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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氏文通》对汉语词语的分类，至今依然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中有着重要作用。本文拟从“字类假借”的类别及其产生的原因、逻辑上“字类假借”的合理性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关键词：《马氏文通》；字类假借；合理性
作者简介：龚灵，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文传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中古汉语。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2-2139（2017）-21--02
一、引言
词语的类别是对词的语法意义及在此基础之上表现出来的不同形态不同功能的分类。汉语由于词汇的特殊性，如没有明确的形态变化等，一直以来对汉语词类的划分的争议就一直不断。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后简称《文通》）中，将汉语词类划分为九大类，并对一些兼有两种性质的词语，借用了文字学中“假借”的术语，提出了“字类假借”（马建忠的“字”即相当于今天的词）。这一并不严格的术语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甚至被批评为是对西方语法体系的机械模仿。本文拟从马建忠“字类假借”的类别及其产生的原因、逻辑上“字类假借”的合理性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文通》“字类假借”的类别及其原因
（一）《文通》“字类假借”的类别
《文通》对“字类假借”并无专章论述，而是散见于各有关章节之中，涉及范围广，情况复杂，因此要对其有更深入的认识，我们须得先对其整理归类。依据《文通》中所用之例，我们可以大致归为五大类十八小类，具体分类如下：
1.通名假借
（1）假借静字：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
（2）假借动字：圣贤之能多，农马之知专故也。
（3）假借状字：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2.静字假借
（4）假借名字：“王道”“王政”“臣德”“臣心”之类，“王”“臣”二字本公名也，今先于其他公名，则用如静字也。
（5）假借代字：“吾国”“吾家”“其言”“其行”诸语，“吾”“其”二字皆代字也，今则用如静字。
（6）假借动字：“饥色”“饿殍”诸语，“饥”“饿”本动字也，今则用如静字。
（7）假借状字：腹犹果然。
3.动字假借
（8）假借名字：孟尝君客我。
（9）假借代字：由我者吾，不我者天。
（10）假借静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11）假借状字：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
4.状字假借
（12）假借名字：嫂蛇行匍伏。
（13）假借静字：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14）假借动字：庄公寤生，惊姜氏。
5.连字假借
（15）假借名字：故九万里风斯在下也。
（16）假借动字：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
（17）假借介字：射主不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18）假借状字：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
马建忠认为：“字类凡九，举凡一切或有解，或无解，与夫有形可形，有声可声之字胥赅矣。字分九类，足类一切之字。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归之字矣。”也就是说，马建忠认为词可以分为九大类，而每个词都可以归为这九大类别的某一类中，即字有定类。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马建忠发现在这些基本类别之外，某些词还具有别的类别的功能。因此，他提出了“字类假借”的概念。
（二）提出“字类假借”的原因
《文通》的理论基础一般学者都认为是西方各国的葛郎玛（grammer）。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里就说：“十九世纪末期，欧洲的语言学已经很发达了，而马建忠似乎并没有学过语言学，他所著的《马氏文通》只是受了西洋葛郎玛的影响。”[1]而宋绍年却指出：“《文通》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是葛郎玛，而是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普通语言学理论。”[2]对此，我们更赞同后者。马建忠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对当时具有深远影响的普遍唯理语法不可能没有了解。“对中国语法学的拓荒者来说，普遍唯理语法所创立的语言共性理论及其所揭示的人类语言的共同的基本规律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它为马建忠提供了观察汉语新的视角和和分析汉语的有力工具。”[3]
