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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一段时间主要做经济结构转型研究，想从这个角度说一下对新经济的理解。讲新经济，怎么定义新，是跟国外比还是跟自己的过去比。在我看来，所谓的“新”，主要还是和过去比。新旧经济转换是个经济结构转型过程。
经济学文献里对于从工业到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有非常明确的几个关键指标做参照。第一个是人均收入水平。从国际经验上可以看到，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拐点在8000到9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附近，有的国家少一点，7000多，有的多一点到1万，基本是这个区间。第二个是增加值占比持续下降，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峰值的国际均值是41%左右，过了这个点后持续下降。除了名义增加值，还有真实增加值占比作为辅助参考。第三个是工业部门就业占比持续下降。第四个是工业品在消费支出的占比持续下降。增加值、就业、消费支出等几个占比相互对应，都是在前后几年当中度过拐点，拐点与8000到9000国际元的人均收入基本对应。从年份上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结构转型最早是50年代的美国，70年代初期是西欧和日本，70年代中后期是南欧和澳大利亚，80年代中期是香港、台湾，90年代初期是韩国。这是非常强的国际经验。
回头看中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吻合度非常高。我们人均收入水平在2010年超过8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工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占比、工业品消费支出占比拐点在2010年到2012年出现。这个期间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拐点期，这与国际经验高度一致。
对结构转型最主要的解释是随着收入增长，需求结构发生变化。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以后，需求端不花那么多钱买工业品了，主要大类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是在下降。哪怕是汽车，现在对汽车的支出增长也开始低于收入增长。对工业品的支出增长低于收入增长，需求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服务业。服务业未来潜力大，但不是所有的服务业都有潜力。看美国和西欧的经验，餐饮、旅游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转型期之后的增加值占比在下降而不是上升。真正有上升的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越是雇佣高等受教育年龄人数多的企业或者行业，它的增加值和就业占比越来越高，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越明显。
从结构转型角度看，所谓新经济，即是与收入增长和需求结构升级相匹配的产品和服务。从需求端看，对这些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增长往往快于收入增长，即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对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支出成为需求方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从生产端看，这些产品或服务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除非出现严重的收入负增长，工业化高峰期拐点之后的去工业化进程不可逆。传统劳动或者资本密集型的标准工业化产品的国内外市场需求会持续放缓，慢于总体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需要新动能，技术/人力资本密集服务业发展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
工业产业升级是新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度过工业化高峰期拐点后，主要大类工业行业普遍面临增速放缓、盈利收缩压力，这些压力同时成为工业内部产业升级的动力，不能与时俱进创新就要面临市场淘汰。工业产业内部升级分布在各行各业，升级的形态各异。有些是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和研制新产品；有些是通过横向或者纵向一体化节省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有些是通过更细密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单位产品生产效率，比如工业部门内部的生产型服务转化成为外部独立的专业化生产型服务业。
工业产业升级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持续的升级在公平市场竞争与高度国际一体化的环境中实现。工业化拐点之前的工业化进程当中，密集使用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工业化进程中的数量型增长特征突出，工业化进程也相对较快。进入工业化拐点以后，工业部门创新升级更多依赖于技术和技术背后的人力资本积累，而技术和人才很难再像资本和劳动那样可以在短期内快速积累，依靠质量提升的工业增长速度放慢。确保工业部门创新持续升级的关键力量在于公平的市场竞争和高度的国际一体化。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强国在工业化拐点以后的工业部门创新升级动力主要来自激烈的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鲜有政府扶持产业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案例，产业扶持政策也在逐渐退出。
中国在工业内部产业升级取得显著进展。在中高端工业品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距离，但中国制造的赶超步伐稳健。除了日常生活看到的华为、美的、海尔、格力、小米、海信、长城汽车等一大批中国品牌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持续提升，终端商品背后的中间品生产领域也在持续进步。过去十年，中国出口加工贸易当中的增加值率从40%稳步上升到60%，显示了中国在中间品生产环节上进口替代技术能力的持续提升。造就中国工业内部产业持续升级的推动力，一方面是开放和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是中国独特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更广阔的市场和产业集群优势。
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是新经济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阶段越高，对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需求越高，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也会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并成为经济增长引领部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型服务业增长，工业部门产业升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专业化细分，一些细分后的生产性服务业脱离工业部门成为效率更高的生产型服务部门；二是消费型服务业增长，这部分增长主要来自更高收入水平上对更高端的消费型服务需求增长。
