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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年轻的着色师周琦终究选择了自杀，成为他们那个喧嚣年代的另一种难以言说的现实。笔者为周琦侄儿—摄影从业者—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目睹记忆模糊的伯父当年留下的着色照片。
隶属于子固路公社的星火照相馆，“文革”时期盛极一时，地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胜利路，在20世纪90年代倒闭后被馆旁的亨得利钟表行吞并，取而代之的是高档精致的钟表珠宝。如今的胜利路已是嘈杂闹市区中的步行街，商业氛围浓厚，人流熙来攘往，关于胜利路136号的故事却再难为人知晓，恍如匆匆过客，离开得无影无踪。而承载着影像记忆的照相馆，曾经那些以摄影为名的寻梦者们，也就这样被时间封印，直到无人提起。
1957年5月7日，我的伯父出生于江西南昌，兄妹四个中排行老大。据父亲回忆，伯父打小就是个浑身充满着艺术细胞的主儿，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一口好笛子，甚至可以用小提琴演奏《梁祝》。每逢明月夜，他喜欢独自在阳台酌酒一杯拉上一曲。他还下得一手好棋，写得一手好字，不过最爱的却是绘画，用炭笔给朋友画像，一画就是几个小时，别人拿到画像没有不喜欢的。老屋墙壁上的山水画正是由伯父一手绘制，可惜的是画作在2005年旧房拆迁时随老屋一同被夷为平地。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兄长还机智过人，父亲笑言，他们弟弟妹妹几个加起来，脑瓜子都不如伯父一人转得快。
伯父并不满足于小聪明，勤奋好学的他心中总装着惊人想法。他每天翻阅报纸，查找各类书籍，喜欢在小本子上摘抄读书心得，更把绘画方面的专业技艺记录其中。在本子里，从成语箴言到板报字体书写，从水粉色彩技巧直到钟表维修工艺，令笔者好奇的是，这里面甚少有关于摄影的知识。那时候他的房间里满是购置或收集的新旧水彩颜料，连通着房间的阳台里摆放着水桶、画笔、墨汁、宣纸、长笛及二胡等，搞起创作来，他常常废寝忘食，回过头来已是深夜。进入美院深造从很早开始就成为伯父的人生梦想，在没有名师高人指点与引导的情况下，想要坚持这份爱好可谓十分不易，更何况“文革”的动荡已经来临。
实际上，年幼时的不幸遭遇给伯父的生活蒙上了极大的阴影。1岁那年因为高烧不退，治疗不够及时，酿成小儿麻痹症，于是，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痊愈后留给他的是一双不灵便的腿脚，还有从此往后作为“瘸子”所遭受的欺辱与歧视。1965年9月，伯父入读南昌市向荣小学，一天放学回家，人多拥挤，伯父在下楼的过程中被同学踩掉了鞋子，直接从水泥砖砌成的楼梯上滚了下来，摔得一身伤，8岁的伯父回到家中却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伯父还热爱游泳，也许是因为水才能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充分释放自己的身体，无拘无束、深浅自知、畅行自如。在水中，他得以重拾自由。南昌方言称呼“瘸子”为“拐子”，伯父在街坊亲朋口中有个外号，叫做“飞天拐子”，意思是伯父在水中可以飞天！这个说法难免有夸张之嫌，但在现实里走路都不得不三步一停顿的他，到水里瞬间变了个人似的。南昌八一大桥横跨赣江两岸，桥下江水近4000米的宽度加上激荡的急流，纵然是游泳发烧友也难以只身横渡赣江，伯父却多次完成横渡，且速度快于常人，引得旁观者的赞叹。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伯父便独自一人来到江边，倚着石头欣赏夕阳，下水游两圈；他有时会带着绘画工具，用颜料和画笔绘上火烧云、江上曲。
