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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首先感谢骏虎接受我的访谈。据我所知，你的小说创作起步很早，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你还曾经是王小波的铁杆粉丝。能够谈谈你是怎样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么？
李骏虎：谢谢王老师多年来的关注和指导。
我走上小说创作道路，要感谢四个人：第一个是我的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是一名虔诚的文学爱好者，农闲时总会骑车到30里外的临汾去买《人民文学》、《作品》、《汾水》等文学杂志，我从小耳濡目染，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写寓言故事和小小说，他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第二个是《山西文学》的编辑祝大同老师，他是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清早的阳光》的编辑，1995年，我20岁的时候在他的指引下正式开始小说创作；第三个是《大家》的李巍主编，2000年，在他的鼓励下，《大家》为我发了一个作品小辑，包括两个中篇两个短篇，使我真正浮出水面。他把我模仿王小波时疯狂练笔的那些习作，史无前例地一划拉全拿到他的刊物上去发，让我一起步就成了“master”。虽然我没有像李巍先生期望的那样，被他打造成中国的杰克·罗琳，毕竟他让我的文学激情有了发泄的渠道。《睡吧》是李巍先生策划，我完成的作业，当时他是那么兴奋，要发《大家》2003年第1期的头题，他那么兴奋，以至于经常在我还没起床的时候就把电话打到我租住的房间，把我的破手机打得烫手，把我的话费打光。虽然《睡吧》的写法遭到他们编辑会上的质疑，最终没发出来，但我在老家砍玉米的时候，还是坐在玉米地头的牛车上，挽着袖子捧着手机，尽量地安慰了他失落的热心。最后一个是我的弟弟马顿，是他在1997年上大学的时候把王小波的作品介绍给我，让我像许多不得其门而入的文学爱好者一样望到了航标和灯塔。
王春林：王小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
李骏虎：我没有想到2007年之前自己所有的中篇小说，竟然都是模仿王小波先生风格的，有8篇30万字，我是多么的迷恋和敬仰他啊。记得2007年编辑中篇小说集，心中充满了怎样的温暖和欢悦啊，我像那些续写《红楼》的痴人，只为翻烂了原著，只觉得还意犹未尽，索性自己写给自己看。于是，就有了那本向王小波先生致敬的《李骏虎中篇小说集》。我是个无趣的人，是从王小波的作品里硬生生地体味什么叫做“有趣”，我几乎拥有他所有版本的作品，那几年里，家里到处扔的是“黄金”、“白银”“青铜”、“黑铁”，随便坐在沙发上，靠在床头，或者蹲马桶上，抄起一本来，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立刻读进去，嘿嘿地笑起来。坐在报社的花园里捧读《红佛夜奔》，我埋着头呵呵呵呵没完，几乎被人疑为脑子有病。每天捧着一个本子，铺张报纸在大楼背后的角落里，练习“王小波体”。其实，我最钟情的是《万寿寺》，我的《雪落的声音》几乎就是临摹着它写的。我知道了早晨的雾气可以用扯开的棉絮来比喻，我知道了天空垂下来，像一颗没有瞳仁的眼珠子，哈哈。《黄金时代》不足以代表王小波，但陈清扬确实清爽可爱，“伟大的友谊”也真撩人啊。《青铜时代》的《寻找无双》、《红拂夜奔》、《万寿寺》，则真是王小波的“世界奇观”，无人能及。
王：你当时和现在又是怎么样看待王小波的？
李：我认为，评论界把王小波的小说界定为“黑色幽默”是浅显的，实际上，王小波的创作已经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荒诞。小说中的讽刺意味与苦涩的幽默结合在一起，通过不确定的时、空和人物来表现作品思想内容，将现实中的具体人物抽象化。他的小说已经达到了“在故作平淡无奇的日常形式中表达出反常的内容”，使不受制于现实的事件，显得“比真正的生活真实还要现实”。在当代中国作家里，无出其右。
王春林：你的小说创作起步于对于城市生活的表现，但后来却又转向了乡村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关注视野的变化？可以谈一谈这个转型过程中的心理动因么？
李骏虎：其实我刚开始写小说并不是写城市生活，1995年在《山西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处女作《清早的阳光》，是根据我小时候在农村听的一则民间传说写成的；1997年在《北方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乡长变鱼》当然就是写一个乡长的官场遭际和精神世界的。这些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和生活，也是我最大的资源。后来我从县城调到省城工作，环境的变换对我造成感受刺激，对社会和人性产生了诸多思考，也是由于当时正处在对爱情感受最强烈的年龄，这一切的生命体验造成创作的冲动，所以那个阶段写的有关个人城市生活体验、感情体验和精神世界的作品比较多。这在一个青年作家，是很正常的阶段。靠调动个人体验创作，时间长了必然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把笔触转回我生长了二十年的乡村，开始写我最熟悉的那些人和事，其实中国并没有完成人的城市化，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大乡村，中国人的思维和精神都还是乡村社会的传统思想，所以只需写好乡村，足以把人的精神走向和政治生活表现出来。当然，写过去的乡村生活不足以表现当下的时代价值和社会状况，但文学的任务是分区域的，对于我来说也是分阶段的。我通过从过去到现在乡村的书写，完成对从个人生命体验到对更广大的世界的观照的过渡。从一个狭窄的视角，转为较为广阔的视角，这是作家走向成熟所应该经历的，是自然的阶段转变，而不是什么刻意的转型。
王春林：在很长时间内你曾经是创作与评论双管齐下的两栖作家。这种现象在你这一代作家中比较少见。请你谈谈你对评论与创作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你觉得，你的文学评论在多大程度上对你的小说创作产生着影响？后来又为什么要淡出评论活动呢？
李骏虎：我个人理想中的大作家应该是有理论建树，能够指导自己的创作的。我涉足评论之初，并不是来源于自己的创作经验，而是对大师和经典的阅读心得。其实并不是所有读过的名著尤其是欧美经典作品都能理解，但总会读到一些让自己产生共鸣从而心花怒放甚至感到福至心灵的作品，这样的阅读体验对自己文学观念的形成非常重要，而其中的心得更多的转化到创作。我现在依然偶尔会写一写文学评论，但跟从前一样，多数不是为了评论别人的作品，而是为了自己总结阅读和创作经验，修正和完善自己对文学的认识，逐步培养自己的观念。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阅读和创作都不是完整的，在此过程中产生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找到自己认识人类精神的方向才是重要的。对文学理论的涉猎对我的创作帮助很大，我从懵懂混沌的创作状态发展到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什么，写的东西会起到什么作用，以及能够看清自己未来的方向和阶段，都是由于对自己创作的总结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和前人的比对。我并未放弃文学评论，只是不把它当主要形式，它本来也不是创作的主要形式，就是对创作产生作用力的形式，而在我，个人的理论只要能指导个人的创作和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即可。 王春林：你是70后中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一，能不能谈一下你对文坛自己同代作家小说创作的理解和看法。
