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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中的特殊群体。作为古代文人心目中不为俗羁的精神标杆，他们追求个性自适，在归居山林的隐逸生活中养神修道。正是因为高士不同凡响的声誉地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该群体的文学表述颇为丰富。其内容一方面显现出高士不同的个性与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对该群体所共有的精神思想与行为模式的关注，而这一点正是明清瓷绘高士图像的理论来源。明清瓷绘将高士人物的集体属性与行、思模式以图像的方式进行展现，使士人阶层的观念广泛传达于社会，达到宣传与教化的目的。
关键词：高士；士人文学；瓷绘；图像；模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中，有一群选择隐居生活的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游心物外，不屑时务，守静卫门，志道日新”，以全性自适为人生取舍的首要前提，这就是古代士人中的“高士”群体。所谓高士即高尚其志，隐而不仕之士。
从现存的文本资料来看，有关高士的记载和讨论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在西晋以后的历朝各代中，一些重要的史书都专设了隐逸士人之列传，通过对其言行的记录来表彰遁世者的德行，从而达到奖尚风俗、扬清激浊的目的，如《高士传》、《晋书？隐逸列传》等等。此外，在包括高士在内的文人群体所留下的诗文著作中，文章寄寓的隐逸思想不仅是史传人物记录的深入补充，同时也是后世研究高士风貌和隐逸精神的重要文本，为历代诗文著述不可忽视的主题。
可以肯定的是，高士文学的存在与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历史对隐逸文化的推崇和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高士群体在一般文人士大夫中超乎寻常的地位和声誉。当然，高士以及隐逸文化造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士人阶层及其文化领域，而且还关涉到了中国古代多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明清时期的瓷绘艺术便在此范围之内。关于这一问题，士人文学以及明清瓷绘中的一些共有题材可为证明：如描绘隐士行踪的“携琴访友”、“山涧行吟”，讲述历史名士故事的“竹林七贤”、“林和靖爱鹤”等等。此外，在明清瓷绘艺术中，无论是对高士活动场景的描绘、形态动作的勾勒、思想风貌的表现，还是对艺术风格与画意的营造，诸如此类都可以在以往的士人文学作品中找到其宗源。士人文学中的文字论述一方面可以说是以高士为题材的视觉图像的理论来源；另一方面，这些文学作品所树立的高士形象在瓷绘领域有着不可忽略的话语权和制约力，是明清瓷绘在形式表现和意境营造方面的理念与绘制指导。因而，对于士人文学和明清瓷绘中高士形象的研究首先需要溯本清源，从文学作品中找到古代士人心目中理想的高士形象。
中国历代史传对于高士的评论内容颇丰，大多围绕人物的身世、学识、品德、言行事迹、性情、才艺等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如果我们对这些文学作品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书中引入的对话、行动、才艺喜好、故事传说等等都具有典型性和类型化特征。“闲静寡欲”、“立操清修”、“好学乐道”、“布衣蔬食”、“躬耕弹琴”之类的常见词句和相关内容在传记文学中频繁出现，并被多次安插于不同的人物描述。从这一现象可以得知：不同高士之间虽有大量相异之处，但作者仍为这一群体的言行、品德甚至兴趣爱好建构了范式，树立了高士之事、之居、之行、之才、之德等若干模式。
对于明清瓷绘的研究者来说，无论是带有特殊旨趣的物像元素，还是士人所规划的理想之“物境”、他们在文作中所描绘出的各类情境，士人文学作品对于高士的表现都是他们十分熟悉的，因为这些也正是明清瓷绘的经典“母题”。这种在士人文学中用特定物件为高士组构标准化、类型化空间的做法反映在瓷绘领域则表现如下：工匠们仅仅遵循了士人文学中模式化的表现手段，描绘出形态相似且特征模糊的文人高士。在这里，环境和人物身份的成功说明必须通过能够代表文人性格的标志性的物像符号（如士人文学中的浊酒、琴书、菊花等），以充满暗示性的方式绘制出一个能够反映文人雅士审美趣味的闲雅空间。