马建忠或许正是在普遍唯理语法的指引下发现了语言之间的共性，于是他“积十余年之勤”探寻汉语的规律，以期实现“语言救国”的梦想。然而在对汉语的研究过程中他遇到了重重困难。一方面，他看到了汉语和拉丁语之间的诸多共同点，因此依据拉丁文对词类的划分，他也把汉语词类划分为九类。另一方面，他也察觉到汉语的独特性，比如西方词类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名词有单复数之分，动词有人称、时态变化等，而且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而汉语几乎没有这些特征，甚至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往往有着不同的用途，词性也不相同。为了解决汉语词类和句子结构这种不对应，马建忠想到了古汉语中文字的假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文字学中得“假借”解释道：“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即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表示一个没有为之造字的概念。于是，“马氏从一般用例中找出某类字经常充当何种句子成分，遇到他类字来充当这种句子成分时，便说是假借乙类字为甲类字。”所以马建中又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义何如耳。”比如其书中所用之例：
天之苍苍，其正色耶？——“苍苍”重言，本状字也，今假借为名。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新”字本静字也，今先“新”字而为状字。
综上，马建忠提出“字类假借”的原因，即他在给运用西方理论给汉语词语进行分类时，发现了汉语词语的某些独特性，使得他尝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三、《马氏文通》“字类假借”的合理性
马建忠的“字类假借”是针对汉语词语和句子成分不对应之间的矛盾做出的一种变通。学术界普遍对这种变通持有否定态度。对此，我们认为马建忠的这种变通有其合理性，具体理由如下。
（一）马建忠的词类划分标准
对马建忠词类的划分标准前人做过很多的研究，无非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是以词义为标准；二是以功能为标准；三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三种意见究竟谁更符合马建忠的原意？我们先看马建忠自己的意见。
在《文通》中马建忠谈到：“字分九类，足类一切之字。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归之字矣。”“字各有义，而一字有不止一义者，古人所谓‘望文生义’者此也。”“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字有一字一义者，亦有一字数义者，凡字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焉。”“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乍一看，马建忠似乎坚持的是词的意义的标准，但是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马建忠谈到的意义实际具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词汇意义，一种是词在句子中所表现出的意义，即结构意义。词的词汇意义是处于储存状态下的意义，即词在词典中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固定的，所以“无字无可归之类”。比如“君”在《汉语大词典》中具有“古代大夫以上、據有土地的各級統治者的通稱。常用以專稱帝王。”“稱諸侯。”等14个义项。但是，当词在进入到具体的句子之中时，会受到上下文语境及所处位置的影响，其意义也会发生改变。比如“君”在下面几个句子中：
①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②（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君之。《汉书·张骞传》
以上句中的“君”既可以做名词解释为“国君”或“君子”也可以做动词解释为“做君主”或“当做君主”等意义。因此马氏说：“凡字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焉。”这样，我们似乎可以确定马建忠的词类划分标准是词汇意义和结构意义的统一。也正是为了化解这两种标准的矛盾，马建忠提出了“字类假借”。
（二）词性的相对论和词性的绝对论。
对词进行分类，实际上是对词性的探讨。关于词性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词性相对论和词性绝对论的争议。对于这两个概念杨光荣做过很好的解释，他认为：“词性绝对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词典中词的贮存品性不变地移植到句子中，抱着静态的观点来看待词性，词类的活用之说便是这种观点的产物。词性相对论则采取动态的变化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4]“词的静态词性或词典词性就与词的动态词性或句子词性产生了‘一致’與‘不一致’的情况。如果词的静态词性或词典词性与词的动态词性或句子词性一致，由此种现象引申而出的词性理论就叫做‘词有定类’说，这种词性理论也可以叫做“词性绝对论”；如果词的静态词性或词典词性与词的动态词性或句子词性不一致，由此种现象引申而出的词性理论就叫做‘词无定类’说，这种词性理论也可以叫做‘词性相对论’。”[5]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词都是既存在于静态之中，又存在于动态之中。所谓静态，即上面我们所说的词未进入实际使用中，处于储存状态下。这种状态中的词只具有词汇意义。所谓动态，即词进入实际的句子之中。这种状态下，词在句中具有不同的用途，也就赋予了该词不同的意义和性质。当词的静态和动态相一致时，该词的性质就是唯一的，绝对的；当两者出现不一致的时候，该词的词性就是不唯一的，相对的。比如：
