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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定位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关系，成为当前社会思想领域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儒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链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儒学的有机结合，是保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持续生命力、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保证。中国现代儒学也应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古为今用，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共融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011 — 02
近年来，随着国学、儒学在全社会的持续升温，如何定位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关系，成为当前社会思想领域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改革发展事业的灵魂，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勾连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化积淀、传统民俗、共同思维和民族认同，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框架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传统儒家思想在凝聚民族力量与振奋本土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影响着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在推进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和谐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同时，中国儒家思想的命运在关键的节点上要想防止像其他国家民族文化一样走入保守主义、封闭主义的怪圈，也必须有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人民大众的需要，实现“旧瓶装新酒”“古为今用”。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要探讨两者之间的共融、共鸣，进而探讨理论、哲学、实践方面的共建、互补。
一、理论品质在重视实践上实现思想共融
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重视实践，强调人类社会以实践为基础，实践观点是其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旧的哲学的关键标志。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渗透着实践的观点，在证明世界是物质统一性的过程中，实践是人与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在认识论论上，认识是由实践所决定的，实践也是认识的最终目的，验证认识是否正确、真理是否科学都必须依据实践这个“唯一标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人存之所以存在，其方式就是实践；人类和社会要实现自我发展和完善、乃至解放，也必须藉由实践提供根本的动力。可以说作为“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其真理性、价值和力量不仅在于它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更在于它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
儒家哲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历来强调哲学作为实践智慧的意义，其中“知”与“行”就是传统儒家哲学关于实践思想的重要命题。关于“知”与“行”关系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说命》指出“知之非艰，行之惟难”，这一王上与宰相的对话，从难易关系上突出做起来（实践，行）要远远比懂得道理（认识，知），突出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我国早期朴实唯物主义历史观点。《论语·宪问》中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强调言行一致。荀子更是强调“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行而止矣。”表达了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耳目获得的感性认识不如理性认识可靠，理性认识不如实际行动可靠，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和掌握对象。而《中庸》明确了其间的顺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都体现出了作为实践的“行”在传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儒家思想中对“行”内涵的阐述不仅包括道德实践，更包含社会实践的要求，及时个人的不断完善，更是着眼于最终反馈社会的人文理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学》中大家耳熟能详的“格物、致知、诚意”乃至“修、齐、治、平”的整体理念，这既有主观世界的改造也包含了客观改造的方法和过程，无不凸显了社会实践性的内在理论品格。明末清初的哲学家王夫之把“实践”的概念引入认识论中，王夫之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则顺，故乐莫大焉。”还在《宋论·卷十二》中说：“古人之行，非我之行也；我之行，非天下之所行也。”指出“行”历史性的特点，阐述了“个人之行”和“天下之行”的差异，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高峰。
二、理论目标在最终理想上实现思想共融
共产主义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为之不懈奋斗的终极方向，也是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形态；而“天下大同”是我们历代儒家先賢和政治家在改造传统社会方面所构建、追寻、实践的“理想国”。虽然两者建立的社会基础、改造方式、实现途径有所差异，但其所描绘、构建、阐述的人类理想社会的状态却不谋而合，拥有众多相似之处。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将向共产主义社会演变，人类社会也最终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找到归宿。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创立之处的立足点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着力在分析基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揭示其灭亡的必然性，正如列宁所说：“这个理论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性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①因此，在阐述共产主义社会理论时只限于指出了这一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大致的轮廓与方向。从马克思、恩格斯各种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论述来看，人类未来社会大致包含有如下的一些基本原则：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归全面所有；阶级不复存在，人与人身份的差别逐步消失，彻底摆脱了桎梏人民的思想束缚和世俗传统，在社会觉悟和道德品格方面都有极大的提升，成为共产主义新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是勞动，对个人消费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国家已经完全消亡。
在《礼记·礼运》篇中，最早表述了儒家的大同世界”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②其主要特征是：天下为公，即全民所有制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与整个社会（天下）融为一体，每个人所关注的都是公共的事务，私有观念是不存在的；经济上推行公有制，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生产劳作，所产出的社会财富不在归于个人（“藏于己”），而属于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建立选贤任能的管理体制，天下人秉持公心共同推选贤能之士开展公共管理；诚信和睦的社会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各尽其力的分配态度。 我们通过上述比对可以发现，两者在社会理想上都主张人民、公权主宰社会，都强调天下都人民的天下，要坚持最广大人民的集体领导；他们都提出了理想世界的此岸性，强调在“现世”而非“来世”、在“现实”而非“虚拟”建立属于人类的理想世界，以唯物主义为根本立场，着眼于人在现实社会的解放和发展，对理想社会和人的状态进行了设计和构想。这是由于这些共同点，正是因为“大同”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力，才促进了两种理想在近代中国这片土地的“奇妙”对接，近代中国能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包含历史因素以外，传统文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固有的“大同”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促进、融合作用。“中国的现代化曾面临这样的尴尬：为了本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学习甚至移植西方的文化（包括学问制度），但这种移植又好像在受屈辱，因为它是西学，与本土文化直接相对。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后起的中国现代化摆脱了文化上的尴尬。”③
