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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音乐美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本文分别从孔子的音乐思想、对音乐的评价标准、音乐的审美态度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孔子音乐思想在我国音乐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孔子 音乐美学 评价标准 审美态度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音乐文化博大精深,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尽管那时的音乐文化零散而不系统,但先民们在产生审美意识的同时,也产生了对音乐的起源及其功能的感性思维。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更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时期,是我国古代音乐史发展的标志性时代。这一时期为我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探索艺术的源流,提供了广阔自由的舞台,为中国音乐文化历史写下了厚重而光辉的篇章。
孔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等先秦诸子有关音乐的论述和见解,不仅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归纳,也影响到艺术实践者的观念。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理论,不仅在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发展中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国整个音乐历史的发展以及后世的音乐美学思想,产生了极其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从孔子的音乐思想核心、评价标准、审美态度以及音乐的社会功能等方面,浅析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内涵。
一 孔子音乐思想的核心(精神)——“仁”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言论集中代表了儒家的思想、观点,同时他也是我国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仁”可以说是孔子文化思想的精髓。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既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又具有政治学的意义。它体现在“礼”“乐”的关系中。孔子把“乐”的活动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最佳行为方式。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以“仁”的实现作为“礼”“乐”实现的前提。具体来说,孔子认为音乐和社会秩序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必须首先提倡在人际关系中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而“乐”的实施,就是要依靠“仁”的道德感情来实现。
春秋时期孔子看到“礼崩乐坏”的局面,单用“礼”的强行规定的手段已无法使人心甘情愿的遵循周礼,便期望通过“仁”的精神来发扬维护,来实现他的追求和崇奉的理想社会制度。“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乐”则作为感化人心的手段和达到这一境地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正是强调了“乐”的感染、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提出了“成子乐、游于艺”,将艺术活动同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和人性结合起来,当人的情感心理由伦理走向美学,由物质欲求走向审美感知,便成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它将在“乐”的实践过程中,求得社会中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道德情操伦理关系的和谐与平衡,也将在“乐”中获得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和快乐体验。
二 孔子音乐美学的评价标准——“尽善尽美”
在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是孔子首先区分了内容美与形式美,而且提出了将两者完美统一,既强调音乐作品的内容,也重视音乐作品的形式。把“善”作为评价艺术作品的基本标准,并认为要把音乐和“美与善”统一起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以为在音乐中“善”是音乐的内容,是它的本质。“善”的评价是政治、道德标准的意义,而“美”则是音乐的形式,“美”的评价,是艺术形式标准的意义。在李泽厚《论语今读》中“……礼乐在外表,非在仪之,容色、声音,而在整套制度,特别是内在情感”中,表明了孔子对音乐美评价的标准及侧重点。孔子重视的不仅是音乐本身的美,而是希望音乐内容的“善”也能随之表现出来。例如:敲钟打鼓只不过是音乐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仅仅是音乐旋律之“美”,而未有音乐之“善”参与进来。没有了内涵的音乐,孔子认为他们只是一堆音符的堆积而已。