李骏虎：我们这拨作家基本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创作，而那个时候由于体制的转型，国家的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从关注中心突变为边缘化，因此注定了“70后”作家群是一个孤寂的群体，不会像前辈作家那样一篇作品就会著名。而“70后”又是延续了传统文学观念的一代，和独生子女群体“80后”的社会观念、人生价值有着严重的“代沟”，必然难以与“80后”读者群体产生共鸣，所以这些年我们的寂寞和被忽略是非常正常的。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是什么尴尬的事情，相反它反而让文学趋于正常化，让作家的心态和社会处在同一脉搏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像“60后”那样一篇成名的文学环境，也没有“80后”那样一呼百应的读者群，因此我们没有因为从事文学而带来命运的转变，相反我们从事的工作和社会上其他工种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我们和所有行业的人一样普通，谋生、求职、就业、家庭，体验着所有平常人的平常，焦虑着所有这个时代的草根的焦虑，这就使我们的思考具有现实意义，使我们的作品具有普世价值。相比被各种文学思潮挟裹的“60后”，我们的文学观念更加合理；相比“80后”，我们又具有文学上的理想主义和经典情结，因此“70后”的实力凸显和地位奠定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注定要超越过于文学的“60后”和失于文学的“80后”。这是自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我的真实观念，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从来都没感到过尴尬和被忽略，相反，每一点艰难的进步和收获都令我信心倍增，走到今天更加是这样。
王春林：你认为70后作家能够走多远？如果存在着不足，那么这不足体现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克服？
李骏虎：我们“七零后”这批作家，受五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对文学的宗教般的膜拜流毒甚深，本身经历了很多命运坎坷，但生活稍微稳定宽裕一些，就很容易去追求文学修养了。所以，小格局、小格调的作品成为普遍，写农村写过去的作品成为主流，对文学艺术的单向追求成为这个时代作家的法宝：学习西方叙述结构，讲究语言特色，挖掘主题深度，提升思想高度，把握精神向度，技法越来越专业，手法越来越纯熟，而所表现的题材和所体现的作家情怀，却不能触及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的多棱面，更无法折射其本质，也和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渐渐脱节，成为高超的“缚龙术”，和社会与时代无关了。或者说，自以为表现的是这个社会和人群的普世问题，其实不过是戴着近视眼镜看蚂蚁打架。当代作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精神的萎缩和人格的矮化，在同样对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基本追求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选择了妥协和认可，作为作家，我们并不比别人更高尚一些，因此我们没有像前贤那样，成为别人的精神的导师，我们的作品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样子，也不是人们期待的探讨精神出路的伟大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作家，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还远远没有写出应该写出的那部作品。这个时代太需要作家走出书斋，用敏锐的眼光和广阔的情怀观察、书写和观照了。
王春林：《前面就是麦季》是你的鲁奖获奖作品，请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
李骏虎：2007年在鲁院学习期间，回顾自己在外求学、工作多年，以及重新回到农村的这几年，我发现自己的血脉里流淌的农民的血液一点没有变质，我是那样的渴望回到庄稼地里去劳作，走在村里的大路上我感觉是那样的坦然，和乡亲们搭几句闲话都让我觉得快乐和幸福，我从灵魂深处对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充满了无法形容的热爱，想起这些，我的浑身洋溢着对故乡的土地、庄稼和人们的爱和幸福感。也是在鲁院期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成了别人的爸爸，突然就懂得了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其实是付出爱，能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爱，就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我想，我应该写一部作品，献给那些灵魂纯净的人们和与他们的生命同在的大爱！就这样在鲁院311宿舍写下一个题目《前面就是麦季》，它是一部关于付出爱、关于乡村生活的诗意、关于生命的生生不息，关于灵魂的纯净的小说，但它首先是一部关于爱的付出的作品，付出爱，获得心灵的幸福和灵魂的安宁。这是主人公秀娟的信仰，是中国乡村女性的信仰，是和土地朝夕相处的人们的信仰，也是我这个泥土捏成的娃娃的信仰。这部小说成为我在《芳草》的小说年度专栏的第一篇。
王春林：请深入地阐释一下这部中篇小说与你后来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之间的内在联系。
李骏虎：《前面就是麦季》的主要人物秀娟是之前的一个中篇《炊烟散了》的主要人物兰英的女儿，把这两部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不但形式上统一，而且《前面就是麦季》的精神向度使得这方面有所欠缺的《炊烟散了》也一下子有了灵魂和思想，使得我很顺利地完成了长篇小说《母系氏家》。2008年第4期《十月·长篇小说》头题发表了这部只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2009年，挂职结束调到山西省作协工作后，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它重写过了，重写的《母系氏家》是原来篇幅的两倍。《母系氏家》是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的长篇版；《前面就是麦季》是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的浓缩和精魂。
王春林：我一直把《母系氏家》看作你迄今为止的小说代表作，觉得这是你目前最成熟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我在一篇评论中，曾经认为这部小说中的若干女性形象具有精神分析学与存在主义的精神深度。是否认可这种评价？请展开谈一谈你自己对于这些女性形象的理解和认识？
李骏虎：我也觉得《母系氏家》是自己心里最有底的一部作品，我对它寄予厚望，因此《十月》发表后，成书之前，我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增删过半。一来我希望它能成为我的代表作；二来我希望它能开一个从风俗史和人的精神角度去描写乡村世界的先河，我希望我呈现的乡村是醇香的原浆。而修改前的《母系氏家》达不到这两个目的，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原先的结构和叙事都有明显的中国古典话本小说的痕迹，线索和人物关系都比较单一，不具备一部厚重的小说的复调结构和交响乐的效果；二是自然和社会背景过于淡化，时代感和风俗味不足；三是人物的精神世界缺乏广度和高度，造成作品的精神内核不够强大，感染力有余而冲击力不够。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修改所能解决的，因此在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后，我决定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重新写作。这一重写，收获很大，发现原来的故事节奏过快，缺少闲笔。一部好的长篇小说，要把人物命运放到社会时代背景上去，既要把风云变幻写出来，也要把风土人情写出来，而且，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慢下来，或者干脆跳出故事，去谈点题外话，或者写写风景，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节奏，让小说离故事远一些，靠艺术近一些。再就是，小说的灵魂人物由原先好强的母亲兰英，渐渐转移到了善良的女儿秀娟身上，这个姑娘，终生未嫁，“质本洁来还洁去”，对她的世界里的人们给予了博大的爱和无限的包容，她是乡村精神世界里淳朴和美好的高度凝结体，她的灵魂是纯净和高贵的。要塑造这样一个菩萨和圣女般的人物，用中国话本小说的技法是无法完成的，只能借鉴西方名著的方法去刻画她的精神世界，好在，我阅读过许多大师们的杰作，他们能够像上帝一样指引迷途的羔羊，使它回到丰美的草地，也能使我的精神回到我笔下的故乡。 王春林：你是一位山西作家，山西现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小说创作传统。请谈一谈你对山西小说传统的认识与体会。
