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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叫荐国防的股民来到报社，反映郑州市证券公司欺骗股民。当时在报社工作的柴保亭和郑州大学到报社实习的学生卢述林接待了他。
荐国防是一个下岗职工，平时靠炒股赚点生活费。炒股在当时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很多股民对股票也是只知一二，其中的奥妙，很少有人能说的清。
那个时候，真正能现场交易的也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据说，股票每天都要交割，而交割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也就是截止点。但郑州市证券公司为了多吸收股民到他们那里去炒股，就耍了小心眼儿。他们告诉大家自己在深交所有自己的席位，而事实上，当时的郑州市证券公司是通过深圳当地的一家公司代买代卖的。
荐国防发现了郑州市证券公司的操作黑幕，就前来报社投诉。得知这一情况，我就指派柴保亭和卢述林跟踪采访，同时要求他们找来证券方面的有关书籍，在他们一边采访时一边学习，努力让报道真实可信，又不因为自己证券业务的匮乏而有失偏颇。
一个礼拜之后，一篇题目叫做“谁欺骗了上帝”的报道成型了。我要求他们两个把稿件送给郑州市证券公司核实情况。郑州市证券公司先是派出办公室主任，前来讲情。据随同人员说，办公室主任是当时郑州市市长的儿子。说实在的，我当时和郑州市市长还有过一面之交，就是郑州市当时开了自由贸易市场，我和同事去卖报纸，市长还亲自买了我卖的报纸，并邀请我们列席了郑州市政府当天就自由贸易市场运行情况汇报讨论的办公会。
由于有一面之交，加上办公室主任态度也很诚恳，我曾经动了不发稿件的念头。但是，考虑到这涉及众多股民的利益，决定还是要刊发稿件。
这下可激怒了郑州市证券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动用了以郑州市人民银行行长任新有为头的兴师问罪的团队来到报社，先是邀请了省市电视台的人要把我和任新有谈话做录像报道。我对前来录像的媒体人员说，我们是在调查落实阶段，如果你们想跟踪采访，我希望你们立场要公正一些。如果是针对我们的报道做后续报道，或者做对我们报道的监督性报道，希望你们等到我们稿件公开见报后再来采访。电视台的同仁弄清楚情况后，放下肩扛的摄像机对我说，对不起，我们并不知道要采访什么，是人行的同志打电话邀请的。听你这么说，我们不参与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马上离开了。
郑州市人民银行行长任新有见用其他媒体压我们的招数不行，就转换了另一种面孔。他拍着我的腿说：兄弟，我是郑州市人民银行行长，虽然发放不了贷款，但我管的几个商业银行可以做贷款业务。你们报社，或者你有朋友想贷款的话，我可以给我管的商业银行打招呼。
那个时候，贷款规模有限，很多企业想贷个款都十分不容易。按照常理，话说到这个地方，不少人也就可能跟任新有行长妥协了。但是，考虑到那么多股民的利益，我断然拒绝了任新有。
送走任新有一行，我要求编辑记者全力以赴投入稿件的刊发工作。这个时候，有电话打到办公室，声称是省政府五处的，我料定是来讲情的，就对接电话的同事说，你告诉他，我不在办公室。那个时候，通讯联络办法很少，除了办公室的固定电话外，没有现在的手机等通讯工具。如果办公室电话找不到你，就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
当晚的稿件从编辑到校对，到签付印。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不料想的是，郑州市人民银行的公关工作绕开当事记者和我直接做到了总编辑那里。
当我签完付印要和柴保亭、卢述林一起准备回家的时候，总编辑把我们三个叫到了他自己的家里。询问了稿件的采访经过和是不是有任何偏差后，突然给我们说，能不能考虑稿件先不要发了？
听罢总编辑的话，我隐隐约约感觉事情不妙。总编辑接着告诉说，郑州市证券公司已经给报社的账上打了两万七千块钱，希望这个稿件不要发了。
总编辑说，现在我们编辑记者的工资才一百多块，有了这笔钱，我们还能给大家多发些福利。
确实，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都很低，两万七千元在那个时候真不是一个小数目。
总编辑看我们这个时候没有表态，就接着说，他和副总编辑已经商量过，让我们把稿件换掉。
听罢此言，我勃然大怒。心想，当初新华社戴煌老师的稿件欲在本报刊发，就是在马上送印刷厂时夭折了，而首发报道的《北京青年报》因为刊发了戴煌所写的报道，在业界迅速提升了影响力。而这个稿件，将揭开中国证券业的一个黑幕，刊发后必将也有很大的冲击力，对提升自己媒体的品牌价值，肯定比两万七千元要大得多。
我据理力争。但是，总编辑决定还是换稿，我断然拒绝，带着柴保亭和卢述林愤然离去了。
由于有过新华社戴煌老师稿件不能在自己媒体刊发的经历，我事先已经做了准备。在和郑州市证券公司、郑州市人民银行行长交手的同时，我已经让记者将稿件通过邮局寄给了《北京青年报》的张延平。根据邮局的邮递速度，如果稿件在我们报纸上顺利见报，《北京青年报》在接到稿件就立马处理的话，我们两家就可以在同一天刊出。如果我们报纸不能刊发，那最后的稿件就可以在《北京青年报》上出来。
果不其然。稿件在我们自己的媒体上夭折了。总编辑和郑州市人民银行行长任新有几乎同时坐第二天的车到达北京。任新有是去找人民银行总行办事的，而我们的总编辑则是和报社的一位女同事到《北京青年报》取经的。
