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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欧洲比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早了一个多世纪，本文尝试从几个视角探讨原因：儿童观、儿童教育观、儿童文学观、文化和思想观念。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促使欧洲儿童文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产生时间 儿童观 儿童教育观 儿童文学观 美学风貌
中外儿童文学都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萌芽期，神话传说、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儿童启蒙读物可以说是它们共同的源头。但是，翻开儿童文学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初，而欧洲儿童文学产生则早得多，早在十八世纪末，就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现，十九世纪时，更在欧洲各国形成独立的文学分支，原因何在？是哪些新的因素直接促使了欧洲儿童文学的诞生整整比中国早了一个多世纪？
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思考和探讨：
一.儿童观的觉醒是欧洲儿童文学产生的“土壤”
儿童观，就是“人们对于儿童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包括“儿童的地位和权利，儿童期的意义，儿童的特质和能力，儿童生产发展的特点与原因”。
古代的儿童观，“儿童就是小大人”，中世纪的儿童观，“儿童生而有罪”。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儿童始终是成人的附庸，被动地生活在“大人国”的阴影下，从来没人去有意识地“发现”和关注儿童独特的世界，因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而创作或改编的、适合他们审美需要的”“儿童文学”缺乏合适的土壤萌芽。
十四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将目光转向儿童领域，他们逐渐意识到儿童与成人的差异，呼吁：“注重儿童天性，发展儿童的独立性，激发儿童的创造力，给儿童写的读物要有吸引力。”十六到十八世纪，欧洲各国从传统的封建神学的束缚中慢慢解放出来，儿童观也开始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觉醒。1637年，捷克教育家夸美钮斯发表了《世界图解》，既是世界第一部幼儿百科全书，也是世界第一部专为儿童编绘的图画书。这是人文主义者“发现”儿童后，把它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展现出来，“它体现出一种新的洞察力，即儿童读物应属一个特殊级别，因为儿童不是缩小了的成人。”十八世纪中后期，法国文学家卢梭1762年发表的哲理小说《爱弥儿》直接推动了儿童文学的产生。他第一次喊出“要尊重儿童”，“第一次把儿童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来描写”，第一次提出“儿童读物需要特别加以著作”。这种新的、系统的儿童观标志着儿童观的彻底转变，为儿童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儿童观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十八世纪占有主流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其儿童观是落后封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伦理中的儿童，在父亲面前没有任何权利，父母可以随意打骂孩子，安排孩子的命运，决定他们的婚姻;传统文化以成人为本位，儿童缺乏地位受到蔑视，成人赞赏的是陈忠实塑造的那种身穿长袍、少年老成、迈着八字步、满口“之乎者也”的蓝袍先生，公众场合大人讲话儿童不能插嘴，所谓的童言无忌和天真无邪在成人看来都是乳臭未干不可接受的;传统文化中，子女又是父母传宗接代的工具，男尊女卑、父以子贵、光宗耀祖、养儿防老等等，都体现出中国古代儿童没有独立地位，被迫成为封建人格依附关系链条中的一环。
二.儿童教育观的大解放是欧洲儿童文学产生的“肥料”
十八、十九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引导人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儿童的启蒙与教育，力求把儿童培养成为身心健康的人，成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员。随之而起的是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专门学科的兴起，对儿童语言特征、年龄特征、心理特征进行全新认识和研究。
十九世纪是欧洲教育从贵族向平民普及的世纪。一些教育家关于儿童教育的理论成果，催生了一批明确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指出“孩子能对事物作出美丑善恶正确判断，应该注意对孩子进行文学教育，培养审美能力”。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斯多惠发现“儿童精神的主动性表现在自由幻想上，他们天然的喜欢听故事、童话、鲁滨逊式的漂流记”。还有一些教育家，又是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将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指明了方向。俄罗斯的乌申斯基，把关于儿童兴趣、思维、心理、想象力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到儿童文学创作中去，令他的作品广受欢迎。列夫托尔斯泰，提倡“自由教育”，呼吁“民众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改良社会、缓和阶级矛盾。他的童话、寓言、儿童故事也贯彻了教育主张，倾注了他的心血，因而受到自己的珍视。
十九世纪的欧洲，投身于儿童教育的学者伴隨人性的张扬、民主意识的深入人心而不断增加。无疑，教育观的大解放、民主教育思想的普及，给儿童文学插上飞翔的翅膀。
