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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当今的中国也出现了“英克尔斯效应”，即人的现代化落后于并制约着物的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斯密市场主义路径、黑格尔国家主义路径、马克思社会主义路径三条成功的路径。这三条路径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更强调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对人的现代化的基础作用，这是由我们现在所处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决定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任务和话语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从单纯的以物的现代化推进人的现代化的路径向在物的现代化基础上以制度的现代化推进人的现代化的路径转变。
[关键词]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市场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6）06-0024-06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当今的中国也出现了出现了“英克尔斯效应”。各自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道德滑坡、价值失范等現代性问题都指向了人的问题。特别是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其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即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现代化的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英克尔斯说，“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他们并不是现代化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现代化的核心和根本是人的现代化，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和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呢？中国面临人的现代化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一、现代化的内生机制：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创造人
现代化是个内涵丰富的过程，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包括生产力的现代化、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的现代化；从指向内容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指向内容不同，即侧重点不同，由此区分了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不同阶段。物的现代化，其指向是物，偏重于客体；人的现代化，其指向是人，偏重于主体；因为人总是社会中的人，即人总是通过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通常表现为各种规则、标准、制度等等）生活和生产的，因此制度的现代化作为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中介发生和作用。
现代化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追溯到文艺复兴中对人的发现。文艺复兴“发现了人”，根本上是发现了人的主体性。有了主体，也就有了客体，近代哲学肇始于和发展了这种主客二分的的思维。对于人的发展、对于主体性的发展，启蒙思想家提出了“环境决定人”和“意见支配世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环境决定人”和“意见支配世界”的命题统一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正是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内在机制。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的主体和动力，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政治“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3]
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创造人，这是现代化的内生机制。因此要创造出适合人的环境，首先要探究人的属性。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宗教改革从神（教会）那里“解放了人”，根本上是承认了人的欲望、需求的物质性和现实性。因此在对现代化的认识逻辑中、在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物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先导。正是由于对物质利益、劳动成果的重视，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确实如此，而从《共产党宣言》到如今的又一个半世纪中，整个世界在物的方面的进步又比上个世纪更多更大而且更快更好。现代化带给人们的物的便利和享用已经是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了。
制度的现代化，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的直接指向。这是与启蒙思想家对人的认识有着密切关系的。启蒙思想家依据人的“理性”以及以此为核心的“理性主义”的核心理念，以“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对宗教统治、君主专制进行了激烈地批判，并规划了普遍理性、自然权利、个人主义、社会契约、政教分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世俗化蓝图。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启蒙运动所开启的以理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正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愿景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5]
对人的物质欲望和现实需求的承认和满足，将人看作是完成了的理性，其实只是发现人的开始，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人不是被发现的，人是未完成的，人是被规定为自由的，人是在劳动中自我创造的。马克思对这一思想成果高度评价，他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產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6]英克尔斯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区分了现代人和传统人的不同，其中“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思路开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等等，[7]恰恰是现代人开放性、未完成态、不断自我创造的具体表现。 二、现代化的三条路径：斯密市场主义路径、黑格尔国家主义路径、马克思社会主义路径
马克思一再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得以生存的前提，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8]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宗教改革的内在性原则将人们的思想目光从天国拉回人间，从神转向了人，从片面注重人的精神需求到首先和特别尊重人的物质欲望，这样的人才是马克思所说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其物质欲望、物质需求是由“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决定的。[9]
个人对物质欲望的追逐和满足，怎么能促进人类的进步？亚当·斯密认为依靠（内在于市民社会的）市场机制的自主调节功能就能解决。市场的价格机制、供求关系和自由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能自发地形成市场均衡与社会中整合：在市场关系中，每一个人只是根据他的物质欲望考虑、计算他的物质利益，“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的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0]斯密认为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就能促进社会利益，改变社会风尚提高人的道德，即随着物的现代化必然实现人的现代化，甚至物的现代化的就是人的现代化。
