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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恩来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经常要下基层视察工作或进行慰问活动，在很多情况下，吃饭、住宿等是一件免不掉的事情。尤其是如何防止基层的领导同志设盛宴，避免大吃大喝问题，恐怕更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爱戴，各地群众在适当的时候总想给他送上一些家乡土特产等礼物，这本属人之常情但周恩来却一贯严于律己，作到按原则办事，不搞特殊化，清正廉洁，在这方面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了榜样。
关键词：周恩来；付费；清正廉洁
周总理清正廉洁，大公无私，极力反对铺张浪费，大力提倡勤俭节约，自始至终保持着很强的原则性，不管是在北京的中南海、北京饭店等地开会后吃饭还是到基层视察吃饭，他一律都必定要交付饭费，无奈何收取礼物时必定照价付款。
亲自立下规矩：吃饭要付钱付粮票
同周恩来接触过的同志都觉得他说话特别硬气，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令人心服口服。原因何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周恩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南海里经常召开国务院会议，出席会议的都是副总理和部长一级的干部。会议时间一般都较长，为了不耽误大家吃午饭，会议一般会安排吃工作餐。工作餐的标准早在1950年周总理就亲自规定为“四菜一汤”，基本上是家常便饭。周总理曾经不止一次地称赞“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吃工作餐时，周总理同大家吃的是一样的饭菜，他吃完饭，总要习惯性地夹起一片白菜叶在碗里抹一抹，把饭汤扒干净，最后再把菜叶吃掉。
最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亲自规定，吃饭要付钱付粮票。每顿工作餐结束，每人都要交钱交粮票，这已经形成了一贯的做法和要求。周总理在北京如此，到了地方开会或视察工作也是如此。每次到各省视察工作或主持会议他总是要求吃的饭菜同大家一样，绝不搞特殊，有的接待单位想让周总理吃得好一点，他坚决不同意，还要毫不客气地批评，一定要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临走时，他一定要地方把应由他付的费用全部算好，把钱和粮票付清，不给地方财政增加任何负担。一次在上海，周总理遇到几位从北京来开会的同志，便问起中央国家机关的同志到地方出差开会所需费用由哪一方支付等情况。当他了解到有些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和孩子来地方而且所有住宿、伙食和交通费用皆由地方政府支付时非常生气。回到北京，在全国第三次交际接待工作会议上，周总理恳切地告诉各省来的代表：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责，都要给本人出具帐单，由客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周恩来定下这个制度，就是让各级干部做到公私分明，不能把因私事开支的费用混到公事中去报销。在这方面，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周恩来无论是到北京饭店理发还是去医院看病，他总是要叮嘱工作人員凡是这类“私事”，都要照章交费，从他的工资中扣除。
不仅如此，周恩来个人请朋友吃饭，也都是自己掏腰包结账，不花公家的一分钱，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比如1952年初夏，周恩来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照惯例的四菜一汤，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而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做外人。”1961年，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获得世界锦标赛多项冠军，周总理对乒乓健儿为国争光的优异表现格外高兴，他特意请乒坛小将到中南海来表演，中午还由他自己掏钱请这几位运动员一起吃了午餐。
对难以推掉的礼品：照价甚至超值付费
周恩来严格遵守中央的有关规定，从不收受任何馈赠礼品。实在迫不得已、推辞不掉时，便按照市场价付费买下，甚至多付给钱款。
一次，周恩来过去的一位老警卫给他捎来了一筐新鲜桔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马上给对方寄去50元钱。周恩来对此还进一步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1956年5月，周恩来到太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在考察结束，登机离开太原时，周总理发现有人往机舱里送了一个箱子，便马上询问是什么东西随员告诉他，是对降低血压有益的本地产的葡萄汁。周总理在机门关闭前亲自留下了30元人民币。
经济困难时期，青海省从青海湖捞了一批鱼，派人送给国务院。周总理知道后，就让秘书给青海省委打电话批评这件事。因为鱼不便退回，只好作价买下。