从汉代到满清王朝，再到五四运动前夕，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占有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儒家思想，儒家的蒙学思想有诸多弊端：重机械记忆，不重启发思维;重消极防范，不重积极诱导;普遍采用体罚。人们“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常理解，不是将它当做缩小的成人，拿‘圣贤经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它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哪里管他什么年龄特征、心理特点、各种精神需求。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只有到了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儿童文学才应运而生。
三.儿童文学观的变革是欧洲儿童文学形成的“春雨”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儿童文学自身的特点，包括文体特点、年龄特点、审美特点等。别林斯基提醒儿童文学作家：“你们应该藏在童话或故事的后面，不该把自己露出来，让童话或故事借它本身给儿童的直接印象去说明它的全部内容。”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儿童文学应深入浅出，平易中见文雅，不枯燥、不深奥，自然而严肃，明白而不故作稚气，语言通俗易懂，而又庄重精确。”
在指导儿童阅读上，贵在选择。别林斯基说：“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要坏”。他强烈推荐克雷诺夫寓言和普希金诗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推荐充满幻想的童话故事以及描写自然、历史的作品。学者们对儿童文学作家禀赋和特质提出了要求。别林斯基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是造就的。这是一种天赋”，具备“高尚的、博爱的、温和的、安详的和孩提一样纯真的心灵，……要有生动的想象力，而且要有生动的、富于诗意的、能够以生气勃勃而美丽多彩的形象来表现一切事物的幻想力。热爱儿童，深刻地认识各种年龄的儿童的需要、特点和差异”。 人们意识儿童文学的写作有其自身的规律，于是儿童文学作为文学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开始孕育萌芽。此时，展示儿童生活的童年题材作品逐渐摆脱成人文学的附庸地位而独树一帜，作品也取材于儿童，有较强的故事性，表达上注意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等，体现了儿童文学自身特点。
而漫长的封建社会就像鲁迅所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那些“熟睡的人们”满口“之乎者也”的梦呓，让“童子”们枕着蒙学经典，沉迷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象里，直至悍然入眠，做着“仁义道德”的美梦，成为鲁迅所说的两类人“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这一觉好长好长，就像“小青虫的梦”一般，一直睡到了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如惊蛰后平地一声惊雷，“听取蛙声一片”。
四.不同的文化意识思想观念开出了儿童文学不同的“花朵”
十九世纪之前，欧洲独特的文化意识思想观念促使了儿童观的大觉醒、儿童教育观的大解放、儿童文学观的大变革，这些因素像催产针一样，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婴儿的第一声啼叫，过了一个多世纪，才在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听到回音。不仅如此，中国和欧洲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命轨迹”还形成了儿童文学之花不同的美学形态。
“文以载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虽有《毛诗序》提倡“诗者，发乎情止乎礼”，陆机《文赋》指出“诗缘情”，刘勰的《文心雕龙》的《情采》对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屈原的推崇，还有袁宏道扛起“独抒性灵”的大旗，但仅是中国文化的支流而已，掀不起大风大浪。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蒙学读物也不例外，因为大的文化背景过于深厚久远，从问世的那一刻起，儿童读物就深深地烙上了说教的印迹，成为传统伦理在儿童领域的代言人。这种文化枷锁是如此沉重如此难以摆脱，因此即使如专家所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标准集中于和谐和平衡的观念——教育和审美的平衡、一般规范和创作个性的平衡、平易与怪诞的平衡”，但这种所谓的平衡并不匀称，往往教育和规范这头重，审美和个性那头轻了许多。发展到当代甚至新世纪，一些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也是立起想象的“三块广告牌”，“挂羊头卖狗肉”，贩卖着陶行知式“思想品德”的“四块糖”，反映在小学幼儿园语文课本的选材中，也是《铁杵磨成针》、《稻草人》等道德性主题的作品大行其道、极有市场。
而欧洲文学从古希腊罗马神话，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再到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期间虽有黑暗的中世纪对人性的禁锢，但这只能算是欧洲文化的百花园中些许杂草，黎明前残存的黑暗，人本主义大旗始终一脉相承、高高飘扬。这面大旗内化为欧洲儿童文学的“风骨”，驱动着儿童文学发展的滚滚车轮。由于儿童的“发现”、儿童教育观的大解放和儿童文学观的变革，所以在欧洲儿童文学中，儿童自身的特点以及各种需求受到作家的重视，儿童游戏的天性、对奇艳的色彩、奇妙的音响、奇特的事物和夸张动感的情节的兴趣使得欧洲文学先天富有审美感和幽默感，是快乐、执着、质朴、荒诞的文学，展现儿童原生态元素，一开卷一派天籁就扑面而来。与脱胎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儿童文学注重群体意识和对功利性强调不同，欧洲儿童文學关注个体、娱乐第一，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欧洲儿童文学呈现出“崇尚自然、赞美自由、歌颂冒险、肯定人生的欢娱，富于幻想，感情奔放的美学风貌”。
参考文献
