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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自己为主线的纪录片《出路》，王振祥个人觉得“内容太少了，远远不够”，他的希望是能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和关注，“就像很多农村里面的学生，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就是你必须要去读书、你要不停地上学，但是上什么学？读什么书？都不知道。”
2012年9月，武汉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每集90分钟，每天一集连播三天。后来，《出路》副导演程春霖把剪辑后、片长58分钟的国际版给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看过，片子没有引起研究生们“特别强烈的反应”。这部纪录片后来成为NHK系列纪录片《为什么贫穷》的第八集。
随着道兰字幕组把这系列纪录片引进国内，奇艺、搜狐等几大视频网站先后将之推至醒目位置。《出路》记录了王振祥、王盼、万超三个年轻人的故事。万超毕业了，正在找工作。王盼高考分数太低只能读“三本”。王振祥是弘博软件教育培训的一名老师，游走于湖北各市区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宣讲和招生。太多的中国年轻人经历过片子里那些人潮汹涌的招聘会求职，他们多毕业于教学质量一般、却学费不菲的大专院校。
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上，这部纪录片的播放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一个并不新鲜的问题又一次通过纪录片被呈现在世界面前。
上台了，你就不是你了
2010年6月，王盼高考结束，得知高考分数为388分，她的母亲天生残疾，父母都在县城的砖厂打工，为填报志愿而闷闷不乐。王盼被母亲拉去宣讲会，刚好碰到了在招生的王振祥，交了一百块注册费，但无奈12000元的学费太高，不得不放弃。同一时期，万超在一次次面试、培训、租房之后，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工作。
三个人的命运在“出路”上交汇，然而拍摄者的最初设想并没有那么清楚。副导演程春霖设想过，跟拍王盼三年。当时王盼高考，弟弟中考。三年后，王盼毕业找工作，她的弟弟也面临着和姐姐当年一样的选择，这大致和现在纪录片的结构相同。“但客观上耗不起，前期的投入基本靠我自己。”
2010年6月20日，王盼高考结束。《出路》副导演程春霖到王盼家开始跟拍。王盼直接表示了不配合，总是找借口躲出去，以至于她直面镜头的机会屈指可数。
反而是她的母亲给故事增色不少。“一方面她有着中国家长对孩子的强烈期望，同时付出了许多，另外一方面她的表现力也很好，愿意谈。”程春霖说。
6月28日，王盼填报完志愿，当晚就坐上南下的火车去东莞打工，在流水线上负责组装玩具。在东莞时，王盼自己曾下定决心，就在这打工了，不回去读书了。“我从小就没什么读书的念头，高考的时候我也尽力了，大学对我来说是比较遥远的。”即便王盼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但她在查到高考分数那一天，还是和同学抱在一起哭了。
后来，程春霖在一家影视公司实习时认识了王振祥的女朋友，闲聊中无意发现了王振祥为弘博教育招生的事，就想拍招生的故事。他和王振祥商量好，以程春霖“弟弟”名义，跟拍招生当中的故事，王振祥介绍自己时，一句“插电的全会，不插电的会一半”逗乐了陈为军，确定了将其作为拍摄对象之一。“王振祥表现力很强。”程春霖说。
拍摄工作在王盼上大学和王振祥的辞职之后中止一段时间，直到申请到了NHK系列纪录片“为什么贫穷”项目后，程春霖和陈为军商量，“拍了一个体制里的人（王振祥），拍了一个进入体制的人（王盼），那从这个体制出来的人是什么想法？”后来，程春霖就在招聘会上守了十天，偶然发现了万超，万超表达不错，对镜头也不怵。
陈为军和程春霖曾有过设想，万超、王盼、王振祥三个人分别按照3：2：1的比例进行架构，“对中国观众来讲，比较容易亲近。”不过，来自西方国家的制片人和剪辑师“更关心体制，而不是情绪的共鸣”。《出路》的制片人是BBC纪录片高级编辑尼克·弗雷泽，他曾写过一个很长的反馈邮件给程春霖，称他们看重王振祥的故事，“他是体制内的人，比较有说服力，而另外一方面是他对自己的行为有忏悔。”
片子中，王振祥在讲台上宣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上台招生王振祥并不是出于本意。他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系，但是一上台宣讲，主持人就介绍说，这是武汉大学的博士、武汉大学的职业规划师、金牌讲师。曾有一次，一个学生留下来，特意问王振祥，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当时考博的经验？王振祥傻了，想把话题引开，但是对方还是追问，弄得王振祥很尴尬。现实或是比片子惨烈得多，“甚至有别的招生讲师专门来捣乱，在宣讲现场说我们虚假宣传。最后打起来了。”