现代汉语中的“热烈”处于静态之中的意义为：“情绪高昂，兴奋激动”属于形容词。处于动态中时，比如：
①表演结束，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②小组会上发言很热烈。
这两处的“热烈”一个处于定语位置，一个处于谓语的位置，但是它们和静态中的意义一样，词性也相同。这种情况就属于动态和静态相一致。
又比如“热闹”，当它仅处于静态时，我们通常把它归为形容词，表示（景象）繁盛活跃。而“热闹”一词在下列各句中词性和意义就不相同：
①广场上人山人海，十分热闹。（形容词，表示景象等繁盛活跃。）
②我们准备组织文娱活动，来热闹一下。（动词，使场面活跃，精神愉快。）
③他只顾瞧热闹，忘了回家。（名词，热闹的景象。）
再看《文通》中“字类假借”。
天之苍苍，其正色耶？——“苍苍”重言，本状字也，今假借为名。
微二字者，楚不国矣。——“国”字假为受动。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新”字本静字也，今先“新”字而为状字。
上例中的“苍苍”、“国”、“新”马氏说“本属某”即是说该字在静态之中的词性；“今借为某”即词进入实际使用中的词性。由此可见，从词性的相对论和词性的绝对论上来看，马建忠的“字类假借”是有其合理性的，至少不应该全盘否定。
四、结论
总之，马建忠在参考西方语法分析汉语时，发现汉语的独特之处，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周全、不细致，甚至错误都是在所难免的。其“字类假借”解决了汉语词语异于西方语言的诸多问题，在其系统之内又能自圆其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虽然也有着划分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它提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作为汉语语法的开拓者，马建忠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应该被轻易否定。
参考文献：
[1]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74页，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2]宋绍年《<马氏文通>研究》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宋绍年《<马氏文通>研究》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杨光荣《现代分析哲学视野中的句本位语法》，湖南：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2011.
[5]杨光荣《模型词性论》，山西：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2013.
关键词：《马氏文通》；字类假借；合理性
作者简介：龚灵，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文传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中古汉语。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2-2139（2017）-21--02
一、引言
词语的类别是对词的语法意义及在此基础之上表现出来的不同形态不同功能的分类。汉语由于词汇的特殊性，如没有明确的形态变化等，一直以来对汉语词类的划分的争议就一直不断。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后简称《文通》）中，将汉语词类划分为九大类，并对一些兼有两种性质的词语，借用了文字学中“假借”的术语，提出了“字类假借”（马建忠的“字”即相当于今天的词）。这一并不严格的术语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甚至被批评为是对西方语法体系的机械模仿。本文拟从马建忠“字类假借”的类别及其产生的原因、逻辑上“字类假借”的合理性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文通》“字类假借”的类别及其原因
（一）《文通》“字类假借”的类别
《文通》对“字类假借”并无专章论述，而是散见于各有关章节之中，涉及范围广，情况复杂，因此要对其有更深入的认识，我们须得先对其整理归类。依据《文通》中所用之例，我们可以大致归为五大类十八小类，具体分类如下：
1.通名假借
（1）假借静字：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
（2）假借动字：圣贤之能多，农马之知专故也。
（3）假借状字：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2.静字假借
（4）假借名字：“王道”“王政”“臣德”“臣心”之类，“王”“臣”二字本公名也，今先于其他公名，则用如静字也。
（5）假借代字：“吾国”“吾家”“其言”“其行”诸语，“吾”“其”二字皆代字也，今则用如静字。
（6）假借动字：“饥色”“饿殍”诸语，“饥”“饿”本动字也，今则用如静字。
（7）假借状字：腹犹果然。
3.动字假借
（8）假借名字：孟尝君客我。
（9）假借代字：由我者吾，不我者天。
（10）假借静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11）假借状字：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