三、治国理念在以人为本上实现思想共融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④在治国理念上，两者都突出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⑤认为，历史的活动主体、创造者、发展动力和源泉无一不是人。在《马克思主义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在政治上是始终强调，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是人让历史丰富、生动，是人在历史上作战、流血，能决定历史发展的始终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只是“追求者自己目的的人和活动而已。”在谈到政治逻辑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要求就是要以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强调政党和国家必须“为人民服务”，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和精神基础。
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可以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其内涵并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爱民”、“富民”、“教民”等具体思想的总成。“爱民”是由 “仁”、“仁者爱人”发展到后来的“仁政”，包含着对广大人民的深刻同情和仁爱之心，不仅是对统治者执政的要求，也是对每个人完善人格修养的基本要求。孟子“得其民斯得天下”、“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充分反映了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荀子·君道》中也提出：“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富民”思想在经济发面要求统治者重视民生，一方面要求均平，为民置产，“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提出社会分配的不公、不均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另一方面强调减负，休养生息。孟子提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教民”则主张用伦理教化百姓，“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关于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构成了传统社会的“无伦”，在每个关系的处理过程中都强调了教育、礼仪和道德引导的崇尚内化、由内而外的思想张力，不僅促进了社会和谐，更是管理施政的针对目标和主要方式。
对比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关于“人”的表述，两者在国家、执政者（执政党）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涵养、发展人民上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虽然两者因为时代的差异对人民的认识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在核心理念上是当时那个年代最为先进的声音，借鉴、发展儒学的部分观点，不仅可以促进儒学的现代化，也能提高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接受程度，也有助于提高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张力。
〔参 考 文 献〕
〔1〕贾陆英，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中华文化百年走势探析〔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劉小枫.拣尽寒枝〔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4〕王元，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重意蕴〔J〕.教学与研究，2005，（07）.
〔5〕李爱华，儒家和谐社会理念的价值基础和现代意义阐释〔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8.
〔6〕范玉秋.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从文化史角度检视〔D〕.厦门：厦门大学，2008.
〔7〕潘振东.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06.
〔责任编辑：侯庆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共融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011 — 02
近年来，随着国学、儒学在全社会的持续升温，如何定位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关系，成为当前社会思想领域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改革发展事业的灵魂，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勾连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化积淀、传统民俗、共同思维和民族认同，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框架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传统儒家思想在凝聚民族力量与振奋本土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影响着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在推进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和谐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同时，中国儒家思想的命运在关键的节点上要想防止像其他国家民族文化一样走入保守主义、封闭主义的怪圈，也必须有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人民大众的需要，实现“旧瓶装新酒”“古为今用”。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要探讨两者之间的共融、共鸣，进而探讨理论、哲学、实践方面的共建、互补。
一、理论品质在重视实践上实现思想共融
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重视实践，强调人类社会以实践为基础，实践观点是其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旧的哲学的关键标志。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渗透着实践的观点，在证明世界是物质统一性的过程中，实践是人与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在认识论论上，认识是由实践所决定的，实践也是认识的最终目的，验证认识是否正确、真理是否科学都必须依据实践这个“唯一标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人存之所以存在，其方式就是实践；人类和社会要实现自我发展和完善、乃至解放，也必须藉由实践提供根本的动力。可以说作为“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其真理性、价值和力量不仅在于它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更在于它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
儒家哲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历来强调哲学作为实践智慧的意义，其中“知”与“行”就是传统儒家哲学关于实践思想的重要命题。关于“知”与“行”关系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说命》指出“知之非艰，行之惟难”，这一王上与宰相的对话，从难易关系上突出做起来（实践，行）要远远比懂得道理（认识，知），突出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我国早期朴实唯物主义历史观点。《论语·宪问》中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强调言行一致。荀子更是强调“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行而止矣。”表达了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耳目获得的感性认识不如理性认识可靠，理性认识不如实际行动可靠，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和掌握对象。而《中庸》明确了其间的顺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都体现出了作为实践的“行”在传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儒家思想中对“行”内涵的阐述不仅包括道德实践，更包含社会实践的要求，及时个人的不断完善，更是着眼于最终反馈社会的人文理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学》中大家耳熟能详的“格物、致知、诚意”乃至“修、齐、治、平”的整体理念，这既有主观世界的改造也包含了客观改造的方法和过程，无不凸显了社会实践性的内在理论品格。明末清初的哲学家王夫之把“实践”的概念引入认识论中，王夫之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则顺，故乐莫大焉。”还在《宋论·卷十二》中说：“古人之行，非我之行也；我之行，非天下之所行也。”指出“行”历史性的特点，阐述了“个人之行”和“天下之行”的差异，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高峰。
