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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重症监护室原本就是一个险情不断的急救场所。丁文惠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经历着这千钧—发的时刻，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有效地利用分分秒秒来挽救患者的生命，是医生神圣的职责。
30年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内科主任丁文惠教授，以开朗、豁达、坚韧的品格，践行着一个医者的职责，也体味着其中的酸甜苦辣。
除了吃放射线就是吃方便面
丁文惠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系，上世纪70年代后期，她在北大医院大内科做住院医生、总住院医生，一干10年，反复在呼吸、消化、肾脏、心血管、内分泌、急诊等病房工作。
1987年丁文惠转入了心血管专业工作，从事心血管临床、介入检查和治疗工作。彼时正值心血管内科介入检查治疗技术、药物治疗学在我国的起步发展阶段，丁文惠最早参与并掌握了一系列先进技术。
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就是一例。“当时在朱国英教授的带领下，我们与国外介入学领域专家合作，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冠心病的介入治疗，那时科里医生少，工作压力很大，中午经常没有时间吃饭，除了吃放射线就是吃方便面。”
丁教授的幽默让人很难体会到当时的艰辛。由于设备和防护条件简陋以及个体对放射线的敏感，丁教授在近4年的介入治疗工作中，血小板水平—直处于4万～5万之间。于是她背着家人服药治疗坚持开展这项工作。直到医生人数的增加，她才逐渐退出了介人检查和治疗工作。她说：“如果我不做，就会影响此项工作的开展和进程。”
当时国内的专业技术还不成熟，医生们工作得非常辛苦。在担任主治医师的10年间，有2／3的时间她负责心内科重症监护室的急救工作，包括院内院外监护病人所有的抢救，还要兼为心外科及儿科患者完成心导管检查工作，其劳动强度和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1990年，在美国HOPE基金会的资助下，丁文惠被选送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学习心血管内科危重症救治。“在美国的冠心病监护室，学到了先进的救治技术和管理理念。”回国后，丁文惠引入了国外冠心病监护室建设和管理的新理念，对专业护理技能进行培训，并实行了护理责任制。
重症监护室：险情不断的急救场所
突发性心肌梗死在40分钟内就能置患者于死地。
“病人的生命有时就决定于医生的眨眼之间，稍一迟疑，或许就错过了病人起死回生的黄金一刻。这要求一线的医生不仅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职业责任心，还要具备精湛的医术，毫不迟疑地在瞬间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决定。我在急诊科工作过十几年，对此有深切的感触。”
心内重症监护室原本就是一个险情不断的急救场所。“病人病情危重、变化快，无论白天黑夜，也无论工作日节假日，只要监护室的病人发生病情变化，就会立刻被一个电话叫去处理病情，抢救病人，无论你是吃着饭还是睡着觉。”
从医的30年里，加班就是丁文惠的“日常工作”，在她的手下救活过无以计数的患者。在她的随访门诊，有一大批她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病人，都亲切地称她为“救命恩人”。
据丁教授介绍，中国每年有i00多万人死于心肌梗死，并以10％～15％的数量上升。而且心肌细胞坏死后永远不可再生，不可替代。解决这一难题，是全世界心内科医生共同努力的方向。
大内科主任
2000年，丁文惠教授开始担任大内科主任职务。
担任大内科主任工作后，丁文惠教授回忆起自己入行时在呼吸、消化、心血管、内分泌、急诊等各科室工作的经历，感觉受益匪浅，“无论是心血管内科还是呼吸内科、消化内科，总之还是一个大内科医生，内科基础好，思路才宽阔。”
