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摈弃陈旧的教学观念,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努力创造条件,采用灵活的方法,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一、善于启疑
　　例如在教学《“五四”风雷》一节时,学生急于知道的是“五四”运动的过程,尤其是对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故事感兴趣。而实际上,“五四”运动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这部分的内容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创造性思维的极好材料。为此,我注意培养他们的兴趣,激发他们探究的愿望。首先,我引导大家了解我国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的史实,让学生明白,中国也算是个战胜国。然后,又让学生叙述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领土被重新瓜分的辛酸历史,引起学生的兴趣,从而激发学生提出了如下疑问:“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是战胜国,但为什么《凡尔赛条约》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处理上使中国受到战败国的待遇?”从而取得很好的启疑效果。
　　二、学会质疑
　　例如,在讲“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我重点交代当时林彪选为党的副主席,并在党章中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按照逻辑推理,学生自然会提出:“既然是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呢?”引导学生探索原因、主动认识历史背景。这种提问的质量较高,有利于开启思维机器,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形成。
　　三、善于解疑
　　例如,在《西安事变》一节教学中,有学生提出:张学良是北洋军阀张作霖之子,又是蒋介石的重要将领,怎么会发动西安事变?这个问题是这一节的难点之一,为此,我除了引导学生看书、找出课文中给出的依据之外,还做了两项工作:其一是引导学生回忆电视剧《少帅传奇》和电影《西安事变》中的有关内容,如他的部下被我军俘虏释放见到张学良的片断,又如西安事变发生前夕,张学良会见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而举行示威游行的西安学生的场面;其二是补充了有关史实,如蒋介石给张学良、杨虎城两条“出路”:要么出战陕北;要么移师福建、安徽等地。通过形象直观的影视和具体详实的史料,要求学生归纳出这样几个要素:一是张学良具有一定的爱国基础。这主要通过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退入关内,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从而被人民骂为“不抵抗将军”的所谓“国恨家仇”得到说明。这是重要内因,即主观条件。二是我党竭诚抗日的主张为张学良所接受。1936年4月 6 日张学良在延安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得知我党的抗日主张后,对他走上联共逼蒋抗日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可见,我党的竭诚态度是张学良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重要客观条件,即主要外因之一。三是蒋介石排除异已的政策把张学良逼上了绝路。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逼迫张学良、杨虎城选择他的所谓出路。其实这两条所谓出路全是死路。若进攻红军,将再遭惨败;移师福建、安徽,将被蒋介石各个击破。这一铲除异已的奸险策略,把张学良、杨虎城逼上“梁山”,事变爆发乃成必然之势。这是又一个重要客观条件,即主要外因之一。以上这些分析与张学良本人在事隔半个多世纪后,首次公开接受日本记者采访中,关于西安事变起因的回答,完全一致。通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对比分析,触及到历史问题的本质,锻炼了学生的思维机智,培养了创造才能,使学生逐步学会从内因和外因、主观和客观等多层面角度的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四、不断存疑
　　例如,在教学《 鸦片战争》时,对鸦片战争为什么会失败的根本原因,大可不必过早解开。鸦片战争虽然是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但从中国近代史上来看,却只是开端,因而又具有连续性,应当通过以后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学习,逐步悟出连战连败的根本原因。还有些问题,一时不须解答清楚、也无法解答得完美的,也可以存疑。在《“五四”风雷》一节中,有学生提出:“五四”运动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撤销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的职务,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不是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吗?为什么却说是反帝反封建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呢?这个问题质量较高,学生暂时还不明白“五四运动的胜利”和“反帝反封建的胜利”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可以存疑。待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节时,明确指出:“从此中国结束了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在这时引导学生回忆整个革命过程,与前面的“初步”照应起来,不仅能够使这一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还使整个教学过程有机联系起来。
　　责任编辑 潘孟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