黑格尔继承了斯密的问题意识，试图进一步阐明市民社会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相互分离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他试图通过国家规制来整合社会分裂，即通过制度现代化的中介整合物的现代化。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仅凭市场机制无法在其内部达成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因此要求在高于市民社会的层次上即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和“社会正当防卫调节器”[11]的层面上达成整合：“特殊性本身是没有节制的，没有尺度的，而这种无节制所采取的诸形式本身也是没有尺度的。人通过表象和反思而扩张他的情欲……并把情欲导入恶的无限。但是，另一方面，匮乏和贫困也是没有尺度的。这种混乱状态只有通过有权控制它的国家才能达到调和。”[12]在黑格尔那里，物的现代化必须整合，必须通过代表普遍性的抽象法、伦理和道德及其实体化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来整合，制度的现代化是重于物的现代化的，必须用制度的现代化制约物的现代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者的区别其实是两类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区别。罗兹曼认为，“各个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之间最为引人注目的区别，是我们称作先行者的那些早期现代化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美国）与成功的后来者（诸如日本与德国）之间的区别。”[13]斯密的市场主义路径，代表的是英法美等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而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路径，代表的是德日等国家的现代化之路。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路径在启蒙运动之后、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即在以“理性国家”为蓝图的制度现代化的设想和实践之后产生的。恩格斯指出：“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恐怖时代，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 [14]因此黑格尔国家主义的路径是对斯密市场主义路径的批判，但自从产生起就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现代化从始至终都有专制统治力量的介入，甚至是专制统治力量主导的，后来德国萌生法西斯主义、日本萌生军国主义其实都与之相关。
黑格尔国家主义的路径，确实使德国日本等国家迈入了现代化国家之列，但却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当然如今的德国已经吸取历史教训，对其现代化之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修正）。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根据德国当时的情况，特别提出必须诉诸对国家本身的批判、对政治国家的批判，批判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即当时的德国国家制度，从而把针对国家的批判与针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因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15]也就是说无论资产阶级国家如何标榜民主，它始终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6]它是在以共同利益为旗帜和掩饰下，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
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想。这其实也是近代以来进步思想家们的共同理想，如恩格斯所言“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 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17]人的现代化是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这些思想家们在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进行的理论探索中却渐渐遗忘了人的现代化的主题，或者是用物的现代化替代了人的现代化，或者是用制度的现代化压制了人的现代化。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通过“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对市民社会和國家进行双重超越，对市场主义路径和国家主义路径进行双重超越，对整个民族国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之后，才是现代社会发展之路，这也就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路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路径，继承了斯密市场主义中强调市场—社会起基础作用的思想，吸取了黑格尔国家主义对斯密市场主义深刻批判的内核，注重生产关系及制度表达在社会结构中的关键作用，突出了在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路径中受制度的现代化压制而消失的人的现代化，矫正了在斯密的市场主义路径中以物的现代化取代人的现代化的倾向，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视角对待人的现代化。 三、人的现代化路径约束：“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
斯密的市场主义路径、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路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路径，代表的是成功走向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其实在理论上，还有一种路径，它的发展与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同步，其渊源始于启蒙运动中的浪漫主义，经过德国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演化为现代的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潮流。他们或者更多地继承了传统文化，或者更多地注意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的负面效果，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等角度抨击现代化造成人类文明的堕落、传统生活的丧失、价值秩序的颠覆、超验价值的枯萎等主题。因此他们强调必须产生一种“新人”，然后创造一种新文明。不容否认，这一路径对现代化有清醒剂和消毒剂的作用，可是往往停留于理论批判、没有成为一种现实路径；或者在现实中昙花一现却造成了深重的人类和历史灾难。如“德国从分散、落后、软弱变而为统一、强大、富足的过程，由于对英、法所代表的资本体制和平庸世俗的不满和愤懑，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来对抗和‘超越’現实生活的普遍性，却终于最后走上一条反理性的发疯之路。希特勒的出现和获得‘全民拥戴’（包括海德格尔、海森堡、施米特等大量知识精英）并非偶然。”[18]这是德国思想史、现代化过程中乃至人类历史上不容忽视的的严重教训。
斯密的市场主义路径、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路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路径，三者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在现代化的内在机制方面，在“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创造人”的两个环节之中，他们更强调“环境创造人”的基础作用，即在人的现代化到物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的两个环节中，他们更强调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这一环。即使是借鉴了浪漫主义因素、有后现代主义意味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路径，也特别强调物的现代化的基础作用。马克思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路径探索本是源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非人现实、“人的空场”、“人道主义理想的失落”，其根本目的正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9]