李骏虎：“山药蛋”文学流派和山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其发端和推动力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山西文学巨大而长远的创作力量，也证明 “山药蛋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流派，她发源形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发展成熟于五、六十年代，复兴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如果从其奠基人赵树理最早开始文学创作的二、三十年代算起，直到仍然对山西文学创作产生潜在影响的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那么这个流派先后横跨两个世纪，历时近百年，这样绵长的生命力，在文学史上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毫不夸张地说，建国后十七年的中国文学，是以“山药蛋派”为主导的，之后，改革开放初期的“晋军崛起”和新世纪以张平主席获得茅盾文学奖为标志的第三次文学高潮，都奠定了山西在全国的文学大省地位。而这其间，不同时代的山西作家一脉相传的，就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道路，以及反映时代、关注社会的情怀和担当。
作为一名青年作家，我有幸得到过马烽老师和胡正老师的关怀和指导。十年前，我在山西日报做副刊编辑，马烽老师在让人给我送稿子的时候，经常会附一封短信，很多谈到他的创作观念，他说的最多的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而当时我正着迷于对一些先锋流派的模仿，对这个并不新鲜的说法并没有切身体会。后来，在省委宣传部和作协的努力下，我回到故乡洪洞挂职体验生活，得以近距离地直面社会现实，亲身体验到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深刻体会到生活远比想象要精彩，它就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四年的挂职体验生活，同样改变和形成了我的文学观念，使我从各种探索主义和先锋流派渐渐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通过对古今中外经典的阅读，我发现，其实现实主义才是最先锋的，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是最具有探索精神的，他们直面现实、直面矛盾，直面人的生存困境，同样直面人的精神困境，他们是时代的代言人，也是历史的记录者。放眼世界文坛，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等，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灿若星辰，那些引领着人类永不停歇的精神脚步的大师，那些烛照我们心灵的伟大作品，莫不是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实践者和探索者。他们为人类留下不朽的精神财富，他们对芸芸众生的悲悯情怀，他们对人类博爱精神的讴歌，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的脚步，也成为后辈作家仰望的灯塔和精神导师。
王春林：你认为自己应该在怎样一种意义上接受并转化这种创作传统？
李骏虎：作为新一代作家，继承山西文学的优秀传统，就要让自己的作品跟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生关系，这也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共同遵奉的一个信条。真正的作家，是应该对他所处的时代有着思考、把握和表现，甚至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我们要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的普遍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做深入的研究，也要对作为公共的生存环境和普遍的人性走向进行深入的思考，比如说，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取向和创伤感以及幸福指数是什么？只有对这一切有了真正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我们才能塑造出具有高度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并且赋予他们灵魂和魅力，创作出真正能够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来。
王春林：作家应该有一种相对开阔的思想艺术视野，要想在创作上真正有所成就，就必须对于中国文坛的整体现状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界的状况，你究竟做何种评价？
李骏虎：我觉得当下的作家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精神的矮化，是白话小说史以来的一个最大低谷。纵向来比较，从中国新文学的发端开始说起，实际上是1917年到1949年之间，这个时候是国难重重，作家们在作品当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绪，忧国忧民，同时鲁迅这些人的作品对国民的精神、人性与尊严给予了好多反观与思考、批判。当时的中国作家的理想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这就是1919年到1949年之间作家的理想，而当时西方文明已经很发达了，横向比较，西方的作家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他们对当时很发达、富强的国力之下的发达的文明，人家已经开始反思了，他们在批判，甚至对宗教信仰也开始进行一种追问、反思、批判。无论纵向到新文学的发端，还有新文学发端当时这种国际上的横向写作比较来说，作家要写什么，写这个东西要干什么，他们都有精神向度。建国以后，经过一个很漫长的闭关锁国以后，1980年代欧美的一些文学思潮席卷了中国，产生了先锋派、开始很纯的文学写作；从那个年代到现在，又历经了30年。从1919—1949年是有精神的写作，从1980年代到现在这30年，反过头来看，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副本写作，欧美文学的一个副本写作，除了咀嚼人家的精神剩饭以外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精神向度的。到了现在文学之所以被大众边缘化，实际上也是作家精神矮化的结果，出现了很多伪现实的作品，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作家又沦为枪手，文学作品沦为影视的仆佣。
王春林：怎么样才能够有效地提高中国作家的思想艺术创造能力？
