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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河南省武安县（今武安市）阳邑镇和林县（今林州市）任村镇是太行山根据地的两大进出口地，分别被誉为太行山的“小上海”和“小天津”。作为根据地第二大进出口地的任村镇，既是当时的商业重镇，也是八路军重要的秘密交通中枢、各类情报汇集点，在对敌经济斗争、交通战和反“扫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任村
任村位于河南林县西北端，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西邻山西平顺，东临华北平原，北面隔一条漳河，与晋冀鲁豫边区首府涉县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前，任村是太行山的一个商业重镇，平常商贩聚集，车马往来，十分热闹。涉县、武乡、辽县、壶关等地的山货，经此处运往豫北、冀南、天津等地销售，而外来的棉花、棉布、食盐、煤油等日常用品，也会途经这里，销往山内。镇上开有十几家粮店，还有小百货商店、杂货铺、药铺、饭店、理发店等其他店铺，非常繁荣。
全面抗战爆发后，受战争影响，任村的经济一度凋敝，加上国民党部队的摊派，群众的负担十分重。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不断搞军事摩擦，在太行山抢占地盘，蓄意进攻八路军，企图挤压八路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为反击国民党顽军，1940年3月，八路军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自卫反顽战役，成功打退敌人，迫使国民党军坐下来谈判。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为界，以南地区范围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地区范围为八路军驻区。这次反顽战役中，八路军收复林县任村等十几个村庄，以姚村为界，将林县划分为林南、林北两个县，林南县属国民党统治区，林北县归八路军管辖，林北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设在任村，划归太行第四专署领导。
此时的任村市场，一度陷入萧条之中。
任村市场经营特点
1940年5月，王兴让担任太行第四专署专员。王兴让是东北安东县（今辽宁省丹东市）人，1913年出生，曾在家乡组织成立“安东赤色工会”，与日伪军进行斗争。来到太行山后，担任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长治中心区秘书，参与发行“山西省第五行政区救国合作社兑换券”。
当时，太行第四专署在山西平顺县寺头村办公，受辖区经济萧条影响，专署办公经费十分拮据，无力应付各类行政支出，工作人员生活困难，当地的一些群众也出现吃盐难的问题。
为开辟财源，促进冀钞流通和商品交易，保证群众生活物资供应，有商业经营头脑的王兴让分析一番后，决定以林北县作为突破口，打开太行山贸易工作停滞不前的局面。他派共产党员赵有德去林北县打“前站”。
赵有德本名赵秀龙，山西屯留县人，曾就读北平大学工学院纺织工程系，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934年，他两次不幸被捕入狱，遭到敌人严刑拷打，身体因此落下一点残疾，但他矢志不渝，是一个对党和革命十分忠贞的“老”党员。虽然他没有多少从商经验，但在王兴让看来，赵有德有文化，做事认真仔细，善于联络交友，拥有做商贸工作的潜质。
一天，林北县县长万达到寺头村，向王兴让汇报工作。王兴让向赵有德介绍了万县长，之后交代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县政府设在任村，这是一个新开辟的地区，需要钱和人，得筹集一批小米运往山下，换成食盐，再运回山上来。一是解决老百姓吃盐难的问题，二是借此活跃经济，扩大流通，支持货币发行，并以此解决太行第四专署一部分开支和經济困难。赵有德感到任务有些艰巨，但还是接下了。王兴让交给赵有德200法币，作为经费。