10年间，她和她的团队在新的医学模式下制定了大内科职能，包括以医疗安全与质量管理为核心实现医疗协调、监督和保障；建立了多个层面的联合教学体系，为多学科提供了交流平台，包括每周两次进修课程、每周一次病房住院总医师或主治医师的小讲课、三级学科专业学习、每两周一次大内科巡诊等。这些学术活动为不同年资医师的培训创造了优良条件，拓宽了内科医师的诊疗思路，提高了诊疗水平。
2007年北大医院大内科建立了风湿免疫亚科，从引进学科带头人到科室的建设，丁主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和大内科两位副主任一起完善、更新了内科的规章制度，包括查房制度、病房教学制度、病历检查制度、联合会诊制度等。支持完善了三级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使得大内科多学科实现了高效合作，加强了对危重及复杂病例的抢救措施，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丁文惠教授非常重视对住院医师的培训和交流。2005年北大医院大内科以优异的成绩首批获准为北京市专科医师培训基地，迄今已接受了5批培训医师。大内科和香港玛丽医院每年共同举办内科学论坛，研讨内科疑难复杂病例，进行学术交流。
为病人解决病痛是我最大的愿望
丁文惠主任总结在北大医院工作30多年的体会说：“一个人来世上转一圈，总要对社会做点什么。我不是思想境界崇高，而是真正感觉为病人解决病痛是我最大的愿望。让我满足，特别有成就感。”
丁文惠教授的丈夫供职于外交部，十几年驻外工作，丁文惠便在国内独自带太孩子，照顾老人。她抽时间探望年迈的婆婆，料理家务，尽责尽孝，而唯一感到愧对的是自己的女儿。因为她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工作上，几乎没有时间辅导孩子功課，更谈不上对女儿的照料。女儿上幼儿园、小学期间，丁大夫抱着孩子、带着孩子来加班是常有的事。早年家里没有安装电话的时候，只要门铃一响她就放下手里的家务奔赴监护病房。经常深更半夜去医院抢救别人，次日凌晨回到家，再给女儿做早饭，送女儿去上学。
后来搬到医院家属区，她几乎是长期生活在监护室里，工作对她来说就是生活的主要内容。无论什么时间，只要重症监护室来了三度房导阻滞的病人，丁主任必到急救现场。
紧张、专注、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全身心付出，换取患者生命，说起来神圣，但其中的甘苦、艰辛、磨砺和随时可能遭遇患者与家属质疑的委屈，是难以名状的。丁大夫也发牢骚，吐露心中的不陕，却依然—如既往，像上了发条的时钟，不停地勇往直前。
有效地利用分分秒秒来挽救患者的生命，是医生神圣的职责。
30年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内科主任丁文惠教授，以开朗、豁达、坚韧的品格，践行着一个医者的职责，也体味着其中的酸甜苦辣。
除了吃放射线就是吃方便面
丁文惠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系，上世纪70年代后期，她在北大医院大内科做住院医生、总住院医生，一干10年，反复在呼吸、消化、肾脏、心血管、内分泌、急诊等病房工作。
1987年丁文惠转入了心血管专业工作，从事心血管临床、介入检查和治疗工作。彼时正值心血管内科介入检查治疗技术、药物治疗学在我国的起步发展阶段，丁文惠最早参与并掌握了一系列先进技术。
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就是一例。“当时在朱国英教授的带领下，我们与国外介入学领域专家合作，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冠心病的介入治疗，那时科里医生少，工作压力很大，中午经常没有时间吃饭，除了吃放射线就是吃方便面。”
丁教授的幽默让人很难体会到当时的艰辛。由于设备和防护条件简陋以及个体对放射线的敏感，丁教授在近4年的介入治疗工作中，血小板水平—直处于4万～5万之间。于是她背着家人服药治疗坚持开展这项工作。直到医生人数的增加，她才逐渐退出了介人检查和治疗工作。她说：“如果我不做，就会影响此项工作的开展和进程。”
当时国内的专业技术还不成熟，医生们工作得非常辛苦。在担任主治医师的10年间，有2／3的时间她负责心内科重症监护室的急救工作，包括院内院外监护病人所有的抢救，还要兼为心外科及儿科患者完成心导管检查工作，其劳动强度和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1990年，在美国HOPE基金会的资助下，丁文惠被选送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学习心血管内科危重症救治。“在美国的冠心病监护室，学到了先进的救治技术和管理理念。”回国后，丁文惠引入了国外冠心病监护室建设和管理的新理念，对专业护理技能进行培训，并实行了护理责任制。