李骏虎：我感觉新世纪以来小说家最缺乏的是怎样把握时代的脉搏的问题。这之间有许多作家，他们是非常敏感的，比如贾平凹的《浮躁》，写一个社会转型期，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时候人的那种精神失落，后来又到《废都》，写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人的信仰缺失，我觉得作为作家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时代的脉搏是什么？我们已经把握不住脉搏，但是能看到一些表层现象，时代已经从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观发展到一个很单一的价值观的时代，就好像卡尔维诺对十九世纪作家们表现的那个时代有一个说法，我们现在也正是处在一个只以经济观点来思考的社会。为什么经济学家能够看到社会运行规律和本质，文学家看不透，正是因为咱们正处在一个以经济观点来思考的社会，我们能否看到现实，能否去判断它，去把握它，去表现它，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理解难题，更是一个写作难题。
在当代的中国，我最服气的是陈忠实先生，或许和国外或者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大师比他少些思想力，但在当代中国，比他会说的大有人在，而没有一部作品是能和《白鹿原》相比肩的。陈老师缺乏大师的思辨光彩，但他绝对是顶级的大作家。我个人认为的大师和大师作品，是能被一个国家和民族耳熟能详，并且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作用的，当然这个对象是全人类更好，比如说托尔斯泰。 王春林：作为一位曾经从事过评论写作拥有相当理性思考能力的作家，你对于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这样几种创作方法有什么样的认识，你以后的创作将基本上按照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李骏虎：写小说写了这么多年，原来没有形成过自己的写作理想。从刚开始的激情式的写作，到后来的玩什么主义，再到后来慢慢回归，实际上有了自己的写作理想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后来非常想写一部现实主义的东西，这恐怕也是成了以后的越来越坚定的写作方向。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就是想写出一部对社会生活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的发展能有反观、借鉴或者推动作用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我自己感觉这个方向越来越坚定了。
但是在学习上，对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我并没有偏好。我阅读的第一本名著是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二本就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第三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损害的》，无论是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给予过我精神的陶冶和视野的开拓。后来我多年着迷于阅读雨果，搜集购买到他所有版本的全集和作品，凡我有房子的地方，都有一套雨果文集，他是公认的浪漫主义大师，但他笔下的芳汀的悲惨命运，主教对冉阿让人性的转变，以及他对宗教的长篇累牍的评述，还有他笔下拿破仑的滑铁卢之败都是那样的直击人的精神归宿和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人生的苦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雨果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所有的作品都摆脱不了他们的巨大影响。现在，我打心眼里喜欢托尔斯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而且我已经理解，现实是文学上一切主义的起飞点和落脚点。我说最先锋的就是现实主义，正是因为现实的“超验性”。而我坚定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也正是看到了它的包罗万象涵盖一切，在我的所有作品中，即使是最“现实”的作品，也总是不自觉地运用着“超验”，它仿佛神性的东西，赋予作品以灵性。我不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束缚了我以前作品里明显的超验性，相反，我觉得是现实赋予了超验更大的艺术表现力，超验之于现实主义，就像闪电在乌云和大地之间窜动。
王春林：从你2012年刚刚发表不久的中篇小说《弃城》来看，你的小说创作似乎又在酝酿发生一次重要的转型。
李骏虎：在小说写作上，我一直遵循着顺其自然的变化规律，一个作家在什么年龄什么阅历什么思想境界写什么作品，这是有阶段性规律的。其实小说家一直在潜意识地寻找和自己最有缘的题材。关于山西对华北战线以及全国抗战的地位和贡献，还有随着抗战形势不断变化的政治和军事博弈，之前我还没有读到全面和正面表现的大作品，有大量的一手资料和亲身经历者可以确证，以牺盟会为基础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山西新军的建立，全民抗战的发动，还有持久战、游击战等正确战术的运用，这些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对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对后来的全国解放都是做出巨大贡献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而表现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和战争形势、塑造山西战场的爱国将士的文学作品还相当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名山西作家，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完成它。
对于我来说，廓清这段历史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通过对历史真实的探究和认知，形成了历史观念和对现实的参照，有了这个参照，对于站在历史角度审视当下、反观时代和社会就有了一个质的变化。用历史眼光看当下，还是站在当下看当下，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是两个概念，对于作家本身来说也是两种眼光和境界。我是了解了这段历史后一下子就陷入进去的，我想我会用很多年来表述这段有着特殊意义的历史。同时它也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心结，一个作家，不了解一段历史，没写过一段历史，他的历史观是有缺陷的。我很感谢能和这段历史结缘，让我有机会去表述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写作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展现人的命运，以及表现历史和当代的关系。
王春林：在我看来，你的这种转型并不仅仅是题材的转型，同时也有艺术表现层面的转型。请你谈谈为什么要再次转型？
李骏虎：在外界看来，我的转型似乎是刻意的，但我知道是遵循了自身的创作规律的，我在最有激情的年龄写个人体验，在走向成熟的年龄写自己最熟悉的乡村，在有一定阅历之后写历史，以后再在把握一段历史规律之后写当代，这都是有点“随波逐流”的感觉的。
王春林：你所谓的“去小说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会是你此后一段时期内的创作追求么？
李骏虎：至于“去小说化”，则是主要针对这部历史小说而言，我想让读者像读史书一样信任我的小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么多年，我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拿腔拿调厌烦至极，其实，你看四大名著和著名的话本小说、白话小说，哪个是那么拿着文艺腔的？我要去小说化，就是要摒弃这种讨厌的小说腔，让人说人话。
