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中，校园暴力似乎一直如毒瘤般地存在，近年更是因为信息传播途径的增多而甚嚣尘上。欺负者通过肢体、语言等多种形式故意地、频繁持续地向受害者施暴，除了对受害者造成直接的身体伤害，对其心理也有极大的摧毁力。受害者会产生恐慌、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并且由于其价值体系尚在塑造过程当中，极易发生认知失调，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识，进而无法与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萌生厌学甚至轻生的念头。为此，研究者们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校园暴力。
　　潜在的深层危害
　　受害者在遭受校园暴力时，由于感知到了威胁性压力，便会进入应激状态，启动体内的应激反应系统，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表现为短时间内分泌的皮质醇迅速增多，脱离应激状态后皮质醇又恢复到基线水平。孔艳红和陈光辉在《儿童受欺负与急性社会应激中应激反应的关系》一文中以四到五年级的小学生为对象，对比分析了受欺负儿童组与未受欺负儿童组的HPA轴功能特点。在实验中，通过一系列的应激任务（面试演讲和心算测试），诱发两组实验对象启动体内的HPA轴，并在任务过程当中的六个特定时间点收集其唾液样本，以获得皮质醇浓度。
　　结果发现：应激任务结束后，受欺负儿童的皮质醇浓度显著高于未受欺负儿童，这证实了受欺负的经历会影响儿童HPA轴在应激环境中的反应。其实，个体不断地受到欺凌就相当于长期暴露于应激状态之中，使得HPA轴“过度劳累”而出現了功能障碍。该研究聚焦于个体生理机制，为我们揭示了校园暴力对身体的深层伤害。因此，对受害者进行心理疏导固然必要，未来也应从缓解深层生理损伤入手，降低校园暴力对受害者的杀伤力。
　　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除了对欺负者和受害者双方的直接探讨，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校园暴力中的积极因素—保护者。顾名思义，就是反对、阻止暴力行为，支持抚慰受害者的个体。任萍等人在《校园欺负中的积极参与角色：保护者》中梳理总结了保护者的个体特征和影响保护者实施保护行为的情境因素。研究显示：在保护者群体中，女性多于男性，低年级多于高年级，其自尊、同情心、责任感和社会自我效能感水平普遍较高，并且倾向于采用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有效应对策略。此外，保护者所感知到的同伴压力大小，在群体中的相对地位，对实施保护行为的风险预测等都影响着保护者是否愿意做出善举。
　　更重要的是，该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新视角，即除了聚焦于欺负者等负性角色，也可以通过分析以上因素，探讨保护行为发生的深层原因，促进更多冷漠的旁观者转为保护者，以温柔驱散校园暴力的阴霾。
　　参考文献：
　　孔艳红， 陈光辉. 儿童受欺负与急性社会应激中应激反应的关系[J]. 心理科学， 2017（3）：734-740.
　　任萍， 云运， 周艳云. 校园欺负中的积极参与角色：保护者[J].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26（1）： 98-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