1963年，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到苏州看望病中的陈云同志。
当周总理离开苏州时，接待人员送了一些“苏式糖果”。
邓颖超立即要随行人员照价付钱。
不仅如此，周总理并且要来了发票，问是不是市场价，当了解到给他们的是成本价时，周总理一定要按市场价补上。
周恩来还严肃而语重心长地对接待人员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决不能搞物殊化。你们做接待工作的同志要切记这一点！”
个人付钱：为开会期间宾馆新装窗帘
1961年八九月间，历时25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江西省风景秀丽的庐山召开。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在国家困难时期，周总理夫妇外出，邓颖超或总理办公室主任总要对随周总理外出的同志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即轻车简从，按标准吃饭，要交全国粮票交伙食费，不要买东西等。这次行前，周恩来夫妇照例对随行人员叮嘱一番：“因这次会议时间长，可能要20天甚至于一个月。你们除了小姜（贵春）卫士和老桂（焕云）厨师外，其他人都去，包括医生和护士。现在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你要把我们所用的东西多带些，去的人都要带全自己的东西，不要给地方上增添麻烦。”最后，还一再嘱咐大家要带上全国通用粮票。
到达庐山后，周恩来一行被江西省委安排下榻于江西路442号。据介绍，这个小院是一位美国传教士所建，新中国成立后收归省政府所有。这是一个别墅式小院，房子依地形而建，住房比马路高出五六米。小院不大，也不平整。房子的设计安排很实用，但美中不足的是走廊西晒，没有窗帘，走廊不能利用。 在这里住了两三天后，庐山管理处的同志大概也发现了走廊西晒的问题，在一天派人来给走廊挂上了新做的天蓝色的布窗帘。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见状，都为庐山管理处周到的安排感到高兴，心想这样有了窗帘走廊就可以很好地利用了。
却不料待周总理开会回来发现后十分生气，严厉地质问身边工作人员：“这是谁让给做的？”
他们回答说：“谁也没让做，听来挂窗帘的人说，是管理处统一安排做的，不光我们这个小院的走廊上挂上了，其他院也都挂上了。”
知道真相后，周总理说话的声音缓和了下来：“现在国家棉布供应很紧张，完全可以不做嘛！”接着又问身边工作人员里的“管家”：“带布票没有？”“管家”回答说：“没带。再说，家里也没有这么多布票。”这时，邓颖超在旁插话说：“这事你就不要再管了，房子是公家的，你走了，别人也要来住的。”
周总理却不这样想，他郑重其事地说：“房子虽然是公家的，但这个窗帘是专为我做的，没有布票，那就交钱。”接着转过脸来又对“管家”说：“你到管理处去查一下，按发票上开的价格，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周总理并强调说：“是多少钱，你要告诉我。”
事后，“管家”找了庐山管理处，要来买布的发票，按发票上的价格付了款，并拿着发票在周总理夫妇用餐的时间向他们做了汇报。
周恩来就是这样，无论大事小事，都那么严于律己，公私分明，率先垂范。
视察广东新会：自掏腰包减轻别人负担
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来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工作十分辛苦。
时任新会县县委书记的党向民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离开新会县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周总理设宴送行。
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
尽管这样，在吃饭将近结束的时候，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县委书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
随即，周总理示意一同来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执意由他来请客，不给县里增添负担。
党向民见状，激动地站起来说：“总理，这怎么行？说好了是我请客的啊！”
周总理示意党向民坐下，含有责怪味道一针见血地说：“什么你请客？还不是县委出钱？”
党向民争不过周总理，最后只得把宴席由他们招待总理变成总理招待他们。
期间，县委同志还送给周总理两盒当地生产的葵骨牙签，周總理拒不接收，在当地同志执意让带上而盛情难却之下，周总理最后付了钱才收下。
收到家乡土特产后：照价付钱并附上中央相关规定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和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