王春林：作家的创作离不开文学经典的充分滋养，在这一方面，你有着非常自觉的体认。
李骏虎：谢谢王老师。您的提问，都是我最想说得话，也是有史以来我回答时最费劲、最辛苦的。这说明您对我和我的创作真的非常了解，我们不但是朋友还是知己。再次感谢您！
李骏虎：谢谢王老师多年来的关注和指导。
我走上小说创作道路，要感谢四个人：第一个是我的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是一名虔诚的文学爱好者，农闲时总会骑车到30里外的临汾去买《人民文学》、《作品》、《汾水》等文学杂志，我从小耳濡目染，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写寓言故事和小小说，他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第二个是《山西文学》的编辑祝大同老师，他是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清早的阳光》的编辑，1995年，我20岁的时候在他的指引下正式开始小说创作；第三个是《大家》的李巍主编，2000年，在他的鼓励下，《大家》为我发了一个作品小辑，包括两个中篇两个短篇，使我真正浮出水面。他把我模仿王小波时疯狂练笔的那些习作，史无前例地一划拉全拿到他的刊物上去发，让我一起步就成了“master”。虽然我没有像李巍先生期望的那样，被他打造成中国的杰克·罗琳，毕竟他让我的文学激情有了发泄的渠道。《睡吧》是李巍先生策划，我完成的作业，当时他是那么兴奋，要发《大家》2003年第1期的头题，他那么兴奋，以至于经常在我还没起床的时候就把电话打到我租住的房间，把我的破手机打得烫手，把我的话费打光。虽然《睡吧》的写法遭到他们编辑会上的质疑，最终没发出来，但我在老家砍玉米的时候，还是坐在玉米地头的牛车上，挽着袖子捧着手机，尽量地安慰了他失落的热心。最后一个是我的弟弟马顿，是他在1997年上大学的时候把王小波的作品介绍给我，让我像许多不得其门而入的文学爱好者一样望到了航标和灯塔。
王春林：王小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
李骏虎：我没有想到2007年之前自己所有的中篇小说，竟然都是模仿王小波先生风格的，有8篇30万字，我是多么的迷恋和敬仰他啊。记得2007年编辑中篇小说集，心中充满了怎样的温暖和欢悦啊，我像那些续写《红楼》的痴人，只为翻烂了原著，只觉得还意犹未尽，索性自己写给自己看。于是，就有了那本向王小波先生致敬的《李骏虎中篇小说集》。我是个无趣的人，是从王小波的作品里硬生生地体味什么叫做“有趣”，我几乎拥有他所有版本的作品，那几年里，家里到处扔的是“黄金”、“白银”“青铜”、“黑铁”，随便坐在沙发上，靠在床头，或者蹲马桶上，抄起一本来，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立刻读进去，嘿嘿地笑起来。坐在报社的花园里捧读《红佛夜奔》，我埋着头呵呵呵呵没完，几乎被人疑为脑子有病。每天捧着一个本子，铺张报纸在大楼背后的角落里，练习“王小波体”。其实，我最钟情的是《万寿寺》，我的《雪落的声音》几乎就是临摹着它写的。我知道了早晨的雾气可以用扯开的棉絮来比喻，我知道了天空垂下来，像一颗没有瞳仁的眼珠子，哈哈。《黄金时代》不足以代表王小波，但陈清扬确实清爽可爱，“伟大的友谊”也真撩人啊。《青铜时代》的《寻找无双》、《红拂夜奔》、《万寿寺》，则真是王小波的“世界奇观”，无人能及。
王：你当时和现在又是怎么样看待王小波的？
李：我认为，评论界把王小波的小说界定为“黑色幽默”是浅显的，实际上，王小波的创作已经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荒诞。小说中的讽刺意味与苦涩的幽默结合在一起，通过不确定的时、空和人物来表现作品思想内容，将现实中的具体人物抽象化。他的小说已经达到了“在故作平淡无奇的日常形式中表达出反常的内容”，使不受制于现实的事件，显得“比真正的生活真实还要现实”。在当代中国作家里，无出其右。
王春林：你的小说创作起步于对于城市生活的表现，但后来却又转向了乡村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关注视野的变化？可以谈一谈这个转型过程中的心理动因么？
李骏虎：其实我刚开始写小说并不是写城市生活，1995年在《山西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处女作《清早的阳光》，是根据我小时候在农村听的一则民间传说写成的；1997年在《北方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乡长变鱼》当然就是写一个乡长的官场遭际和精神世界的。这些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和生活，也是我最大的资源。后来我从县城调到省城工作，环境的变换对我造成感受刺激，对社会和人性产生了诸多思考，也是由于当时正处在对爱情感受最强烈的年龄，这一切的生命体验造成创作的冲动，所以那个阶段写的有关个人城市生活体验、感情体验和精神世界的作品比较多。这在一个青年作家，是很正常的阶段。靠调动个人体验创作，时间长了必然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把笔触转回我生长了二十年的乡村，开始写我最熟悉的那些人和事，其实中国并没有完成人的城市化，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大乡村，中国人的思维和精神都还是乡村社会的传统思想，所以只需写好乡村，足以把人的精神走向和政治生活表现出来。当然，写过去的乡村生活不足以表现当下的时代价值和社会状况，但文学的任务是分区域的，对于我来说也是分阶段的。我通过从过去到现在乡村的书写，完成对从个人生命体验到对更广大的世界的观照的过渡。从一个狭窄的视角，转为较为广阔的视角，这是作家走向成熟所应该经历的，是自然的阶段转变，而不是什么刻意的转型。
王春林：在很长时间内你曾经是创作与评论双管齐下的两栖作家。这种现象在你这一代作家中比较少见。请你谈谈你对评论与创作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你觉得，你的文学评论在多大程度上对你的小说创作产生着影响？后来又为什么要淡出评论活动呢？
李骏虎：我个人理想中的大作家应该是有理论建树，能够指导自己的创作的。我涉足评论之初，并不是来源于自己的创作经验，而是对大师和经典的阅读心得。其实并不是所有读过的名著尤其是欧美经典作品都能理解，但总会读到一些让自己产生共鸣从而心花怒放甚至感到福至心灵的作品，这样的阅读体验对自己文学观念的形成非常重要，而其中的心得更多的转化到创作。我现在依然偶尔会写一写文学评论，但跟从前一样，多数不是为了评论别人的作品，而是为了自己总结阅读和创作经验，修正和完善自己对文学的认识，逐步培养自己的观念。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阅读和创作都不是完整的，在此过程中产生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找到自己认识人类精神的方向才是重要的。对文学理论的涉猎对我的创作帮助很大，我从懵懂混沌的创作状态发展到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什么，写的东西会起到什么作用，以及能够看清自己未来的方向和阶段，都是由于对自己创作的总结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和前人的比对。我并未放弃文学评论，只是不把它当主要形式，它本来也不是创作的主要形式，就是对创作产生作用力的形式，而在我，个人的理论只要能指导个人的创作和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即可。 王春林：你是70后中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一，能不能谈一下你对文坛自己同代作家小说创作的理解和看法。
