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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国策》中的人物很少像春秋时期那样赋诗言志，但这并不是说《战国策》不引用诗歌，只是引用相对较少而已。而今人虽然对于此部分的研究有所涉及，但很少从整体上研究《战国策》的引诗问题，但大部分的研究都过于简单，点到为止。鉴于此，本文重点旨在阐释《战国策》引诗所代表的诗学意义。
关键词：引诗；诗学意义；战国
第一，战国时期诗不受重视。我们通过对《战国策》的研究会发现战国时期在社会上层之中诗并不太受到人们的重视。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战国策》煌煌巨著，引用的诗句只有十句，而且引诗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例如反复引用诗的黄歇。与此同时通过《战国策》引诗可以看出，战国时代宴会赋诗已不复存在。其引诗只是简单的辞令引诗，把诗作为经典话语加以引用。这和战国时期特殊的时代特征有关系。钱穆先生在他的《秦汉史》曾经这样描述战国时期的政治变更：“及至战国，而其为变益烈，循至造成一绝异之阶段。其先诸侯兼并，次则大夫篡夺。一姓一宗封建世袭之诸侯，渐次沦亡，而军政国家之规模以于形成，在内务开辟，在外则事吞并”。[1]政治上军政国家的形成使得统治者更加注重实际的利益和军事上的功业。因此《战国策》即使引用诗来说理，往往也会在其后加上历史事实才会具有更理想的游说效果。在另一种层面上说，正是诗本身到战国时期已经渐渐不受重视，不那么容易让人完全信服，《战国策》的很多引诗都表现出诗公信力的渐渐缺失。
第二，春秋礼乐文化在战国解体分析《战国策》的引诗情况，可以深切的感受到自春秋兴起的赋诗传统和引诗传统在战国的衰亡。而这反映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对于礼乐文化彻底不同的态度。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贵族文化发展到最高点的时期，钱穆先生曾经在《国史大纲》中这样论述春秋时期的一般文化特征：“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大体而言，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已经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去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2]正如钱先生所说的，春秋是一个重礼的时代。同时，春秋也是一个用诗的时代，赋诗、引诗、歌詩是礼乐文化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呈现，称引诗不仅仅是知识的展示，独立的诗在春秋文化精神中是不完备的，是残缺的，它们必须与礼、乐结合在一起，以礼乐精神为指导、为归依，共同构成春秋礼乐文明体系，因此，当我们欣赏春秋时代赋诗观诗活动时，感动我们的不只是贵族卿大夫对诗的熟识，还有引诗赋诗过程中所蕴含的宏大礼制背景和壮观庄重的典礼仪式以及时人对诗乐所代表的礼乐文化的向往与怀恋。因此可以说，诗是春秋精神、春秋气象、春秋风度的代表。因此《左传》之中才有那么多令人称道的引诗、赋诗事件。通过分析《战国策》的引诗过程，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战国时代诗地位的下降，以及自春秋时期就兴盛的礼乐文化体系的解体。诗的衰落代表着诗乐文化的消解，宗周礼乐文明的大厦彻底崩颓，而赤裸裸的功利的追求与诈伪之术的兴起是促使礼乐文明垮塌的催化剂。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的历史，最长也不过两百五十多年，但这两百五十多年却是中华文明历程进程中转折的关键时代。顾炎武曾经在《日知录》中提到过春秋和战国巨大的差异：“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时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向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者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3]对此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分别孕育出委婉含蓄的春秋辞令和铺张扬厉、诈橘并用的战国策士辞令。战国辞令中的引诗方式都是对诗的某个句子的引用，借用诗句的本义或者引申义来证明观点，诗在此时完全失去了在春秋时代那种典礼意义。战国辞令引诗更重视的是诗句的本义，并且在辞令中引用的诗句属于众多言辞的一部分，言说者是把诗句当成谚语、熟语等来运用了，根本没有像春秋时代引诗那样考虑到诗的委婉隐讳含蓄的特点，春秋时代非常含蓄的诗歌在战国辞令中变得非常直接和具体。《战国策》引诗可看出：纵横家口中的“诗”，与儒家传述的诗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在这里，与其将“诗”理解为“先王之典”—诗，不如说，它更侧重于“诗”字本义，指那些具有经验意义的格言警句，与“谚”表现了相类似的性质。纵横家之引诗，与引用谚语、歌谣一样，仅仅只是一种言语修辞的方式。这一现象说明，随着贵族社会的分崩离析，社会开始重新组织自己的秩序，诗所指涉的那种精神价值已经被当做愚蠢的象征时，诗的功能就进一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失去了价值内涵，成为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战国的策士们的“断章取义”是改变诗的原有之意而使之符合自己言说的需要，其着眼点是大不相同的。综上所述，在战国时期，春秋的礼乐文化已经解体了。
参考文献：
[1]钱穆.秦汉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
[2]钱穆.国史大纲[M].商务印书馆，2010：68-70.