初中毕业时，由于身体残疾，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他，想实现美院之梦更是难上加难。无数次的尝试化为泡影后，伯父仍不放弃，多次托人把自己的近百幅画作带至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國美术学院），希望能被破格录取，但终是石沉大海。时任南昌粮食公司经理的祖父希望身有残疾的儿子能老老实实留在自己身边，看到伯父如此执迷于绘画与色彩，于是找朋友介绍其进入星火照相馆工作。那时候能在照相馆上班，倒是很让人羡慕的。每当逢年过节、参军、学生毕业时，来拍照片的人前拨儿没走，后拨儿就来了，得排很长的队，20世纪70年代的省会城市尤甚，拍张照片是件非常隆重且难得的大事儿。
1974年，未满17岁的伯父开始了青年着色师短暂而又影响终身的职业生涯。那时一个照相馆拥有多少着色师，决定了它实力的强弱和影响力的大小。着色师的“后期加工”跟摄影师的前期工作相比，重要程度一点儿也不差。给照片着色是一项“幕后工作”，看起来不复杂，干起来却需真功夫。伯父对色彩独到的理解力和控制力在着色照片的绘制上有了用武之地。称职的着色师工作起来必须胆大心细技术硬，黑白照片拿到手里后，要先用药水将其变黄，然后摆出12种色彩的调色板，用不同的工具对照片进行上色，细微的地方必须要用竹签挑上棉花一针一针地点，嘴唇和瞳孔的反光点要用刻刀在相纸上刮来刮去。伯父将自己绘画方面的才华在手工着色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张钱塘江边六和塔的风景照片在老照片堆里格外显眼，是他当年清晨搭货车从南昌赶到杭州拍摄，并连夜回到家中着色创作而成。
着色师的工作讲究严格的工序，而要把着色照片真正雕琢精美，行内的规矩和技巧还多得很，要求着色师不但对色彩的把握要准，想象力还得丰富。比如，对不同季节的照片着色就有不同讲究：春天多用嫩绿、粉红、粉紫、浅黄、淡青；秋天多用天蓝、金黄、棕红、紫红、草绿、深绿；夏天多用亮白、淡青、浅灰、粉蓝、粉绿；冬天多用玫红、棕红、深绿、靛蓝。再如，男的下巴要略加一层较薄的青色，女人的双颧要拍上淡淡的腮红，儿童们的耳朵是用玫瑰红勾勒的，老人的鼻翼要在棕红中加入少许的黑……颜色单调的照片，经过他一点一滴的加工立刻迸发出几分生机和活力。工作之余，伯父忙里偷闲把家里的老照片挑出来着色，特别是一张祖父年轻时的照片，拍摄于1956年5月25日，那是祖父相亲时候托媒人带给祖母看的，庐山脚下祖父身上的那股书卷气和稚气有了伯父的精心着色而显得更加灵动。其实，景物场景中出现人物的着色是十分困难的，为了能够让着出来的颜色恰如其分，伯父前后几次亲自重返庐山原址查看，先用画笔勾勒下了美景，回来后根据画作和记忆为照片着色。茂密的绿色树林，红白相间的花径亭，镶嵌着伯父对艺术梦想的孜孜追求和对亲人纯粹真挚的爱。 那时候的着色师，也是孩童眼里的魔术师。身为大哥的伯父乐于给弟弟妹妹拍照，并一一着色，记录童年成长的快乐瞬间，不曾想多少年后再翻开这一幕幕，许多转瞬即逝的故事被勾活了。比如，伯父给他弟弟—我父亲12周岁拍摄的纪念照，他一板一眼像个小大人似地指导父亲摆好姿势，然后咔嚓定格了这一瞬间。每当想念兄长的时候，父亲总忍不住拿出这张珍藏多年的照片，感慨道：“多漂亮！那时候多好！” 在物质富足的今天，人们对于心爱之物的心理期待减弱了许多，也许有时难以体会那种得到的快感。可是在几十年前，得到几张彩色照片，竟如同拥有了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单纯的满足，一种简单的快乐……伯父在照相馆的时光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岁月，他不忘给自己的照片着色，锐气和灵气通过各种色彩跃然纸上，我似乎能感觉到他那与众不同的气场。
