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中医药的语言文字翻译活动中，误读、误译是译者主体性的真实体现。由于受原语主体文化和译者主体文化的影响，译者只注重原文，不仅失却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忽略了读者的主体性。翻译主体间关系失衡和译者主体性的丧失，是造成误译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误译；译者主体性
一、引言
中医药学本来是写给中国人看的，现在要翻译成英语，让外国人读。因此，我们有必要借用孔慧怡(1998:31、32)先生关于翻译小说的几点假设，就中医药英译的跨文化交际做出一些概括的假设：中医药翻译是为了不懂中医药原文的人而做的工作；既然译作读者不认识源语，我们也假设译作读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或接触也是很有限的。译作是否接受或者是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入语文化当时的流行规范，而这些流行规范，很可能与源语文化的规范有相当大的差异。无论是中医药诊疗技术的传译，还是中医保健和中成药品的翻译，译出的作品都要面对一定的读者。即便是在同一译入语文化背景中，由于中医药学和中医药品的翻译受众不尽相同，翻译所遵循的译入语文化规范也就有所不同。这就要求译者采用不同的策略，顺应不同的译入语文化语境。
二、译品必须以接受者的行为习俗和文化心理为依归
因为所有的中医药及其产品都是在汉语言文化背景下，为满足汉语言文化习俗的读者或使用者的需求而创作和生产的民族文化产物，而中医药英译品的潜在读者或接受者却是完全不懂中文，不了解汉语言文化的异域民族文化群体，对汉语言文化产物的接受完全依赖。其母语或译入语主体文化的经验和习惯为参照。因此，中医药英译产品就必须是英语国家主体文化的产物。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在英语译入语国家主体文化背景中寻求和建立可能的接受点。即读者或使用者的文化心理和语言表达习惯。所以，中医药英译产品就必须以译入语国家主体文化的接受者的行为习俗和文化心理为依归。下面就以(李照国，1993:1)77—79)所引用的《中国翻译》曾刊登过的两则读者意见为例来说明。
例1“Crude Medicine”与“Natural Medicine”
英国东北威尔士高等学院院长Phillips教授夫妇参观广交会中草药展厅时，曾建议用“natural medicine”取代“Crude Medicine”一词。据Phillips介绍，“crude”一词在英文里含有“not refined or manufactured”，即“未提纯的、粗糙的、未加工的”之意，如：“crude oil，原油”，“crude ore，粗矿”等初级产品。而且“crude”，还有“not having grace，taste or refinement”，即“粗陋的、粗鲁的”，“not finished properly，badly worked out”，即“粗制滥造的、不完善的”意思，给西方人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而我们所展出的那些中草药、中成药，包装精美、琳琅满目，有许多药品极其名贵，显然都是经过精心加工炮制的。
虽然“crude”也含有“in a natural state”，即“原始状态的”这层意思，但毕竟与我们希望表达的“天然的”或“由天然产物制取的”这层意思有差别。另外，“crude”一词还容易使人联想到“rude”一词，“rude”与“crude”类似，也有“粗鲁无礼、原始、简陋、粗制滥造的”等令人不快的含义，以及“in a natural state”即“在天然状态中的”这层意思，如“crude ore，原矿”，“cotton in its rude state，原棉”，同样也是指初级的产物。而中医药品则必须是可以供人们直接使用的符合医药品标准的最终成品。“natural”本意为“of，concerned with，produced by，nature”，即“自然的，有关自然的、天然产生的”。西方人曾提出过“回归大自然”的口号，认为一切由石化原料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药品、化妆品等，对人体的危害是不可预料的，故较为崇尚和信赖由天然产物中提取的制品。因为“natural”一词的所指意义及其蕴涵的文化内涵，顺乎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文化心理，不仅能准确地表达原作的本意，也更容易被读者或使用者所接受。
例2“Black Cock White Phoenix Pills”与“乌鸡白凤丸”
(中成药“乌鸡白凤丸”的英译广告)There's a way to go in China's advertising industry too. A tonic selling under the brand name "Great Wall" Black Cock White Phoenix Pills(it contains essence of black roosters, ginseng, various other roots and Deer Horn Glue) was advertised in a recent edition of China Trader with the headline:
Black Cocks Provide The Vital Tonic For Women