1月16日，淮安县委收到的这封信中说：“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撒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接下来着重强调指出：“但是周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信中还说：“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随着那封信，总理办公室的承办人员还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这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有着非同寻常的背景，事出有因、非常及时：1960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能否公正合理地调配有限的粮食资源，使最需要粮食的地区得到补给，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但就在粮食调运最紧张的时候，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5万斤鱼。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送中央五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作全面通报，严格禁止。”会后，周恩来指定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习仲勋、齐燕铭等起草了这份《通知》。《通知》共有五条规定，其中前两条是：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
不仅如此，周总理并且亲笔在这份文件上郑重写上指示，要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个人负担：送柬埔寨王后蜜桔的费用
1964年初秋，正是蜜橘收获季节，外交部礼宾司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要礼宾司以周总理名义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橘。
礼宾司在办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感到以国务院总理头衔送欠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
很快，得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答复：总理同意礼宾司的意见，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
蜜橘本身不贵，但运费可观呵。周恩来的秘书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尽量省着些用吧！”
对此，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心里非常不平静：我们出的主意给周总理添麻烦了，周总理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的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的分明。
后来，他们商量，既要按总理的指示不花公家钱，又要千方百计节省总理仅有的400元。人多主意多，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托人顺便带。这样省了昂贵的运费。
最后，事情办得十分顺利。柬埔寨王后接到礼物后非常感激，对颇具礼仪之邦的中国政府领导给予的温暖，倍感欣喜。 虽然是小小的蜜桔，可却是周恩来的一番心意！同时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纯情友谊！
视察新疆石河子农场：自觉交上伙食费
在新疆石河子农场开设的周恩来总理纪念馆里，有一张伙食发票，比较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
这张伙食发票上“抬头”是周总理的名字，共三角人民币，写明：菜金是二角五分，饭为五分。
那是1965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访问巴基斯坦归来，视察石河子农场时用餐，周总理自掏腰包所交的伙食费。
付完饭费：还补交了汤钱
1966年夏天，“文革”风暴席卷全国。这年的7月，周恩来先后五次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和听红卫兵们的辩论。
据周恩来生前秘书、时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务长的李越然和当时陪同周恩来去该校的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等同志的回忆，周恩来每次都是早早地去，先默默地看学生们写的大字报。待辩论会开始后他就和师生们在一起，坐在自己带去的坐具马扎上，听红卫兵漫无边际的发言。
7月28日那天，由于红卫兵们辩论的时间较长，本来上午十一点半就应该结束的会，却一直拖到十二点半才停止。这时，高振普就问周总理是不是回去吃饭，周恩来还想进一步听一听大多数同学的意见，就决定留下来吃饭。当时，学校领导已经“靠边站”了，有关临时人员打算在厨房为周总理单独搞一两个菜，周恩来没有同意，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吃大灶餐。这时，由于已经过了正常的开饭时间，炊事员望着周总理脸上的老人斑和没有一点热气的米饭，心痛极了，可又无可奈何，只好悄悄地为周总理做了一碗青菜汤，端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周恩来表示了谢意后，发现学生们吃饭时都是一饭一菜，没有汤，顿感自己是在搞特殊化（一直以来在周总理的经历中他都绝对不允许自己搞哪怕一丁点的“特殊”！）。