随后，赵有德跟随万达来到林北县任村，眼前的景象让他有些诧异：沿街两面都是店铺，一间间房屋整齐排列，似乎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但家家户户店门紧闭，没人经商，街上也不见有什么行人走动。赵有德想在当地找一个得力助手帮忙，有人给他推荐了一位能人——附近南荒村（今南丰村）的商人张启恒。此人讲义气，守信用，交往广，家中世代经商，经验丰富，在当地颇有口碑。
于是，赵有德前往拜访张启恒。两人几番交谈，熟络之后，赵有德便向张启恒了解任村集市冷落的原因。张启恒说，一是由于战争刚过，八路军刚接管这一地区，老百姓不了解八路军的政策，还在观望；二是因为适逢淡季，生意也不多，旺季要等到山货上市后。只要根据地政府尽快做出决定，采取行动，任村市场可以很快恢复正常。
赵有德向张启恒坦承他此行的目的是“小米下山，食盐上山”，询问如何才能解决山里老百姓缺粮少盐的大问题。张启恒说，山货上市前，山里的老百姓无钱购买粮米。太行山区耕地少、粮食少，但是山货、药材丰富。北起辽县、涉县、黎城，南至林县、平顺，几乎家家都有核桃、山杏、花椒，还有潞党参、柞蚕丝、连翘茶、柿子和柿饼等，这些山货都是太行山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巨大财富。山货不上市，老百姓口袋里就没多少钱，任村市场也就处于淡季，要想让市场繁荣活跃起来，必须等到山货上市以后，这是任村市场的最大特点。
“小天津”兴起经过
赵有德对张启恒的答复很满意，觉得有他帮助，完成任务更有把握，于是他开诚布公地问道：“我这次下山，是想在政府困难、百姓受灾时期，为国家和人民在经济方面做点儿有益的事，你肯帮助么？”张启恒当即爽快地应道：“我将尽力而为。”就这样，张启恒成为赵有德的得力助手，在任村帮助赵有德筹划开店营业之事。
张启恒人脉广、熟人多，他很快找来两个年轻得力的伙计和一位姓郭的会计。在店铺起名上，用了赵有德名字中的一个“德”字，起名“德兴货栈”。
德兴货栈开张后，张启恒负责具体业务经营。
不久，赵有德赶回太行山根据地，向王兴让汇报德兴货栈开张前后经过。为了尽快化解任村市场冷落的被动局面，王兴让派苏绳武等人和赵有德一起去任村开展贸易工作。苏绳武，山西高平县人，是经营绸缎生意的行家，过去常到上海、武汉等地做生意，对经营是轻车熟路。来到任村后，在张启恒的帮助下，苏绳武等人另起炉灶，开了一家合作社，主要经营日用百货。 之后，张启恒还组织了一个专门负责运输的骡子队。用骡队将商品转运到六河沟车站，通过火车直接运往天津销售，销售得回的货款全部购买棉布，运回太行山，以备冬天根据地军民制作棉衣之用。
在德兴货栈的带动下，任村其他店铺陆续开张。棉布运回任村后，敌占区的很多商人得知在任村做生意很安全，也就少了顾忌，北平、天津、平顺、邯郸、安阳等地的商人纷纷赶到任村开货栈，或找人合作，敌占区的很多小贩用肩挑人背的方式，来到任村赶集。就这样，任村逐渐变得红火起来，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一举成为太行山根据地第二大进出口地，被誉为太行山“小天津”。
太行山老百姓食盐短缺、货物滞销等问题，也随着任村贸易的逐步繁荣，迎刃而解。
1941年夏，赵有德化名“张子敬”，苏绳武化名“宋庆祥”，两人奉王兴让之命，到天津敌占区创办晋泰昌货栈，在天津和任村之间建立起一条稳定可靠的贸易通道。
在赵有德等人打开任村商业局面后，为规范市场经营管理，林北县在任村成立登記管理机构，规定凡是本地经销山货出口的，必须进行登记，接受管理，出口的货物需按件或箱交纳少许手续费或税款。为了推行冀钞，林北县税务局最初在征收税款时，对冀钞、伪钞、大洋，同等面额按同等币值对待，逐渐提高了冀钞币值和影响力，扩大了冀钞流通范围。
打通地下秘密交通线
1941年6月，八路军豫北办事处（以下简称“豫北办事处”）先是在林北县南苇底村办公，不久迁至任村，在任村先后开办宏盛昌货栈、同仁货栈和接待往来人员的餐馆。
豫北办事处对外是八路军总部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对内是太行军区第五分区情报站，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开展豫北一带的统战工作，团结爱国人士和进步力量共同抗战；开辟太行通往冀鲁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线，护送来往人员，转运军需民运物资；向敌占区大、中城市和伪军中派遣敌工和情报人员，担任总部情报处的联络任务。