重症监护室：险情不断的急救场所
突发性心肌梗死在40分钟内就能置患者于死地。
“病人的生命有时就决定于医生的眨眼之间，稍一迟疑，或许就错过了病人起死回生的黄金一刻。这要求一线的医生不仅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职业责任心，还要具备精湛的医术，毫不迟疑地在瞬间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决定。我在急诊科工作过十几年，对此有深切的感触。”
心内重症监护室原本就是一个险情不断的急救场所。“病人病情危重、变化快，无论白天黑夜，也无论工作日节假日，只要监护室的病人发生病情变化，就会立刻被一个电话叫去处理病情，抢救病人，无论你是吃着饭还是睡着觉。”
从医的30年里，加班就是丁文惠的“日常工作”，在她的手下救活过无以计数的患者。在她的随访门诊，有一大批她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病人，都亲切地称她为“救命恩人”。
据丁教授介绍，中国每年有i00多万人死于心肌梗死，并以10％～15％的数量上升。而且心肌细胞坏死后永远不可再生，不可替代。解决这一难题，是全世界心内科医生共同努力的方向。
大内科主任
2000年，丁文惠教授开始担任大内科主任职务。
担任大内科主任工作后，丁文惠教授回忆起自己入行时在呼吸、消化、心血管、内分泌、急诊等各科室工作的经历，感觉受益匪浅，“无论是心血管内科还是呼吸内科、消化内科，总之还是一个大内科医生，内科基础好，思路才宽阔。”
10年间，她和她的团队在新的医学模式下制定了大内科职能，包括以医疗安全与质量管理为核心实现医疗协调、监督和保障；建立了多个层面的联合教学体系，为多学科提供了交流平台，包括每周两次进修课程、每周一次病房住院总医师或主治医师的小讲课、三级学科专业学习、每两周一次大内科巡诊等。这些学术活动为不同年资医师的培训创造了优良条件，拓宽了内科医师的诊疗思路，提高了诊疗水平。
2007年北大医院大内科建立了风湿免疫亚科，从引进学科带头人到科室的建设，丁主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和大内科两位副主任一起完善、更新了内科的规章制度，包括查房制度、病房教学制度、病历检查制度、联合会诊制度等。支持完善了三级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使得大内科多学科实现了高效合作，加强了对危重及复杂病例的抢救措施，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丁文惠教授非常重视对住院医师的培训和交流。2005年北大医院大内科以优异的成绩首批获准为北京市专科医师培训基地，迄今已接受了5批培训医师。大内科和香港玛丽医院每年共同举办内科学论坛，研讨内科疑难复杂病例，进行学术交流。
为病人解决病痛是我最大的愿望
丁文惠主任总结在北大医院工作30多年的体会说：“一个人来世上转一圈，总要对社会做点什么。我不是思想境界崇高，而是真正感觉为病人解决病痛是我最大的愿望。让我满足，特别有成就感。”
丁文惠教授的丈夫供职于外交部，十几年驻外工作，丁文惠便在国内独自带太孩子，照顾老人。她抽时间探望年迈的婆婆，料理家务，尽责尽孝，而唯一感到愧对的是自己的女儿。因为她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工作上，几乎没有时间辅导孩子功課，更谈不上对女儿的照料。女儿上幼儿园、小学期间，丁大夫抱着孩子、带着孩子来加班是常有的事。早年家里没有安装电话的时候，只要门铃一响她就放下手里的家务奔赴监护病房。经常深更半夜去医院抢救别人，次日凌晨回到家，再给女儿做早饭，送女儿去上学。
后来搬到医院家属区，她几乎是长期生活在监护室里，工作对她来说就是生活的主要内容。无论什么时间，只要重症监护室来了三度房导阻滞的病人，丁主任必到急救现场。
紧张、专注、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全身心付出，换取患者生命，说起来神圣，但其中的甘苦、艰辛、磨砺和随时可能遭遇患者与家属质疑的委屈，是难以名状的。丁大夫也发牢骚，吐露心中的不陕，却依然—如既往，像上了发条的时钟，不停地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