于是，周总理一边和学生交谈，一边善意地撒慌说自己从小有个习惯，吃饭时不喜欢喝汤。天真的学生们信以为真，也没有机敏及时地意识到周总理是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靠近周恩来的几位学生很快狼吞虎咽地将那碗青菜汤你一口我一口地分着喝了，而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却只吃了一份普普通通的学生餐。就连学生们掉在饭桌上的饭粒，他也用手一粒一粒捡起来捏进嘴里吃了下去。搞得学生们很不好意思，于是，在周总理的带动和影响下，学生们一个个也都把自己面前撒下的饭粒拾进嘴里，使饭桌上显得意外得干净和整洁。
吃完饭后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周恩来一行离开了学校。当司机老杨开车走到学校大门口时，周恩来转身问坐在一边的高振普：“小高，我的伙食费交了吗？”
“交了。”高振普一边回答一边向他出示了学校食堂开具的伙食费收据。
周恩来用他那睿智的双眼一扫，立即发现了问题，立即严肃地提醒道：“后来做的那碗汤，怎么没有按规定原则交钱呢？”
“我不知道汤是加做的。”
“那得赶快去补交。”
高振普立即下车，又向食堂工作人员补交了五分钱的汤钱。
这张补开的周恩来伙食费收据具体内容如下：
今收到高振朴（周总理）
交来粮票肆两
人民币（大写）贰角伍分整、伍分
收款单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务部伙食科（公章）
收款人：李淑贤 交款人：高振朴（即周恩来）。
陪外宾访问杭州：三次付饭费
1973年9月11日至17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1911-1974）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是中法关系史上法国总统第一次访华，也是当时西方国家大国元首第一次访华。它有力推动了中法关系的发展并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期间，周恩来陪同蓬皮杜除了访问山西的云冈石窟等名胜古迹之外，还访问了风景秀丽、享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杭州。
访问即将结束而就要离开杭州的这天下午，周总理考虑到几天来随行人员十分辛苦，便吩咐秘书说：“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到楼外楼去吃便饭。”
楼外楼菜馆的经理、厨师和服务员一听到周总理要来请客的消息，都非常兴奋。服务员忙着把面临西湖的餐厅打扫得窗明几净，经理和厨师忙着商量菜单。
11时左右，周总理和随行人员谈笑风生地踱过西泠桥，漫步白堤，来到了楼外楼。席间，他热情地与随行人员一一碰杯，感谢他们辛苦地完成了这次接待任务，并向北京来的同志一一介紹杭州名菜：这是活杀活烧的西湖醋鱼，这是产自西湖的油爆大虾，这是叫化子鸡，都是北京人难得吃到的西湖佳肴。当周总理看到服务员端上一盘盘他最喜爱的家乡菜时，一边举筷品尝，一边又向大家介绍说：“好久没有吃到家乡菜了，大家也来尝尝，这是绍兴霉干菜蒸肉，豆芽菜，霉千张，味道不错的嘛！”吃得大家兴高采烈。
饭后，周总理叫秘书去结账。省里同志出来阻拦说：“不必总理付了，由我们地方报销吧！”
周总理听了说：“今天我请大家，当然由我付钱啰！”
店里经理知道周总理的脾气，若不收钱，总理会生气的，就收了10元钱。
谁知周总理又不肯，当即对旁边一位姓姜的服务员说：“这许多菜10元钱怎么够呢？一定要按牌价收足。”经理和厨师商量了一下，又收了5元钱。
出人意料地，这一举动又被精明细心的周总理看到了，他生气地说：“谁请客吃饭谁付钱。总理请客吃饭，也要和一般顾客一样付钱嘛！”
楼外楼经理没办法，只好又收了5元钱。这样共收了20元钱。
不料，过了1个小时后，笕桥机场给楼外楼经理打来了电话，说周总理临上飞机前留下10元钱，付中午的饭费。
楼外楼经理和职工们捧着这30元钱，都深深地为总理的这种廉洁奉公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
大家商量了一下，只好按周恩来总理的吩咐去做，当即把当天午餐的饭菜，按照牌价单仔细算了一下，总共19元5角，和普通顾客一样结了账，并给周总理写了一份详细报告，附上清单和多余的10元5角，寄给北京国务院周总理办公室。
因钱不够：忍痛割爱放弃买走龙门二十品拓本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他一边翻阅，一边说买一套带回去。于是，问明每套的价钱，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带的不够。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常委带钱没有。
这时，洛阳市一位陪同的负责同志提出送给周总理一套。
周总理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
当讲解员对龙门二十品拓本作介绍时，周总理又问外交部的一位同志：“到底带了多少钱？”这位同志也说钱带的不多。
秘书问道：“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以后把钱汇来。”
周总理认真地说：“不行，那样他们就不要钱了。”
就这样，周总理临走也没有叫带龙门二十品拓本。
