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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旭，女，汉族，黑龙江省木兰县人，1933年3月出生，1947年7月入伍。曾任原空降兵第15军45师医院军医、副所长、所长、副院长等职，现为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干休所离休干部。2019年2月，马旭当选为“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
今年6月底，在老家乡亲和当地领导的盛情邀请下，我和老伴回到阔别70余年的家乡黑龙江省木兰县。当我踏上家乡的土地时，美丽富裕的黑土地、父老乡亲的热情、孩子们天真的笑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十分激动。少小离家，如今白发苍苍，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最早的女伞兵
1933年3月，我出生在黑龙江省木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我们都成了亡国奴，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灰暗的日子笼罩着我的童年生活，由于父亲去世得早，靠着母亲微薄的说书收入抚养我和年幼的弟弟，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唯一的乐趣，就是在家里听母亲说大鼓书。大鼓书中的杨家将、木兰从军、岳母刺字等忠贞报国的故事感染了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从军报国的种子。
在我14岁那年，村里来了解放军。在母亲的支持下，我参加了解放军，被送到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学习。在那里，我努力学习理论知识，刻苦参加军事训练。半年后，我被分到第四野战军，成为一名野战医院的卫生员，参加了解放东北全境、解放全中国的多次战斗。新中国成立不久，由于表现突出，我作为优秀卫生员被保送到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学习深造。毕业后，被分配到15军45师医院，成为一名军医。
1961年，我军首支空降兵部队正式组建，我所在的部队整建制转成空降兵。上级来我所在单位挑人参加跳伞训练时，我第一个报了名。
跳伞训练，对于新成立的空降兵来说，风险很大，女兵跳伞更是禁区。那时的我身高只有1.53米，体重不足70斤，身体条件达不到伞兵的身体要求。但我想，我是空降兵军医，如果自己不会跳伞，战友受伤了得不到救治，那部队要我干啥呢？我认定自己必须学会跳伞。
虽然领导没有批准我参加跳伞训练，但是我并不甘心。白天一有空，我就到训练场悄悄地向教官请教。晚上回到家后，我在自家的小院里挖了一个大坑，填满沙子，用桌子、椅子搭起高台练习跳伞动作。我给自己定下计划，每天至少跳500次。
半年后，部队组织跳伞训练考核，我找到分管伞训的副师长，请求参加考核。
由于我的执着，副师长拗不过我，答应给我一次跳伞的机会，他还说：“你要比他们跳得好，就跟着练;比不过，今后就不要再提跳伞的事了。”我高兴、激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次跳伞考核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特别清楚：上千人的训练场上，我一连跳了3次，动作标准规范，一气呵成，连站在旁边的男兵都鼓起掌来。
从此，我成为新中国最早参加跳伞训练的女兵。此后20多年里，每次部队组织空中跳伞实训，我都主动参加，累计跳伞140多次，打破了多项跳伞纪录。
自己的科研成果自己试验
我的老伴颜学庸，也是45师医院的一名军医。我这一辈子潜心研究自己钟爱的医学，离不开他的理解和支持。我与老伴因部队结缘、因事业相识，我们都喜欢搞点研究，从不放过工作中的任何疑难问题。
1988年5月，我年满55岁，从师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离休时，我已是军队专业技术6级，享受副师级离休待遇，本可以安享晚年，但每当空闲在家时，我总会想起入伍时的情景。当年，想入党，组织上会考验十次八次甚至一年半载。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都不会放弃。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是党组织把我培养成一名军人，我必须为了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正是在这种初心的引领下，我和老伴商量，趁着身体还好，为人民再做一些事情。
空降兵跳伞着陆时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给官兵腰部和踝部造成伤害，如何减少官兵训练伤，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成为我和老伴离休后攻关的第一个项目。我结合跳伞的实践经验，反复试验设计，研制出一种套在脚上的充气护踝装置，下降时充气减少脚步与地面的缓冲，降落后可以迅速放掉气囊中的气体。1989年，这个装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在空降兵部队推广使用。
1995年，我们又研制出高原跳伞“供氧背心”。为了验证效果，我们自己到高原去做跳伞试验，以便有更直接的成果体验。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这一发明帮助官兵解决了空降中的缺氧难题，填补了空降兵高原跳伞供氧的一项空白。