现代化成功的三条路径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更强调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对人的现代化的基础作用，根源于现代化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任务。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20]也就是说，现代化的阶段主要奠基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然要求以物的现代化作为人的现代化的基础；在这个阶段，“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21]即如果不是强调物的基础作用，如果不是优先推进物的现代化，必然陷入“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回头路，这恰是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这恰恰是现代化要避免、克服和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社会主义路径与斯密市场主义路径、黑格尔国家主义路径的差别在于，他认识到物的现代化既不能自然导致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也不可能代替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因为物的现代化可能牺牲人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可能压制人的现代化，而要使物的现代化不会成为损害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异己力量，必须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的制度现代化，从而将物的现代化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制度现代化的中介性和主导性作用集中于人的现代化的目标上。
四、人的现代化的中国路径探索：从“器物说”到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任务和话语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从单纯的以物的现代化推进人的现代化的路径向在物的现代化基础上以制度的现代化推进人的现代化的路径转变。在中国，物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并不是新近的事情。清末开始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器物说”、“制度说”、“文化说”就是这些命题的表述。新文化运动时期，孙中山认为，人的改造已经被认为是中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22]冯友兰说，“民主，并不是专指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并不是指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思想方法。新文化运动讲到这里，可以说是把西方的长处认识透了，把向西方学习说到家了。它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思想改造，要求人们把封建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所谓‘攻心’与‘革心’的真实意义”。[23]但也正是冯友兰在《新事论》里区分了民国人和清末人的不同，清末人口号虽然是“中体西用”、“器物說”，但是大搞“洋务”、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民初人，纵然号称“全盘西化”，却只是大谈自由平等博爱，两相比较，他认为倒是清末人的路或许还有走通的可能。冯友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看到了物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时期，物的现代化都是没有间断、逐步发展的，但是其主体是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广大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压制甚至被排除到现代化进程之外；而在这种物的现代化基础上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也只不过是维护这些利益的奴役和工具。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特别是在后发外源的情况下走向现代化，就必须重视人的现代化，要尊重广大的普通个人在现代化中的物质和制度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不讲政府恩赐，而是要推翻封建统治，树立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提高农民阶级自觉性，发动经济斗争，是群众自求解放……粉碎旧的反动统治权，代之以人民政权，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建基层’，是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通行等诸多好处。这对于一个向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农业大国来说，其意义尤为重大。”[24]这正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路径在中国的生动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成立，超越了片面强调物的现代化而使资本占据现代化中心的斯密市场主义的路径和片面强调制度现代化对国家本身不加批判的黑格尔国家主义的路径，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平坦顺利。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要推进人的现代化必须首先和着重推进物的现代化。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地缘政治紧张、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积累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我们片面强调以阶级斗爭为纲、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大搞“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甚至系统化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由此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深重灾难，其根本错误在于割裂甚至颠倒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改革开放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关系的恢复和矫正。邓小平明确指出并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5]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物的现代化大力推进，为人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根据邓小平制定的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在从第二步向第三步迈进的关节点上“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而“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6]正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四個现代化”侧重于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的层面探索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侧重于从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探索现代化。从“四个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化和协调阶段的全面来临，标志着在物的现代化基础上以制度的现代化推进人的现代化的路径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的人的现代化路径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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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孙中山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00.