周恩来去世后，晚辈们在人大会堂听邓大姐传达周总理的遗嘱：希望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到北京来。如果他们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不能有丝毫特殊化。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一向尊崇的清、正、廉、洁，在周恩来身上都有最完的体现。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周恩来；付费；清正廉洁
周总理清正廉洁，大公无私，极力反对铺张浪费，大力提倡勤俭节约，自始至终保持着很强的原则性，不管是在北京的中南海、北京饭店等地开会后吃饭还是到基层视察吃饭，他一律都必定要交付饭费，无奈何收取礼物时必定照价付款。
亲自立下规矩：吃饭要付钱付粮票
同周恩来接触过的同志都觉得他说话特别硬气，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令人心服口服。原因何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周恩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南海里经常召开国务院会议，出席会议的都是副总理和部长一级的干部。会议时间一般都较长，为了不耽误大家吃午饭，会议一般会安排吃工作餐。工作餐的标准早在1950年周总理就亲自规定为“四菜一汤”，基本上是家常便饭。周总理曾经不止一次地称赞“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吃工作餐时，周总理同大家吃的是一样的饭菜，他吃完饭，总要习惯性地夹起一片白菜叶在碗里抹一抹，把饭汤扒干净，最后再把菜叶吃掉。
最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亲自规定，吃饭要付钱付粮票。每顿工作餐结束，每人都要交钱交粮票，这已经形成了一贯的做法和要求。周总理在北京如此，到了地方开会或视察工作也是如此。每次到各省视察工作或主持会议他总是要求吃的饭菜同大家一样，绝不搞特殊，有的接待单位想让周总理吃得好一点，他坚决不同意，还要毫不客气地批评，一定要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临走时，他一定要地方把应由他付的费用全部算好，把钱和粮票付清，不给地方财政增加任何负担。一次在上海，周总理遇到几位从北京来开会的同志，便问起中央国家机关的同志到地方出差开会所需费用由哪一方支付等情况。当他了解到有些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和孩子来地方而且所有住宿、伙食和交通费用皆由地方政府支付时非常生气。回到北京，在全国第三次交际接待工作会议上，周总理恳切地告诉各省来的代表：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责，都要给本人出具帐单，由客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周恩来定下这个制度，就是让各级干部做到公私分明，不能把因私事开支的费用混到公事中去报销。在这方面，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周恩来无论是到北京饭店理发还是去医院看病，他总是要叮嘱工作人員凡是这类“私事”，都要照章交费，从他的工资中扣除。
不仅如此，周恩来个人请朋友吃饭，也都是自己掏腰包结账，不花公家的一分钱，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比如1952年初夏，周恩来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照惯例的四菜一汤，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而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做外人。”1961年，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获得世界锦标赛多项冠军，周总理对乒乓健儿为国争光的优异表现格外高兴，他特意请乒坛小将到中南海来表演，中午还由他自己掏钱请这几位运动员一起吃了午餐。
对难以推掉的礼品：照价甚至超值付费
周恩来严格遵守中央的有关规定，从不收受任何馈赠礼品。实在迫不得已、推辞不掉时，便按照市场价付费买下，甚至多付给钱款。
一次，周恩来过去的一位老警卫给他捎来了一筐新鲜桔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马上给对方寄去50元钱。周恩来对此还进一步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1956年5月，周恩来到太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在考察结束，登机离开太原时，周总理发现有人往机舱里送了一个箱子，便马上询问是什么东西随员告诉他，是对降低血压有益的本地产的葡萄汁。周总理在机门关闭前亲自留下了30元人民币。
经济困难时期，青海省从青海湖捞了一批鱼，派人送给国务院。周总理知道后，就让秘书给青海省委打电话批评这件事。因为鱼不便退回，只好作价买下。
1963年，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到苏州看望病中的陈云同志。
当周总理离开苏州时，接待人员送了一些“苏式糖果”。
邓颖超立即要随行人员照价付钱。
不仅如此，周总理并且要来了发票，问是不是市场价，当了解到给他们的是成本价时，周总理一定要按市场价补上。
周恩来还严肃而语重心长地对接待人员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决不能搞物殊化。你们做接待工作的同志要切记这一点！”