因为高士群体在性情、言行以及精神思想等方面的相似性，在士人文学中，高士的行为活动同样具有模式化的特征，发展出集中了该群体各种分散性特征的“母题”（如游山泽、观鸟鱼、琴诗自乐、躬耕自读、弹咏以娱等）。这些母题在数目与内容上虽然有限，但从明清瓷绘对高士图像的表现来看，它们都具备着扩充和润饰的巨大潜力。在瓷绘图像中，我们既能从无名高士或赋诗饮酒、或远眺遥想的单个母题中体会到怡然忘世之情，又能欣赏到此类“母题”集中与扩展后的综合性图像和文人意趣。在描绘弄琴品茗、吟诗赏画的系列活动中，众隐士高贤的活动场所无非是月下、山野、林中、松间、水边、亭阁等等从简至繁的程式化组合，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单个的的母题图案经作者的选择、安排与修饰，以无限可能的构图和画面形式灵活地适应造型迥异且大小有别的展示区域，形成一个统一连贯的图像装饰程序和构图模式。
综上所述，从中国古代的士人文学作品来看，该群体虽同在追求一种坦然闲适的生命情态以及适性自得的人生境界，但各人内在的隐逸思想和外在行为仍有相异，各人之间不同的心志追求才是士人文学的重心所在。因而，这些传统文人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同时表现出概括化与个性化的特征。就明清瓷绘高士图像而言，士人文学中的高士精神和行为描述虽然是此类图像的绘制和意境的理论来源以及指导者，但画面中有关高士的形态动作与活动场景只是士人文学中具有模式化特征的各种“母题”的组合，文学作品对于高士不同心性、行为的描述在这里完全不见。面对明清时期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需求，工匠们必须以一种去个性化的绘制手法和构图模式对该群体进行快速勾勒。作为结果，观众只能依靠具有标志性特征、且能代表高士性格的各种“母题”实现人物的辨别，高士人物的集体属性与行、思模式均以特殊的图像符号进行展现。通过这种方式，士人阶层的观念可以广泛传达于社会，最终达到奖尚风俗、厉浊激贪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英）柯律格.黄晓娟译.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英）巫鸿.梅玫.肖铁.施杰等译.时空中的美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屋，2010
[3]（德）雷德候.张总等译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屋，2005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关键词：高士；士人文学；瓷绘；图像；模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中，有一群选择隐居生活的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游心物外，不屑时务，守静卫门，志道日新”，以全性自适为人生取舍的首要前提，这就是古代士人中的“高士”群体。所谓高士即高尚其志，隐而不仕之士。
从现存的文本资料来看，有关高士的记载和讨论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在西晋以后的历朝各代中，一些重要的史书都专设了隐逸士人之列传，通过对其言行的记录来表彰遁世者的德行，从而达到奖尚风俗、扬清激浊的目的，如《高士传》、《晋书？隐逸列传》等等。此外，在包括高士在内的文人群体所留下的诗文著作中，文章寄寓的隐逸思想不仅是史传人物记录的深入补充，同时也是后世研究高士风貌和隐逸精神的重要文本，为历代诗文著述不可忽视的主题。
可以肯定的是，高士文学的存在与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历史对隐逸文化的推崇和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高士群体在一般文人士大夫中超乎寻常的地位和声誉。当然，高士以及隐逸文化造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士人阶层及其文化领域，而且还关涉到了中国古代多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明清时期的瓷绘艺术便在此范围之内。关于这一问题，士人文学以及明清瓷绘中的一些共有题材可为证明：如描绘隐士行踪的“携琴访友”、“山涧行吟”，讲述历史名士故事的“竹林七贤”、“林和靖爱鹤”等等。此外，在明清瓷绘艺术中，无论是对高士活动场景的描绘、形态动作的勾勒、思想风貌的表现，还是对艺术风格与画意的营造，诸如此类都可以在以往的士人文学作品中找到其宗源。士人文学中的文字论述一方面可以说是以高士为题材的视觉图像的理论来源；另一方面，这些文学作品所树立的高士形象在瓷绘领域有着不可忽略的话语权和制约力，是明清瓷绘在形式表现和意境营造方面的理念与绘制指导。因而，对于士人文学和明清瓷绘中高士形象的研究首先需要溯本清源，从文学作品中找到古代士人心目中理想的高士形象。