4.状字假借
（12）假借名字：嫂蛇行匍伏。
（13）假借静字：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14）假借动字：庄公寤生，惊姜氏。
5.连字假借
（15）假借名字：故九万里风斯在下也。
（16）假借动字：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
（17）假借介字：射主不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18）假借状字：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
马建忠认为：“字类凡九，举凡一切或有解，或无解，与夫有形可形，有声可声之字胥赅矣。字分九类，足类一切之字。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归之字矣。”也就是说，马建忠认为词可以分为九大类，而每个词都可以归为这九大类别的某一类中，即字有定类。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马建忠发现在这些基本类别之外，某些词还具有别的类别的功能。因此，他提出了“字类假借”的概念。
（二）提出“字类假借”的原因
《文通》的理论基础一般学者都认为是西方各国的葛郎玛（grammer）。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里就说：“十九世纪末期，欧洲的语言学已经很发达了，而马建忠似乎并没有学过语言学，他所著的《马氏文通》只是受了西洋葛郎玛的影响。”[1]而宋绍年却指出：“《文通》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是葛郎玛，而是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普通语言学理论。”[2]对此，我们更赞同后者。马建忠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对当时具有深远影响的普遍唯理语法不可能没有了解。“对中国语法学的拓荒者来说，普遍唯理语法所创立的语言共性理论及其所揭示的人类语言的共同的基本规律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它为马建忠提供了观察汉语新的视角和和分析汉语的有力工具。”[3]
马建忠或许正是在普遍唯理语法的指引下发现了语言之间的共性，于是他“积十余年之勤”探寻汉语的规律，以期实现“语言救国”的梦想。然而在对汉语的研究过程中他遇到了重重困难。一方面，他看到了汉语和拉丁语之间的诸多共同点，因此依据拉丁文对词类的划分，他也把汉语词类划分为九类。另一方面，他也察觉到汉语的独特性，比如西方词类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名词有单复数之分，动词有人称、时态变化等，而且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而汉语几乎没有这些特征，甚至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往往有着不同的用途，词性也不相同。为了解决汉语词类和句子结构这种不对应，马建忠想到了古汉语中文字的假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文字学中得“假借”解释道：“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即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表示一个没有为之造字的概念。于是，“马氏从一般用例中找出某类字经常充当何种句子成分，遇到他类字来充当这种句子成分时，便说是假借乙类字为甲类字。”所以马建中又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义何如耳。”比如其书中所用之例：
天之苍苍，其正色耶？——“苍苍”重言，本状字也，今假借为名。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新”字本静字也，今先“新”字而为状字。
综上，马建忠提出“字类假借”的原因，即他在给运用西方理论给汉语词语进行分类时，发现了汉语词语的某些独特性，使得他尝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三、《马氏文通》“字类假借”的合理性
马建忠的“字类假借”是针对汉语词语和句子成分不对应之间的矛盾做出的一种变通。学术界普遍对这种变通持有否定态度。对此，我们认为马建忠的这种变通有其合理性，具体理由如下。
（一）马建忠的词类划分标准
对马建忠词类的划分标准前人做过很多的研究，无非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是以词义为标准；二是以功能为标准；三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三种意见究竟谁更符合马建忠的原意？我们先看马建忠自己的意见。
在《文通》中马建忠谈到：“字分九类，足类一切之字。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归之字矣。”“字各有义，而一字有不止一义者，古人所谓‘望文生义’者此也。”“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字有一字一义者，亦有一字数义者，凡字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焉。”“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乍一看，马建忠似乎坚持的是词的意义的标准，但是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马建忠谈到的意义实际具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词汇意义，一种是词在句子中所表现出的意义，即结构意义。词的词汇意义是处于储存状态下的意义，即词在词典中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固定的，所以“无字无可归之类”。比如“君”在《汉语大词典》中具有“古代大夫以上、據有土地的各級統治者的通稱。常用以專稱帝王。”“稱諸侯。”等14个义项。但是，当词在进入到具体的句子之中时，会受到上下文语境及所处位置的影响，其意义也会发生改变。比如“君”在下面几个句子中：