个人付钱：为开会期间宾馆新装窗帘
1961年八九月间，历时25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江西省风景秀丽的庐山召开。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在国家困难时期，周总理夫妇外出，邓颖超或总理办公室主任总要对随周总理外出的同志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即轻车简从，按标准吃饭，要交全国粮票交伙食费，不要买东西等。这次行前，周恩来夫妇照例对随行人员叮嘱一番：“因这次会议时间长，可能要20天甚至于一个月。你们除了小姜（贵春）卫士和老桂（焕云）厨师外，其他人都去，包括医生和护士。现在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你要把我们所用的东西多带些，去的人都要带全自己的东西，不要给地方上增添麻烦。”最后，还一再嘱咐大家要带上全国通用粮票。
到达庐山后，周恩来一行被江西省委安排下榻于江西路442号。据介绍，这个小院是一位美国传教士所建，新中国成立后收归省政府所有。这是一个别墅式小院，房子依地形而建，住房比马路高出五六米。小院不大，也不平整。房子的设计安排很实用，但美中不足的是走廊西晒，没有窗帘，走廊不能利用。 在这里住了两三天后，庐山管理处的同志大概也发现了走廊西晒的问题，在一天派人来给走廊挂上了新做的天蓝色的布窗帘。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见状，都为庐山管理处周到的安排感到高兴，心想这样有了窗帘走廊就可以很好地利用了。
却不料待周总理开会回来发现后十分生气，严厉地质问身边工作人员：“这是谁让给做的？”
他们回答说：“谁也没让做，听来挂窗帘的人说，是管理处统一安排做的，不光我们这个小院的走廊上挂上了，其他院也都挂上了。”
知道真相后，周总理说话的声音缓和了下来：“现在国家棉布供应很紧张，完全可以不做嘛！”接着又问身边工作人员里的“管家”：“带布票没有？”“管家”回答说：“没带。再说，家里也没有这么多布票。”这时，邓颖超在旁插话说：“这事你就不要再管了，房子是公家的，你走了，别人也要来住的。”
周总理却不这样想，他郑重其事地说：“房子虽然是公家的，但这个窗帘是专为我做的，没有布票，那就交钱。”接着转过脸来又对“管家”说：“你到管理处去查一下，按发票上开的价格，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周总理并强调说：“是多少钱，你要告诉我。”
事后，“管家”找了庐山管理处，要来买布的发票，按发票上的价格付了款，并拿着发票在周总理夫妇用餐的时间向他们做了汇报。
周恩来就是这样，无论大事小事，都那么严于律己，公私分明，率先垂范。
视察广东新会：自掏腰包减轻别人负担
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来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工作十分辛苦。
时任新会县县委书记的党向民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离开新会县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周总理设宴送行。
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
尽管这样，在吃饭将近结束的时候，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县委书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
随即，周总理示意一同来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执意由他来请客，不给县里增添负担。
党向民见状，激动地站起来说：“总理，这怎么行？说好了是我请客的啊！”
周总理示意党向民坐下，含有责怪味道一针见血地说：“什么你请客？还不是县委出钱？”
党向民争不过周总理，最后只得把宴席由他们招待总理变成总理招待他们。
期间，县委同志还送给周总理两盒当地生产的葵骨牙签，周總理拒不接收，在当地同志执意让带上而盛情难却之下，周总理最后付了钱才收下。
收到家乡土特产后：照价付钱并附上中央相关规定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和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
1月16日，淮安县委收到的这封信中说：“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撒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接下来着重强调指出：“但是周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信中还说：“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随着那封信，总理办公室的承办人员还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这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有着非同寻常的背景，事出有因、非常及时：1960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能否公正合理地调配有限的粮食资源，使最需要粮食的地区得到补给，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但就在粮食调运最紧张的时候，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5万斤鱼。