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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要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作为长江中游重要的节点城市武汉，建设长江经济带为武汉带来了实现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武汉市应如何在长江经济带中准确定位？应如何利用好这一黄金机遇实现武汉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近日，《小康》记者对全国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进行了专访。
依托“黄金水道”，承接产业转移
《小康》：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设以来，获得了中央高层的大力扶持。目前比较受关注的国家战略还有丝绸之路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与其他区域发展路径相比，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哪些战略意义？您觉得建设长江经济带这个机遇对于武汉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辜胜阻：长江经济带是全国高密度的经济走廊之一。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步伐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重心逐渐向内陆地区扩散。从地图上看，沿海相当于弓，长江相当于箭。长江经济带是继沿海经济带之后，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又一重大战略。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11个省市，是我国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动力。据统计，2014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GDP总量达12.68万亿元，占全国总量高达47.14%，平均增速为8.7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7个百分点。在长江经济带上，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长江流域自东向西经济发展水平呈连续阶梯状分布，汇集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就是要把这些点连成带，推动中西部地区依托“黄金水道”合理承接产业转移。长江经济带的升级发展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进而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也至关重要。
首先，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利于武汉利用产业与人口“双转移”契机与城镇化机遇，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提高。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劳动力从东部沿海向内陆省份回归的 “双转移”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武汉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工业体系完备，城镇化水平较高，应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合理引导沿海产业转移，并完善本地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吸引劳动力回流，合理承接产业劳动力双转移，进一步提升本地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其次，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利于武汉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实施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升级。武汉不仅聚集了大量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科教资源丰富，而且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基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良好的发展实力。统计显示，2013年，武汉市实现高新技术增加值1700.19亿元，同比增长25.6%。同时，武汉的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空间，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利于促进武汉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提升经济的服务化水平。
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武汉有四大优势
《小康》：2007年，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并列为全国十大城市群落。当时便有学者指出，这或许是武汉乃至湖北走向中部崛起之路的又一理论支点。您也曾说过，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高地，带动增长的新引擎，相信它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您如何看待武汉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作用？
辜胜阻：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城市群的建设将是我国新一轮城镇化的重要走向。在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历史条件下，要以培育和壮大一大批城市群来引领城镇化新布局。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无论是采用“T型战略”还是“弓箭战略”，长江中游城市群都将成为战略大支点，有着其他一些城市群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成为落实和推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城市群发展需要以中心城市作为增长极，中心城市通过吸收和辐射效应壮大自身规模，进而带动区域经济迅速发展。武汉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中心城市之一，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具体而言，武汉在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方面具有四大优势：一是先天的水资源优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美国未来学家称21世纪全世界有十大超级城市，中国有两个，即大上海、大武汉。这样的预测主要基于水是生命之源，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二是科教资源优势。湖北是我国重要的科教中心，大学生人数居全国第一，高等院校数量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国家重点院校数目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研究生教育水平国内排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江苏。三是区位优势。湖北地处我国经济地理的中心，其中，武汉位于横贯东西的长江和纵穿南北的京广铁路干线的交汇处，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西安等特大中心城市的距离都在1200公里左右，市场辐射的比较优势尤为突出。四是产业资源优势。武汉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基础，潜在市场巨大，资源禀赋和要素成本优势明显。武汉要发挥好增长极作用，科学进行城市定位，加强与其它城市在产业、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密切合作，构建资源共享机制，共享基础设施，以项目为纽带，引导企业跨地区重组联合，形成一批支撑城市群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强化城市群内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经济联系，着力解决资源分散、行政分割、管理分治的问题，推动形成城市群发展合力。
技术创新+金融创新，
化科教资源为现实生产力
《小康》：武汉科教实力全国领先，东湖高新区的规模和实力也位于全国前列，这都是“复兴大武汉”不可或缺的助力，对于如何将武汉的科教与技术资源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您有什么建议？