①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②（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君之。《汉书·张骞传》
以上句中的“君”既可以做名词解释为“国君”或“君子”也可以做动词解释为“做君主”或“当做君主”等意义。因此马氏说：“凡字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焉。”这样，我们似乎可以确定马建忠的词类划分标准是词汇意义和结构意义的统一。也正是为了化解这两种标准的矛盾，马建忠提出了“字类假借”。
（二）词性的相对论和词性的绝对论。
对词进行分类，实际上是对词性的探讨。关于词性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词性相对论和词性绝对论的争议。对于这两个概念杨光荣做过很好的解释，他认为：“词性绝对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词典中词的贮存品性不变地移植到句子中，抱着静态的观点来看待词性，词类的活用之说便是这种观点的产物。词性相对论则采取动态的变化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4]“词的静态词性或词典词性就与词的动态词性或句子词性产生了‘一致’與‘不一致’的情况。如果词的静态词性或词典词性与词的动态词性或句子词性一致，由此种现象引申而出的词性理论就叫做‘词有定类’说，这种词性理论也可以叫做“词性绝对论”；如果词的静态词性或词典词性与词的动态词性或句子词性不一致，由此种现象引申而出的词性理论就叫做‘词无定类’说，这种词性理论也可以叫做‘词性相对论’。”[5]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词都是既存在于静态之中，又存在于动态之中。所谓静态，即上面我们所说的词未进入实际使用中，处于储存状态下。这种状态中的词只具有词汇意义。所谓动态，即词进入实际的句子之中。这种状态下，词在句中具有不同的用途，也就赋予了该词不同的意义和性质。当词的静态和动态相一致时，该词的性质就是唯一的，绝对的；当两者出现不一致的时候，该词的词性就是不唯一的，相对的。比如：
现代汉语中的“热烈”处于静态之中的意义为：“情绪高昂，兴奋激动”属于形容词。处于动态中时，比如：
①表演结束，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②小组会上发言很热烈。
这两处的“热烈”一个处于定语位置，一个处于谓语的位置，但是它们和静态中的意义一样，词性也相同。这种情况就属于动态和静态相一致。
又比如“热闹”，当它仅处于静态时，我们通常把它归为形容词，表示（景象）繁盛活跃。而“热闹”一词在下列各句中词性和意义就不相同：
①广场上人山人海，十分热闹。（形容词，表示景象等繁盛活跃。）
②我们准备组织文娱活动，来热闹一下。（动词，使场面活跃，精神愉快。）
③他只顾瞧热闹，忘了回家。（名词，热闹的景象。）
再看《文通》中“字类假借”。
天之苍苍，其正色耶？——“苍苍”重言，本状字也，今假借为名。
微二字者，楚不国矣。——“国”字假为受动。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新”字本静字也，今先“新”字而为状字。
上例中的“苍苍”、“国”、“新”马氏说“本属某”即是说该字在静态之中的词性；“今借为某”即词进入实际使用中的词性。由此可见，从词性的相对论和词性的绝对论上来看，马建忠的“字类假借”是有其合理性的，至少不应该全盘否定。
四、结论
总之，马建忠在参考西方语法分析汉语时，发现汉语的独特之处，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周全、不细致，甚至错误都是在所难免的。其“字类假借”解决了汉语词语异于西方语言的诸多问题，在其系统之内又能自圆其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虽然也有着划分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它提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作为汉语语法的开拓者，马建忠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应该被轻易否定。
参考文献：
[1]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74页，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2]宋绍年《<马氏文通>研究》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宋绍年《<马氏文通>研究》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杨光荣《现代分析哲学视野中的句本位语法》，湖南：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2011.
[5]杨光荣《模型词性论》，山西：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