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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检讨,还以为他们打了败仗】
1949年7月上旬,第四野战军发起宜沙战役、湘赣战役,两役歼敌两万,解放湖北、湖南、江西36个县市。战后,各军却纷纷进行“检讨”。
下面的内容,来自9月5日40军党委给“兵团党委并前委”的一篇“作战检讨”(标点系本文作者所加):
(甲)南下中道路有限,我们部队拥挤(通城到长寿街只有一条路),由北往南多半是翻山越岭,又是森林地带,敌人正利用此种有利地形逐次抵抗,迟阻我军前进……
(乙)我们本身对山地作战思想认识不足,不敢实行大胆迂回包围的一点两面战术。对山地防御敌人,初期是尖刀式攻击……进攻九岭打的是笨仗,自己消耗不少,俘敌只有一十余人,且增加部队疲劳,前进受阻。这是说明当时对敌人特点没有摸到,地形没有很好调查研究……
(丙)过去在东北较长时间平原作战,到山地后因地形复杂,顾虑大。尤其担任迂回的部队,遇到小情况容易形成分兵,结果突击力量减少……
(丁)下层比较普遍存在轻敌麻痹,对警戒工事不注意。此次二七团由丫江桥向攸县前进中,有一个连不侦察搜索,遭敌突然袭击,伤亡三十余人,死者连枪口帽都未取下。对桂系作战,如不注意搜索侦察,还会吃亏。
接下来还有“可以消灭的敌人而没有消灭的基本检讨”等内容。
如果说40军在湘赣战役中有些战斗没有打好,“理应”深刻“检讨”,那么再看看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把桂系主力打得落花流水的衡宝战役,立下大功的45军135师,战后是怎么“检讨”的:
一、在战术指挥上:
部队过于分散;三种情况下的三种打法运用不够;连排干部指挥不熟练;火器与火力协同不好,重火器未起到应有作用,多掉在部队后边;战场观察搜索不严,致我部队进到火网距离下遭敌火杀伤很大。
二、在战斗动作上:
利用地形地物不好及队形密集,增大了伤亡;不会保存体力,以备用于最紧张的冲锋阶段,而一开始就跑步前进,故冲锋时喘不过气来;不肃静、不沉着;冲锋后或剧烈运动后,有的不知向自己的指挥员靠拢,以便观察指挥信号,有的不知向前看齐跟上去。
三、在战术上:
重火器拆卸、运动、选择及进入阵地慢,动作表现不熟练;射击纪律不严,浪费弹药。
光看这些文字,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135师是吃了败仗呢。
那时人们文化水平比较低,更兼时间宝贵,难得在文字上反复斟酌。像40军那篇《作战检讨》,有错别字,一些文字也不规范,连标点符号也沒有,部队番号一会儿用东北野战军的,一会儿又用第四野战军的,可他们对自身的缺点、弱点、错误的认识,绝对是真诚的、深刻的。
他们当然认真总结经验,但更看重教训,因为他们不想重复错误。那时有句话叫做“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敢于对上级说“不”】
特别能战斗的共产党人,特别喜欢给自己挑毛病,也特别善于给自己挑毛病,还善于对上级说“不”。
1948年12月中旬,平津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7纵司令员邓华,受命指挥2纵、7纵、9纵攻占塘沽、大沽,切断敌人的海上逃路。
一条通往塘沽的铁路,并行一条狭窄的土路,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盐田和寸草不生的盐滩,几幢盐工的红砖房子在地平线上微微凸起着。难题不在于敌人纵深如何层层设防,也不在于“重庆号”等舰只可从海上支援敌人作战,而是那些铁路、公路上根本展不开部队,只能从盐田、盐滩上发起攻击。地域平坦不怕,可以挖交通壕,“东北虎”对此已是轻车熟路,但对于蓄满海水的盐田和涨潮时一片汪洋的盐滩,另当别论。即便表面干爽之地,两锹下去,苦咸的海水就冒出来了。有的勉强挖出半人多深,第二天又塌成了一条烂泥沟。在前线看地形的邓华,两件呢子衣服加上毛衣、衬衣,仍感寒风刺骨,官兵们一身泥水,如何作战?
23日至24日,7纵两个师加9纵一个团攻击大沽受阻,伤亡惨重。邓华当即下令停止攻击,致电林彪,在报告了塘沽地形和进攻受阻的情况后说:
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据我们估计,塘沽为敌人唯一退路,故不打而跑的可能性较小(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就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
邓华虽未明确建议改打天津,但意思已比较明白。 而在11日、21日两天,毛泽东两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说明攻占塘沽的重要性:
“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
当时,邓华不可能看到这些电报,但从“林罗刘”发来的一封封电报中理解毛泽东的战役构想、意图,对于邓华这样身经百战的将军却是很容易的。“秤砣虽小压千斤”。堵截海口,全歼华北之敌,塘沽原本是平津战役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撑点。在新保安被攻克,张家口亦指日可下后,塘沽的分量和地位就愈显突出了——在这种形势下,邓华却作出新的判断,建议改变攻打计划?