伯父在着色技艺上的功夫日渐精进，然而，在照相馆呆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因人事上的不顺被调到南昌市辽源钟表店做修理工，不料公社大锅饭的好景不长，单位很快解散，他又来到纺织品公司做商品陈设。由于家庭压力和自身条件的双重限制，1983年，他和来自农村的伯母成婚，次年诞下我堂姐。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并未放弃对自己最初梦想的追求，婚后一度坚持着摄影和绘画的创作。当他希望重返照相馆工作时，煎熬之中却获知照相馆与钟表店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公社资金撤离，只剩歇业倒闭这条死胡同。照相馆的同事们纷纷离职转行，伯父眼睁睁看着满载青春美好记忆的星火照相馆走向消亡。据父亲回忆，他感觉那时候伯父像是变了个人，开始变得沉默而冷酷，脾气也暴躁了起来，很少再和家人交流，常常跑到外面喝闷酒喝到昏天暗地。
与此同时，和几乎未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妻子相处度日，两人生活上渐渐格格不入，家庭矛盾与日俱增。伯母无法理解伯父的艺术创作，认为他这是消极避世、不务正业，告诫他有时间就该出门多赚钱补贴家用。之后，更是反对他在家画画和拍照，也不允许他们的女儿学习绘画。祖父站在了伯母这一边，希望伯父可以安身立命，踏实过日子，别再执着于自己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出于对伯父幼年生病落下残疾的愧疚，祖父以口头劝说为主，并不敢过多干涉儿子儿媳的生活。伯父内心积压着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自卑，并随着生活的不如意而越发失控，再次失业后的他选择开三轮摩托（方言俗称“拐的”）拉客谋生。从追逐梦想的幸福轨道，坠落到自谋职业的艰辛之路，各种矛盾和压力充斥在一起，照片上那冷静优雅的翩翩少年一去不复返。20世纪80年代末，南昌市有关部门准备取缔“拐的”，“拐的”司机们联合起来到残联申诉，伯父作为发起者之一，连夜用毛笔为申诉队伍书写口号、横幅和标语。
无法靠艺术细胞混口饭吃的伯父于1992年又一次失去工作，在父母兄弟的帮助下，他来到南昌市煤球二厂做门卫。家人们盼着伯父在折腾小半辈子后能借这次机会消停下来，坦然面对现实，然而他已在自己臆想的世界里越走越远。郁郁寡欢的伯父不再是照相馆里那个眉飞色舞的着色师，不甘于现状的他似乎无法面对自己。20世纪90年代，星火照相馆已彻底消失于南昌街头，与此同时，疲于生计的伯父正面临着家庭给予他的打击。女儿在他妻子的看护下整天闷头读书，并被明令禁止远离艺术甚至远离自己，对此他更加心灰意冷。他用无力的抗争来回击现实的不公，怎奈更多的怨气压在心底无处诉说。他尝试作出改变却逃不出心灵囹圄，念念不忘的照相馆荡然无存，彩色胶卷开始盛行，着色技术遭到市场的抛弃，一切都回不去了。拥有一身“过时”技术的伯父不知如何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曾经高傲的他开始选择用打牌赌博来麻痹自己，除去上班做门卫的时间，就是整夜通宵达旦地赌博，并欠下数不清的赌债。他开始廉价变卖自己的字画和家中值钱物品，这是条不归路，在一次筹不够钱的情况下，伯父跪倒在祖父面前，乞求帮助。看到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祖父痛心疾首，但本着不纵容他堕落的想法，祖父坚决不答应借钱还债。无力还债的伯父竟置生命于不顾，径直跑到街边疯狂饮酒自虐，直到喝到胃出血被及时发现后，送到医院抢救了8小时才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醒来的时候，伯父握著在病床前守护了一夜的父亲的手，叹息说活着还有什么用。他不愿回家见到话都说不到一句的妻子，忘记自己究竟为什么而活着反倒轻松些。
一次和妻子持续了几天的激烈争吵后，1996年11月22日中午，伯母独自带着女儿出门吃饭，两天没有进食的伯父用一条麻绳在洗手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伯父把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融在了着色照片的斑斓色彩里，所有的光辉灿烂都绽放在银盐的神奇变化里，本是黑白的青春得以涅槃，他的艺术追求在着色照片里依稀可寻。在伯父的读书笔记里，记录着他于1977年摘抄的这么一句话：“我愿做一把‘伞’，时刻为人民。当党和人民需要时，献出自己的一切。”缤纷的光影给那个年代带去快乐，给这个年代带来记忆，却带着一位着色师和他的梦奔向了另一个世界。
