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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导20年，开中国独立电影先河，被冠以先锋、地下等种种名号，所拍摄的电影中关注的弱智、单亲和同性恋等禁忌题材,虽然得到海外的强烈关注，但他内心落寞，渴望与国内观众对话。他说这种执着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应有的责任。
张元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独立制片人。先后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被《新周刊》评选为全国十大新锐青年，2001年被联合国授予文化和平奖。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先驱。
记者：娄烨也拿到了禁令，今年9月份刚刚解禁了。
张元：本身就不应该禁，为什么要禁， 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方面发展都很不错了，为什么电影格局还和伊朗一样？
记者：中国的独立电影在最初基本和体制外电影划上等号，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张元：到底什么是独立电影，多少年也没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当时中国延续的是苏联那一套，把电影看成是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但不和体制冲突是一种方法。
记者：你觉得中国独立电影的出路是什么？
张元：最尴尬的是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没有人把电影当成一个商品和艺术家的作品这么一个结合体看待，中国电影要发展，首先要把分级制度解决了。
章明
在体制里独立是更牛的事
作为第六代导演，他的影片不同于他的同辈人，关注城市的边缘化。而把目光投向他的故乡，从一片浩淼的水城，寻找欲望和现实的真相。现在他一面在北京电影学院从事导演教学工作，一面坚持影视创作。
章明 电影导演，其电影质朴内敛，且与突兀和诗意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电影代表作有《巫山云雨》、 《结果》等。
记者：一直以来你的电影出现了什么变化？
章明：我的电影都有一个隔江而望的空间。其实这些都一样，隐喻从这里到那里的意思。
记者：为什么没有跟体制相融合？
章明：能在体制里独立是更牛的事情。其实我们都被决定了，不需要摆出独立的姿态。我以前的电影都是独立的电影，不在于跟谁合作，不能说我不拿去审查就是独立电影了。
记者：之后的计划？
章明：现在中国电影还没有好的基层干部，要不就是主旋律看不下去。我是从新的角度去写,有次去一个地方看景，发现陪同的宣传部长挺有意思：他们有官场为人处事的一套方式，私下又有另外一种方式，我觉得这种两面性特别有张力。这种人是非常普遍的，比小白领、小知识分子更普遍，他们的存在，更能够影响中国人的存在。
刘浩
我对独立精神有无限向往
体验生活，做足功课是他电影确保文本真实的有效手段。作为一名导演，电影未进入电影院和广大观众做近距离交流肯定是万般遗憾之事，他说：“如果这是我的电影生涯经过的一个驿站，那么，我就在等待中捕捉风情。”
刘浩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代表作品《陈默与美婷》、《好大一对羊》、 《老那》，曾获多项国际大奖。是新锐导演的代表人物，始终坚称自己和第六代“没关系”。
记者：当今独立电影形势和十年前有什么变化？
刘浩：独立电影在当下的文化快餐中是容易被忽视甚至边缘化的，但独立精神令人敬畏。十年前，独立电影，一叶孤舟，十年后，独立电影，万帆竞发，一个新时代到来，在于独立表述能力、方式的多元化，这天近在眼前。
记者：你真给芙蓉姐姐拍过短片吗？
刘浩：这是个插曲，我当年有个签约公司，公司说：“等会来个人，非常先锋”。等对方来了，我后悔了，但也得守信用拍下去，并竭力保证做好。电影这个圈子就是个江湖圈。
记者：院线的类型片，会去尝试吗？
刘浩：以后看到好的小说剧本，或许会去做。但为了博人一笑把衣服脱了的事，肯定不干。至于大片，如果故事本身出色，当然愿意去拍，都一个亿了，干嘛不拍呢？
邓勇星
过程没有什么抱怨的
台湾资深的广告导演。持续广告的制作却从未放弃对电影创作的梦想，他对拍电影、广告一直抱有的一种的态度是：对与人情有关的感兴趣，觉得人是最可贵的，并相信在那份情感你追求不到的时候，不要谈形式。
邓勇星 广告、电影导演，从事广告创作十余年，作品得到两岸三地业界青睐及肯定，曾获 Asia Media Award亚洲最佳导演等多项国内外大奖。电影作品包括《7-11之恋》、《到阜阳六百里》。
记者：拍片的时候什么是最困难的，什么是最大的压力、痛苦？
邓勇星：最大的压力是旁边的人告诉我，你拍这个根本没人要看。你看你拍的又不是俊男美女，没有爱情没有什么所谓商业元素。
记者：你觉得是跟中国电影圈的体制有关吗？拍片会差钱吗？
邓勇星：有关系的，这不就是中国电影。
我们很少钱，我非常感激在成长过程中一个亦师亦友的人。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有次在台湾深山拍广告。场务就把导演椅放在那边让我坐，就被那些人拍了张照片，我们回来后分享剧照被他看到，他很严肃地跟我说，你在还没有做到导演之前，不能演得像一个导演。从此以后我就只坐苹果箱。呵呵……这种东西可以把你拉得非常朴素。就是你是谁就做谁。