借物喻义，触景生情，是各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但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氛围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对自然界或生活中相似的东西，不同民族的人都可能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或不同的语义联想。如英语菜单上的“鸡”，不论是“老母鸡”还是“笋鸡”，都是“chicken”。中文的“我属鸡。我从来不吃鸡。”也顺乎其习惯译为：“I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Rooster，I never eat chicken.”“属鸡”和“吃鸡”中的同一个“鸡”字，分别译为“rooster”和“chicken”。因为英语中的“cock”(公鸡)一词，俗语中指称雄性性器官(sex organ，taboo a penis)，故而避之不用。tonic既有滋补强身的意思。也有使精神振奋、兴奋以及强直的意思。“乌鸡白凤丸”的英译广告把“鸡”翻译成“cock”，首先就忽略了(实际上是违背了)native speakers因忌讳“cock”而以“rooster”代之的文化语用心理。在“cocks”前面又加上一个“black”，又忽略了英语国家多为“黑白”相间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背景。
造成这种语言表层对应，深层文化误译的根本原因，是翻译的主体性和译者主体性之间关系失衡所致。翻译的主体性是指作者主体，译者主体和读者主体和他们的主体间性，是针对涉及翻译活动全过程中所有与其相关的因素而言。译者的主体性是针对翻译行为本身 而言，即把原作、原作者和读者都视为译者翻译实践活动的客体，译者是翻译的主 体，原作者是理解、阐释、再创造的对象，原作是理解、阐释、再创造活动所需参考、借助的研究对象，而读者则是翻译实践的目的对象。相对翻译的主体性，译者的主体性更为直接和重要，起着最积极的作用。因为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只是体现于翻译过程中的某些相关环节，而译者的主体性却体现于翻译的全过程。(查明建。2003:p23、24)而上述的例证，恰恰是颠倒了翻译主体间性的关系，失却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一旦失去其主体性，要么就以原作为主体，随着原作亦步亦趋，要么就以读者为主体，不惜背离原作而一味地迎合读者。
毋庸讳言，中医药英译所面对的同样是一个如何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问题。强调中医药的英译品必须是译入语国家主体文化的产物，必须要以译入语接受者的行为习惯和接受心理为依归，就是强调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就是要求译者首先跨越主体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文化心理障碍。如虎、鹿、熊、牛等动物的器官和野生植物的药用，以及某些动物阳极的药，膳并用，是中医及中国人的养生保健心理和习俗而形成的特有文化传统。往往以突出其原料的珍奇和配方的神秘来显示其特效。以“祖传”、“御用”等字眼来凸现其独有至尊的珍奇性和权威性。因此，为了“忠实”，译者对“天然”、“乌鸡”丝毫不敢怠慢，其结果使译者失却了应有的主体性而成为原作的“奴仆”，导致了译者不是原作者的意向读者，而译文读者则是译者的意向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失衡。无论是中医诊疗技术还是中医药保健品的接受者或使用者，他们首先所关注的是技术产品性能 和药品的对症疗效，就如同家庭汽车和电脑的使用者只关心消费品的性能、质量、外观和价格一样。其次，能够使他们认知、判断、接受、使用中医药品的唯一参照系是他们的西医诊疗知识和经验，即他们最熟悉的传统文化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译作实际的文化意义和效应取决于译者对读者的把握度和读者对译者的认同度，更不是对原作的盲目“忠实”。让我们再以西医的“ijdections”译中医的“扎针”，以及以中文的“药房”译英语的“drug store”为例进一步说明。
例3中医的“扎针”与西医的“injections”
入春来，她身子不好，时常害头疼，找东城寨门口的老中医扎过几次针，也不见效。(1998，p408)With the coming 0f spring，her health suddenly deteriorated. She suffered frequent headaches, for which she received injections from a traditional doctor in the district near the eastern gate. (1991: p443)
译者将原文的“扎过几次针”(received acupuncture treatments)译为“received injections”即西医的打了几针或接受过几次针剂药物注射治疗。虽然其后的“a traditional doctor”体现了原文中“老中医”(an old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一词的意思，然而把“扎过几次针”译为“received injections”不仅没有表达出原文中老中医用传统中医的“针灸针”(acupuncture/fine needles)对她进行了几次传统的针刺治疗(gave her acupuncture treatments)，即她接受了几次“老中医”的针刺治疗(received acupuncture treatments)的意思，反而给不懂中医的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原来中国传统医学的老中医大夫也是使用与西医完全相同的诊疗器械与方法给病人进行针剂药物或其他液体的注射治疗。也就不可能知道或了解中医的“扎针”治疗与西医的注射疗法截然不同，其“针灸针”根本不是任何西医的注射器，其治疗方法“扎针”既不是使用任何药物的肌肉注射，也不是其他液体加药物的静脉注射或者是静脉滴注。因此失却了原作的文化内涵，应视为“误译”。