李骏虎：我们这拨作家基本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创作，而那个时候由于体制的转型，国家的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从关注中心突变为边缘化，因此注定了“70后”作家群是一个孤寂的群体，不会像前辈作家那样一篇作品就会著名。而“70后”又是延续了传统文学观念的一代，和独生子女群体“80后”的社会观念、人生价值有着严重的“代沟”，必然难以与“80后”读者群体产生共鸣，所以这些年我们的寂寞和被忽略是非常正常的。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是什么尴尬的事情，相反它反而让文学趋于正常化，让作家的心态和社会处在同一脉搏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像“60后”那样一篇成名的文学环境，也没有“80后”那样一呼百应的读者群，因此我们没有因为从事文学而带来命运的转变，相反我们从事的工作和社会上其他工种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我们和所有行业的人一样普通，谋生、求职、就业、家庭，体验着所有平常人的平常，焦虑着所有这个时代的草根的焦虑，这就使我们的思考具有现实意义，使我们的作品具有普世价值。相比被各种文学思潮挟裹的“60后”，我们的文学观念更加合理；相比“80后”，我们又具有文学上的理想主义和经典情结，因此“70后”的实力凸显和地位奠定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注定要超越过于文学的“60后”和失于文学的“80后”。这是自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我的真实观念，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从来都没感到过尴尬和被忽略，相反，每一点艰难的进步和收获都令我信心倍增，走到今天更加是这样。
王春林：你认为70后作家能够走多远？如果存在着不足，那么这不足体现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克服？
李骏虎：我们“七零后”这批作家，受五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对文学的宗教般的膜拜流毒甚深，本身经历了很多命运坎坷，但生活稍微稳定宽裕一些，就很容易去追求文学修养了。所以，小格局、小格调的作品成为普遍，写农村写过去的作品成为主流，对文学艺术的单向追求成为这个时代作家的法宝：学习西方叙述结构，讲究语言特色，挖掘主题深度，提升思想高度，把握精神向度，技法越来越专业，手法越来越纯熟，而所表现的题材和所体现的作家情怀，却不能触及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的多棱面，更无法折射其本质，也和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渐渐脱节，成为高超的“缚龙术”，和社会与时代无关了。或者说，自以为表现的是这个社会和人群的普世问题，其实不过是戴着近视眼镜看蚂蚁打架。当代作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精神的萎缩和人格的矮化，在同样对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基本追求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选择了妥协和认可，作为作家，我们并不比别人更高尚一些，因此我们没有像前贤那样，成为别人的精神的导师，我们的作品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样子，也不是人们期待的探讨精神出路的伟大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作家，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还远远没有写出应该写出的那部作品。这个时代太需要作家走出书斋，用敏锐的眼光和广阔的情怀观察、书写和观照了。
王春林：《前面就是麦季》是你的鲁奖获奖作品，请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
李骏虎：2007年在鲁院学习期间，回顾自己在外求学、工作多年，以及重新回到农村的这几年，我发现自己的血脉里流淌的农民的血液一点没有变质，我是那样的渴望回到庄稼地里去劳作，走在村里的大路上我感觉是那样的坦然，和乡亲们搭几句闲话都让我觉得快乐和幸福，我从灵魂深处对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充满了无法形容的热爱，想起这些，我的浑身洋溢着对故乡的土地、庄稼和人们的爱和幸福感。也是在鲁院期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成了别人的爸爸，突然就懂得了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其实是付出爱，能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爱，就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我想，我应该写一部作品，献给那些灵魂纯净的人们和与他们的生命同在的大爱！就这样在鲁院311宿舍写下一个题目《前面就是麦季》，它是一部关于付出爱、关于乡村生活的诗意、关于生命的生生不息，关于灵魂的纯净的小说，但它首先是一部关于爱的付出的作品，付出爱，获得心灵的幸福和灵魂的安宁。这是主人公秀娟的信仰，是中国乡村女性的信仰，是和土地朝夕相处的人们的信仰，也是我这个泥土捏成的娃娃的信仰。这部小说成为我在《芳草》的小说年度专栏的第一篇。
王春林：请深入地阐释一下这部中篇小说与你后来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之间的内在联系。
李骏虎：《前面就是麦季》的主要人物秀娟是之前的一个中篇《炊烟散了》的主要人物兰英的女儿，把这两部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不但形式上统一，而且《前面就是麦季》的精神向度使得这方面有所欠缺的《炊烟散了》也一下子有了灵魂和思想，使得我很顺利地完成了长篇小说《母系氏家》。2008年第4期《十月·长篇小说》头题发表了这部只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2009年，挂职结束调到山西省作协工作后，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它重写过了，重写的《母系氏家》是原来篇幅的两倍。《母系氏家》是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的长篇版；《前面就是麦季》是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的浓缩和精魂。
王春林：我一直把《母系氏家》看作你迄今为止的小说代表作，觉得这是你目前最成熟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我在一篇评论中，曾经认为这部小说中的若干女性形象具有精神分析学与存在主义的精神深度。是否认可这种评价？请展开谈一谈你自己对于这些女性形象的理解和认识？
李骏虎：我也觉得《母系氏家》是自己心里最有底的一部作品，我对它寄予厚望，因此《十月》发表后，成书之前，我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增删过半。一来我希望它能成为我的代表作；二来我希望它能开一个从风俗史和人的精神角度去描写乡村世界的先河，我希望我呈现的乡村是醇香的原浆。而修改前的《母系氏家》达不到这两个目的，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原先的结构和叙事都有明显的中国古典话本小说的痕迹，线索和人物关系都比较单一，不具备一部厚重的小说的复调结构和交响乐的效果；二是自然和社会背景过于淡化，时代感和风俗味不足；三是人物的精神世界缺乏广度和高度，造成作品的精神内核不够强大，感染力有余而冲击力不够。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修改所能解决的，因此在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后，我决定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重新写作。这一重写，收获很大，发现原来的故事节奏过快，缺少闲笔。一部好的长篇小说，要把人物命运放到社会时代背景上去，既要把风云变幻写出来，也要把风土人情写出来，而且，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慢下来，或者干脆跳出故事，去谈点题外话，或者写写风景，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节奏，让小说离故事远一些，靠艺术近一些。再就是，小说的灵魂人物由原先好强的母亲兰英，渐渐转移到了善良的女儿秀娟身上，这个姑娘，终生未嫁，“质本洁来还洁去”，对她的世界里的人们给予了博大的爱和无限的包容，她是乡村精神世界里淳朴和美好的高度凝结体，她的灵魂是纯净和高贵的。要塑造这样一个菩萨和圣女般的人物，用中国话本小说的技法是无法完成的，只能借鉴西方名著的方法去刻画她的精神世界，好在，我阅读过许多大师们的杰作，他们能够像上帝一样指引迷途的羔羊，使它回到丰美的草地，也能使我的精神回到我笔下的故乡。 王春林：你是一位山西作家，山西现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小说创作传统。请谈一谈你对山西小说传统的认识与体会。