辜胜阻：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密不可分的要素。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和新技术的吸纳主体，如果没有金融创新的深度参与、资金链无法匹配创新链需求，那么“科技与经济两张皮”、技术吸纳能力弱、新兴产业前沿技术不足等短板就无法解决。美国硅谷拥有一大批专业投机者和金融机构，他们的行为推动了一大批科技成果就地被发现和被产业化，推动了一大批科技型小微企业就地被孵化和被培育壮大。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欧洲在高科技方面落后于美国，并不是在科技方面落后，而是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十年，缺乏足够的金融创新。比利时和芬兰的高技术产业，拥有大量的科研成果和良好的人才机制，但大量技术的产业化在国外，原因在于当地没有活跃的创新创业投资市场。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对比可以发现，截至2013年12月31日，北京资产证券化率为488.2%，上海为102.2%，武汉仅为36.1%。北京中关村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229家，市值1.3万亿元，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硅谷，而东湖高新区上市公司仅为33家，市值500亿元左右，差距明显。湖北的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也与高技术产业的融资需求不相适应。截至2014年6月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公司达811家，中关村“新三板”挂牌企业252家，东湖高新区为35家。 运用好武汉的科教资源，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键要推动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构建支持创业创新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显著提升股权投融资比重，改变金融“短板”。第一，要发挥政府引导的功能，吸引投资机构集聚，大力发展VC/PE，培育更多天使投资人，完善股权融资链，强化新兴产业的要素集成，推进产业孵化与培育，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第二，要推进湖北区域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支持创业创新的场外资本市场交易，让资本市场惠及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拓宽天使投资、VC/PE退出渠道。第三，要构建多层次的信贷体系，实行定向调控，提高银行信贷支持科技创新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发展面向科技企业的民间金融，切实缓解创新型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困境。第四，要推进政府金融公共服务发展，完善配套金融担保体系，使金融担保更多回归公益性，解决高科技产业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担保难”和“抵押难”问题。第五，要有效整合各种金融资源，加强不同金融工具间的协同，打造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企业从小到大连续发展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
创新驱动：武汉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小康》：武汉提出了“工业倍增”计划，您对于这一目标规划的实现有何建议？在您看来，武汉的产业发展中还需要突破哪些瓶颈？
辜胜阻：我们可以看到，武汉在做强制造业的同时，也在积极提升创新实力、打造国家创新型城市，推进“武汉制造”向“武汉创造”转变。未来，武汉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创新驱动”成为武汉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具体而言：
一要推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相互依存，有技术创新而没有金融创新，会形成“闭锁效应”；有金融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则金融创新也是无米之炊。要继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培育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发展中小银行、鼓励金融产品及服务创新、积极扶持互联网金融等。目前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已出台了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政策措施，如何利用新兴金融业态发展新兴产业值得武汉关注和重视。
二要让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协同发展。要积极通过推进武汉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有组织地转移转化，加快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创新联盟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促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实现新技术的应用扩散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
三要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激发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活力。加快武汉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要兼顾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力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要尽快为民间资本投资新兴产业扫清障碍、构建新兴产业创业创新投融资链、构建扶持民间投资新兴产业政策体系、建立政府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合作机制等措施，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
依托“黄金水道”，承接产业转移
《小康》：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设以来，获得了中央高层的大力扶持。目前比较受关注的国家战略还有丝绸之路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与其他区域发展路径相比，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哪些战略意义？您觉得建设长江经济带这个机遇对于武汉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辜胜阻：长江经济带是全国高密度的经济走廊之一。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步伐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重心逐渐向内陆地区扩散。从地图上看，沿海相当于弓，长江相当于箭。长江经济带是继沿海经济带之后，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又一重大战略。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11个省市，是我国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动力。据统计，2014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GDP总量达12.68万亿元，占全国总量高达47.14%，平均增速为8.7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7个百分点。在长江经济带上，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长江流域自东向西经济发展水平呈连续阶梯状分布，汇集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就是要把这些点连成带，推动中西部地区依托“黄金水道”合理承接产业转移。长江经济带的升级发展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进而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也至关重要。
首先，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利于武汉利用产业与人口“双转移”契机与城镇化机遇，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提高。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劳动力从东部沿海向内陆省份回归的 “双转移”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武汉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工业体系完备，城镇化水平较高，应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合理引导沿海产业转移，并完善本地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吸引劳动力回流，合理承接产业劳动力双转移，进一步提升本地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其次，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利于武汉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实施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升级。武汉不仅聚集了大量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科教资源丰富，而且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基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良好的发展实力。统计显示，2013年，武汉市实现高新技术增加值1700.19亿元，同比增长25.6%。同时，武汉的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空间，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利于促进武汉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提升经济的服务化水平。
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武汉有四大优势