隶属于子固路公社的星火照相馆，“文革”时期盛极一时，地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胜利路，在20世纪90年代倒闭后被馆旁的亨得利钟表行吞并，取而代之的是高档精致的钟表珠宝。如今的胜利路已是嘈杂闹市区中的步行街，商业氛围浓厚，人流熙来攘往，关于胜利路136号的故事却再难为人知晓，恍如匆匆过客，离开得无影无踪。而承载着影像记忆的照相馆，曾经那些以摄影为名的寻梦者们，也就这样被时间封印，直到无人提起。
1957年5月7日，我的伯父出生于江西南昌，兄妹四个中排行老大。据父亲回忆，伯父打小就是个浑身充满着艺术细胞的主儿，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一口好笛子，甚至可以用小提琴演奏《梁祝》。每逢明月夜，他喜欢独自在阳台酌酒一杯拉上一曲。他还下得一手好棋，写得一手好字，不过最爱的却是绘画，用炭笔给朋友画像，一画就是几个小时，别人拿到画像没有不喜欢的。老屋墙壁上的山水画正是由伯父一手绘制，可惜的是画作在2005年旧房拆迁时随老屋一同被夷为平地。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兄长还机智过人，父亲笑言，他们弟弟妹妹几个加起来，脑瓜子都不如伯父一人转得快。
伯父并不满足于小聪明，勤奋好学的他心中总装着惊人想法。他每天翻阅报纸，查找各类书籍，喜欢在小本子上摘抄读书心得，更把绘画方面的专业技艺记录其中。在本子里，从成语箴言到板报字体书写，从水粉色彩技巧直到钟表维修工艺，令笔者好奇的是，这里面甚少有关于摄影的知识。那时候他的房间里满是购置或收集的新旧水彩颜料，连通着房间的阳台里摆放着水桶、画笔、墨汁、宣纸、长笛及二胡等，搞起创作来，他常常废寝忘食，回过头来已是深夜。进入美院深造从很早开始就成为伯父的人生梦想，在没有名师高人指点与引导的情况下，想要坚持这份爱好可谓十分不易，更何况“文革”的动荡已经来临。
实际上，年幼时的不幸遭遇给伯父的生活蒙上了极大的阴影。1岁那年因为高烧不退，治疗不够及时，酿成小儿麻痹症，于是，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痊愈后留给他的是一双不灵便的腿脚，还有从此往后作为“瘸子”所遭受的欺辱与歧视。1965年9月，伯父入读南昌市向荣小学，一天放学回家，人多拥挤，伯父在下楼的过程中被同学踩掉了鞋子，直接从水泥砖砌成的楼梯上滚了下来，摔得一身伤，8岁的伯父回到家中却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伯父还热爱游泳，也许是因为水才能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充分释放自己的身体，无拘无束、深浅自知、畅行自如。在水中，他得以重拾自由。南昌方言称呼“瘸子”为“拐子”，伯父在街坊亲朋口中有个外号，叫做“飞天拐子”，意思是伯父在水中可以飞天！这个说法难免有夸张之嫌，但在现实里走路都不得不三步一停顿的他，到水里瞬间变了个人似的。南昌八一大桥横跨赣江两岸，桥下江水近4000米的宽度加上激荡的急流，纵然是游泳发烧友也难以只身横渡赣江，伯父却多次完成横渡，且速度快于常人，引得旁观者的赞叹。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伯父便独自一人来到江边，倚着石头欣赏夕阳，下水游两圈；他有时会带着绘画工具，用颜料和画笔绘上火烧云、江上曲。
初中毕业时，由于身体残疾，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他，想实现美院之梦更是难上加难。无数次的尝试化为泡影后，伯父仍不放弃，多次托人把自己的近百幅画作带至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國美术学院），希望能被破格录取，但终是石沉大海。时任南昌粮食公司经理的祖父希望身有残疾的儿子能老老实实留在自己身边，看到伯父如此执迷于绘画与色彩，于是找朋友介绍其进入星火照相馆工作。那时候能在照相馆上班，倒是很让人羡慕的。每当逢年过节、参军、学生毕业时，来拍照片的人前拨儿没走，后拨儿就来了，得排很长的队，20世纪70年代的省会城市尤甚，拍张照片是件非常隆重且难得的大事儿。