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引领经济增长不仅是国际经验，也完全符合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事实。我们计算了近五年主要分项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增速与GDP增速之比的平均值，比值大于1说明该部门增长引领经济增长，小于1则说明该部门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结果表明，在14大类服务业中，有10大类服务业增速快于GDP增速，其中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长突出，上述产业多需要较高人力资本投入。有4大类服务业增速低于GDP增速，分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其中多数产业高人力资本要求相对较低。 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与现实需求之间仍有巨大鸿沟。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近年来的整体增长虽然超过GDP增长，但仍赶不上需求端的增长。近年来居民生活抱怨最多的是所谓“三座大山”：住房、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住房难和住房贵背后的问题不在于房子本身，而在于房子所在地理位置附带的交通和公共服务质量，所反映的是城市公共管理和城市公共服务缺陷。老人看病难和孩子上学难，也都反映了医疗和教育供给的不足。三座大山集中凸显了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供求矛盾的困境。
比较而言，工业产业升级依托于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展相对稳健。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则面临诸多瓶颈。比较突出的瓶颈是行业规制扭曲、未能及时转换的政府工作重心、大城市土地供应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落后等。
国企和事业单位主导了医疗、教育、交通通讯、金融、科研、文化娱乐等众多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在普遍存在的行业垄断或者政府保护和补贴措施环境下，诸多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选择不是优质低价，而是劣质高价，这种环境下换成私人企业也会选择劣质高价。放开对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行业准入，建立行业内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才能充分激励更多的资本和人力流入这些部门，才能激励这些部门的效率提升和进一步发展。
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面临巨大缺口，瓶颈在于未能及时转换的政府工作重心。相当一部分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由政府或者非营利组织提供。与更高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基础科学研究等众多应该由政府或者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领域存在巨大缺口。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工作重心不在于此。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把上述领域视为包袱，把地方产业发展和地方GDP视为成绩。
大城市是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创新发源地，瓶颈在于住宅用地供应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与大城市发展密切相关。比较而言，大城市人均收入更高，对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需求更高，大城市的比较优势也在于更高质量的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国目前的大城市发展严重受制于土地政策，尤其是住宅用地收紧。2009年-2015年期间，中国一线城市的住宅土地供应从2009年的超过2000万平方米下降到2015年1455万平方米；与此相对应的住宅工地楼面均价从不足6000元上升到1.1万元。一线城市住宅用地价格上涨超过房价上涨，成为高房价的根本推手。扭曲的高房价遏制了人口流入大城市和大城市发展，也遏制了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和发展。除了高房价对大城市发展的遏制，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城市病也在制约大城市的发展。城市病来自人口的积聚，但是解决城市病的出路不在于遏制人口集聚，而在于改善城市公共管理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一线城市的人口密度远低于纽约、东京、香港等大都市，而这些大都市的城市病严重程度远低于中国一线城市。差距即在于大城市的公共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
经济学文献里对于从工业到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有非常明确的几个关键指标做参照。第一个是人均收入水平。从国际经验上可以看到，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拐点在8000到9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附近，有的国家少一点，7000多，有的多一点到1万，基本是这个区间。第二个是增加值占比持续下降，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峰值的国际均值是41%左右，过了这个点后持续下降。除了名义增加值，还有真实增加值占比作为辅助参考。第三个是工业部门就业占比持续下降。第四个是工业品在消费支出的占比持续下降。增加值、就业、消费支出等几个占比相互对应，都是在前后几年当中度过拐点，拐点与8000到9000国际元的人均收入基本对应。从年份上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结构转型最早是50年代的美国，70年代初期是西欧和日本，70年代中后期是南欧和澳大利亚，80年代中期是香港、台湾，90年代初期是韩国。这是非常强的国际经验。
回头看中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吻合度非常高。我们人均收入水平在2010年超过8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工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占比、工业品消费支出占比拐点在2010年到2012年出现。这个期间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拐点期，这与国际经验高度一致。
对结构转型最主要的解释是随着收入增长，需求结构发生变化。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以后，需求端不花那么多钱买工业品了，主要大类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是在下降。哪怕是汽车，现在对汽车的支出增长也开始低于收入增长。对工业品的支出增长低于收入增长，需求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服务业。服务业未来潜力大，但不是所有的服务业都有潜力。看美国和西欧的经验，餐饮、旅游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转型期之后的增加值占比在下降而不是上升。真正有上升的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越是雇佣高等受教育年龄人数多的企业或者行业，它的增加值和就业占比越来越高，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越明显。
哪里会产生新经济
从结构转型角度看，所谓新经济，即是与收入增长和需求结构升级相匹配的产品和服务。从需求端看，对这些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增长往往快于收入增长，即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对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支出成为需求方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从生产端看，这些产品或服务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除非出现严重的收入负增长，工业化高峰期拐点之后的去工业化进程不可逆。传统劳动或者资本密集型的标准工业化产品的国内外市场需求会持续放缓，慢于总体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需要新动能，技术/人力资本密集服务业发展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