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古曰:帝王治国成功,必所乐以歌舞当时之盛况。舜以文德受尧之禅,武王以兵力革商之命。故孔子谓舜乐尽美又尽善。武乐虽尽美未尽善。盖以兵力得天下,终非理想之最善者。”韶乐的内在是舜的文德,而武乐的内在是武王的“武德”。孔子的美学思想推崇的是和平的,讲仁义道德的,符合儒家标准的音乐。没有善的内涵,旋律再优美也难以“尽善尽美”。由此看来,音乐之“善”显然是音乐之本了。所以孔子肯定了形式美的审美价值,但仍然以为“善”是根本的,是评价音乐作品时最基本的审美标准。钱穆《论语新解》中有“此圣人一种艺术心情,孔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此亦一种艺术心情,艺术心情与道德心情交融统一,乃是圣人境界之高。”由此可见,孔子的音乐审美中,“尽善尽美”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三 孔子的音乐审美态度——“和”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在孔子的音乐审美观中,具有典型性,体现他的“思无邪”的艺术观,这也是儒家学派对音乐的审美标准。这个审美标准可以用一字来概括,那就是“和”,但何为“和”呢?孔子在艺术审美及其它人生实践中讲的“和”,是一种符合他“中庸”哲学思想的意识。孔子的“中庸”思想主张,“攻平导端,叩其两端”,“过”与“不及”这两端作为对立面都不合于“中”,只有保持对立面的平衡状态,不偏不倚,保持“中道”,才是理想的处世准则。孔子认为音乐也是如此,认为音乐情感的表现要有节制,要适度而不过分,使内在情感与外在表现都保持“中和”,这样的音乐才是最美的。诗经里面《关雎》写的是颂扬美好爱情、祝贺婚礼的诗,虽与“思无邪”有所差距,但是孔子却从中意识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思想,认为无论哀与乐都不过分,有其可贵的价值,符合礼、乐观念。与此相反,孔子对当时宫廷中正流行的“郑声”评价是“恶郑声之乱雅乐”,认为其内容唱的大多是男女私情。认为“郑音”放纵而没有节制,不符合音乐审美中“和”的标准,也阐明孔子对当时社会追求声色感官享受,在音乐感情表达上放纵而不加节制态度的斥责。
孔子倡导“和”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也有很深的影响,之后很多艺术家的审美思想、审美趣味都是以这个“和”为核心。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始终致力于“以整体为美”的创作,将天、地、人、艺术、道德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在它们中寻求平衡、“中和”。在古代艺术家的心目中,“和”是宇宙万物的一种最平衡最自然的状态,因此也是一种最美的状态,所以他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具有包容性的,是丰富的,所以是美的。这又是对“和”的一种新的理解。
四 孔子论音乐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
孔子说“《诗》可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充分说明了他对音乐社会作用的认识。
“兴”意为借助于某一事物形象的比喻,通过直观、联想的作用而诉之于人的审美情感体验。古代很多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都是自然景物的比喻引发和触动情感体验的产物。在孔子的音乐生涯里,甚至在他生命垂危之日,亦曾作歌咏唱。据《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孔子借“太山”、“梁柱”作形象的比喻,抒发自己对人生道路与目标追求的感慨、哀伤。这里除了用诗的起兴手法引发了内心情感的流露,也以歌诗的音乐演唱,抒发了个人的生活体验与沉郁思绪。
“观”意为通过音乐作品以及音乐的审美欣赏活动,可以“观风俗之盛衰”或从中了解、观察、体验到社会生活反映出来的情感、兴趣爱好以及政治得失等等。孔子以为音乐能反映出某个时期的社会特征和当时的人文风俗及社会精神生活,通过音乐能表现当时的情感心理状态。通过音乐也能观察到政治盛衰,了解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等等。音乐其实就是映射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音乐作品中,这些心态和形态并不会完全在歌词中表达出来,却常常会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从音乐的情感音调中流露出来,而且通过音乐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形态是最真实的。故古代乐论中所谓“唯乐不可以为伪”就是以此肯定了“乐观其深矣”的道理。
关于“群”,其意为通过“乐”的活动促使社会群体中的人际关系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卫灵公》),正是以歌诗的咏唱作为加强社会群体中人们情感交流的手段,他认为音乐的社会作用中的“群”,其实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手段。这种立足于社会群体交往的音乐审美要求,实际上在西周以礼宾宴饮中的“歌诗必类”活动中就已经可以见到。其实今天人们仍然继承了这种“群”的交往手段。例如“某个群体与某个群体之间的交流,就会把某场联欢会等等作为媒介为其实现。”因为音乐艺术由于情感表达的共通性,往往可以越过区域文化、民族风俗、语言形态、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隔阂,起到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作用。通过音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点,将之融合,让人与人在和谐自然的氛围中交流并共同发展。在《论语·述而》记载:“孔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后而和之。”正是以音乐活动的开展,促进相互间感情的沟通与交流。这也充分体现了音乐的社会作用。