在翻译中，某种意义上的“言不尽义”和“得意忘言”是可能的；误读、误译，也时有发生。造成误读或误译的现象及原因有二种，一种误读是把原本的“张三”错看成了“李四”或“王五”，系译者粗心所致；另一种是误读、误释，即以译者的主体文化取向和经验理解和解释原文中的文化现象或内涵。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系译者在解读时因缺乏原文中涉及的相关知识和社会文化背景，便以译入语主体文化或以译者自己的主体文化取向和经验理解和解释原文中的文化现象或内涵。另一种情况是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文化缺省和词汇空缺所致，即原文中的文化现象或独特词语在译入语主体文化中没有相映的语言文化表现形式或与其对应的词汇。无论是何种原因，误读的结果必然导致误译，而误译的效果却不仅相同。
上例Turbulence的译者Howard Goldblatt先生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中文系教授，已经翻译过多部中国现当代小说，如老舍，莫言，王朔，阿来等人的作品。不仅他本人曾荣获过美国Translation Center Robert Payne Award 1985年的杰出翻译家奖。其译作Turbulence也荣获了1988年第八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The Pegasus Prize for Literature)。因此，对中国传统中医药学，特别是针刺麻醉术研究成功后的宣传，他不可能没有耳闻。所以说，我们不排除由于译者的误读，即把“扎针”错看为“打针”而造成了误译的可能，但更倾向于是译者为了顺应译入语读者的医疗习惯和对汉语言文化的接受心理，才使汉语言主体文化的中医产物“扎针”变成英语言主体文化的西医产物“注射”。如果是把“扎针”错看为“打针”而造成了误译，就不足以为奇。因为误读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译者的任何翻译过程中，而误译是误读的必然结果，如果是由于译者缺乏中医诊治的常识而没有意识到此处的中医“扎过几次针”与西医的“打过几次针”有本质区别，而把“扎过几次针”译为“received injections”的话，那就是文化误读所导致的文化误译。一方面说明译者对汉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不够，另一方面则说明中医的针灸诊疗方法还很局限，两者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如果是译者为了顺应译入语读者的医疗习惯和对汉语言文化的接受心理而采用的变通译法，那就不仅是一个“异化”或“归化”的翻译观及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译者为实现翻泽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如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而这一点，无论是对中医药的翻译，还是就整个翻泽研究都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和意义。首先说明作为译入语接受者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中医“针刺治疗”的理论与实践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的医疗保健经验中没有类似的参照系，美国的普通医院和诊所里根本就没有人采用中医诊疗方法。而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针灸)和acupuncture treatments(针刺治疗)是两个与中医针灸和针刺治疗完全不对应的医学词汇。因此，译者根据自己的医疗经验和译入语读者或接受者的医疗习惯，将其译为每个人都熟悉 的“received injections”，使其成为完全脱离源语文化内涵的译入语主体文化的产物。就如同把汉语的“天”译为英语的“god”，把“干爹”译为“godfather”一样自然通达。
三、结语
正因为中西医的最大差异在于西方文化是分析性、实证性、求异性、逻辑性的外向型认知文化。这种文化性质要求严谨、周密的认知态度和科学、精确，明晰的逻辑推理方法。西方医学用观察、实验、解剖等科学方法，从定性到定量，从宏观到微观来解析生命掌握人体的各种指数，这些指数既可以用仪器检测叉可以用物理化学方法进行调节。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把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科学，论理和人文混为一体的整体性、意象性、模糊性、求同性的伦理文化，整个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不仅受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而且是在这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哲学思辨基础之上建立的。因此，中医药的英译首先要消除“博大精深”的文化阴影，对中医药学和中医药品及保健品的翻译，要分别顺应相应的译入语主体文化语境，中医药学理论的翻译要比照西医的术语，遵循西医社会医疗保健行业接受者的习惯，顺应其行业文化语境。中医药品及保健品的翻译，要遵循西医社会医疗保健市场的社会消费习惯，顺应接受者群体的文化语境。如果不转变传统的翻译思维方式，不排除母语文化的负迁移而完全按照中医理论术语和语言表达方式翻译，其结果自然就不会被英语文化背景的读者或接受者所理解，更不可能被接受。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误译；译者主体性