[23]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5.
[24]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20.
[25][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374.
（责任编辑：木杉）
[关键词]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市场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6）06-0024-06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当今的中国也出现了出现了“英克尔斯效应”。各自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道德滑坡、价值失范等現代性问题都指向了人的问题。特别是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其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即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现代化的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英克尔斯说，“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他们并不是现代化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现代化的核心和根本是人的现代化，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和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呢？中国面临人的现代化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一、现代化的内生机制：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创造人
现代化是个内涵丰富的过程，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包括生产力的现代化、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的现代化；从指向内容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指向内容不同，即侧重点不同，由此区分了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不同阶段。物的现代化，其指向是物，偏重于客体；人的现代化，其指向是人，偏重于主体；因为人总是社会中的人，即人总是通过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通常表现为各种规则、标准、制度等等）生活和生产的，因此制度的现代化作为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中介发生和作用。
现代化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追溯到文艺复兴中对人的发现。文艺复兴“发现了人”，根本上是发现了人的主体性。有了主体，也就有了客体，近代哲学肇始于和发展了这种主客二分的的思维。对于人的发展、对于主体性的发展，启蒙思想家提出了“环境决定人”和“意见支配世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环境决定人”和“意见支配世界”的命题统一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正是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内在机制。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的主体和动力，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政治“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3]
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创造人，这是现代化的内生机制。因此要创造出适合人的环境，首先要探究人的属性。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宗教改革从神（教会）那里“解放了人”，根本上是承认了人的欲望、需求的物质性和现实性。因此在对现代化的认识逻辑中、在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物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先导。正是由于对物质利益、劳动成果的重视，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确实如此，而从《共产党宣言》到如今的又一个半世纪中，整个世界在物的方面的进步又比上个世纪更多更大而且更快更好。现代化带给人们的物的便利和享用已经是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了。
制度的现代化，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的直接指向。这是与启蒙思想家对人的认识有着密切关系的。启蒙思想家依据人的“理性”以及以此为核心的“理性主义”的核心理念，以“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对宗教统治、君主专制进行了激烈地批判，并规划了普遍理性、自然权利、个人主义、社会契约、政教分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世俗化蓝图。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启蒙运动所开启的以理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正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愿景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5]
对人的物质欲望和现实需求的承认和满足，将人看作是完成了的理性，其实只是发现人的开始，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人不是被发现的，人是未完成的，人是被规定为自由的，人是在劳动中自我创造的。马克思对这一思想成果高度评价，他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產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6]英克尔斯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区分了现代人和传统人的不同，其中“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思路开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等等，[7]恰恰是现代人开放性、未完成态、不断自我创造的具体表现。 二、现代化的三条路径：斯密市场主义路径、黑格尔国家主义路径、马克思社会主义路径
马克思一再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得以生存的前提，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8]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宗教改革的内在性原则将人们的思想目光从天国拉回人间，从神转向了人，从片面注重人的精神需求到首先和特别尊重人的物质欲望，这样的人才是马克思所说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其物质欲望、物质需求是由“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决定的。[9]
个人对物质欲望的追逐和满足，怎么能促进人类的进步？亚当·斯密认为依靠（内在于市民社会的）市场机制的自主调节功能就能解决。市场的价格机制、供求关系和自由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能自发地形成市场均衡与社会中整合：在市场关系中，每一个人只是根据他的物质欲望考虑、计算他的物质利益，“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的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0]斯密认为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就能促进社会利益，改变社会风尚提高人的道德，即随着物的现代化必然实现人的现代化，甚至物的现代化的就是人的现代化。