[1]韦苇.学前儿童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黄云生.儿童文学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介绍：孙伟强，江苏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产生时间 儿童观 儿童教育观 儿童文学观 美学风貌
中外儿童文学都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萌芽期，神话传说、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儿童启蒙读物可以说是它们共同的源头。但是，翻开儿童文学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初，而欧洲儿童文学产生则早得多，早在十八世纪末，就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现，十九世纪时，更在欧洲各国形成独立的文学分支，原因何在？是哪些新的因素直接促使了欧洲儿童文学的诞生整整比中国早了一个多世纪？
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思考和探讨：
一.儿童观的觉醒是欧洲儿童文学产生的“土壤”
儿童观，就是“人们对于儿童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包括“儿童的地位和权利，儿童期的意义，儿童的特质和能力，儿童生产发展的特点与原因”。
古代的儿童观，“儿童就是小大人”，中世纪的儿童观，“儿童生而有罪”。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儿童始终是成人的附庸，被动地生活在“大人国”的阴影下，从来没人去有意识地“发现”和关注儿童独特的世界，因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而创作或改编的、适合他们审美需要的”“儿童文学”缺乏合适的土壤萌芽。
十四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将目光转向儿童领域，他们逐渐意识到儿童与成人的差异，呼吁：“注重儿童天性，发展儿童的独立性，激发儿童的创造力，给儿童写的读物要有吸引力。”十六到十八世纪，欧洲各国从传统的封建神学的束缚中慢慢解放出来，儿童观也开始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觉醒。1637年，捷克教育家夸美钮斯发表了《世界图解》，既是世界第一部幼儿百科全书，也是世界第一部专为儿童编绘的图画书。这是人文主义者“发现”儿童后，把它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展现出来，“它体现出一种新的洞察力，即儿童读物应属一个特殊级别，因为儿童不是缩小了的成人。”十八世纪中后期，法国文学家卢梭1762年发表的哲理小说《爱弥儿》直接推动了儿童文学的产生。他第一次喊出“要尊重儿童”，“第一次把儿童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来描写”，第一次提出“儿童读物需要特别加以著作”。这种新的、系统的儿童观标志着儿童观的彻底转变，为儿童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儿童观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十八世纪占有主流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其儿童观是落后封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伦理中的儿童，在父亲面前没有任何权利，父母可以随意打骂孩子，安排孩子的命运，决定他们的婚姻;传统文化以成人为本位，儿童缺乏地位受到蔑视，成人赞赏的是陈忠实塑造的那种身穿长袍、少年老成、迈着八字步、满口“之乎者也”的蓝袍先生，公众场合大人讲话儿童不能插嘴，所谓的童言无忌和天真无邪在成人看来都是乳臭未干不可接受的;传统文化中，子女又是父母传宗接代的工具，男尊女卑、父以子贵、光宗耀祖、养儿防老等等，都体现出中国古代儿童没有独立地位，被迫成为封建人格依附关系链条中的一环。
二.儿童教育观的大解放是欧洲儿童文学产生的“肥料”
十八、十九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引导人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儿童的启蒙与教育，力求把儿童培养成为身心健康的人，成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员。随之而起的是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专门学科的兴起，对儿童语言特征、年龄特征、心理特征进行全新认识和研究。
十九世纪是欧洲教育从贵族向平民普及的世纪。一些教育家关于儿童教育的理论成果，催生了一批明确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指出“孩子能对事物作出美丑善恶正确判断，应该注意对孩子进行文学教育，培养审美能力”。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斯多惠发现“儿童精神的主动性表现在自由幻想上，他们天然的喜欢听故事、童话、鲁滨逊式的漂流记”。还有一些教育家，又是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将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指明了方向。俄罗斯的乌申斯基，把关于儿童兴趣、思维、心理、想象力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到儿童文学创作中去，令他的作品广受欢迎。列夫托尔斯泰，提倡“自由教育”，呼吁“民众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改良社会、缓和阶级矛盾。他的童话、寓言、儿童故事也贯彻了教育主张，倾注了他的心血，因而受到自己的珍视。
十九世纪的欧洲，投身于儿童教育的学者伴隨人性的张扬、民主意识的深入人心而不断增加。无疑，教育观的大解放、民主教育思想的普及，给儿童文学插上飞翔的翅膀。