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送中央五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作全面通报，严格禁止。”会后，周恩来指定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习仲勋、齐燕铭等起草了这份《通知》。《通知》共有五条规定，其中前两条是：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
不仅如此，周总理并且亲笔在这份文件上郑重写上指示，要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个人负担：送柬埔寨王后蜜桔的费用
1964年初秋，正是蜜橘收获季节，外交部礼宾司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要礼宾司以周总理名义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橘。
礼宾司在办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感到以国务院总理头衔送欠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
很快，得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答复：总理同意礼宾司的意见，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
蜜橘本身不贵，但运费可观呵。周恩来的秘书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尽量省着些用吧！”
对此，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心里非常不平静：我们出的主意给周总理添麻烦了，周总理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的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的分明。
后来，他们商量，既要按总理的指示不花公家钱，又要千方百计节省总理仅有的400元。人多主意多，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托人顺便带。这样省了昂贵的运费。
最后，事情办得十分顺利。柬埔寨王后接到礼物后非常感激，对颇具礼仪之邦的中国政府领导给予的温暖，倍感欣喜。 虽然是小小的蜜桔，可却是周恩来的一番心意！同时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纯情友谊！
视察新疆石河子农场：自觉交上伙食费
在新疆石河子农场开设的周恩来总理纪念馆里，有一张伙食发票，比较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
这张伙食发票上“抬头”是周总理的名字，共三角人民币，写明：菜金是二角五分，饭为五分。
那是1965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访问巴基斯坦归来，视察石河子农场时用餐，周总理自掏腰包所交的伙食费。
付完饭费：还补交了汤钱
1966年夏天，“文革”风暴席卷全国。这年的7月，周恩来先后五次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和听红卫兵们的辩论。
据周恩来生前秘书、时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务长的李越然和当时陪同周恩来去该校的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等同志的回忆，周恩来每次都是早早地去，先默默地看学生们写的大字报。待辩论会开始后他就和师生们在一起，坐在自己带去的坐具马扎上，听红卫兵漫无边际的发言。
7月28日那天，由于红卫兵们辩论的时间较长，本来上午十一点半就应该结束的会，却一直拖到十二点半才停止。这时，高振普就问周总理是不是回去吃饭，周恩来还想进一步听一听大多数同学的意见，就决定留下来吃饭。当时，学校领导已经“靠边站”了，有关临时人员打算在厨房为周总理单独搞一两个菜，周恩来没有同意，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吃大灶餐。这时，由于已经过了正常的开饭时间，炊事员望着周总理脸上的老人斑和没有一点热气的米饭，心痛极了，可又无可奈何，只好悄悄地为周总理做了一碗青菜汤，端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周恩来表示了谢意后，发现学生们吃饭时都是一饭一菜，没有汤，顿感自己是在搞特殊化（一直以来在周总理的经历中他都绝对不允许自己搞哪怕一丁点的“特殊”！）。
于是，周总理一边和学生交谈，一边善意地撒慌说自己从小有个习惯，吃饭时不喜欢喝汤。天真的学生们信以为真，也没有机敏及时地意识到周总理是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靠近周恩来的几位学生很快狼吞虎咽地将那碗青菜汤你一口我一口地分着喝了，而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却只吃了一份普普通通的学生餐。就连学生们掉在饭桌上的饭粒，他也用手一粒一粒捡起来捏进嘴里吃了下去。搞得学生们很不好意思，于是，在周总理的带动和影响下，学生们一个个也都把自己面前撒下的饭粒拾进嘴里，使饭桌上显得意外得干净和整洁。
