核心，商业性只是附加价值，两者虽缺一不可，但是商业性不能凌驾于文化价值之上。而目前庙会举办重点过度集中在项目招商、价格竞争上，忽略了文化，自然丢掉了品质。
北京庙会现存的这些问题也给相关部门和主办方提了个醒，是不是应该更多地研究庙会的现状和未来，使明年北京的庙会，能做到未雨绸缪———除了经济之外，庙会，还应该给百姓些什么呢？
（编辑·飘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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