1974年，未满17岁的伯父开始了青年着色师短暂而又影响终身的职业生涯。那时一个照相馆拥有多少着色师，决定了它实力的强弱和影响力的大小。着色师的“后期加工”跟摄影师的前期工作相比，重要程度一点儿也不差。给照片着色是一项“幕后工作”，看起来不复杂，干起来却需真功夫。伯父对色彩独到的理解力和控制力在着色照片的绘制上有了用武之地。称职的着色师工作起来必须胆大心细技术硬，黑白照片拿到手里后，要先用药水将其变黄，然后摆出12种色彩的调色板，用不同的工具对照片进行上色，细微的地方必须要用竹签挑上棉花一针一针地点，嘴唇和瞳孔的反光点要用刻刀在相纸上刮来刮去。伯父将自己绘画方面的才华在手工着色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张钱塘江边六和塔的风景照片在老照片堆里格外显眼，是他当年清晨搭货车从南昌赶到杭州拍摄，并连夜回到家中着色创作而成。
着色师的工作讲究严格的工序，而要把着色照片真正雕琢精美，行内的规矩和技巧还多得很，要求着色师不但对色彩的把握要准，想象力还得丰富。比如，对不同季节的照片着色就有不同讲究：春天多用嫩绿、粉红、粉紫、浅黄、淡青；秋天多用天蓝、金黄、棕红、紫红、草绿、深绿；夏天多用亮白、淡青、浅灰、粉蓝、粉绿；冬天多用玫红、棕红、深绿、靛蓝。再如，男的下巴要略加一层较薄的青色，女人的双颧要拍上淡淡的腮红，儿童们的耳朵是用玫瑰红勾勒的，老人的鼻翼要在棕红中加入少许的黑……颜色单调的照片，经过他一点一滴的加工立刻迸发出几分生机和活力。工作之余，伯父忙里偷闲把家里的老照片挑出来着色，特别是一张祖父年轻时的照片，拍摄于1956年5月25日，那是祖父相亲时候托媒人带给祖母看的，庐山脚下祖父身上的那股书卷气和稚气有了伯父的精心着色而显得更加灵动。其实，景物场景中出现人物的着色是十分困难的，为了能够让着出来的颜色恰如其分，伯父前后几次亲自重返庐山原址查看，先用画笔勾勒下了美景，回来后根据画作和记忆为照片着色。茂密的绿色树林，红白相间的花径亭，镶嵌着伯父对艺术梦想的孜孜追求和对亲人纯粹真挚的爱。 那时候的着色师，也是孩童眼里的魔术师。身为大哥的伯父乐于给弟弟妹妹拍照，并一一着色，记录童年成长的快乐瞬间，不曾想多少年后再翻开这一幕幕，许多转瞬即逝的故事被勾活了。比如，伯父给他弟弟—我父亲12周岁拍摄的纪念照，他一板一眼像个小大人似地指导父亲摆好姿势，然后咔嚓定格了这一瞬间。每当想念兄长的时候，父亲总忍不住拿出这张珍藏多年的照片，感慨道：“多漂亮！那时候多好！” 在物质富足的今天，人们对于心爱之物的心理期待减弱了许多，也许有时难以体会那种得到的快感。可是在几十年前，得到几张彩色照片，竟如同拥有了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单纯的满足，一种简单的快乐……伯父在照相馆的时光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岁月，他不忘给自己的照片着色，锐气和灵气通过各种色彩跃然纸上，我似乎能感觉到他那与众不同的气场。
伯父在着色技艺上的功夫日渐精进，然而，在照相馆呆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因人事上的不顺被调到南昌市辽源钟表店做修理工，不料公社大锅饭的好景不长，单位很快解散，他又来到纺织品公司做商品陈设。由于家庭压力和自身条件的双重限制，1983年，他和来自农村的伯母成婚，次年诞下我堂姐。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并未放弃对自己最初梦想的追求，婚后一度坚持着摄影和绘画的创作。当他希望重返照相馆工作时，煎熬之中却获知照相馆与钟表店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公社资金撤离，只剩歇业倒闭这条死胡同。照相馆的同事们纷纷离职转行，伯父眼睁睁看着满载青春美好记忆的星火照相馆走向消亡。据父亲回忆，他感觉那时候伯父像是变了个人，开始变得沉默而冷酷，脾气也暴躁了起来，很少再和家人交流，常常跑到外面喝闷酒喝到昏天暗地。