刘杰
因为我傻，不怕死
刘杰是导演中的“异类”，尽管他从第六代导演的圈子里走出来，他并不像校友王小帅、娄烨、张元等这么“早慧”和高产。他习惯于在边缘地带，去探询体制内外那些现实。并坚守着独立的电影状态，坚持为少数人拍电影。
刘杰职业电影摄影师、制片人、导演，担任过王小帅导演的《冬春的日子》、 《十七岁的单车》摄影指导。 代表作品有《马背上的法庭》、《透析》、《碧罗雪山》等，曾获 国内外无数奖项。
记者：《透析》这个故事好像来源于你从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报道，你平时会特意地关注社会新闻吗？
刘杰：对，我特别的八卦，不是指娱乐的八卦，要是我今天突然看一眼“锋芝恋”什么的， 不到一分钟我就会特羞愧，顶多看上两三分钟，我就看不下去了。训练出来的吧，我觉得这让你了解社会，有这个思维，就会有很好的敏锐性。
记者：说说你现在的状态吧，工作和生活。
刘杰：挺好的，计划弄两个新片。有一个是纯文艺片，有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希望成为商业片，但这个题材容易成为主旋律，但又很可能拍成艺术片。是一个关于中学生的。而我的片子还是关注社会，主题，体制。
记者：有些导演避讳这种，为什么你会关注这个？
刘杰：因为我傻，不怕死。
范立欣
导演不是圣人
由于生长在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时代，范立欣喜欢拍摄巨变中所产生的社会政治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强烈对比一直让他难以释怀。他希望通过记录人物命运轨迹，表现出在国家追求经济发展时，这种巨大的变革对个体和社会产生的影响。
范立欣 导演、制片人、独立电影制作人，曾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任摄影记者。 纪录片《归途列车》为他在国内外获得无数奖项，成为继李安之后第二位闯入美国导演工会奖评选的华人导演。
记者：喜欢国内哪个导演？
范立欣:贾樟柯、赵亮、杜海滨，他们对社会有很强的关怀，从这可以看出他们的诚恳，对纪录片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导演不是圣人，除了艺术之外，他还是个人。
记者：下一步计划是?
范立欣：计划拍一个有关农民工二代的片子。＝＝他们跟父辈不一样，他们父辈具有很传统的忘我精神，打工挣了钱寄回家，之后希望回到家里养老。但是年轻的一辈很小就受到新价值观影响，很早来到城市打拼，从来没有想回到农村。如果经济不稳定,最早受到影响的肯定就是这一群人,他们是最脆弱的,在城市里待不下去了,那个时候他们何去何从？他们未来会面临什么选择,我也不知道,这有点像是赌博。
张元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独立制片人。先后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被《新周刊》评选为全国十大新锐青年，2001年被联合国授予文化和平奖。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先驱。
记者：娄烨也拿到了禁令，今年9月份刚刚解禁了。
张元：本身就不应该禁，为什么要禁， 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方面发展都很不错了，为什么电影格局还和伊朗一样？
记者：中国的独立电影在最初基本和体制外电影划上等号，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张元：到底什么是独立电影，多少年也没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当时中国延续的是苏联那一套，把电影看成是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但不和体制冲突是一种方法。
记者：你觉得中国独立电影的出路是什么？
张元：最尴尬的是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没有人把电影当成一个商品和艺术家的作品这么一个结合体看待，中国电影要发展，首先要把分级制度解决了。
章明
在体制里独立是更牛的事
作为第六代导演，他的影片不同于他的同辈人，关注城市的边缘化。而把目光投向他的故乡，从一片浩淼的水城，寻找欲望和现实的真相。现在他一面在北京电影学院从事导演教学工作，一面坚持影视创作。
章明 电影导演，其电影质朴内敛，且与突兀和诗意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电影代表作有《巫山云雨》、 《结果》等。
记者：一直以来你的电影出现了什么变化？
章明：我的电影都有一个隔江而望的空间。其实这些都一样，隐喻从这里到那里的意思。
记者：为什么没有跟体制相融合？
章明：能在体制里独立是更牛的事情。其实我们都被决定了，不需要摆出独立的姿态。我以前的电影都是独立的电影，不在于跟谁合作，不能说我不拿去审查就是独立电影了。
记者：之后的计划？
