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炳文，曾用名刘少怀，1919年9月15日出生于贵州省大方县，1935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入党。历任红二方面军17师15团3營机枪手、359旅王震旅长警卫员、机要科科员、独立师后勤部政治指导员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沈阳七二四兵工厂、五三工厂、沈阳化工研究院、化工机械厂、铁西区建委等单位工作。1981年离休，2014年病逝。
　　父亲虽然已经去世6年了，可父亲所讲的革命故事依然留存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记。我的父亲名字叫谭炳文，1935年1月，从贵州省大方老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那年他还不到16岁。
　　一个萝卜与一根棍子
　　父亲告诉我，他当年就认定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决心这辈子跟着红军走。当时父亲只知道部队要转移，并没有想到这次“转移”如此艰难。一路上不仅要与围追堵截的敌人作战，还要忍受饥饿的考验。几天吃不上一粒米，只能吃野菜、嚼树皮，风餐露宿，大家严重便秘，生病的战士们浑身浮肿，走路打晃，有时眼看着战友倒下再也没起来。过草地时，有战友陷入沼泽地，战友们帮完别人，自己却掉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直到被沼泽吞噬……父亲说，当年自己能活着走完长征，得感谢一个卫生员。过雪山时，由于空气稀薄和气候寒冷，很多战士都得了高山症。父亲在爬雪山时也得了病，主要是因寒冷造成的肠胃病，他腹痛腹胀，当时没有药，爬到半山腰就已经筋疲力尽了，随时有倒下的可能。这时，一名随队的卫生员给了他一块白萝卜，父亲吃了后气顺了，也有了些力气，才爬过了雪山。在以后的岁月里，父亲只要吃萝卜就会讲这段往事，我也知道了更多的长征故事。
　　听父亲讲，当地的萝卜都特别大。红军来时，不明真相的百姓都跑了，萝卜就搁在地里。但红军纪律非常严明，没有人私下拔萝卜，部队首长让卫生队拔些萝卜当药品用，当时还在老乡家留了钱。没想到萝卜成了父亲救命的“药”。那名卫生员后来的命运也让父亲一生牵挂。 这名卫生员年龄比父亲略大，也是南方人，两人在过草地时还见过一面。当时父亲也是遇到了危险，因为之前得过疟疾，父亲的身体特别虚弱，而草地环境又非常恶劣，父亲只能硬撑着往前走。卫生员看到他的状况，给了他一根棍子，后来父亲叫它“行军棍”。那时在草地里找到一根棍子几乎没有可能，棍子是卫生员过草地前背在身上的。他把棍子给了父亲，不知他手里还有没有棍子。父亲靠着这根行军棍艰难地走出了草地，而他并不知道这名卫生员是否走出了草地，此后也没能再联系。但父亲一直牵挂着这名救命恩人。
　　白求恩给我父亲治过病
　　长征结束后，父亲在359旅给王震旅长当通信员、警卫员。1938年12月的一天，在一次抗击日军的战斗中，父亲因吸入日军释放的毒气引发肚子疼。过去肚子疼他还能挺过去，可这次王震叫来卫生员，给他喝了一杯姜水仍不见好转。恰好这时，白求恩大夫正在359旅作巡回医疗。王震派人把白求恩请了过来。谭炳文也第一次见到了白求恩。“他的眼睛不是蓝色的，好像发灰，身材细高细高的，大概做手术时间长了，背有点驼。”见到白求恩时的情景成了父亲永恒的记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时常说给我们听。
　　父亲回忆说，白求恩来给他看病，进屋后连水都没喝，便开始询问病情。他说话口气和蔼可亲，人很热情，父亲紧张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白求恩很快诊断出父亲得了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手术很快就要开始了，白求恩问父亲：“小同志，动手术要剖肚子，怕不怕？”父亲坚定地回答：“不怕。”经过简单的处置，手术很快就完成了，而且很成功。手术做得很好，没有感染，伤口愈合快，术后第二天能喝些白开水，第三天能吃点流食，很快身体就痊愈了。父亲在晚年还会经常提起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他永远都忘不了这位外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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