从汉代到满清王朝，再到五四运动前夕，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占有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儒家思想，儒家的蒙学思想有诸多弊端：重机械记忆，不重启发思维;重消极防范，不重积极诱导;普遍采用体罚。人们“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常理解，不是将它当做缩小的成人，拿‘圣贤经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它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哪里管他什么年龄特征、心理特点、各种精神需求。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只有到了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儿童文学才应运而生。
三.儿童文学观的变革是欧洲儿童文学形成的“春雨”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儿童文学自身的特点，包括文体特点、年龄特点、审美特点等。别林斯基提醒儿童文学作家：“你们应该藏在童话或故事的后面，不该把自己露出来，让童话或故事借它本身给儿童的直接印象去说明它的全部内容。”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儿童文学应深入浅出，平易中见文雅，不枯燥、不深奥，自然而严肃，明白而不故作稚气，语言通俗易懂，而又庄重精确。”
在指导儿童阅读上，贵在选择。别林斯基说：“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要坏”。他强烈推荐克雷诺夫寓言和普希金诗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推荐充满幻想的童话故事以及描写自然、历史的作品。学者们对儿童文学作家禀赋和特质提出了要求。别林斯基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是造就的。这是一种天赋”，具备“高尚的、博爱的、温和的、安详的和孩提一样纯真的心灵，……要有生动的想象力，而且要有生动的、富于诗意的、能够以生气勃勃而美丽多彩的形象来表现一切事物的幻想力。热爱儿童，深刻地认识各种年龄的儿童的需要、特点和差异”。 人们意识儿童文学的写作有其自身的规律，于是儿童文学作为文学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开始孕育萌芽。此时，展示儿童生活的童年题材作品逐渐摆脱成人文学的附庸地位而独树一帜，作品也取材于儿童，有较强的故事性，表达上注意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等，体现了儿童文学自身特点。
而漫长的封建社会就像鲁迅所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那些“熟睡的人们”满口“之乎者也”的梦呓，让“童子”们枕着蒙学经典，沉迷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象里，直至悍然入眠，做着“仁义道德”的美梦，成为鲁迅所说的两类人“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这一觉好长好长，就像“小青虫的梦”一般，一直睡到了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如惊蛰后平地一声惊雷，“听取蛙声一片”。
四.不同的文化意识思想观念开出了儿童文学不同的“花朵”
十九世纪之前，欧洲独特的文化意识思想观念促使了儿童观的大觉醒、儿童教育观的大解放、儿童文学观的大变革，这些因素像催产针一样，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婴儿的第一声啼叫，过了一个多世纪，才在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听到回音。不仅如此，中国和欧洲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命轨迹”还形成了儿童文学之花不同的美学形态。
“文以载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虽有《毛诗序》提倡“诗者，发乎情止乎礼”，陆机《文赋》指出“诗缘情”，刘勰的《文心雕龙》的《情采》对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屈原的推崇，还有袁宏道扛起“独抒性灵”的大旗，但仅是中国文化的支流而已，掀不起大风大浪。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蒙学读物也不例外，因为大的文化背景过于深厚久远，从问世的那一刻起，儿童读物就深深地烙上了说教的印迹，成为传统伦理在儿童领域的代言人。这种文化枷锁是如此沉重如此难以摆脱，因此即使如专家所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标准集中于和谐和平衡的观念——教育和审美的平衡、一般规范和创作个性的平衡、平易与怪诞的平衡”，但这种所谓的平衡并不匀称，往往教育和规范这头重，审美和个性那头轻了许多。发展到当代甚至新世纪，一些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也是立起想象的“三块广告牌”，“挂羊头卖狗肉”，贩卖着陶行知式“思想品德”的“四块糖”，反映在小学幼儿园语文课本的选材中，也是《铁杵磨成针》、《稻草人》等道德性主题的作品大行其道、极有市场。
而欧洲文学从古希腊罗马神话，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再到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期间虽有黑暗的中世纪对人性的禁锢，但这只能算是欧洲文化的百花园中些许杂草，黎明前残存的黑暗，人本主义大旗始终一脉相承、高高飘扬。这面大旗内化为欧洲儿童文学的“风骨”，驱动着儿童文学发展的滚滚车轮。由于儿童的“发现”、儿童教育观的大解放和儿童文学观的变革，所以在欧洲儿童文学中，儿童自身的特点以及各种需求受到作家的重视，儿童游戏的天性、对奇艳的色彩、奇妙的音响、奇特的事物和夸张动感的情节的兴趣使得欧洲文学先天富有审美感和幽默感，是快乐、执着、质朴、荒诞的文学，展现儿童原生态元素，一开卷一派天籁就扑面而来。与脱胎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儿童文学注重群体意识和对功利性强调不同，欧洲儿童文學关注个体、娱乐第一，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欧洲儿童文学呈现出“崇尚自然、赞美自由、歌颂冒险、肯定人生的欢娱，富于幻想，感情奔放的美学风貌”。
参考文献
[1]韦苇.学前儿童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黄云生.儿童文学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介绍：孙伟强，江苏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