2011年八九月份，王振祥就从武汉弘博软件教育学院辞职了，现在武汉葛店开发区的一家单位从事市场销售工作，每天耗费两个多小时来回往返市区。对于片中的自己，他觉得自己没有表演，因为“其实你上台了，你就不是你了，站在演讲台上，打扮得衣冠楚楚，用着不是你平常说话的声调，本来就不是我自己了”。
旧问题与新局面
对于以自己为主线的纪录片《出路》，王振祥个人觉得“内容太少了，远远不够”，他的希望是能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和关注，“就像很多农村里面的学生，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就是你必须要去读书、你要不停地上学，但是上什么学？读什么书？都不知道。”
导演陈为军觉得，这个片子承载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任何一个社会里的弱势群体，他们永远是以很自卑的心态面对生活，面对自己。不论是哪种文化背景里面的观众，看了我这样一个片子，他们能把头抬起来，看看所处的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我要改变一下周围的系统，我才有可能去改变我自己的人生。”
不管是万超这样的城市里的“蚁族”，还是王盼这样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考生”，归根结底片子探讨的还是教育制度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这已经不是新鲜话题。
“要出路只有唯一的办法，那就是国内高等教育平等发展，取消‘一本’、‘二本’这样的等级，让每个学校平等竞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在熊丙奇看来，985、211等工程都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现今民办教育之所以萎缩，是因为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唯一判断标准就是受教育者权利有无增加，所以核心问题还是政府向学校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而这么多年来，“减负减了么？去年有个主持人在《钟山说事》上做了一期节目《高考天问》，有人说很过瘾，可‘高考天问’十几年前就在问了，还过个什么瘾啊？”
国际合作模式
在纪录片导演周浩眼中，导演陈为军是“跟国外电视台合作最最广泛的一个导演”。武汉大学的张卓教授认为“有了国际合作的模式是一个好的事情，当你处于一个匮乏状态的时候，你需要给更多类型、更多的人一个共同发展的机会”。
程春霖在《出路》后期制作过程中，去过开普敦，与制片人、剪辑师等人进行合作，进行片子后期的加工。让他惊讶的是剪辑师给了他一本厚厚的BBC的规范，里面包括了制式、码流、校色、声音要达到何种标准，字母用何种字体和大小，“都有一套完整的工业规范”，片子剪辑之后，程春霖把片子拿到混音室，“我之前真不知道声音有多糟糕，那种声音让我坐不下去，完全是难堪的感觉，怎么可以这么差？”
而对中国的不同了解，也让这部中西方磨合的纪录片呈现了不同的面貌。
片尾，求职多方碰壁后的万超进入一家广告代理公司，与一起培训的新入职员工互相分享心路历程。一个男生站上台前说：“泰戈尔说过，你受过的苦将照亮你的路。我经历过这么多之后，一定会非常成功。”
而后，一个帅气的男孩子上台，“我就谈一下我最近的恋情吧，没什么大的经历，就送点牛奶啊爽歪歪之类的，但是她回去，别人给她一个钻戒，第二天跟我显摆，一个钻戒，订婚啦。（我）结不结婚？现在一无所有，一穷二白。每次都说自己年轻，刚毕业，是这样的，可以慢慢混，一步步来，我始终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借口，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我困惑，找不到方向，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平庸的失败者。”
下面，负责培训的女职员接话道：“现在女人怎么选择男人？光有爱情可以么？你要拿什么去留下你心爱的女人？你要把你自己打造成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她的家庭需要支出的时候，你能拿出一张卡，去取吧。”
最后万超也站上了台。
“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段，我们把一个人上升到一个面，所有人面对的都是一样的问题：工作、爱情、家庭，所以在武汉台的版本上，这些都是保留的。”