办事处首任主任王百评，原名魏梦龄，湖北黄冈人，1898年10月出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出任国民抗日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第一战区民运指导委员会主任兼政治部民运科长等职。1939年，担任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
豫北一带盘踞着几十支地方武装，为团结各类武装共同抗日，打通地下交通线，王百评等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打通了各类关系。
1942年5月，冀鲁豫军区根据八路军前方总部命令，在内黄县井店成立第一办事处，又称沙河办事处，任务之一是协助豫北办事处，做好秘密交通工作。1942年8月，太行至冀鲁豫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贯通。南北两条线路均起自任村，穿过观台至水治之间的封锁沟、平汉铁路、卫河3条封锁线，直达井店，全长150千米。
在敌人封锁严密的战争时期，豫北办事处开辟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物资上，采购回布匹、食盐、印刷机、造币纸、医药、枪支弹药等一大批军民急需物品，解决了根据地之需；在护送人员往来上，安全通过地下交通线的人员达上万人次，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一批高级干部，还有大批中下层干部、青年学生、盟军官兵和国际友人。1942年4月，新四军300多名伤员和家属就是在豫北办事处的妥善安排下，顺利到达太行山根据地。而以任村为派遣点，豫北办事处也先后派遣很多情报人员，到北平、天津、石家庄、开封等地潜伏，收集敌占区很多重要情报，为八路军前方总部部署作战和开展反“扫荡”，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和决策依据。
搜集各类经济情报
由太行山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在任村开设的德兴货栈、宏盛昌货栈、同仁货栈等商店，在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平抑地方粮价、调剂市场余缺、改善军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兴货栈依托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积极搜集整理敌占区、国民党友军区和本地各类经济情报，为边区首脑机关开展经济斗争提供决策参考。
以《任村德兴货栈报告——一九四三年三月份敌我友区经济动态总结》为例，报告分为敌占区经济动态、友军区经济动态、冀鲁豫区与冀南、林安县经济动态与救灾四部分。
其中，“敌占区经济动态”中提到：“在日汪秘密协定内，敌寇与汪精卫统一伪政权，并在敌占区统一货币，实现在华机构一元化的企图。汪逆于三月十九日赴东京拜见敌酋……由于汪逆想统一华北金融，想将伪联银券与伪储备券价值相等，于是造成伪钞的狂跌，物价的高涨，以致人心不安，社会秩序动荡。所以华北群奸迭次辟谣，声明联银券与日本金票等值不变。另外玩了套新把戏，向日寇借款二亿元，物价及币值才稍为稳定下来。”
“南京伪政府与北京群奸之矛盾。因为汪逆企图统一沦陷区，在经济上亦企图用储备券统一起来，但这样做，为华北群奸所坚决反对。于是伪财政部周逆佛海的高呼金融需要统一。而伪联银券之跌价，汪逆企图统一货币所致，而北平宪兵司令部却公布说：‘不要上敌人的当。’在华北各刊物上，公布储备银行急剧增加之数目字，有意无意的揭露伪储备银行之准备不足。这些都是群逆之间矛盾之具体说明。”
从这些报告内容中可以看出，全面抗战时期，尽管汪精卫想统一沦陷区货币，取缔“联银券”，全面推行由汪伪政府发行的“储备券”，但是其与华北日伪军利益严重冲突，并受到抵制，无法达成所愿。
而这类经济情报分析报告也有利于边区党政军领导及时了解敌我经济形势和动态，提高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政策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抗战时期，被誉为太行山“小天津”的任村，在对敌经济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时光飞逝，硝烟不再，如今的任村依然保留了过去的一些建筑，从遗留的革命旧址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八路军在此生活、工作和战斗的影子，让人抚今忆昔，心思浮动，感慨万千。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任村