工业产业升级是新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度过工业化高峰期拐点后，主要大类工业行业普遍面临增速放缓、盈利收缩压力，这些压力同时成为工业内部产业升级的动力，不能与时俱进创新就要面临市场淘汰。工业产业内部升级分布在各行各业，升级的形态各异。有些是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和研制新产品；有些是通过横向或者纵向一体化节省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有些是通过更细密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单位产品生产效率，比如工业部门内部的生产型服务转化成为外部独立的专业化生产型服务业。
工业产业升级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持续的升级在公平市场竞争与高度国际一体化的环境中实现。工业化拐点之前的工业化进程当中，密集使用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工业化进程中的数量型增长特征突出，工业化进程也相对较快。进入工业化拐点以后，工业部门创新升级更多依赖于技术和技术背后的人力资本积累，而技术和人才很难再像资本和劳动那样可以在短期内快速积累，依靠质量提升的工业增长速度放慢。确保工业部门创新持续升级的关键力量在于公平的市场竞争和高度的国际一体化。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强国在工业化拐点以后的工业部门创新升级动力主要来自激烈的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鲜有政府扶持产业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案例，产业扶持政策也在逐渐退出。
中国在工业内部产业升级取得显著进展。在中高端工业品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距离，但中国制造的赶超步伐稳健。除了日常生活看到的华为、美的、海尔、格力、小米、海信、长城汽车等一大批中国品牌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持续提升，终端商品背后的中间品生产领域也在持续进步。过去十年，中国出口加工贸易当中的增加值率从40%稳步上升到60%，显示了中国在中间品生产环节上进口替代技术能力的持续提升。造就中国工业内部产业持续升级的推动力，一方面是开放和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是中国独特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更广阔的市场和产业集群优势。
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是新经济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阶段越高，对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需求越高，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也会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并成为经济增长引领部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型服务业增长，工业部门产业升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专业化细分，一些细分后的生产性服务业脱离工业部门成为效率更高的生产型服务部门；二是消费型服务业增长，这部分增长主要来自更高收入水平上对更高端的消费型服务需求增长。
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引领经济增长不仅是国际经验，也完全符合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事实。我们计算了近五年主要分项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增速与GDP增速之比的平均值，比值大于1说明该部门增长引领经济增长，小于1则说明该部门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结果表明，在14大类服务业中，有10大类服务业增速快于GDP增速，其中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长突出，上述产业多需要较高人力资本投入。有4大类服务业增速低于GDP增速，分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其中多数产业高人力资本要求相对较低。 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与现实需求之间仍有巨大鸿沟。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近年来的整体增长虽然超过GDP增长，但仍赶不上需求端的增长。近年来居民生活抱怨最多的是所谓“三座大山”：住房、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住房难和住房贵背后的问题不在于房子本身，而在于房子所在地理位置附带的交通和公共服务质量，所反映的是城市公共管理和城市公共服务缺陷。老人看病难和孩子上学难，也都反映了医疗和教育供给的不足。三座大山集中凸显了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供求矛盾的困境。
新经济成长的瓶颈
比较而言，工业产业升级依托于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展相对稳健。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则面临诸多瓶颈。比较突出的瓶颈是行业规制扭曲、未能及时转换的政府工作重心、大城市土地供应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落后等。
国企和事业单位主导了医疗、教育、交通通讯、金融、科研、文化娱乐等众多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在普遍存在的行业垄断或者政府保护和补贴措施环境下，诸多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选择不是优质低价，而是劣质高价，这种环境下换成私人企业也会选择劣质高价。放开对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行业准入，建立行业内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才能充分激励更多的资本和人力流入这些部门，才能激励这些部门的效率提升和进一步发展。
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面临巨大缺口，瓶颈在于未能及时转换的政府工作重心。相当一部分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由政府或者非营利组织提供。与更高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基础科学研究等众多应该由政府或者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领域存在巨大缺口。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工作重心不在于此。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把上述领域视为包袱，把地方产业发展和地方GDP视为成绩。
大城市是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创新发源地，瓶颈在于住宅用地供应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与大城市发展密切相关。比较而言，大城市人均收入更高，对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需求更高，大城市的比较优势也在于更高质量的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国目前的大城市发展严重受制于土地政策，尤其是住宅用地收紧。2009年-2015年期间，中国一线城市的住宅土地供应从2009年的超过2000万平方米下降到2015年1455万平方米；与此相对应的住宅工地楼面均价从不足6000元上升到1.1万元。一线城市住宅用地价格上涨超过房价上涨，成为高房价的根本推手。扭曲的高房价遏制了人口流入大城市和大城市发展，也遏制了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和发展。除了高房价对大城市发展的遏制，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城市病也在制约大城市的发展。城市病来自人口的积聚，但是解决城市病的出路不在于遏制人口集聚，而在于改善城市公共管理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一线城市的人口密度远低于纽约、东京、香港等大都市，而这些大都市的城市病严重程度远低于中国一线城市。差距即在于大城市的公共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