[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8.
关键词：引诗；诗学意义；战国
第一，战国时期诗不受重视。我们通过对《战国策》的研究会发现战国时期在社会上层之中诗并不太受到人们的重视。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战国策》煌煌巨著，引用的诗句只有十句，而且引诗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例如反复引用诗的黄歇。与此同时通过《战国策》引诗可以看出，战国时代宴会赋诗已不复存在。其引诗只是简单的辞令引诗，把诗作为经典话语加以引用。这和战国时期特殊的时代特征有关系。钱穆先生在他的《秦汉史》曾经这样描述战国时期的政治变更：“及至战国，而其为变益烈，循至造成一绝异之阶段。其先诸侯兼并，次则大夫篡夺。一姓一宗封建世袭之诸侯，渐次沦亡，而军政国家之规模以于形成，在内务开辟，在外则事吞并”。[1]政治上军政国家的形成使得统治者更加注重实际的利益和军事上的功业。因此《战国策》即使引用诗来说理，往往也会在其后加上历史事实才会具有更理想的游说效果。在另一种层面上说，正是诗本身到战国时期已经渐渐不受重视，不那么容易让人完全信服，《战国策》的很多引诗都表现出诗公信力的渐渐缺失。
第二，春秋礼乐文化在战国解体分析《战国策》的引诗情况，可以深切的感受到自春秋兴起的赋诗传统和引诗传统在战国的衰亡。而这反映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对于礼乐文化彻底不同的态度。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贵族文化发展到最高点的时期，钱穆先生曾经在《国史大纲》中这样论述春秋时期的一般文化特征：“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大体而言，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已经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去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2]正如钱先生所说的，春秋是一个重礼的时代。同时，春秋也是一个用诗的时代，赋诗、引诗、歌詩是礼乐文化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呈现，称引诗不仅仅是知识的展示，独立的诗在春秋文化精神中是不完备的，是残缺的，它们必须与礼、乐结合在一起，以礼乐精神为指导、为归依，共同构成春秋礼乐文明体系，因此，当我们欣赏春秋时代赋诗观诗活动时，感动我们的不只是贵族卿大夫对诗的熟识，还有引诗赋诗过程中所蕴含的宏大礼制背景和壮观庄重的典礼仪式以及时人对诗乐所代表的礼乐文化的向往与怀恋。因此可以说，诗是春秋精神、春秋气象、春秋风度的代表。因此《左传》之中才有那么多令人称道的引诗、赋诗事件。通过分析《战国策》的引诗过程，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战国时代诗地位的下降，以及自春秋时期就兴盛的礼乐文化体系的解体。诗的衰落代表着诗乐文化的消解，宗周礼乐文明的大厦彻底崩颓，而赤裸裸的功利的追求与诈伪之术的兴起是促使礼乐文明垮塌的催化剂。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的历史，最长也不过两百五十多年，但这两百五十多年却是中华文明历程进程中转折的关键时代。顾炎武曾经在《日知录》中提到过春秋和战国巨大的差异：“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时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向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者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3]对此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分别孕育出委婉含蓄的春秋辞令和铺张扬厉、诈橘并用的战国策士辞令。战国辞令中的引诗方式都是对诗的某个句子的引用，借用诗句的本义或者引申义来证明观点，诗在此时完全失去了在春秋时代那种典礼意义。战国辞令引诗更重视的是诗句的本义，并且在辞令中引用的诗句属于众多言辞的一部分，言说者是把诗句当成谚语、熟语等来运用了，根本没有像春秋时代引诗那样考虑到诗的委婉隐讳含蓄的特点，春秋时代非常含蓄的诗歌在战国辞令中变得非常直接和具体。《战国策》引诗可看出：纵横家口中的“诗”，与儒家传述的诗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在这里，与其将“诗”理解为“先王之典”—诗，不如说，它更侧重于“诗”字本义，指那些具有经验意义的格言警句，与“谚”表现了相类似的性质。纵横家之引诗，与引用谚语、歌谣一样，仅仅只是一种言语修辞的方式。这一现象说明，随着贵族社会的分崩离析，社会开始重新组织自己的秩序，诗所指涉的那种精神价值已经被当做愚蠢的象征时，诗的功能就进一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失去了价值内涵，成为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战国的策士们的“断章取义”是改变诗的原有之意而使之符合自己言说的需要，其着眼点是大不相同的。综上所述，在战国时期，春秋的礼乐文化已经解体了。
参考文献：
[1]钱穆.秦汉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
[2]钱穆.国史大纲[M].商务印书馆，2010：68-70.
[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