任村位于河南林县西北端，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西邻山西平顺，东临华北平原，北面隔一条漳河，与晋冀鲁豫边区首府涉县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前，任村是太行山的一个商业重镇，平常商贩聚集，车马往来，十分热闹。涉县、武乡、辽县、壶关等地的山货，经此处运往豫北、冀南、天津等地销售，而外来的棉花、棉布、食盐、煤油等日常用品，也会途经这里，销往山内。镇上开有十几家粮店，还有小百货商店、杂货铺、药铺、饭店、理发店等其他店铺，非常繁荣。
全面抗战爆发后，受战争影响，任村的经济一度凋敝，加上国民党部队的摊派，群众的负担十分重。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不断搞军事摩擦，在太行山抢占地盘，蓄意进攻八路军，企图挤压八路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为反击国民党顽军，1940年3月，八路军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自卫反顽战役，成功打退敌人，迫使国民党军坐下来谈判。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为界，以南地区范围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地区范围为八路军驻区。这次反顽战役中，八路军收复林县任村等十几个村庄，以姚村为界，将林县划分为林南、林北两个县，林南县属国民党统治区，林北县归八路军管辖，林北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设在任村，划归太行第四专署领导。
此时的任村市场，一度陷入萧条之中。
任村市场经营特点
1940年5月，王兴让担任太行第四专署专员。王兴让是东北安东县（今辽宁省丹东市）人，1913年出生，曾在家乡组织成立“安东赤色工会”，与日伪军进行斗争。来到太行山后，担任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长治中心区秘书，参与发行“山西省第五行政区救国合作社兑换券”。
当时，太行第四专署在山西平顺县寺头村办公，受辖区经济萧条影响，专署办公经费十分拮据，无力应付各类行政支出，工作人员生活困难，当地的一些群众也出现吃盐难的问题。
为开辟财源，促进冀钞流通和商品交易，保证群众生活物资供应，有商业经营头脑的王兴让分析一番后，决定以林北县作为突破口，打开太行山贸易工作停滞不前的局面。他派共产党员赵有德去林北县打“前站”。
赵有德本名赵秀龙，山西屯留县人，曾就读北平大学工学院纺织工程系，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934年，他两次不幸被捕入狱，遭到敌人严刑拷打，身体因此落下一点残疾，但他矢志不渝，是一个对党和革命十分忠贞的“老”党员。虽然他没有多少从商经验，但在王兴让看来，赵有德有文化，做事认真仔细，善于联络交友，拥有做商贸工作的潜质。
一天，林北县县长万达到寺头村，向王兴让汇报工作。王兴让向赵有德介绍了万县长，之后交代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县政府设在任村，这是一个新开辟的地区，需要钱和人，得筹集一批小米运往山下，换成食盐，再运回山上来。一是解决老百姓吃盐难的问题，二是借此活跃经济，扩大流通，支持货币发行，并以此解决太行第四专署一部分开支和經济困难。赵有德感到任务有些艰巨，但还是接下了。王兴让交给赵有德200法币，作为经费。
随后，赵有德跟随万达来到林北县任村，眼前的景象让他有些诧异：沿街两面都是店铺，一间间房屋整齐排列，似乎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但家家户户店门紧闭，没人经商，街上也不见有什么行人走动。赵有德想在当地找一个得力助手帮忙，有人给他推荐了一位能人——附近南荒村（今南丰村）的商人张启恒。此人讲义气，守信用，交往广，家中世代经商，经验丰富，在当地颇有口碑。