活到老、学到老。离休后，我和老伴边学习边研究，生活充满了乐趣。2011年，为了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在老伴的支持下，我以78岁的高龄报考研究生，最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业破格录取了我。对于这次学习机会，我倍加珍惜。读研期间，只要有课程，我都会按时到教室聆听老师讲解，课后按时完成作业。经过3年学习，我的大多数学科都顺利通过考试，只有日语还没有过关。现在，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就朗读日语给老伴听，让他“监督”我学习。
离休后的30年间，我和老伴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体会文章100多篇，其中《空降兵生理病理学》《空降兵体能心理训练依据》等文章，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树高千尺不忘根
我和老伴都是离休干部，工资待遇不低，很多人都劝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该把生活过好点，别对自己太吝啬了。但我觉得，物质上不需要太多，和过去相比，我们现在已经很幸福了。只不过参军入伍后，我将全部时间用在了军事医学研究上，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现在人老了，乡愁愈发浓厚。
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更不能忘记生我养我的地方。心里一直在想，自己能为家乡做点啥？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家乡木兰县还未脱贫。于是，我联系上木兰县教育局，决定给家乡教育事业捐款。
在战友的协助下，去年9月我与木兰县教育局签订了捐赠1000万元支持发展青少年教育的协议。我与老伴商定，先捐300万元，等到今年理财产品到期后，再将另外700万元全部捐出。
因为捐款的事，当时还闹出了一个笑话。去年9月13日，我和老伴来到附近的一家银行网点，提出转账300万元。银行的工作人员还以为我们遇上诈骗，便立即报了警。后来经过警察和工作人员认证，确信我们是自愿捐款，这样300万元才顺利地从湖北武汉汇往了家乡木兰县。今年4月8日，我们的理财产品到期了，我就与老伴又分两笔将余下的700万元全部汇到了木兰县教育局的账户上。
很多人都问我，你们怎么攒下这么多钱的？实际上这些钱是我们一分一角攒起来的。我们俩参加革命工作70多年了，工资不低，但我们平时很节俭，很少买衣服，一辈子都穿部队发的军装。成家立业后，担心结婚生子影响工作，我和丈夫约定不生孩子。70多年来，大部分工资都存入银行，再把利息转为本金，越存钱越多。此外，我们发表文章、转让科研成果，也有部分报酬。还有一部分是当时卖房子留存下来的钱，这些都成为1000万元捐款的一部分。
很多人都问我们，这样的生活过得幸福吗？我告诉他们：我感到非常幸福。
7月初，我们刚从家乡木兰县返回武汉时，家乡的孩子们给我寄来了一些信。有的是对个人真情实意的抒写，有的是對未来到“马旭文博艺术中心”学习的憧憬，他们对知识的向往，更激发了我为他们做点事的动力。我与老伴商量，只要我活着，还会继续攒钱、捐款，因为能为孩子们的成长起一点作用，那将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何武涛、朱勇整理）
（责任编辑：刘文韬）
今年6月底，在老家乡亲和当地领导的盛情邀请下，我和老伴回到阔别70余年的家乡黑龙江省木兰县。当我踏上家乡的土地时，美丽富裕的黑土地、父老乡亲的热情、孩子们天真的笑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十分激动。少小离家，如今白发苍苍，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最早的女伞兵
1933年3月，我出生在黑龙江省木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我们都成了亡国奴，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灰暗的日子笼罩着我的童年生活，由于父亲去世得早，靠着母亲微薄的说书收入抚养我和年幼的弟弟，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唯一的乐趣，就是在家里听母亲说大鼓书。大鼓书中的杨家将、木兰从军、岳母刺字等忠贞报国的故事感染了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从军报国的种子。
在我14岁那年，村里来了解放军。在母亲的支持下，我参加了解放军，被送到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学习。在那里，我努力学习理论知识，刻苦参加军事训练。半年后，我被分到第四野战军，成为一名野战医院的卫生员，参加了解放东北全境、解放全中国的多次战斗。新中国成立不久，由于表现突出，我作为优秀卫生员被保送到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学习深造。毕业后，被分配到15军45师医院，成为一名军医。
1961年，我军首支空降兵部队正式组建，我所在的部队整建制转成空降兵。上级来我所在单位挑人参加跳伞训练时，我第一个报了名。
跳伞训练，对于新成立的空降兵来说，风险很大，女兵跳伞更是禁区。那时的我身高只有1.53米，体重不足70斤，身体条件达不到伞兵的身体要求。但我想，我是空降兵军医，如果自己不会跳伞，战友受伤了得不到救治，那部队要我干啥呢？我认定自己必须学会跳伞。
虽然领导没有批准我参加跳伞训练，但是我并不甘心。白天一有空，我就到训练场悄悄地向教官请教。晚上回到家后，我在自家的小院里挖了一个大坑，填满沙子，用桌子、椅子搭起高台练习跳伞动作。我给自己定下计划，每天至少跳500次。
半年后，部队组织跳伞训练考核，我找到分管伞训的副师长，请求参加考核。
