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在文学的天空中熠熠生辉，光耀千秋。然而，这朵奇葩有两处瑕疵，鲜为人知（我个人认为）。这首“古今第一首长诗”是我的至爱，所以不免“爱之深，责之深”。在这里，我斗胆提出一些幼稚的看法，同时也恳请同行方家指正。
　　
　　矛盾之一：家庭地位相等的人，拥有截然不同的权力
　　
　　在《孔雀东南飞》中，有两个家庭地位完全相等的男人：一个是刘母的儿子刘兰芝的哥哥——刘兄，一个是焦母的儿子刘兰芝的丈夫——焦仲卿。同时，在《孔雀东南飞》中，也有两个家庭地位完全相等的女人：一个是丧夫的刘母，一个是丧偶的焦母。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家庭地位相等的人，却拥有截然不同的权力。
　　首先，谈谈两个家庭地位完全相等的男人。
　　刘兰芝的兄长，对妹妹兰芝有着父亲般的权力。在兰芝的婚事上，刘兄完全不遵照妹妹兰芝的意思，正如兰芝所言“处分适兄意”。在封建社会，对于丧父的女子兰芝来说，长兄如父。毫无疑问，身为封建家长的刘兄，在兰芝的婚事上，拥有最终决定权（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婚事，完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古代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约束）。
　　对于丧夫的刘氏，刘兄也有绝对的权力。在妹妹兰芝的婚事上，刘兄根本无需征得母亲刘氏的同意。因为，在封建伦理中，明确规定“女子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而同样作为封建家长的焦仲卿，却没有相应的权力。在与妻子兰芝的婚事上，完全不能作主。母亲叫他遣兰芝归家，他丝毫不敢怠慢。也就是说，对于兰芝，焦仲卿没有支配权。这有悖于“出嫁从夫”的封建伦理规范。
　　对于丧偶的焦氏，焦仲卿也没有绝对的权力。母亲焦氏对焦仲卿反而有绝对主宰的权力（婚事可以作证）。这有悖于“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规范。
　　再谈谈两个家庭地位完全相等的女人。
　　作为丧夫的刘母，在刘家没有多少家庭地位，在作为男子的刘兄的支配下生活，完全没有什么权力。在女儿兰芝的婚事上，作为母亲的刘母，完全没有决定权，只能听凭儿子的安排。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刘兄想要刘母“下堂”的话，刘母也别无选择。
　　而同样丧偶的焦母，在焦家却有很高的家庭地位，拥有封建家长的权力，对儿子焦仲卿有支配权。在儿子的婚事上，她看儿媳妇刘兰之不顺眼，就叫儿子遣兰芝归家，完全不顾及儿子的感受，活生生地拆散了儿子的幸福婚姻。在儿子的婚事上，焦母那种封建家长的形象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有诗为证“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孔雀东南飞》中家庭地位相等的人，拥有截然不同的权力。换句话说，作者在刻画人物时，有一个失误，让两个家庭地位相等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力，这就形成了自相矛盾。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同是寡妇的刘母和焦母，却有不同的家庭权力，同样也不能理解同是儿子的刘兄和焦仲卿，却有不同的家庭权力。
　　
　　矛盾之二:一女不嫁二夫，竟遇高门求新婚
　　
　　 在《孔雀东南飞》中，有个现象令人费解，或者说自相矛盾。在封建社会，封建伦理道德一直主张女子“贞洁”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子再婚要受人唾骂、让人瞧不起乃至遭受封建族权、政权迫害。女子如果遇到丈夫早逝，就需要守节。所以封建社会，有很多贞洁牌坊。虽然刘兰芝不是寡妇，但也是被休弃的下堂之妇。按当时的封建伦理道德，她不是一个黄花闺女，就不会有新婚的可能。可是作品中，却出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先有县令家的儿郎求婚姻 ，后有太守家的儿子来求亲。论门第，县令太守家可谓显赫，不可能取一个门第卑微的人家女为儿媳，这与封建门第婚姻观不符合。论贞洁观，县令太守家不可能娶一个下堂的已婚之妇。县令太守家远没有开明到接受一个下堂已婚之妇作自己新婚的儿媳（县令的太守家的儿子都是头婚）的境地。即便现代开明社会，新婚男子与离婚的女子结合多数程度上也不能让人接受，更不用说在封建伦理观念浓郁的封建社会。
　　《孔雀东南飞》作为我国古代第一篇长篇叙事诗，其影响将深远而持久，其艺术魅力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熠熠生辉。作为一部反映中国古代婚姻爱情的不朽诗篇，它对爱情忠贞的宣扬，对爱情自由、婚姻自由的反映对后世的文学作品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里，愚者虽然发表一点不成熟的见解，但对于这部伟大的作品来讲，丝毫不会因此而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