在国际版本中，陈为军、程春霖和制片方发生了争执，制片人按照西方人的理念认为，这种培训方式没有见过，怎么会在公司场合分享如此私密的事？找工作应该，婚姻的压力来自哪里呢？后来在国际版本中这些内容都拿掉了，只保留了万超和同学吃饭交谈的镜头。
2012年9月，武汉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每集90分钟，每天一集连播三天。后来，《出路》副导演程春霖把剪辑后、片长58分钟的国际版给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看过，片子没有引起研究生们“特别强烈的反应”。这部纪录片后来成为NHK系列纪录片《为什么贫穷》的第八集。
随着道兰字幕组把这系列纪录片引进国内，奇艺、搜狐等几大视频网站先后将之推至醒目位置。《出路》记录了王振祥、王盼、万超三个年轻人的故事。万超毕业了，正在找工作。王盼高考分数太低只能读“三本”。王振祥是弘博软件教育培训的一名老师，游走于湖北各市区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宣讲和招生。太多的中国年轻人经历过片子里那些人潮汹涌的招聘会求职，他们多毕业于教学质量一般、却学费不菲的大专院校。
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上，这部纪录片的播放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一个并不新鲜的问题又一次通过纪录片被呈现在世界面前。
上台了，你就不是你了
2010年6月，王盼高考结束，得知高考分数为388分，她的母亲天生残疾，父母都在县城的砖厂打工，为填报志愿而闷闷不乐。王盼被母亲拉去宣讲会，刚好碰到了在招生的王振祥，交了一百块注册费，但无奈12000元的学费太高，不得不放弃。同一时期，万超在一次次面试、培训、租房之后，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工作。
三个人的命运在“出路”上交汇，然而拍摄者的最初设想并没有那么清楚。副导演程春霖设想过，跟拍王盼三年。当时王盼高考，弟弟中考。三年后，王盼毕业找工作，她的弟弟也面临着和姐姐当年一样的选择，这大致和现在纪录片的结构相同。“但客观上耗不起，前期的投入基本靠我自己。”
2010年6月20日，王盼高考结束。《出路》副导演程春霖到王盼家开始跟拍。王盼直接表示了不配合，总是找借口躲出去，以至于她直面镜头的机会屈指可数。
反而是她的母亲给故事增色不少。“一方面她有着中国家长对孩子的强烈期望，同时付出了许多，另外一方面她的表现力也很好，愿意谈。”程春霖说。
6月28日，王盼填报完志愿，当晚就坐上南下的火车去东莞打工，在流水线上负责组装玩具。在东莞时，王盼自己曾下定决心，就在这打工了，不回去读书了。“我从小就没什么读书的念头，高考的时候我也尽力了，大学对我来说是比较遥远的。”即便王盼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但她在查到高考分数那一天，还是和同学抱在一起哭了。
后来，程春霖在一家影视公司实习时认识了王振祥的女朋友，闲聊中无意发现了王振祥为弘博教育招生的事，就想拍招生的故事。他和王振祥商量好，以程春霖“弟弟”名义，跟拍招生当中的故事，王振祥介绍自己时，一句“插电的全会，不插电的会一半”逗乐了陈为军，确定了将其作为拍摄对象之一。“王振祥表现力很强。”程春霖说。
拍摄工作在王盼上大学和王振祥的辞职之后中止一段时间，直到申请到了NHK系列纪录片“为什么贫穷”项目后，程春霖和陈为军商量，“拍了一个体制里的人（王振祥），拍了一个进入体制的人（王盼），那从这个体制出来的人是什么想法？”后来，程春霖就在招聘会上守了十天，偶然发现了万超，万超表达不错，对镜头也不怵。
陈为军和程春霖曾有过设想，万超、王盼、王振祥三个人分别按照3：2：1的比例进行架构，“对中国观众来讲，比较容易亲近。”不过，来自西方国家的制片人和剪辑师“更关心体制，而不是情绪的共鸣”。《出路》的制片人是BBC纪录片高级编辑尼克·弗雷泽，他曾写过一个很长的反馈邮件给程春霖，称他们看重王振祥的故事，“他是体制内的人，比较有说服力，而另外一方面是他对自己的行为有忏悔。”
片子中，王振祥在讲台上宣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上台招生王振祥并不是出于本意。他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系，但是一上台宣讲，主持人就介绍说，这是武汉大学的博士、武汉大学的职业规划师、金牌讲师。曾有一次，一个学生留下来，特意问王振祥，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当时考博的经验？王振祥傻了，想把话题引开，但是对方还是追问，弄得王振祥很尴尬。现实或是比片子惨烈得多，“甚至有别的招生讲师专门来捣乱，在宣讲现场说我们虚假宣传。最后打起来了。”