这可不是邓华第一次对上级说“不”了。
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战前邓华认为仅有两个纵队攻城,兵力不够,致电林彪,建议再增加一个纵队,实在不行,两个师也可以。林彪未置可否,只增调6纵17师。激战两星期,两个纵队伤亡惨重,有的简直快打残了,才把6纵另两个师调来参战,形成“添油战术”。
邓华还曾建议推迟攻击时间,未获同意。
打了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已经控制3/4的市区。国共双方皆伤亡惨重。守敌71军的军直属队都打光了,军长陈明仁把卫队都派上去了,手枪放到桌上,一旦解放军攻进地下室就自杀。关键时刻,杜聿明援军赶到。林彪无奈,只好下令撤出四平。
战后总结,林彪和刘亚楼讲了两点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明,守军有3万多人,却判断为不到两万人,攻城兵力显然不足;二是打急了,有的部队没看地形就发起攻击,违背了“四快一慢”中“慢”的原则……
却说这次林彪看到邓华的报告后,明白了两沽的复杂形势,立即向军委建议“放弃攻击两沽计划”。毛泽东接到林彪的电报,一看就明白地图与实地往往不同,有时靠地图指挥、决策是行不通的。尽管此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在12月29日23时给林彪、刘亚楼的复电中,毛仍然痛痛快快地写道:
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那一时期的共产党人不怕暴露缺点】
1936年红军东征结束回到陕北,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进行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双方正在争论,毛泽东过来了。大家继续发言、辩论,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副师长韩先楚,照样说好、说不好,全无顾忌。毛泽东面带笑意,跟大家坐在一起,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笔,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未见摇头。
解放战争,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打完一仗,无论打好、没打好,只要条件允许,从纵队(军)到师、团、营、连、排、班,都要开战评会,给自己挑毛病。如果是上级的问题,领导指挥有误,那就更得说明白,“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呀。
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军人,失去那么多战友,随时可能投入战斗,又要流血牺牲,什么都敢讲,只求打胜仗、少流血。3纵7师21团副政委雷致祥,人称“伙夫司机”,当面给师领导提意见,说某某是“摆到桌面上的英雄主义”,某某是“隐蔽的英雄主义”,某某是“没有主见的尾巴”,然后一一以事实说明。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生活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那一时期的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什么都不怕。他们敢于给自己挑刺,敢于对上级说“不”。他们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他们也实在没有什么拿不到台面上的东西。
1949年7月上旬,第四野战军发起宜沙战役、湘赣战役,两役歼敌两万,解放湖北、湖南、江西36个县市。战后,各军却纷纷进行“检讨”。
下面的内容,来自9月5日40军党委给“兵团党委并前委”的一篇“作战检讨”(标点系本文作者所加):
(甲)南下中道路有限,我们部队拥挤(通城到长寿街只有一条路),由北往南多半是翻山越岭,又是森林地带,敌人正利用此种有利地形逐次抵抗,迟阻我军前进……
(乙)我们本身对山地作战思想认识不足,不敢实行大胆迂回包围的一点两面战术。对山地防御敌人,初期是尖刀式攻击……进攻九岭打的是笨仗,自己消耗不少,俘敌只有一十余人,且增加部队疲劳,前进受阻。这是说明当时对敌人特点没有摸到,地形没有很好调查研究……
(丙)过去在东北较长时间平原作战,到山地后因地形复杂,顾虑大。尤其担任迂回的部队,遇到小情况容易形成分兵,结果突击力量减少……
(丁)下层比较普遍存在轻敌麻痹,对警戒工事不注意。此次二七团由丫江桥向攸县前进中,有一个连不侦察搜索,遭敌突然袭击,伤亡三十余人,死者连枪口帽都未取下。对桂系作战,如不注意搜索侦察,还会吃亏。
接下来还有“可以消灭的敌人而没有消灭的基本检讨”等内容。
如果说40军在湘赣战役中有些战斗没有打好,“理应”深刻“检讨”,那么再看看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把桂系主力打得落花流水的衡宝战役,立下大功的45军135师,战后是怎么“检讨”的:
一、在战术指挥上:
部队过于分散;三种情况下的三种打法运用不够;连排干部指挥不熟练;火器与火力协同不好,重火器未起到应有作用,多掉在部队后边;战场观察搜索不严,致我部队进到火网距离下遭敌火杀伤很大。
二、在战斗动作上:
利用地形地物不好及队形密集,增大了伤亡;不会保存体力,以备用于最紧张的冲锋阶段,而一开始就跑步前进,故冲锋时喘不过气来;不肃静、不沉着;冲锋后或剧烈运动后,有的不知向自己的指挥员靠拢,以便观察指挥信号,有的不知向前看齐跟上去。
三、在战术上:
重火器拆卸、运动、选择及进入阵地慢,动作表现不熟练;射击纪律不严,浪费弹药。
光看这些文字,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135师是吃了败仗呢。
那时人们文化水平比较低,更兼时间宝贵,难得在文字上反复斟酌。像40军那篇《作战检讨》,有错别字,一些文字也不规范,连标点符号也沒有,部队番号一会儿用东北野战军的,一会儿又用第四野战军的,可他们对自身的缺点、弱点、错误的认识,绝对是真诚的、深刻的。
他们当然认真总结经验,但更看重教训,因为他们不想重复错误。那时有句话叫做“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敢于对上级说“不”】