吃完饭后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周恩来一行离开了学校。当司机老杨开车走到学校大门口时，周恩来转身问坐在一边的高振普：“小高，我的伙食费交了吗？”
“交了。”高振普一边回答一边向他出示了学校食堂开具的伙食费收据。
周恩来用他那睿智的双眼一扫，立即发现了问题，立即严肃地提醒道：“后来做的那碗汤，怎么没有按规定原则交钱呢？”
“我不知道汤是加做的。”
“那得赶快去补交。”
高振普立即下车，又向食堂工作人员补交了五分钱的汤钱。
这张补开的周恩来伙食费收据具体内容如下：
今收到高振朴（周总理）
交来粮票肆两
人民币（大写）贰角伍分整、伍分
收款单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务部伙食科（公章）
收款人：李淑贤 交款人：高振朴（即周恩来）。
陪外宾访问杭州：三次付饭费
1973年9月11日至17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1911-1974）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是中法关系史上法国总统第一次访华，也是当时西方国家大国元首第一次访华。它有力推动了中法关系的发展并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期间，周恩来陪同蓬皮杜除了访问山西的云冈石窟等名胜古迹之外，还访问了风景秀丽、享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杭州。
访问即将结束而就要离开杭州的这天下午，周总理考虑到几天来随行人员十分辛苦，便吩咐秘书说：“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到楼外楼去吃便饭。”
楼外楼菜馆的经理、厨师和服务员一听到周总理要来请客的消息，都非常兴奋。服务员忙着把面临西湖的餐厅打扫得窗明几净，经理和厨师忙着商量菜单。
11时左右，周总理和随行人员谈笑风生地踱过西泠桥，漫步白堤，来到了楼外楼。席间，他热情地与随行人员一一碰杯，感谢他们辛苦地完成了这次接待任务，并向北京来的同志一一介紹杭州名菜：这是活杀活烧的西湖醋鱼，这是产自西湖的油爆大虾，这是叫化子鸡，都是北京人难得吃到的西湖佳肴。当周总理看到服务员端上一盘盘他最喜爱的家乡菜时，一边举筷品尝，一边又向大家介绍说：“好久没有吃到家乡菜了，大家也来尝尝，这是绍兴霉干菜蒸肉，豆芽菜，霉千张，味道不错的嘛！”吃得大家兴高采烈。
饭后，周总理叫秘书去结账。省里同志出来阻拦说：“不必总理付了，由我们地方报销吧！”
周总理听了说：“今天我请大家，当然由我付钱啰！”
店里经理知道周总理的脾气，若不收钱，总理会生气的，就收了10元钱。
谁知周总理又不肯，当即对旁边一位姓姜的服务员说：“这许多菜10元钱怎么够呢？一定要按牌价收足。”经理和厨师商量了一下，又收了5元钱。
出人意料地，这一举动又被精明细心的周总理看到了，他生气地说：“谁请客吃饭谁付钱。总理请客吃饭，也要和一般顾客一样付钱嘛！”
楼外楼经理没办法，只好又收了5元钱。这样共收了20元钱。
不料，过了1个小时后，笕桥机场给楼外楼经理打来了电话，说周总理临上飞机前留下10元钱，付中午的饭费。
楼外楼经理和职工们捧着这30元钱，都深深地为总理的这种廉洁奉公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
大家商量了一下，只好按周恩来总理的吩咐去做，当即把当天午餐的饭菜，按照牌价单仔细算了一下，总共19元5角，和普通顾客一样结了账，并给周总理写了一份详细报告，附上清单和多余的10元5角，寄给北京国务院周总理办公室。
因钱不够：忍痛割爱放弃买走龙门二十品拓本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他一边翻阅，一边说买一套带回去。于是，问明每套的价钱，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带的不够。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常委带钱没有。
这时，洛阳市一位陪同的负责同志提出送给周总理一套。
周总理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
当讲解员对龙门二十品拓本作介绍时，周总理又问外交部的一位同志：“到底带了多少钱？”这位同志也说钱带的不多。
秘书问道：“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以后把钱汇来。”
周总理认真地说：“不行，那样他们就不要钱了。”
就这样，周总理临走也没有叫带龙门二十品拓本。
周恩来去世后，晚辈们在人大会堂听邓大姐传达周总理的遗嘱：希望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到北京来。如果他们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不能有丝毫特殊化。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一向尊崇的清、正、廉、洁，在周恩来身上都有最完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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