李骏虎：“山药蛋”文学流派和山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其发端和推动力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山西文学巨大而长远的创作力量，也证明 “山药蛋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流派，她发源形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发展成熟于五、六十年代，复兴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如果从其奠基人赵树理最早开始文学创作的二、三十年代算起，直到仍然对山西文学创作产生潜在影响的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那么这个流派先后横跨两个世纪，历时近百年，这样绵长的生命力，在文学史上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毫不夸张地说，建国后十七年的中国文学，是以“山药蛋派”为主导的，之后，改革开放初期的“晋军崛起”和新世纪以张平主席获得茅盾文学奖为标志的第三次文学高潮，都奠定了山西在全国的文学大省地位。而这其间，不同时代的山西作家一脉相传的，就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道路，以及反映时代、关注社会的情怀和担当。
作为一名青年作家，我有幸得到过马烽老师和胡正老师的关怀和指导。十年前，我在山西日报做副刊编辑，马烽老师在让人给我送稿子的时候，经常会附一封短信，很多谈到他的创作观念，他说的最多的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而当时我正着迷于对一些先锋流派的模仿，对这个并不新鲜的说法并没有切身体会。后来，在省委宣传部和作协的努力下，我回到故乡洪洞挂职体验生活，得以近距离地直面社会现实，亲身体验到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深刻体会到生活远比想象要精彩，它就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四年的挂职体验生活，同样改变和形成了我的文学观念，使我从各种探索主义和先锋流派渐渐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通过对古今中外经典的阅读，我发现，其实现实主义才是最先锋的，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是最具有探索精神的，他们直面现实、直面矛盾，直面人的生存困境，同样直面人的精神困境，他们是时代的代言人，也是历史的记录者。放眼世界文坛，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等，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灿若星辰，那些引领着人类永不停歇的精神脚步的大师，那些烛照我们心灵的伟大作品，莫不是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实践者和探索者。他们为人类留下不朽的精神财富，他们对芸芸众生的悲悯情怀，他们对人类博爱精神的讴歌，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的脚步，也成为后辈作家仰望的灯塔和精神导师。
王春林：你认为自己应该在怎样一种意义上接受并转化这种创作传统？
李骏虎：作为新一代作家，继承山西文学的优秀传统，就要让自己的作品跟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生关系，这也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共同遵奉的一个信条。真正的作家，是应该对他所处的时代有着思考、把握和表现，甚至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我们要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的普遍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做深入的研究，也要对作为公共的生存环境和普遍的人性走向进行深入的思考，比如说，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取向和创伤感以及幸福指数是什么？只有对这一切有了真正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我们才能塑造出具有高度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并且赋予他们灵魂和魅力，创作出真正能够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来。
王春林：作家应该有一种相对开阔的思想艺术视野，要想在创作上真正有所成就，就必须对于中国文坛的整体现状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界的状况，你究竟做何种评价？
李骏虎：我觉得当下的作家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精神的矮化，是白话小说史以来的一个最大低谷。纵向来比较，从中国新文学的发端开始说起，实际上是1917年到1949年之间，这个时候是国难重重，作家们在作品当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绪，忧国忧民，同时鲁迅这些人的作品对国民的精神、人性与尊严给予了好多反观与思考、批判。当时的中国作家的理想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这就是1919年到1949年之间作家的理想，而当时西方文明已经很发达了，横向比较，西方的作家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他们对当时很发达、富强的国力之下的发达的文明，人家已经开始反思了，他们在批判，甚至对宗教信仰也开始进行一种追问、反思、批判。无论纵向到新文学的发端，还有新文学发端当时这种国际上的横向写作比较来说，作家要写什么，写这个东西要干什么，他们都有精神向度。建国以后，经过一个很漫长的闭关锁国以后，1980年代欧美的一些文学思潮席卷了中国，产生了先锋派、开始很纯的文学写作；从那个年代到现在，又历经了30年。从1919—1949年是有精神的写作，从1980年代到现在这30年，反过头来看，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副本写作，欧美文学的一个副本写作，除了咀嚼人家的精神剩饭以外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精神向度的。到了现在文学之所以被大众边缘化，实际上也是作家精神矮化的结果，出现了很多伪现实的作品，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作家又沦为枪手，文学作品沦为影视的仆佣。
王春林：怎么样才能够有效地提高中国作家的思想艺术创造能力？