二、理论目标在最终理想上实现思想共融
共产主义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为之不懈奋斗的终极方向，也是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形态；而“天下大同”是我们历代儒家先賢和政治家在改造传统社会方面所构建、追寻、实践的“理想国”。虽然两者建立的社会基础、改造方式、实现途径有所差异，但其所描绘、构建、阐述的人类理想社会的状态却不谋而合，拥有众多相似之处。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将向共产主义社会演变，人类社会也最终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找到归宿。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创立之处的立足点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着力在分析基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揭示其灭亡的必然性，正如列宁所说：“这个理论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性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①因此，在阐述共产主义社会理论时只限于指出了这一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大致的轮廓与方向。从马克思、恩格斯各种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论述来看，人类未来社会大致包含有如下的一些基本原则：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归全面所有；阶级不复存在，人与人身份的差别逐步消失，彻底摆脱了桎梏人民的思想束缚和世俗传统，在社会觉悟和道德品格方面都有极大的提升，成为共产主义新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是勞动，对个人消费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国家已经完全消亡。
在《礼记·礼运》篇中，最早表述了儒家的大同世界”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②其主要特征是：天下为公，即全民所有制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与整个社会（天下）融为一体，每个人所关注的都是公共的事务，私有观念是不存在的；经济上推行公有制，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生产劳作，所产出的社会财富不在归于个人（“藏于己”），而属于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建立选贤任能的管理体制，天下人秉持公心共同推选贤能之士开展公共管理；诚信和睦的社会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各尽其力的分配态度。 我们通过上述比对可以发现，两者在社会理想上都主张人民、公权主宰社会，都强调天下都人民的天下，要坚持最广大人民的集体领导；他们都提出了理想世界的此岸性，强调在“现世”而非“来世”、在“现实”而非“虚拟”建立属于人类的理想世界，以唯物主义为根本立场，着眼于人在现实社会的解放和发展，对理想社会和人的状态进行了设计和构想。这是由于这些共同点，正是因为“大同”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力，才促进了两种理想在近代中国这片土地的“奇妙”对接，近代中国能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包含历史因素以外，传统文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固有的“大同”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促进、融合作用。“中国的现代化曾面临这样的尴尬：为了本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学习甚至移植西方的文化（包括学问制度），但这种移植又好像在受屈辱，因为它是西学，与本土文化直接相对。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后起的中国现代化摆脱了文化上的尴尬。”③
三、治国理念在以人为本上实现思想共融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④在治国理念上，两者都突出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⑤认为，历史的活动主体、创造者、发展动力和源泉无一不是人。在《马克思主义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在政治上是始终强调，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是人让历史丰富、生动，是人在历史上作战、流血，能决定历史发展的始终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只是“追求者自己目的的人和活动而已。”在谈到政治逻辑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要求就是要以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强调政党和国家必须“为人民服务”，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和精神基础。
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可以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其内涵并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爱民”、“富民”、“教民”等具体思想的总成。“爱民”是由 “仁”、“仁者爱人”发展到后来的“仁政”，包含着对广大人民的深刻同情和仁爱之心，不仅是对统治者执政的要求，也是对每个人完善人格修养的基本要求。孟子“得其民斯得天下”、“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充分反映了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荀子·君道》中也提出：“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富民”思想在经济发面要求统治者重视民生，一方面要求均平，为民置产，“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提出社会分配的不公、不均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另一方面强调减负，休养生息。孟子提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教民”则主张用伦理教化百姓，“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关于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构成了传统社会的“无伦”，在每个关系的处理过程中都强调了教育、礼仪和道德引导的崇尚内化、由内而外的思想张力，不僅促进了社会和谐，更是管理施政的针对目标和主要方式。
对比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关于“人”的表述，两者在国家、执政者（执政党）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涵养、发展人民上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虽然两者因为时代的差异对人民的认识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在核心理念上是当时那个年代最为先进的声音，借鉴、发展儒学的部分观点，不仅可以促进儒学的现代化，也能提高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接受程度，也有助于提高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张力。
〔参 考 文 献〕
〔1〕贾陆英，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中华文化百年走势探析〔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劉小枫.拣尽寒枝〔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4〕王元，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重意蕴〔J〕.教学与研究，2005，（07）.
〔5〕李爱华，儒家和谐社会理念的价值基础和现代意义阐释〔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8.
〔6〕范玉秋.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从文化史角度检视〔D〕.厦门：厦门大学，2008.
〔7〕潘振东.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06.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