关于“怨”,其意为在音乐审美活动中,可以藉此表现个人的好恶情感,提倡人的爱憎喜怨情感的畅达,尤其是敢于对社会音乐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加以批评。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也。”(《论语·阳货》)鲜明的情感态度,洋溢于言词之间。明确地阐明了自己对“郑声”的厌恶的态度,因为“郑声”的放纵而没有节制,不符合他的音乐审美态度,这样的音乐他认为是糟糕的。不过其绝对地排斥民间俗乐的音乐观念及态度,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就孔子的“怨”来讲,其思想认识与情感态度相一致而不作伪,这样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这样的精神在我们当今社会中也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要将其与当时社会的形态相对照,吸取精华,弃其糟粕。
在孔子的音乐审美活动中,不仅有“怨”的一面,还有“愤”的一面。如孔子曰“季氏入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就是他“怨”的情感表达的典型实例。他要求,在音乐的审美中,不掺杂任何不真实的虚假的情感体验,这也恰恰反映了孔子内在情感生活的真挚和热诚,在很大程度上也阐明了他在生活中做人的态度。这样的思想使人们受用至今。
总之,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和他的道德理念结合在一起的,他通过以上阐述的四个方面,赋予了音乐审美更深的内涵,提高了音乐的作用。使之不仅作为娱乐的方式,并让其成为传递思想、道德、伦理主张的重要形式。在美学的层面上,孔子综合儒家各种伦理道德学说,与音乐做了一次交融,产生了他自己的美学思想,同时音乐又是孔子安放思想的场所。在现今社会,我们时常都可以清晰地印证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前瞻性。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符合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基础理论,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为我国的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岳英放:《中国音乐鉴赏》,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徐志刚:《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3] 陈国庆、何宏(注释):《论语》,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胡郁青:《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简论》,2006年。
[5]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
作者简介:
张德凯,男,1964—,云南保山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声乐教学,工作单位: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丽清,女,1977—,云南大理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学,工作单位:保山学院。
关键词:孔子 音乐美学 评价标准 审美态度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音乐文化博大精深,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尽管那时的音乐文化零散而不系统,但先民们在产生审美意识的同时,也产生了对音乐的起源及其功能的感性思维。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更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时期,是我国古代音乐史发展的标志性时代。这一时期为我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探索艺术的源流,提供了广阔自由的舞台,为中国音乐文化历史写下了厚重而光辉的篇章。
孔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等先秦诸子有关音乐的论述和见解,不仅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归纳,也影响到艺术实践者的观念。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理论,不仅在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发展中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国整个音乐历史的发展以及后世的音乐美学思想,产生了极其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从孔子的音乐思想核心、评价标准、审美态度以及音乐的社会功能等方面,浅析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内涵。
一 孔子音乐思想的核心(精神)——“仁”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言论集中代表了儒家的思想、观点,同时他也是我国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仁”可以说是孔子文化思想的精髓。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既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又具有政治学的意义。它体现在“礼”“乐”的关系中。孔子把“乐”的活动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最佳行为方式。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以“仁”的实现作为“礼”“乐”实现的前提。具体来说,孔子认为音乐和社会秩序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必须首先提倡在人际关系中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而“乐”的实施,就是要依靠“仁”的道德感情来实现。