李骏虎：我感觉新世纪以来小说家最缺乏的是怎样把握时代的脉搏的问题。这之间有许多作家，他们是非常敏感的，比如贾平凹的《浮躁》，写一个社会转型期，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时候人的那种精神失落，后来又到《废都》，写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人的信仰缺失，我觉得作为作家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时代的脉搏是什么？我们已经把握不住脉搏，但是能看到一些表层现象，时代已经从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观发展到一个很单一的价值观的时代，就好像卡尔维诺对十九世纪作家们表现的那个时代有一个说法，我们现在也正是处在一个只以经济观点来思考的社会。为什么经济学家能够看到社会运行规律和本质，文学家看不透，正是因为咱们正处在一个以经济观点来思考的社会，我们能否看到现实，能否去判断它，去把握它，去表现它，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理解难题，更是一个写作难题。
在当代的中国，我最服气的是陈忠实先生，或许和国外或者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大师比他少些思想力，但在当代中国，比他会说的大有人在，而没有一部作品是能和《白鹿原》相比肩的。陈老师缺乏大师的思辨光彩，但他绝对是顶级的大作家。我个人认为的大师和大师作品，是能被一个国家和民族耳熟能详，并且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作用的，当然这个对象是全人类更好，比如说托尔斯泰。 王春林：作为一位曾经从事过评论写作拥有相当理性思考能力的作家，你对于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这样几种创作方法有什么样的认识，你以后的创作将基本上按照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李骏虎：写小说写了这么多年，原来没有形成过自己的写作理想。从刚开始的激情式的写作，到后来的玩什么主义，再到后来慢慢回归，实际上有了自己的写作理想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后来非常想写一部现实主义的东西，这恐怕也是成了以后的越来越坚定的写作方向。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就是想写出一部对社会生活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的发展能有反观、借鉴或者推动作用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我自己感觉这个方向越来越坚定了。
但是在学习上，对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我并没有偏好。我阅读的第一本名著是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二本就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第三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损害的》，无论是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给予过我精神的陶冶和视野的开拓。后来我多年着迷于阅读雨果，搜集购买到他所有版本的全集和作品，凡我有房子的地方，都有一套雨果文集，他是公认的浪漫主义大师，但他笔下的芳汀的悲惨命运，主教对冉阿让人性的转变，以及他对宗教的长篇累牍的评述，还有他笔下拿破仑的滑铁卢之败都是那样的直击人的精神归宿和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人生的苦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雨果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所有的作品都摆脱不了他们的巨大影响。现在，我打心眼里喜欢托尔斯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而且我已经理解，现实是文学上一切主义的起飞点和落脚点。我说最先锋的就是现实主义，正是因为现实的“超验性”。而我坚定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也正是看到了它的包罗万象涵盖一切，在我的所有作品中，即使是最“现实”的作品，也总是不自觉地运用着“超验”，它仿佛神性的东西，赋予作品以灵性。我不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束缚了我以前作品里明显的超验性，相反，我觉得是现实赋予了超验更大的艺术表现力，超验之于现实主义，就像闪电在乌云和大地之间窜动。
王春林：从你2012年刚刚发表不久的中篇小说《弃城》来看，你的小说创作似乎又在酝酿发生一次重要的转型。
李骏虎：在小说写作上，我一直遵循着顺其自然的变化规律，一个作家在什么年龄什么阅历什么思想境界写什么作品，这是有阶段性规律的。其实小说家一直在潜意识地寻找和自己最有缘的题材。关于山西对华北战线以及全国抗战的地位和贡献，还有随着抗战形势不断变化的政治和军事博弈，之前我还没有读到全面和正面表现的大作品，有大量的一手资料和亲身经历者可以确证，以牺盟会为基础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山西新军的建立，全民抗战的发动，还有持久战、游击战等正确战术的运用，这些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对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对后来的全国解放都是做出巨大贡献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而表现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和战争形势、塑造山西战场的爱国将士的文学作品还相当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名山西作家，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完成它。
对于我来说，廓清这段历史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通过对历史真实的探究和认知，形成了历史观念和对现实的参照，有了这个参照，对于站在历史角度审视当下、反观时代和社会就有了一个质的变化。用历史眼光看当下，还是站在当下看当下，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是两个概念，对于作家本身来说也是两种眼光和境界。我是了解了这段历史后一下子就陷入进去的，我想我会用很多年来表述这段有着特殊意义的历史。同时它也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心结，一个作家，不了解一段历史，没写过一段历史，他的历史观是有缺陷的。我很感谢能和这段历史结缘，让我有机会去表述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写作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展现人的命运，以及表现历史和当代的关系。
王春林：在我看来，你的这种转型并不仅仅是题材的转型，同时也有艺术表现层面的转型。请你谈谈为什么要再次转型？
李骏虎：在外界看来，我的转型似乎是刻意的，但我知道是遵循了自身的创作规律的，我在最有激情的年龄写个人体验，在走向成熟的年龄写自己最熟悉的乡村，在有一定阅历之后写历史，以后再在把握一段历史规律之后写当代，这都是有点“随波逐流”的感觉的。
王春林：你所谓的“去小说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会是你此后一段时期内的创作追求么？
李骏虎：至于“去小说化”，则是主要针对这部历史小说而言，我想让读者像读史书一样信任我的小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么多年，我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拿腔拿调厌烦至极，其实，你看四大名著和著名的话本小说、白话小说，哪个是那么拿着文艺腔的？我要去小说化，就是要摒弃这种讨厌的小说腔，让人说人话。
王春林：作家的创作离不开文学经典的充分滋养，在这一方面，你有着非常自觉的体认。
李骏虎：谢谢王老师。您的提问，都是我最想说得话，也是有史以来我回答时最费劲、最辛苦的。这说明您对我和我的创作真的非常了解，我们不但是朋友还是知己。再次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