《小康》：2007年，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并列为全国十大城市群落。当时便有学者指出，这或许是武汉乃至湖北走向中部崛起之路的又一理论支点。您也曾说过，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高地，带动增长的新引擎，相信它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您如何看待武汉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作用？
辜胜阻：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城市群的建设将是我国新一轮城镇化的重要走向。在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历史条件下，要以培育和壮大一大批城市群来引领城镇化新布局。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无论是采用“T型战略”还是“弓箭战略”，长江中游城市群都将成为战略大支点，有着其他一些城市群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成为落实和推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城市群发展需要以中心城市作为增长极，中心城市通过吸收和辐射效应壮大自身规模，进而带动区域经济迅速发展。武汉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中心城市之一，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具体而言，武汉在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方面具有四大优势：一是先天的水资源优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美国未来学家称21世纪全世界有十大超级城市，中国有两个，即大上海、大武汉。这样的预测主要基于水是生命之源，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二是科教资源优势。湖北是我国重要的科教中心，大学生人数居全国第一，高等院校数量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国家重点院校数目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研究生教育水平国内排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江苏。三是区位优势。湖北地处我国经济地理的中心，其中，武汉位于横贯东西的长江和纵穿南北的京广铁路干线的交汇处，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西安等特大中心城市的距离都在1200公里左右，市场辐射的比较优势尤为突出。四是产业资源优势。武汉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基础，潜在市场巨大，资源禀赋和要素成本优势明显。武汉要发挥好增长极作用，科学进行城市定位，加强与其它城市在产业、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密切合作，构建资源共享机制，共享基础设施，以项目为纽带，引导企业跨地区重组联合，形成一批支撑城市群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强化城市群内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经济联系，着力解决资源分散、行政分割、管理分治的问题，推动形成城市群发展合力。
技术创新+金融创新，
化科教资源为现实生产力
《小康》：武汉科教实力全国领先，东湖高新区的规模和实力也位于全国前列，这都是“复兴大武汉”不可或缺的助力，对于如何将武汉的科教与技术资源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您有什么建议？
辜胜阻：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密不可分的要素。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和新技术的吸纳主体，如果没有金融创新的深度参与、资金链无法匹配创新链需求，那么“科技与经济两张皮”、技术吸纳能力弱、新兴产业前沿技术不足等短板就无法解决。美国硅谷拥有一大批专业投机者和金融机构，他们的行为推动了一大批科技成果就地被发现和被产业化，推动了一大批科技型小微企业就地被孵化和被培育壮大。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欧洲在高科技方面落后于美国，并不是在科技方面落后，而是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十年，缺乏足够的金融创新。比利时和芬兰的高技术产业，拥有大量的科研成果和良好的人才机制，但大量技术的产业化在国外，原因在于当地没有活跃的创新创业投资市场。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对比可以发现，截至2013年12月31日，北京资产证券化率为488.2%，上海为102.2%，武汉仅为36.1%。北京中关村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229家，市值1.3万亿元，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硅谷，而东湖高新区上市公司仅为33家，市值500亿元左右，差距明显。湖北的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也与高技术产业的融资需求不相适应。截至2014年6月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公司达811家，中关村“新三板”挂牌企业252家，东湖高新区为35家。 运用好武汉的科教资源，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键要推动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构建支持创业创新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显著提升股权投融资比重，改变金融“短板”。第一，要发挥政府引导的功能，吸引投资机构集聚，大力发展VC/PE，培育更多天使投资人，完善股权融资链，强化新兴产业的要素集成，推进产业孵化与培育，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第二，要推进湖北区域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支持创业创新的场外资本市场交易，让资本市场惠及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拓宽天使投资、VC/PE退出渠道。第三，要构建多层次的信贷体系，实行定向调控，提高银行信贷支持科技创新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发展面向科技企业的民间金融，切实缓解创新型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困境。第四，要推进政府金融公共服务发展，完善配套金融担保体系，使金融担保更多回归公益性，解决高科技产业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担保难”和“抵押难”问题。第五，要有效整合各种金融资源，加强不同金融工具间的协同，打造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企业从小到大连续发展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
创新驱动：武汉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小康》：武汉提出了“工业倍增”计划，您对于这一目标规划的实现有何建议？在您看来，武汉的产业发展中还需要突破哪些瓶颈？
辜胜阻：我们可以看到，武汉在做强制造业的同时，也在积极提升创新实力、打造国家创新型城市，推进“武汉制造”向“武汉创造”转变。未来，武汉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创新驱动”成为武汉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具体而言：
一要推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相互依存，有技术创新而没有金融创新，会形成“闭锁效应”；有金融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则金融创新也是无米之炊。要继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培育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发展中小银行、鼓励金融产品及服务创新、积极扶持互联网金融等。目前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已出台了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政策措施，如何利用新兴金融业态发展新兴产业值得武汉关注和重视。
二要让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协同发展。要积极通过推进武汉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有组织地转移转化，加快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创新联盟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促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实现新技术的应用扩散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
三要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激发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活力。加快武汉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要兼顾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力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要尽快为民间资本投资新兴产业扫清障碍、构建新兴产业创业创新投融资链、构建扶持民间投资新兴产业政策体系、建立政府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合作机制等措施，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