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看似平常的友谊赛，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容国团人生的走向，也改变了中国乒乓球项目的历史。
　　
　　友谊赛令人关注
　　
　　1956年9月7日晚，北京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贺龙都端坐主席台，观看着港澳联队和中国乒乓球队间的比赛。
　　19岁的容国团作为港澳联队的队长出席，是当晚最引人注目的球员。从1954年起，他就蝉联香港公开赛的冠军。
　　“皮包骨的瘦高杆，打球能有劲吗？”第一次见到容国团，庄则栋忍不住大呼。
　　大家眼前的容国团着实没有什么冠军相。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又长期受肺病折磨，容国团一直面黄肌瘦，瘦骨嶙峋。然而，这个“瘦高杆”用球拍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当晚的比赛中，他将中国乒乓球队的三位核心人物——王传耀、傅其芳和胡炳权纷纷斩落马下，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看得旁边的中国队队员也不禁咋舌，“果然不简单”。
　　其实，对这次友谊赛，容国团的心中另有深意。
　　
　　不得不离开香港
　　
　　生长在香港的容国团，此时正处于报国无门的窘境中。
　　1954年初春，香港一年一度的乒乓球埠标赛开战。17岁的容国团代表年轻的“公民队”参赛。赛前，他被乒总会邀到了一个茶楼谈话，要他打假球，以促成南华队蝉联冠军；并允诺送一笔钱作为补偿，容国团当即拒绝。随后的比赛，容国团夺取了男单、男双、男团三块金牌。他在香港声名鹊起，同时也成了乒总会嫉恨的对象，用尽一切手段来排挤他。195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乒总会在容国团的名字上做手脚，使他失去参赛机会。
　　容国团的父亲容勉之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受父亲的影响，容国团一直对祖国心怀向往。再者，“当时容国团已染上了肺病。父子俩商量，觉得：只有在国内举国体制的环境下才能一边治病，一边练球。”容国团的夫人黄秀珍说。
　　于是，到北京前几个月，容国团就向广东省体委递交了一封申请书，请求报效祖国。当时广东省体委忌惮内地和香港不同的社会体制，又对容国团的肺病有所顾虑，一直未有回应。
　　随后，容国团借国家队邀请港澳联队回访比赛的机会，展现了自身的实力，给自己回祖国增加砝码。坐在看台上的贺龙，当即写了一封邀请信，转给广东省体委。1957年11月1日，容国团接到广州体育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乒乓球处于边缘地位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体育掀起了一波打破世界纪录的高潮。
　　最先“冒头”的是举重、田径和游泳。举重的陈镜开、赵庆奎、黄强辉，游泳的戚烈云、穆祥雄，女子跳高的郑凤荣接连在一系列国内比賽或与苏联队的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那时，连普通工人都能脱口而出陈镜开的“133公斤”和郑凤荣的“1米77”世界纪录。而相较之下，乒乓球还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在中国体育的棋盘中，处于极边缘的地位。中国运动员需要一次在真正国际化的大赛中取胜，去感受升国旗、奏国歌的荣光。
　　
　　金牌恰逢其时
　　
　　由于是副总理亲自点将，容国团享受到了“特殊关照”。他当时每月的工资是86.5元，这在运动员中是罕见的。
　　 “几乎每天给他炖一只鸡补身体。而且，特意为容国团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容国团传记《人生能有几次搏》的作者何志毅说。几个月下来，容国团的肺病明显好转，身体也强壮起来。
　　从1958年底起，乒乓球队在北京集训，这也是运动队大规模集训的开始。1959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队赶赴多特蒙德。容国团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正值建国十周年，这块金牌来得恰逢其时，民众热情空前高涨，中国乒乓球队也成为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的第一支队伍。周恩来将容国团的冠军，和十年国庆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大笔一挥，将中国生产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每逢外宾来访，容国团更是参加国宴的常客。以至于有一次，容国团在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见到毛主席的感觉时，直爽的容国团立刻回答：见了那么多次，已经没有感觉了。惊得记者无言以对。
　　容国团夺冠的第二天，国际乒联即决定将下一届世乒赛的举办地放在中国。此后，中国的乒乓球运动长盛不衰。
　　（摘自《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