与此同时，和几乎未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妻子相处度日，两人生活上渐渐格格不入，家庭矛盾与日俱增。伯母无法理解伯父的艺术创作，认为他这是消极避世、不务正业，告诫他有时间就该出门多赚钱补贴家用。之后，更是反对他在家画画和拍照，也不允许他们的女儿学习绘画。祖父站在了伯母这一边，希望伯父可以安身立命，踏实过日子，别再执着于自己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出于对伯父幼年生病落下残疾的愧疚，祖父以口头劝说为主，并不敢过多干涉儿子儿媳的生活。伯父内心积压着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自卑，并随着生活的不如意而越发失控，再次失业后的他选择开三轮摩托（方言俗称“拐的”）拉客谋生。从追逐梦想的幸福轨道，坠落到自谋职业的艰辛之路，各种矛盾和压力充斥在一起，照片上那冷静优雅的翩翩少年一去不复返。20世纪80年代末，南昌市有关部门准备取缔“拐的”，“拐的”司机们联合起来到残联申诉，伯父作为发起者之一，连夜用毛笔为申诉队伍书写口号、横幅和标语。
无法靠艺术细胞混口饭吃的伯父于1992年又一次失去工作，在父母兄弟的帮助下，他来到南昌市煤球二厂做门卫。家人们盼着伯父在折腾小半辈子后能借这次机会消停下来，坦然面对现实，然而他已在自己臆想的世界里越走越远。郁郁寡欢的伯父不再是照相馆里那个眉飞色舞的着色师，不甘于现状的他似乎无法面对自己。20世纪90年代，星火照相馆已彻底消失于南昌街头，与此同时，疲于生计的伯父正面临着家庭给予他的打击。女儿在他妻子的看护下整天闷头读书，并被明令禁止远离艺术甚至远离自己，对此他更加心灰意冷。他用无力的抗争来回击现实的不公，怎奈更多的怨气压在心底无处诉说。他尝试作出改变却逃不出心灵囹圄，念念不忘的照相馆荡然无存，彩色胶卷开始盛行，着色技术遭到市场的抛弃，一切都回不去了。拥有一身“过时”技术的伯父不知如何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曾经高傲的他开始选择用打牌赌博来麻痹自己，除去上班做门卫的时间，就是整夜通宵达旦地赌博，并欠下数不清的赌债。他开始廉价变卖自己的字画和家中值钱物品，这是条不归路，在一次筹不够钱的情况下，伯父跪倒在祖父面前，乞求帮助。看到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祖父痛心疾首，但本着不纵容他堕落的想法，祖父坚决不答应借钱还债。无力还债的伯父竟置生命于不顾，径直跑到街边疯狂饮酒自虐，直到喝到胃出血被及时发现后，送到医院抢救了8小时才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醒来的时候，伯父握著在病床前守护了一夜的父亲的手，叹息说活着还有什么用。他不愿回家见到话都说不到一句的妻子，忘记自己究竟为什么而活着反倒轻松些。
一次和妻子持续了几天的激烈争吵后，1996年11月22日中午，伯母独自带着女儿出门吃饭，两天没有进食的伯父用一条麻绳在洗手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伯父把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融在了着色照片的斑斓色彩里，所有的光辉灿烂都绽放在银盐的神奇变化里，本是黑白的青春得以涅槃，他的艺术追求在着色照片里依稀可寻。在伯父的读书笔记里，记录着他于1977年摘抄的这么一句话：“我愿做一把‘伞’，时刻为人民。当党和人民需要时，献出自己的一切。”缤纷的光影给那个年代带去快乐，给这个年代带来记忆，却带着一位着色师和他的梦奔向了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