有意思的情节是，任新有一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总行的同志就把刊发有《谁欺骗了上帝》整版报道的《北京青年报》拍在了任新有的面前，问：“老任，这是怎么回事？”任新有的脸一下子僵硬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的总编辑和报社的女同事也来到了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崔恩卿的办公室，随他前去的女同事第一眼就看到了放在崔恩卿办公桌上的报纸，而《谁欺骗了上帝》的整版报道就面朝上放在桌子上。
女同事把报纸递给了我们的总编辑。好在总编辑比较有经验，看了一眼，就把报纸折了起来，不动神色地和崔恩卿交流起了经验。
消息传回报社，在家的一个副总编辑诡秘地跟一个同事说，看这个事情怎么收场。今天想来，恐怕那个时候他想要总编辑和我一同被处理，那他就有机会大大地升迁了。
我知道，一场艰难的战斗即将开始。
而此时，郑州市人民银行可能正在起草文件，借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公章，以文件的名义向河南省委所有常委，还有河南省人民政府所有的省长们状告我和我的同事，而且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
几天后，该发生的大事，真的发生了。
编者：
《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是作者范庆锋在其新闻专著《做有思想的媒体》即将交付印刷厂上机印刷之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仅仅用一周时间写就的长达七万多字的一本新著。
通读整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做新闻工作的向往，对“彰显正义、鞭挞丑恶”的坚守，以倡导“科学、民主、法治”为己任，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看轻别人，也不看轻自己”，力争在重大问题面前有自己独家声音……的独特新闻理念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他面对人生的跌宕起伏，是是非非，一直保有“心存国脉与民瘼，身外荣辱皆不惊”的赤子之心。
对于渴望成功，正在寻找成功方法的媒体工作者，《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也不失为励志之作。
作品记述了作者和江泽民、胡锦涛、李克强、李长春、俞正声、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的史实，也客观地再现了作者舆论监督过程中经历的曲曲折折和被搅进是非旋涡的坦然面对。本期，本刊继续连载其新创的 “自述式非虚构文学”《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的有关章节。
荐国防是一个下岗职工，平时靠炒股赚点生活费。炒股在当时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很多股民对股票也是只知一二，其中的奥妙，很少有人能说的清。
那个时候，真正能现场交易的也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据说，股票每天都要交割，而交割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也就是截止点。但郑州市证券公司为了多吸收股民到他们那里去炒股，就耍了小心眼儿。他们告诉大家自己在深交所有自己的席位，而事实上，当时的郑州市证券公司是通过深圳当地的一家公司代买代卖的。
荐国防发现了郑州市证券公司的操作黑幕，就前来报社投诉。得知这一情况，我就指派柴保亭和卢述林跟踪采访，同时要求他们找来证券方面的有关书籍，在他们一边采访时一边学习，努力让报道真实可信，又不因为自己证券业务的匮乏而有失偏颇。
一个礼拜之后，一篇题目叫做“谁欺骗了上帝”的报道成型了。我要求他们两个把稿件送给郑州市证券公司核实情况。郑州市证券公司先是派出办公室主任，前来讲情。据随同人员说，办公室主任是当时郑州市市长的儿子。说实在的，我当时和郑州市市长还有过一面之交，就是郑州市当时开了自由贸易市场，我和同事去卖报纸，市长还亲自买了我卖的报纸，并邀请我们列席了郑州市政府当天就自由贸易市场运行情况汇报讨论的办公会。
由于有一面之交，加上办公室主任态度也很诚恳，我曾经动了不发稿件的念头。但是，考虑到这涉及众多股民的利益，决定还是要刊发稿件。
这下可激怒了郑州市证券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动用了以郑州市人民银行行长任新有为头的兴师问罪的团队来到报社，先是邀请了省市电视台的人要把我和任新有谈话做录像报道。我对前来录像的媒体人员说，我们是在调查落实阶段，如果你们想跟踪采访，我希望你们立场要公正一些。如果是针对我们的报道做后续报道，或者做对我们报道的监督性报道，希望你们等到我们稿件公开见报后再来采访。电视台的同仁弄清楚情况后，放下肩扛的摄像机对我说，对不起，我们并不知道要采访什么，是人行的同志打电话邀请的。听你这么说，我们不参与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马上离开了。
郑州市人民银行行长任新有见用其他媒体压我们的招数不行，就转换了另一种面孔。他拍着我的腿说：兄弟，我是郑州市人民银行行长，虽然发放不了贷款，但我管的几个商业银行可以做贷款业务。你们报社，或者你有朋友想贷款的话，我可以给我管的商业银行打招呼。
那个时候，贷款规模有限，很多企业想贷个款都十分不容易。按照常理，话说到这个地方，不少人也就可能跟任新有行长妥协了。但是，考虑到那么多股民的利益，我断然拒绝了任新有。