特别能战斗的共产党人,特别喜欢给自己挑毛病,也特别善于给自己挑毛病,还善于对上级说“不”。
1948年12月中旬,平津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7纵司令员邓华,受命指挥2纵、7纵、9纵攻占塘沽、大沽,切断敌人的海上逃路。
一条通往塘沽的铁路,并行一条狭窄的土路,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盐田和寸草不生的盐滩,几幢盐工的红砖房子在地平线上微微凸起着。难题不在于敌人纵深如何层层设防,也不在于“重庆号”等舰只可从海上支援敌人作战,而是那些铁路、公路上根本展不开部队,只能从盐田、盐滩上发起攻击。地域平坦不怕,可以挖交通壕,“东北虎”对此已是轻车熟路,但对于蓄满海水的盐田和涨潮时一片汪洋的盐滩,另当别论。即便表面干爽之地,两锹下去,苦咸的海水就冒出来了。有的勉强挖出半人多深,第二天又塌成了一条烂泥沟。在前线看地形的邓华,两件呢子衣服加上毛衣、衬衣,仍感寒风刺骨,官兵们一身泥水,如何作战?
23日至24日,7纵两个师加9纵一个团攻击大沽受阻,伤亡惨重。邓华当即下令停止攻击,致电林彪,在报告了塘沽地形和进攻受阻的情况后说:
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据我们估计,塘沽为敌人唯一退路,故不打而跑的可能性较小(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就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
邓华虽未明确建议改打天津,但意思已比较明白。 而在11日、21日两天,毛泽东两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说明攻占塘沽的重要性:
“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
当时,邓华不可能看到这些电报,但从“林罗刘”发来的一封封电报中理解毛泽东的战役构想、意图,对于邓华这样身经百战的将军却是很容易的。“秤砣虽小压千斤”。堵截海口,全歼华北之敌,塘沽原本是平津战役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撑点。在新保安被攻克,张家口亦指日可下后,塘沽的分量和地位就愈显突出了——在这种形势下,邓华却作出新的判断,建议改变攻打计划?
这可不是邓华第一次对上级说“不”了。
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战前邓华认为仅有两个纵队攻城,兵力不够,致电林彪,建议再增加一个纵队,实在不行,两个师也可以。林彪未置可否,只增调6纵17师。激战两星期,两个纵队伤亡惨重,有的简直快打残了,才把6纵另两个师调来参战,形成“添油战术”。
邓华还曾建议推迟攻击时间,未获同意。
打了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已经控制3/4的市区。国共双方皆伤亡惨重。守敌71军的军直属队都打光了,军长陈明仁把卫队都派上去了,手枪放到桌上,一旦解放军攻进地下室就自杀。关键时刻,杜聿明援军赶到。林彪无奈,只好下令撤出四平。
战后总结,林彪和刘亚楼讲了两点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明,守军有3万多人,却判断为不到两万人,攻城兵力显然不足;二是打急了,有的部队没看地形就发起攻击,违背了“四快一慢”中“慢”的原则……
却说这次林彪看到邓华的报告后,明白了两沽的复杂形势,立即向军委建议“放弃攻击两沽计划”。毛泽东接到林彪的电报,一看就明白地图与实地往往不同,有时靠地图指挥、决策是行不通的。尽管此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在12月29日23时给林彪、刘亚楼的复电中,毛仍然痛痛快快地写道:
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那一时期的共产党人不怕暴露缺点】
1936年红军东征结束回到陕北,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进行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双方正在争论,毛泽东过来了。大家继续发言、辩论,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副师长韩先楚,照样说好、说不好,全无顾忌。毛泽东面带笑意,跟大家坐在一起,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笔,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未见摇头。
解放战争,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打完一仗,无论打好、没打好,只要条件允许,从纵队(军)到师、团、营、连、排、班,都要开战评会,给自己挑毛病。如果是上级的问题,领导指挥有误,那就更得说明白,“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呀。
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军人,失去那么多战友,随时可能投入战斗,又要流血牺牲,什么都敢讲,只求打胜仗、少流血。3纵7师21团副政委雷致祥,人称“伙夫司机”,当面给师领导提意见,说某某是“摆到桌面上的英雄主义”,某某是“隐蔽的英雄主义”,某某是“没有主见的尾巴”,然后一一以事实说明。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生活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那一时期的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什么都不怕。他们敢于给自己挑刺,敢于对上级说“不”。他们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他们也实在没有什么拿不到台面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