于是，赵有德前往拜访张启恒。两人几番交谈，熟络之后，赵有德便向张启恒了解任村集市冷落的原因。张启恒说，一是由于战争刚过，八路军刚接管这一地区，老百姓不了解八路军的政策，还在观望；二是因为适逢淡季，生意也不多，旺季要等到山货上市后。只要根据地政府尽快做出决定，采取行动，任村市场可以很快恢复正常。
赵有德向张启恒坦承他此行的目的是“小米下山，食盐上山”，询问如何才能解决山里老百姓缺粮少盐的大问题。张启恒说，山货上市前，山里的老百姓无钱购买粮米。太行山区耕地少、粮食少，但是山货、药材丰富。北起辽县、涉县、黎城，南至林县、平顺，几乎家家都有核桃、山杏、花椒，还有潞党参、柞蚕丝、连翘茶、柿子和柿饼等，这些山货都是太行山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巨大财富。山货不上市，老百姓口袋里就没多少钱，任村市场也就处于淡季，要想让市场繁荣活跃起来，必须等到山货上市以后，这是任村市场的最大特点。
“小天津”兴起经过
赵有德对张启恒的答复很满意，觉得有他帮助，完成任务更有把握，于是他开诚布公地问道：“我这次下山，是想在政府困难、百姓受灾时期，为国家和人民在经济方面做点儿有益的事，你肯帮助么？”张启恒当即爽快地应道：“我将尽力而为。”就这样，张启恒成为赵有德的得力助手，在任村帮助赵有德筹划开店营业之事。
张启恒人脉广、熟人多，他很快找来两个年轻得力的伙计和一位姓郭的会计。在店铺起名上，用了赵有德名字中的一个“德”字，起名“德兴货栈”。
德兴货栈开张后，张启恒负责具体业务经营。
不久，赵有德赶回太行山根据地，向王兴让汇报德兴货栈开张前后经过。为了尽快化解任村市场冷落的被动局面，王兴让派苏绳武等人和赵有德一起去任村开展贸易工作。苏绳武，山西高平县人，是经营绸缎生意的行家，过去常到上海、武汉等地做生意，对经营是轻车熟路。来到任村后，在张启恒的帮助下，苏绳武等人另起炉灶，开了一家合作社，主要经营日用百货。 之后，张启恒还组织了一个专门负责运输的骡子队。用骡队将商品转运到六河沟车站，通过火车直接运往天津销售，销售得回的货款全部购买棉布，运回太行山，以备冬天根据地军民制作棉衣之用。
在德兴货栈的带动下，任村其他店铺陆续开张。棉布运回任村后，敌占区的很多商人得知在任村做生意很安全，也就少了顾忌，北平、天津、平顺、邯郸、安阳等地的商人纷纷赶到任村开货栈，或找人合作，敌占区的很多小贩用肩挑人背的方式，来到任村赶集。就这样，任村逐渐变得红火起来，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一举成为太行山根据地第二大进出口地，被誉为太行山“小天津”。
太行山老百姓食盐短缺、货物滞销等问题，也随着任村贸易的逐步繁荣，迎刃而解。
1941年夏，赵有德化名“张子敬”，苏绳武化名“宋庆祥”，两人奉王兴让之命，到天津敌占区创办晋泰昌货栈，在天津和任村之间建立起一条稳定可靠的贸易通道。
在赵有德等人打开任村商业局面后，为规范市场经营管理，林北县在任村成立登記管理机构，规定凡是本地经销山货出口的，必须进行登记，接受管理，出口的货物需按件或箱交纳少许手续费或税款。为了推行冀钞，林北县税务局最初在征收税款时，对冀钞、伪钞、大洋，同等面额按同等币值对待，逐渐提高了冀钞币值和影响力，扩大了冀钞流通范围。
打通地下秘密交通线
1941年6月，八路军豫北办事处（以下简称“豫北办事处”）先是在林北县南苇底村办公，不久迁至任村，在任村先后开办宏盛昌货栈、同仁货栈和接待往来人员的餐馆。
豫北办事处对外是八路军总部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对内是太行军区第五分区情报站，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开展豫北一带的统战工作，团结爱国人士和进步力量共同抗战；开辟太行通往冀鲁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线，护送来往人员，转运军需民运物资；向敌占区大、中城市和伪军中派遣敌工和情报人员，担任总部情报处的联络任务。
办事处首任主任王百评，原名魏梦龄，湖北黄冈人，1898年10月出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出任国民抗日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第一战区民运指导委员会主任兼政治部民运科长等职。1939年，担任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