一、引言
中医药学本来是写给中国人看的，现在要翻译成英语，让外国人读。因此，我们有必要借用孔慧怡(1998:31、32)先生关于翻译小说的几点假设，就中医药英译的跨文化交际做出一些概括的假设：中医药翻译是为了不懂中医药原文的人而做的工作；既然译作读者不认识源语，我们也假设译作读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或接触也是很有限的。译作是否接受或者是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入语文化当时的流行规范，而这些流行规范，很可能与源语文化的规范有相当大的差异。无论是中医药诊疗技术的传译，还是中医保健和中成药品的翻译，译出的作品都要面对一定的读者。即便是在同一译入语文化背景中，由于中医药学和中医药品的翻译受众不尽相同，翻译所遵循的译入语文化规范也就有所不同。这就要求译者采用不同的策略，顺应不同的译入语文化语境。
二、译品必须以接受者的行为习俗和文化心理为依归
因为所有的中医药及其产品都是在汉语言文化背景下，为满足汉语言文化习俗的读者或使用者的需求而创作和生产的民族文化产物，而中医药英译品的潜在读者或接受者却是完全不懂中文，不了解汉语言文化的异域民族文化群体，对汉语言文化产物的接受完全依赖。其母语或译入语主体文化的经验和习惯为参照。因此，中医药英译产品就必须是英语国家主体文化的产物。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在英语译入语国家主体文化背景中寻求和建立可能的接受点。即读者或使用者的文化心理和语言表达习惯。所以，中医药英译产品就必须以译入语国家主体文化的接受者的行为习俗和文化心理为依归。下面就以(李照国，1993:1)77—79)所引用的《中国翻译》曾刊登过的两则读者意见为例来说明。
例1“Crude Medicine”与“Natural Medicine”
英国东北威尔士高等学院院长Phillips教授夫妇参观广交会中草药展厅时，曾建议用“natural medicine”取代“Crude Medicine”一词。据Phillips介绍，“crude”一词在英文里含有“not refined or manufactured”，即“未提纯的、粗糙的、未加工的”之意，如：“crude oil，原油”，“crude ore，粗矿”等初级产品。而且“crude”，还有“not having grace，taste or refinement”，即“粗陋的、粗鲁的”，“not finished properly，badly worked out”，即“粗制滥造的、不完善的”意思，给西方人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而我们所展出的那些中草药、中成药，包装精美、琳琅满目，有许多药品极其名贵，显然都是经过精心加工炮制的。
虽然“crude”也含有“in a natural state”，即“原始状态的”这层意思，但毕竟与我们希望表达的“天然的”或“由天然产物制取的”这层意思有差别。另外，“crude”一词还容易使人联想到“rude”一词，“rude”与“crude”类似，也有“粗鲁无礼、原始、简陋、粗制滥造的”等令人不快的含义，以及“in a natural state”即“在天然状态中的”这层意思，如“crude ore，原矿”，“cotton in its rude state，原棉”，同样也是指初级的产物。而中医药品则必须是可以供人们直接使用的符合医药品标准的最终成品。“natural”本意为“of，concerned with，produced by，nature”，即“自然的，有关自然的、天然产生的”。西方人曾提出过“回归大自然”的口号，认为一切由石化原料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药品、化妆品等，对人体的危害是不可预料的，故较为崇尚和信赖由天然产物中提取的制品。因为“natural”一词的所指意义及其蕴涵的文化内涵，顺乎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文化心理，不仅能准确地表达原作的本意，也更容易被读者或使用者所接受。
例2“Black Cock White Phoenix Pills”与“乌鸡白凤丸”
(中成药“乌鸡白凤丸”的英译广告)There's a way to go in China's advertising industry too. A tonic selling under the brand name "Great Wall" Black Cock White Phoenix Pills(it contains essence of black roosters, ginseng, various other roots and Deer Horn Glue) was advertised in a recent edition of China Trader with the headline:
Black Cocks Provide The Vital Tonic For Women