2011年八九月份，王振祥就从武汉弘博软件教育学院辞职了，现在武汉葛店开发区的一家单位从事市场销售工作，每天耗费两个多小时来回往返市区。对于片中的自己，他觉得自己没有表演，因为“其实你上台了，你就不是你了，站在演讲台上，打扮得衣冠楚楚，用着不是你平常说话的声调，本来就不是我自己了”。
旧问题与新局面
对于以自己为主线的纪录片《出路》，王振祥个人觉得“内容太少了，远远不够”，他的希望是能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和关注，“就像很多农村里面的学生，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就是你必须要去读书、你要不停地上学，但是上什么学？读什么书？都不知道。”
导演陈为军觉得，这个片子承载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任何一个社会里的弱势群体，他们永远是以很自卑的心态面对生活，面对自己。不论是哪种文化背景里面的观众，看了我这样一个片子，他们能把头抬起来，看看所处的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我要改变一下周围的系统，我才有可能去改变我自己的人生。”
不管是万超这样的城市里的“蚁族”，还是王盼这样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考生”，归根结底片子探讨的还是教育制度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这已经不是新鲜话题。
“要出路只有唯一的办法，那就是国内高等教育平等发展，取消‘一本’、‘二本’这样的等级，让每个学校平等竞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在熊丙奇看来，985、211等工程都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现今民办教育之所以萎缩，是因为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唯一判断标准就是受教育者权利有无增加，所以核心问题还是政府向学校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而这么多年来，“减负减了么？去年有个主持人在《钟山说事》上做了一期节目《高考天问》，有人说很过瘾，可‘高考天问’十几年前就在问了，还过个什么瘾啊？”
国际合作模式
在纪录片导演周浩眼中，导演陈为军是“跟国外电视台合作最最广泛的一个导演”。武汉大学的张卓教授认为“有了国际合作的模式是一个好的事情，当你处于一个匮乏状态的时候，你需要给更多类型、更多的人一个共同发展的机会”。
程春霖在《出路》后期制作过程中，去过开普敦，与制片人、剪辑师等人进行合作，进行片子后期的加工。让他惊讶的是剪辑师给了他一本厚厚的BBC的规范，里面包括了制式、码流、校色、声音要达到何种标准，字母用何种字体和大小，“都有一套完整的工业规范”，片子剪辑之后，程春霖把片子拿到混音室，“我之前真不知道声音有多糟糕，那种声音让我坐不下去，完全是难堪的感觉，怎么可以这么差？”
而对中国的不同了解，也让这部中西方磨合的纪录片呈现了不同的面貌。
片尾，求职多方碰壁后的万超进入一家广告代理公司，与一起培训的新入职员工互相分享心路历程。一个男生站上台前说：“泰戈尔说过，你受过的苦将照亮你的路。我经历过这么多之后，一定会非常成功。”
而后，一个帅气的男孩子上台，“我就谈一下我最近的恋情吧，没什么大的经历，就送点牛奶啊爽歪歪之类的，但是她回去，别人给她一个钻戒，第二天跟我显摆，一个钻戒，订婚啦。（我）结不结婚？现在一无所有，一穷二白。每次都说自己年轻，刚毕业，是这样的，可以慢慢混，一步步来，我始终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借口，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我困惑，找不到方向，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平庸的失败者。”
下面，负责培训的女职员接话道：“现在女人怎么选择男人？光有爱情可以么？你要拿什么去留下你心爱的女人？你要把你自己打造成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她的家庭需要支出的时候，你能拿出一张卡，去取吧。”
最后万超也站上了台。
“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段，我们把一个人上升到一个面，所有人面对的都是一样的问题：工作、爱情、家庭，所以在武汉台的版本上，这些都是保留的。”
在国际版本中，陈为军、程春霖和制片方发生了争执，制片人按照西方人的理念认为，这种培训方式没有见过，怎么会在公司场合分享如此私密的事？找工作应该，婚姻的压力来自哪里呢？后来在国际版本中这些内容都拿掉了，只保留了万超和同学吃饭交谈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