章明：现在中国电影还没有好的基层干部，要不就是主旋律看不下去。我是从新的角度去写,有次去一个地方看景，发现陪同的宣传部长挺有意思：他们有官场为人处事的一套方式，私下又有另外一种方式，我觉得这种两面性特别有张力。这种人是非常普遍的，比小白领、小知识分子更普遍，他们的存在，更能够影响中国人的存在。
刘浩
我对独立精神有无限向往
体验生活，做足功课是他电影确保文本真实的有效手段。作为一名导演，电影未进入电影院和广大观众做近距离交流肯定是万般遗憾之事，他说：“如果这是我的电影生涯经过的一个驿站，那么，我就在等待中捕捉风情。”
刘浩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代表作品《陈默与美婷》、《好大一对羊》、 《老那》，曾获多项国际大奖。是新锐导演的代表人物，始终坚称自己和第六代“没关系”。
记者：当今独立电影形势和十年前有什么变化？
刘浩：独立电影在当下的文化快餐中是容易被忽视甚至边缘化的，但独立精神令人敬畏。十年前，独立电影，一叶孤舟，十年后，独立电影，万帆竞发，一个新时代到来，在于独立表述能力、方式的多元化，这天近在眼前。
记者：你真给芙蓉姐姐拍过短片吗？
刘浩：这是个插曲，我当年有个签约公司，公司说：“等会来个人，非常先锋”。等对方来了，我后悔了，但也得守信用拍下去，并竭力保证做好。电影这个圈子就是个江湖圈。
记者：院线的类型片，会去尝试吗？
刘浩：以后看到好的小说剧本，或许会去做。但为了博人一笑把衣服脱了的事，肯定不干。至于大片，如果故事本身出色，当然愿意去拍，都一个亿了，干嘛不拍呢？
邓勇星
过程没有什么抱怨的
台湾资深的广告导演。持续广告的制作却从未放弃对电影创作的梦想，他对拍电影、广告一直抱有的一种的态度是：对与人情有关的感兴趣，觉得人是最可贵的，并相信在那份情感你追求不到的时候，不要谈形式。
邓勇星 广告、电影导演，从事广告创作十余年，作品得到两岸三地业界青睐及肯定，曾获 Asia Media Award亚洲最佳导演等多项国内外大奖。电影作品包括《7-11之恋》、《到阜阳六百里》。
记者：拍片的时候什么是最困难的，什么是最大的压力、痛苦？
邓勇星：最大的压力是旁边的人告诉我，你拍这个根本没人要看。你看你拍的又不是俊男美女，没有爱情没有什么所谓商业元素。
记者：你觉得是跟中国电影圈的体制有关吗？拍片会差钱吗？
邓勇星：有关系的，这不就是中国电影。
我们很少钱，我非常感激在成长过程中一个亦师亦友的人。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有次在台湾深山拍广告。场务就把导演椅放在那边让我坐，就被那些人拍了张照片，我们回来后分享剧照被他看到，他很严肃地跟我说，你在还没有做到导演之前，不能演得像一个导演。从此以后我就只坐苹果箱。呵呵……这种东西可以把你拉得非常朴素。就是你是谁就做谁。
刘杰
因为我傻，不怕死
刘杰是导演中的“异类”，尽管他从第六代导演的圈子里走出来，他并不像校友王小帅、娄烨、张元等这么“早慧”和高产。他习惯于在边缘地带，去探询体制内外那些现实。并坚守着独立的电影状态，坚持为少数人拍电影。
刘杰职业电影摄影师、制片人、导演，担任过王小帅导演的《冬春的日子》、 《十七岁的单车》摄影指导。 代表作品有《马背上的法庭》、《透析》、《碧罗雪山》等，曾获 国内外无数奖项。
记者：《透析》这个故事好像来源于你从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报道，你平时会特意地关注社会新闻吗？
刘杰：对，我特别的八卦，不是指娱乐的八卦，要是我今天突然看一眼“锋芝恋”什么的， 不到一分钟我就会特羞愧，顶多看上两三分钟，我就看不下去了。训练出来的吧，我觉得这让你了解社会，有这个思维，就会有很好的敏锐性。
记者：说说你现在的状态吧，工作和生活。
刘杰：挺好的，计划弄两个新片。有一个是纯文艺片，有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希望成为商业片，但这个题材容易成为主旋律，但又很可能拍成艺术片。是一个关于中学生的。而我的片子还是关注社会，主题，体制。
记者：有些导演避讳这种，为什么你会关注这个？
刘杰：因为我傻，不怕死。
范立欣
导演不是圣人
由于生长在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时代，范立欣喜欢拍摄巨变中所产生的社会政治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强烈对比一直让他难以释怀。他希望通过记录人物命运轨迹，表现出在国家追求经济发展时，这种巨大的变革对个体和社会产生的影响。
范立欣 导演、制片人、独立电影制作人，曾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任摄影记者。 纪录片《归途列车》为他在国内外获得无数奖项，成为继李安之后第二位闯入美国导演工会奖评选的华人导演。
记者：喜欢国内哪个导演？
范立欣:贾樟柯、赵亮、杜海滨，他们对社会有很强的关怀，从这可以看出他们的诚恳，对纪录片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导演不是圣人，除了艺术之外，他还是个人。
记者：下一步计划是?
范立欣：计划拍一个有关农民工二代的片子。＝＝他们跟父辈不一样，他们父辈具有很传统的忘我精神，打工挣了钱寄回家，之后希望回到家里养老。但是年轻的一辈很小就受到新价值观影响，很早来到城市打拼，从来没有想回到农村。如果经济不稳定,最早受到影响的肯定就是这一群人,他们是最脆弱的,在城市里待不下去了,那个时候他们何去何从？他们未来会面临什么选择,我也不知道,这有点像是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