黑格尔继承了斯密的问题意识，试图进一步阐明市民社会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相互分离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他试图通过国家规制来整合社会分裂，即通过制度现代化的中介整合物的现代化。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仅凭市场机制无法在其内部达成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因此要求在高于市民社会的层次上即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和“社会正当防卫调节器”[11]的层面上达成整合：“特殊性本身是没有节制的，没有尺度的，而这种无节制所采取的诸形式本身也是没有尺度的。人通过表象和反思而扩张他的情欲……并把情欲导入恶的无限。但是，另一方面，匮乏和贫困也是没有尺度的。这种混乱状态只有通过有权控制它的国家才能达到调和。”[12]在黑格尔那里，物的现代化必须整合，必须通过代表普遍性的抽象法、伦理和道德及其实体化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来整合，制度的现代化是重于物的现代化的，必须用制度的现代化制约物的现代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者的区别其实是两类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区别。罗兹曼认为，“各个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之间最为引人注目的区别，是我们称作先行者的那些早期现代化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美国）与成功的后来者（诸如日本与德国）之间的区别。”[13]斯密的市场主义路径，代表的是英法美等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而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路径，代表的是德日等国家的现代化之路。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路径在启蒙运动之后、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即在以“理性国家”为蓝图的制度现代化的设想和实践之后产生的。恩格斯指出：“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恐怖时代，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 [14]因此黑格尔国家主义的路径是对斯密市场主义路径的批判，但自从产生起就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现代化从始至终都有专制统治力量的介入，甚至是专制统治力量主导的，后来德国萌生法西斯主义、日本萌生军国主义其实都与之相关。
黑格尔国家主义的路径，确实使德国日本等国家迈入了现代化国家之列，但却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当然如今的德国已经吸取历史教训，对其现代化之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修正）。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根据德国当时的情况，特别提出必须诉诸对国家本身的批判、对政治国家的批判，批判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即当时的德国国家制度，从而把针对国家的批判与针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因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15]也就是说无论资产阶级国家如何标榜民主，它始终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6]它是在以共同利益为旗帜和掩饰下，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
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想。这其实也是近代以来进步思想家们的共同理想，如恩格斯所言“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 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17]人的现代化是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这些思想家们在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进行的理论探索中却渐渐遗忘了人的现代化的主题，或者是用物的现代化替代了人的现代化，或者是用制度的现代化压制了人的现代化。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通过“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对市民社会和國家进行双重超越，对市场主义路径和国家主义路径进行双重超越，对整个民族国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之后，才是现代社会发展之路，这也就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路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路径，继承了斯密市场主义中强调市场—社会起基础作用的思想，吸取了黑格尔国家主义对斯密市场主义深刻批判的内核，注重生产关系及制度表达在社会结构中的关键作用，突出了在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路径中受制度的现代化压制而消失的人的现代化，矫正了在斯密的市场主义路径中以物的现代化取代人的现代化的倾向，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视角对待人的现代化。 三、人的现代化路径约束：“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
斯密的市场主义路径、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路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路径，代表的是成功走向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其实在理论上，还有一种路径，它的发展与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同步，其渊源始于启蒙运动中的浪漫主义，经过德国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演化为现代的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潮流。他们或者更多地继承了传统文化，或者更多地注意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的负面效果，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等角度抨击现代化造成人类文明的堕落、传统生活的丧失、价值秩序的颠覆、超验价值的枯萎等主题。因此他们强调必须产生一种“新人”，然后创造一种新文明。不容否认，这一路径对现代化有清醒剂和消毒剂的作用，可是往往停留于理论批判、没有成为一种现实路径；或者在现实中昙花一现却造成了深重的人类和历史灾难。如“德国从分散、落后、软弱变而为统一、强大、富足的过程，由于对英、法所代表的资本体制和平庸世俗的不满和愤懑，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来对抗和‘超越’現实生活的普遍性，却终于最后走上一条反理性的发疯之路。希特勒的出现和获得‘全民拥戴’（包括海德格尔、海森堡、施米特等大量知识精英）并非偶然。”[18]这是德国思想史、现代化过程中乃至人类历史上不容忽视的的严重教训。
斯密的市场主义路径、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路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路径，三者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在现代化的内在机制方面，在“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创造人”的两个环节之中，他们更强调“环境创造人”的基础作用，即在人的现代化到物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的两个环节中，他们更强调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这一环。即使是借鉴了浪漫主义因素、有后现代主义意味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路径，也特别强调物的现代化的基础作用。马克思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路径探索本是源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非人现实、“人的空场”、“人道主义理想的失落”，其根本目的正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9]