由于我的执着，副师长拗不过我，答应给我一次跳伞的机会，他还说：“你要比他们跳得好，就跟着练;比不过，今后就不要再提跳伞的事了。”我高兴、激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次跳伞考核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特别清楚：上千人的训练场上，我一连跳了3次，动作标准规范，一气呵成，连站在旁边的男兵都鼓起掌来。
从此，我成为新中国最早参加跳伞训练的女兵。此后20多年里，每次部队组织空中跳伞实训，我都主动参加，累计跳伞140多次，打破了多项跳伞纪录。
自己的科研成果自己试验
我的老伴颜学庸，也是45师医院的一名军医。我这一辈子潜心研究自己钟爱的医学，离不开他的理解和支持。我与老伴因部队结缘、因事业相识，我们都喜欢搞点研究，从不放过工作中的任何疑难问题。
1988年5月，我年满55岁，从师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离休时，我已是军队专业技术6级，享受副师级离休待遇，本可以安享晚年，但每当空闲在家时，我总会想起入伍时的情景。当年，想入党，组织上会考验十次八次甚至一年半载。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都不会放弃。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是党组织把我培养成一名军人，我必须为了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正是在这种初心的引领下，我和老伴商量，趁着身体还好，为人民再做一些事情。
空降兵跳伞着陆时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给官兵腰部和踝部造成伤害，如何减少官兵训练伤，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成为我和老伴离休后攻关的第一个项目。我结合跳伞的实践经验，反复试验设计，研制出一种套在脚上的充气护踝装置，下降时充气减少脚步与地面的缓冲，降落后可以迅速放掉气囊中的气体。1989年，这个装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在空降兵部队推广使用。
1995年，我们又研制出高原跳伞“供氧背心”。为了验证效果，我们自己到高原去做跳伞试验，以便有更直接的成果体验。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这一发明帮助官兵解决了空降中的缺氧难题，填补了空降兵高原跳伞供氧的一项空白。
活到老、学到老。离休后，我和老伴边学习边研究，生活充满了乐趣。2011年，为了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在老伴的支持下，我以78岁的高龄报考研究生，最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业破格录取了我。对于这次学习机会，我倍加珍惜。读研期间，只要有课程，我都会按时到教室聆听老师讲解，课后按时完成作业。经过3年学习，我的大多数学科都顺利通过考试，只有日语还没有过关。现在，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就朗读日语给老伴听，让他“监督”我学习。
离休后的30年间，我和老伴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体会文章100多篇，其中《空降兵生理病理学》《空降兵体能心理训练依据》等文章，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树高千尺不忘根
我和老伴都是离休干部，工资待遇不低，很多人都劝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该把生活过好点，别对自己太吝啬了。但我觉得，物质上不需要太多，和过去相比，我们现在已经很幸福了。只不过参军入伍后，我将全部时间用在了军事医学研究上，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现在人老了，乡愁愈发浓厚。
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更不能忘记生我养我的地方。心里一直在想，自己能为家乡做点啥？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家乡木兰县还未脱贫。于是，我联系上木兰县教育局，决定给家乡教育事业捐款。
在战友的协助下，去年9月我与木兰县教育局签订了捐赠1000万元支持发展青少年教育的协议。我与老伴商定，先捐300万元，等到今年理财产品到期后，再将另外700万元全部捐出。
因为捐款的事，当时还闹出了一个笑话。去年9月13日，我和老伴来到附近的一家银行网点，提出转账300万元。银行的工作人员还以为我们遇上诈骗，便立即报了警。后来经过警察和工作人员认证，确信我们是自愿捐款，这样300万元才顺利地从湖北武汉汇往了家乡木兰县。今年4月8日，我们的理财产品到期了，我就与老伴又分两笔将余下的700万元全部汇到了木兰县教育局的账户上。
很多人都问我，你们怎么攒下这么多钱的？实际上这些钱是我们一分一角攒起来的。我们俩参加革命工作70多年了，工资不低，但我们平时很节俭，很少买衣服，一辈子都穿部队发的军装。成家立业后，担心结婚生子影响工作，我和丈夫约定不生孩子。70多年来，大部分工资都存入银行，再把利息转为本金，越存钱越多。此外，我们发表文章、转让科研成果，也有部分报酬。还有一部分是当时卖房子留存下来的钱，这些都成为1000万元捐款的一部分。
很多人都问我们，这样的生活过得幸福吗？我告诉他们：我感到非常幸福。
7月初，我们刚从家乡木兰县返回武汉时，家乡的孩子们给我寄来了一些信。有的是对个人真情实意的抒写，有的是對未来到“马旭文博艺术中心”学习的憧憬，他们对知识的向往，更激发了我为他们做点事的动力。我与老伴商量，只要我活着，还会继续攒钱、捐款，因为能为孩子们的成长起一点作用，那将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何武涛、朱勇整理）
（责任编辑：刘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