借物喻义，触景生情，是各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但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氛围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对自然界或生活中相似的东西，不同民族的人都可能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或不同的语义联想。如英语菜单上的“鸡”，不论是“老母鸡”还是“笋鸡”，都是“chicken”。中文的“我属鸡。我从来不吃鸡。”也顺乎其习惯译为：“I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Rooster，I never eat chicken.”“属鸡”和“吃鸡”中的同一个“鸡”字，分别译为“rooster”和“chicken”。因为英语中的“cock”(公鸡)一词，俗语中指称雄性性器官(sex organ，taboo a penis)，故而避之不用。tonic既有滋补强身的意思。也有使精神振奋、兴奋以及强直的意思。“乌鸡白凤丸”的英译广告把“鸡”翻译成“cock”，首先就忽略了(实际上是违背了)native speakers因忌讳“cock”而以“rooster”代之的文化语用心理。在“cocks”前面又加上一个“black”，又忽略了英语国家多为“黑白”相间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背景。
造成这种语言表层对应，深层文化误译的根本原因，是翻译的主体性和译者主体性之间关系失衡所致。翻译的主体性是指作者主体，译者主体和读者主体和他们的主体间性，是针对涉及翻译活动全过程中所有与其相关的因素而言。译者的主体性是针对翻译行为本身 而言，即把原作、原作者和读者都视为译者翻译实践活动的客体，译者是翻译的主 体，原作者是理解、阐释、再创造的对象，原作是理解、阐释、再创造活动所需参考、借助的研究对象，而读者则是翻译实践的目的对象。相对翻译的主体性，译者的主体性更为直接和重要，起着最积极的作用。因为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只是体现于翻译过程中的某些相关环节，而译者的主体性却体现于翻译的全过程。(查明建。2003:p23、24)而上述的例证，恰恰是颠倒了翻译主体间性的关系，失却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一旦失去其主体性，要么就以原作为主体，随着原作亦步亦趋，要么就以读者为主体，不惜背离原作而一味地迎合读者。
毋庸讳言，中医药英译所面对的同样是一个如何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问题。强调中医药的英译品必须是译入语国家主体文化的产物，必须要以译入语接受者的行为习惯和接受心理为依归，就是强调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就是要求译者首先跨越主体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文化心理障碍。如虎、鹿、熊、牛等动物的器官和野生植物的药用，以及某些动物阳极的药，膳并用，是中医及中国人的养生保健心理和习俗而形成的特有文化传统。往往以突出其原料的珍奇和配方的神秘来显示其特效。以“祖传”、“御用”等字眼来凸现其独有至尊的珍奇性和权威性。因此，为了“忠实”，译者对“天然”、“乌鸡”丝毫不敢怠慢，其结果使译者失却了应有的主体性而成为原作的“奴仆”，导致了译者不是原作者的意向读者，而译文读者则是译者的意向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失衡。无论是中医诊疗技术还是中医药保健品的接受者或使用者，他们首先所关注的是技术产品性能 和药品的对症疗效，就如同家庭汽车和电脑的使用者只关心消费品的性能、质量、外观和价格一样。其次，能够使他们认知、判断、接受、使用中医药品的唯一参照系是他们的西医诊疗知识和经验，即他们最熟悉的传统文化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译作实际的文化意义和效应取决于译者对读者的把握度和读者对译者的认同度，更不是对原作的盲目“忠实”。让我们再以西医的“ijdections”译中医的“扎针”，以及以中文的“药房”译英语的“drug store”为例进一步说明。
例3中医的“扎针”与西医的“injections”
入春来，她身子不好，时常害头疼，找东城寨门口的老中医扎过几次针，也不见效。(1998，p408)With the coming 0f spring，her health suddenly deteriorated. She suffered frequent headaches, for which she received injections from a traditional doctor in the district near the eastern gate. (1991: p443)
译者将原文的“扎过几次针”(received acupuncture treatments)译为“received injections”即西医的打了几针或接受过几次针剂药物注射治疗。虽然其后的“a traditional doctor”体现了原文中“老中医”(an old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一词的意思，然而把“扎过几次针”译为“received injections”不仅没有表达出原文中老中医用传统中医的“针灸针”(acupuncture/fine needles)对她进行了几次传统的针刺治疗(gave her acupuncture treatments)，即她接受了几次“老中医”的针刺治疗(received acupuncture treatments)的意思，反而给不懂中医的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原来中国传统医学的老中医大夫也是使用与西医完全相同的诊疗器械与方法给病人进行针剂药物或其他液体的注射治疗。也就不可能知道或了解中医的“扎针”治疗与西医的注射疗法截然不同，其“针灸针”根本不是任何西医的注射器，其治疗方法“扎针”既不是使用任何药物的肌肉注射，也不是其他液体加药物的静脉注射或者是静脉滴注。因此失却了原作的文化内涵，应视为“误译”。