现代化成功的三条路径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更强调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对人的现代化的基础作用，根源于现代化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任务。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20]也就是说，现代化的阶段主要奠基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然要求以物的现代化作为人的现代化的基础；在这个阶段，“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21]即如果不是强调物的基础作用，如果不是优先推进物的现代化，必然陷入“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回头路，这恰是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这恰恰是现代化要避免、克服和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社会主义路径与斯密市场主义路径、黑格尔国家主义路径的差别在于，他认识到物的现代化既不能自然导致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也不可能代替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因为物的现代化可能牺牲人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可能压制人的现代化，而要使物的现代化不会成为损害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异己力量，必须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的制度现代化，从而将物的现代化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制度现代化的中介性和主导性作用集中于人的现代化的目标上。
四、人的现代化的中国路径探索：从“器物说”到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任务和话语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从单纯的以物的现代化推进人的现代化的路径向在物的现代化基础上以制度的现代化推进人的现代化的路径转变。在中国，物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并不是新近的事情。清末开始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器物说”、“制度说”、“文化说”就是这些命题的表述。新文化运动时期，孙中山认为，人的改造已经被认为是中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22]冯友兰说，“民主，并不是专指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并不是指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思想方法。新文化运动讲到这里，可以说是把西方的长处认识透了，把向西方学习说到家了。它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思想改造，要求人们把封建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所谓‘攻心’与‘革心’的真实意义”。[23]但也正是冯友兰在《新事论》里区分了民国人和清末人的不同，清末人口号虽然是“中体西用”、“器物說”，但是大搞“洋务”、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民初人，纵然号称“全盘西化”，却只是大谈自由平等博爱，两相比较，他认为倒是清末人的路或许还有走通的可能。冯友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看到了物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时期，物的现代化都是没有间断、逐步发展的，但是其主体是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广大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压制甚至被排除到现代化进程之外；而在这种物的现代化基础上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也只不过是维护这些利益的奴役和工具。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特别是在后发外源的情况下走向现代化，就必须重视人的现代化，要尊重广大的普通个人在现代化中的物质和制度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不讲政府恩赐，而是要推翻封建统治，树立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提高农民阶级自觉性，发动经济斗争，是群众自求解放……粉碎旧的反动统治权，代之以人民政权，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建基层’，是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通行等诸多好处。这对于一个向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农业大国来说，其意义尤为重大。”[24]这正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路径在中国的生动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成立，超越了片面强调物的现代化而使资本占据现代化中心的斯密市场主义的路径和片面强调制度现代化对国家本身不加批判的黑格尔国家主义的路径，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平坦顺利。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要推进人的现代化必须首先和着重推进物的现代化。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地缘政治紧张、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积累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我们片面强调以阶级斗爭为纲、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大搞“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甚至系统化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由此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深重灾难，其根本错误在于割裂甚至颠倒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改革开放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关系的恢复和矫正。邓小平明确指出并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5]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物的现代化大力推进，为人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根据邓小平制定的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在从第二步向第三步迈进的关节点上“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而“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6]正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四個现代化”侧重于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的层面探索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侧重于从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探索现代化。从“四个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化和协调阶段的全面来临，标志着在物的现代化基础上以制度的现代化推进人的现代化的路径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的人的现代化路径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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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木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