送走任新有一行，我要求编辑记者全力以赴投入稿件的刊发工作。这个时候，有电话打到办公室，声称是省政府五处的，我料定是来讲情的，就对接电话的同事说，你告诉他，我不在办公室。那个时候，通讯联络办法很少，除了办公室的固定电话外，没有现在的手机等通讯工具。如果办公室电话找不到你，就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
当晚的稿件从编辑到校对，到签付印。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不料想的是，郑州市人民银行的公关工作绕开当事记者和我直接做到了总编辑那里。
当我签完付印要和柴保亭、卢述林一起准备回家的时候，总编辑把我们三个叫到了他自己的家里。询问了稿件的采访经过和是不是有任何偏差后，突然给我们说，能不能考虑稿件先不要发了？
听罢总编辑的话，我隐隐约约感觉事情不妙。总编辑接着告诉说，郑州市证券公司已经给报社的账上打了两万七千块钱，希望这个稿件不要发了。
总编辑说，现在我们编辑记者的工资才一百多块，有了这笔钱，我们还能给大家多发些福利。
确实，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都很低，两万七千元在那个时候真不是一个小数目。
总编辑看我们这个时候没有表态，就接着说，他和副总编辑已经商量过，让我们把稿件换掉。
听罢此言，我勃然大怒。心想，当初新华社戴煌老师的稿件欲在本报刊发，就是在马上送印刷厂时夭折了，而首发报道的《北京青年报》因为刊发了戴煌所写的报道，在业界迅速提升了影响力。而这个稿件，将揭开中国证券业的一个黑幕，刊发后必将也有很大的冲击力，对提升自己媒体的品牌价值，肯定比两万七千元要大得多。
我据理力争。但是，总编辑决定还是换稿，我断然拒绝，带着柴保亭和卢述林愤然离去了。
由于有过新华社戴煌老师稿件不能在自己媒体刊发的经历，我事先已经做了准备。在和郑州市证券公司、郑州市人民银行行长交手的同时，我已经让记者将稿件通过邮局寄给了《北京青年报》的张延平。根据邮局的邮递速度，如果稿件在我们报纸上顺利见报，《北京青年报》在接到稿件就立马处理的话，我们两家就可以在同一天刊出。如果我们报纸不能刊发，那最后的稿件就可以在《北京青年报》上出来。
果不其然。稿件在我们自己的媒体上夭折了。总编辑和郑州市人民银行行长任新有几乎同时坐第二天的车到达北京。任新有是去找人民银行总行办事的，而我们的总编辑则是和报社的一位女同事到《北京青年报》取经的。
有意思的情节是，任新有一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总行的同志就把刊发有《谁欺骗了上帝》整版报道的《北京青年报》拍在了任新有的面前，问：“老任，这是怎么回事？”任新有的脸一下子僵硬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的总编辑和报社的女同事也来到了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崔恩卿的办公室，随他前去的女同事第一眼就看到了放在崔恩卿办公桌上的报纸，而《谁欺骗了上帝》的整版报道就面朝上放在桌子上。
女同事把报纸递给了我们的总编辑。好在总编辑比较有经验，看了一眼，就把报纸折了起来，不动神色地和崔恩卿交流起了经验。
消息传回报社，在家的一个副总编辑诡秘地跟一个同事说，看这个事情怎么收场。今天想来，恐怕那个时候他想要总编辑和我一同被处理，那他就有机会大大地升迁了。
我知道，一场艰难的战斗即将开始。
而此时，郑州市人民银行可能正在起草文件，借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公章，以文件的名义向河南省委所有常委，还有河南省人民政府所有的省长们状告我和我的同事，而且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
几天后，该发生的大事，真的发生了。
编者：
《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是作者范庆锋在其新闻专著《做有思想的媒体》即将交付印刷厂上机印刷之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仅仅用一周时间写就的长达七万多字的一本新著。
通读整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做新闻工作的向往，对“彰显正义、鞭挞丑恶”的坚守，以倡导“科学、民主、法治”为己任，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看轻别人，也不看轻自己”，力争在重大问题面前有自己独家声音……的独特新闻理念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他面对人生的跌宕起伏，是是非非，一直保有“心存国脉与民瘼，身外荣辱皆不惊”的赤子之心。
对于渴望成功，正在寻找成功方法的媒体工作者，《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也不失为励志之作。
作品记述了作者和江泽民、胡锦涛、李克强、李长春、俞正声、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的史实，也客观地再现了作者舆论监督过程中经历的曲曲折折和被搅进是非旋涡的坦然面对。本期，本刊继续连载其新创的 “自述式非虚构文学”《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的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