中国历代史传对于高士的评论内容颇丰，大多围绕人物的身世、学识、品德、言行事迹、性情、才艺等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如果我们对这些文学作品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书中引入的对话、行动、才艺喜好、故事传说等等都具有典型性和类型化特征。“闲静寡欲”、“立操清修”、“好学乐道”、“布衣蔬食”、“躬耕弹琴”之类的常见词句和相关内容在传记文学中频繁出现，并被多次安插于不同的人物描述。从这一现象可以得知：不同高士之间虽有大量相异之处，但作者仍为这一群体的言行、品德甚至兴趣爱好建构了范式，树立了高士之事、之居、之行、之才、之德等若干模式。
对于明清瓷绘的研究者来说，无论是带有特殊旨趣的物像元素，还是士人所规划的理想之“物境”、他们在文作中所描绘出的各类情境，士人文学作品对于高士的表现都是他们十分熟悉的，因为这些也正是明清瓷绘的经典“母题”。这种在士人文学中用特定物件为高士组构标准化、类型化空间的做法反映在瓷绘领域则表现如下：工匠们仅仅遵循了士人文学中模式化的表现手段，描绘出形态相似且特征模糊的文人高士。在这里，环境和人物身份的成功说明必须通过能够代表文人性格的标志性的物像符号（如士人文学中的浊酒、琴书、菊花等），以充满暗示性的方式绘制出一个能够反映文人雅士审美趣味的闲雅空间。
因为高士群体在性情、言行以及精神思想等方面的相似性，在士人文学中，高士的行为活动同样具有模式化的特征，发展出集中了该群体各种分散性特征的“母题”（如游山泽、观鸟鱼、琴诗自乐、躬耕自读、弹咏以娱等）。这些母题在数目与内容上虽然有限，但从明清瓷绘对高士图像的表现来看，它们都具备着扩充和润饰的巨大潜力。在瓷绘图像中，我们既能从无名高士或赋诗饮酒、或远眺遥想的单个母题中体会到怡然忘世之情，又能欣赏到此类“母题”集中与扩展后的综合性图像和文人意趣。在描绘弄琴品茗、吟诗赏画的系列活动中，众隐士高贤的活动场所无非是月下、山野、林中、松间、水边、亭阁等等从简至繁的程式化组合，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单个的的母题图案经作者的选择、安排与修饰，以无限可能的构图和画面形式灵活地适应造型迥异且大小有别的展示区域，形成一个统一连贯的图像装饰程序和构图模式。
综上所述，从中国古代的士人文学作品来看，该群体虽同在追求一种坦然闲适的生命情态以及适性自得的人生境界，但各人内在的隐逸思想和外在行为仍有相异，各人之间不同的心志追求才是士人文学的重心所在。因而，这些传统文人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同时表现出概括化与个性化的特征。就明清瓷绘高士图像而言，士人文学中的高士精神和行为描述虽然是此类图像的绘制和意境的理论来源以及指导者，但画面中有关高士的形态动作与活动场景只是士人文学中具有模式化特征的各种“母题”的组合，文学作品对于高士不同心性、行为的描述在这里完全不见。面对明清时期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需求，工匠们必须以一种去个性化的绘制手法和构图模式对该群体进行快速勾勒。作为结果，观众只能依靠具有标志性特征、且能代表高士性格的各种“母题”实现人物的辨别，高士人物的集体属性与行、思模式均以特殊的图像符号进行展现。通过这种方式，士人阶层的观念可以广泛传达于社会，最终达到奖尚风俗、厉浊激贪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英）柯律格.黄晓娟译.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英）巫鸿.梅玫.肖铁.施杰等译.时空中的美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屋，2010
[3]（德）雷德候.张总等译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屋，2005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