豫北一带盘踞着几十支地方武装，为团结各类武装共同抗日，打通地下交通线，王百评等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打通了各类关系。
1942年5月，冀鲁豫军区根据八路军前方总部命令，在内黄县井店成立第一办事处，又称沙河办事处，任务之一是协助豫北办事处，做好秘密交通工作。1942年8月，太行至冀鲁豫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贯通。南北两条线路均起自任村，穿过观台至水治之间的封锁沟、平汉铁路、卫河3条封锁线，直达井店，全长150千米。
在敌人封锁严密的战争时期，豫北办事处开辟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物资上，采购回布匹、食盐、印刷机、造币纸、医药、枪支弹药等一大批军民急需物品，解决了根据地之需；在护送人员往来上，安全通过地下交通线的人员达上万人次，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一批高级干部，还有大批中下层干部、青年学生、盟军官兵和国际友人。1942年4月，新四军300多名伤员和家属就是在豫北办事处的妥善安排下，顺利到达太行山根据地。而以任村为派遣点，豫北办事处也先后派遣很多情报人员，到北平、天津、石家庄、开封等地潜伏，收集敌占区很多重要情报，为八路军前方总部部署作战和开展反“扫荡”，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和决策依据。
搜集各类经济情报
由太行山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在任村开设的德兴货栈、宏盛昌货栈、同仁货栈等商店，在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平抑地方粮价、调剂市场余缺、改善军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兴货栈依托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积极搜集整理敌占区、国民党友军区和本地各类经济情报，为边区首脑机关开展经济斗争提供决策参考。
以《任村德兴货栈报告——一九四三年三月份敌我友区经济动态总结》为例，报告分为敌占区经济动态、友军区经济动态、冀鲁豫区与冀南、林安县经济动态与救灾四部分。
其中，“敌占区经济动态”中提到：“在日汪秘密协定内，敌寇与汪精卫统一伪政权，并在敌占区统一货币，实现在华机构一元化的企图。汪逆于三月十九日赴东京拜见敌酋……由于汪逆想统一华北金融，想将伪联银券与伪储备券价值相等，于是造成伪钞的狂跌，物价的高涨，以致人心不安，社会秩序动荡。所以华北群奸迭次辟谣，声明联银券与日本金票等值不变。另外玩了套新把戏，向日寇借款二亿元，物价及币值才稍为稳定下来。”
“南京伪政府与北京群奸之矛盾。因为汪逆企图统一沦陷区，在经济上亦企图用储备券统一起来，但这样做，为华北群奸所坚决反对。于是伪财政部周逆佛海的高呼金融需要统一。而伪联银券之跌价，汪逆企图统一货币所致，而北平宪兵司令部却公布说：‘不要上敌人的当。’在华北各刊物上，公布储备银行急剧增加之数目字，有意无意的揭露伪储备银行之准备不足。这些都是群逆之间矛盾之具体说明。”
从这些报告内容中可以看出，全面抗战时期，尽管汪精卫想统一沦陷区货币，取缔“联银券”，全面推行由汪伪政府发行的“储备券”，但是其与华北日伪军利益严重冲突，并受到抵制，无法达成所愿。
而这类经济情报分析报告也有利于边区党政军领导及时了解敌我经济形势和动态，提高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政策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抗战时期，被誉为太行山“小天津”的任村，在对敌经济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时光飞逝，硝烟不再，如今的任村依然保留了过去的一些建筑，从遗留的革命旧址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八路军在此生活、工作和战斗的影子，让人抚今忆昔，心思浮动，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