在翻译中，某种意义上的“言不尽义”和“得意忘言”是可能的；误读、误译，也时有发生。造成误读或误译的现象及原因有二种，一种误读是把原本的“张三”错看成了“李四”或“王五”，系译者粗心所致；另一种是误读、误释，即以译者的主体文化取向和经验理解和解释原文中的文化现象或内涵。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系译者在解读时因缺乏原文中涉及的相关知识和社会文化背景，便以译入语主体文化或以译者自己的主体文化取向和经验理解和解释原文中的文化现象或内涵。另一种情况是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文化缺省和词汇空缺所致，即原文中的文化现象或独特词语在译入语主体文化中没有相映的语言文化表现形式或与其对应的词汇。无论是何种原因，误读的结果必然导致误译，而误译的效果却不仅相同。
上例Turbulence的译者Howard Goldblatt先生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中文系教授，已经翻译过多部中国现当代小说，如老舍，莫言，王朔，阿来等人的作品。不仅他本人曾荣获过美国Translation Center Robert Payne Award 1985年的杰出翻译家奖。其译作Turbulence也荣获了1988年第八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The Pegasus Prize for Literature)。因此，对中国传统中医药学，特别是针刺麻醉术研究成功后的宣传，他不可能没有耳闻。所以说，我们不排除由于译者的误读，即把“扎针”错看为“打针”而造成了误译的可能，但更倾向于是译者为了顺应译入语读者的医疗习惯和对汉语言文化的接受心理，才使汉语言主体文化的中医产物“扎针”变成英语言主体文化的西医产物“注射”。如果是把“扎针”错看为“打针”而造成了误译，就不足以为奇。因为误读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译者的任何翻译过程中，而误译是误读的必然结果，如果是由于译者缺乏中医诊治的常识而没有意识到此处的中医“扎过几次针”与西医的“打过几次针”有本质区别，而把“扎过几次针”译为“received injections”的话，那就是文化误读所导致的文化误译。一方面说明译者对汉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不够，另一方面则说明中医的针灸诊疗方法还很局限，两者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如果是译者为了顺应译入语读者的医疗习惯和对汉语言文化的接受心理而采用的变通译法，那就不仅是一个“异化”或“归化”的翻译观及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译者为实现翻泽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如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而这一点，无论是对中医药的翻译，还是就整个翻泽研究都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和意义。首先说明作为译入语接受者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中医“针刺治疗”的理论与实践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的医疗保健经验中没有类似的参照系，美国的普通医院和诊所里根本就没有人采用中医诊疗方法。而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针灸)和acupuncture treatments(针刺治疗)是两个与中医针灸和针刺治疗完全不对应的医学词汇。因此，译者根据自己的医疗经验和译入语读者或接受者的医疗习惯，将其译为每个人都熟悉 的“received injections”，使其成为完全脱离源语文化内涵的译入语主体文化的产物。就如同把汉语的“天”译为英语的“god”，把“干爹”译为“godfather”一样自然通达。
三、结语
正因为中西医的最大差异在于西方文化是分析性、实证性、求异性、逻辑性的外向型认知文化。这种文化性质要求严谨、周密的认知态度和科学、精确，明晰的逻辑推理方法。西方医学用观察、实验、解剖等科学方法，从定性到定量，从宏观到微观来解析生命掌握人体的各种指数，这些指数既可以用仪器检测叉可以用物理化学方法进行调节。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把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科学，论理和人文混为一体的整体性、意象性、模糊性、求同性的伦理文化，整个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不仅受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而且是在这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哲学思辨基础之上建立的。因此，中医药的英译首先要消除“博大精深”的文化阴影，对中医药学和中医药品及保健品的翻译，要分别顺应相应的译入语主体文化语境，中医药学理论的翻译要比照西医的术语，遵循西医社会医疗保健行业接受者的习惯，顺应其行业文化语境。中医药品及保健品的翻译，要遵循西医社会医疗保健市场的社会消费习惯，顺应接受者群体的文化语境。如果不转变传统的翻译思维方式，不排除母语文化的负迁移而完全按照中医理论术语和语言表达方式翻译，其结果自然就不会被英语文化背景的读者或接受者所理解，更不可能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