春秋时期孔子看到“礼崩乐坏”的局面,单用“礼”的强行规定的手段已无法使人心甘情愿的遵循周礼,便期望通过“仁”的精神来发扬维护,来实现他的追求和崇奉的理想社会制度。“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乐”则作为感化人心的手段和达到这一境地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正是强调了“乐”的感染、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提出了“成子乐、游于艺”,将艺术活动同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和人性结合起来,当人的情感心理由伦理走向美学,由物质欲求走向审美感知,便成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它将在“乐”的实践过程中,求得社会中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道德情操伦理关系的和谐与平衡,也将在“乐”中获得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和快乐体验。
二 孔子音乐美学的评价标准——“尽善尽美”
在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是孔子首先区分了内容美与形式美,而且提出了将两者完美统一,既强调音乐作品的内容,也重视音乐作品的形式。把“善”作为评价艺术作品的基本标准,并认为要把音乐和“美与善”统一起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以为在音乐中“善”是音乐的内容,是它的本质。“善”的评价是政治、道德标准的意义,而“美”则是音乐的形式,“美”的评价,是艺术形式标准的意义。在李泽厚《论语今读》中“……礼乐在外表,非在仪之,容色、声音,而在整套制度,特别是内在情感”中,表明了孔子对音乐美评价的标准及侧重点。孔子重视的不仅是音乐本身的美,而是希望音乐内容的“善”也能随之表现出来。例如:敲钟打鼓只不过是音乐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仅仅是音乐旋律之“美”,而未有音乐之“善”参与进来。没有了内涵的音乐,孔子认为他们只是一堆音符的堆积而已。
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古曰:帝王治国成功,必所乐以歌舞当时之盛况。舜以文德受尧之禅,武王以兵力革商之命。故孔子谓舜乐尽美又尽善。武乐虽尽美未尽善。盖以兵力得天下,终非理想之最善者。”韶乐的内在是舜的文德,而武乐的内在是武王的“武德”。孔子的美学思想推崇的是和平的,讲仁义道德的,符合儒家标准的音乐。没有善的内涵,旋律再优美也难以“尽善尽美”。由此看来,音乐之“善”显然是音乐之本了。所以孔子肯定了形式美的审美价值,但仍然以为“善”是根本的,是评价音乐作品时最基本的审美标准。钱穆《论语新解》中有“此圣人一种艺术心情,孔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此亦一种艺术心情,艺术心情与道德心情交融统一,乃是圣人境界之高。”由此可见,孔子的音乐审美中,“尽善尽美”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三 孔子的音乐审美态度——“和”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在孔子的音乐审美观中,具有典型性,体现他的“思无邪”的艺术观,这也是儒家学派对音乐的审美标准。这个审美标准可以用一字来概括,那就是“和”,但何为“和”呢?孔子在艺术审美及其它人生实践中讲的“和”,是一种符合他“中庸”哲学思想的意识。孔子的“中庸”思想主张,“攻平导端,叩其两端”,“过”与“不及”这两端作为对立面都不合于“中”,只有保持对立面的平衡状态,不偏不倚,保持“中道”,才是理想的处世准则。孔子认为音乐也是如此,认为音乐情感的表现要有节制,要适度而不过分,使内在情感与外在表现都保持“中和”,这样的音乐才是最美的。诗经里面《关雎》写的是颂扬美好爱情、祝贺婚礼的诗,虽与“思无邪”有所差距,但是孔子却从中意识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思想,认为无论哀与乐都不过分,有其可贵的价值,符合礼、乐观念。与此相反,孔子对当时宫廷中正流行的“郑声”评价是“恶郑声之乱雅乐”,认为其内容唱的大多是男女私情。认为“郑音”放纵而没有节制,不符合音乐审美中“和”的标准,也阐明孔子对当时社会追求声色感官享受,在音乐感情表达上放纵而不加节制态度的斥责。
孔子倡导“和”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也有很深的影响,之后很多艺术家的审美思想、审美趣味都是以这个“和”为核心。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始终致力于“以整体为美”的创作,将天、地、人、艺术、道德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在它们中寻求平衡、“中和”。在古代艺术家的心目中,“和”是宇宙万物的一种最平衡最自然的状态,因此也是一种最美的状态,所以他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具有包容性的,是丰富的,所以是美的。这又是对“和”的一种新的理解。
四 孔子论音乐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
孔子说“《诗》可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充分说明了他对音乐社会作用的认识。
“兴”意为借助于某一事物形象的比喻,通过直观、联想的作用而诉之于人的审美情感体验。古代很多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都是自然景物的比喻引发和触动情感体验的产物。在孔子的音乐生涯里,甚至在他生命垂危之日,亦曾作歌咏唱。据《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孔子借“太山”、“梁柱”作形象的比喻,抒发自己对人生道路与目标追求的感慨、哀伤。这里除了用诗的起兴手法引发了内心情感的流露,也以歌诗的音乐演唱,抒发了个人的生活体验与沉郁思绪。
“观”意为通过音乐作品以及音乐的审美欣赏活动,可以“观风俗之盛衰”或从中了解、观察、体验到社会生活反映出来的情感、兴趣爱好以及政治得失等等。孔子以为音乐能反映出某个时期的社会特征和当时的人文风俗及社会精神生活,通过音乐能表现当时的情感心理状态。通过音乐也能观察到政治盛衰,了解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等等。音乐其实就是映射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音乐作品中,这些心态和形态并不会完全在歌词中表达出来,却常常会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从音乐的情感音调中流露出来,而且通过音乐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形态是最真实的。故古代乐论中所谓“唯乐不可以为伪”就是以此肯定了“乐观其深矣”的道理。
关于“群”,其意为通过“乐”的活动促使社会群体中的人际关系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卫灵公》),正是以歌诗的咏唱作为加强社会群体中人们情感交流的手段,他认为音乐的社会作用中的“群”,其实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手段。这种立足于社会群体交往的音乐审美要求,实际上在西周以礼宾宴饮中的“歌诗必类”活动中就已经可以见到。其实今天人们仍然继承了这种“群”的交往手段。例如“某个群体与某个群体之间的交流,就会把某场联欢会等等作为媒介为其实现。”因为音乐艺术由于情感表达的共通性,往往可以越过区域文化、民族风俗、语言形态、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隔阂,起到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作用。通过音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点,将之融合,让人与人在和谐自然的氛围中交流并共同发展。在《论语·述而》记载:“孔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后而和之。”正是以音乐活动的开展,促进相互间感情的沟通与交流。这也充分体现了音乐的社会作用。
关于“怨”,其意为在音乐审美活动中,可以藉此表现个人的好恶情感,提倡人的爱憎喜怨情感的畅达,尤其是敢于对社会音乐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加以批评。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也。”(《论语·阳货》)鲜明的情感态度,洋溢于言词之间。明确地阐明了自己对“郑声”的厌恶的态度,因为“郑声”的放纵而没有节制,不符合他的音乐审美态度,这样的音乐他认为是糟糕的。不过其绝对地排斥民间俗乐的音乐观念及态度,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就孔子的“怨”来讲,其思想认识与情感态度相一致而不作伪,这样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这样的精神在我们当今社会中也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要将其与当时社会的形态相对照,吸取精华,弃其糟粕。
在孔子的音乐审美活动中,不仅有“怨”的一面,还有“愤”的一面。如孔子曰“季氏入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就是他“怨”的情感表达的典型实例。他要求,在音乐的审美中,不掺杂任何不真实的虚假的情感体验,这也恰恰反映了孔子内在情感生活的真挚和热诚,在很大程度上也阐明了他在生活中做人的态度。这样的思想使人们受用至今。
总之,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和他的道德理念结合在一起的,他通过以上阐述的四个方面,赋予了音乐审美更深的内涵,提高了音乐的作用。使之不仅作为娱乐的方式,并让其成为传递思想、道德、伦理主张的重要形式。在美学的层面上,孔子综合儒家各种伦理道德学说,与音乐做了一次交融,产生了他自己的美学思想,同时音乐又是孔子安放思想的场所。在现今社会,我们时常都可以清晰地印证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前瞻性。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符合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基础理论,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为我国的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岳英放:《中国音乐鉴赏》,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徐志刚:《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3] 陈国庆、何宏(注释):《论语》,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胡郁青:《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简论》,2006年。
[5]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
作者简介:
张德凯,男,1964—,云南保山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声乐教学,工作单位: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丽清,女,1977—,云南大理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学,工作单位:保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