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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5日凌晨5时许（当地时间），在尼日利亚河流州哈科特港实施尼日利亚农村电话网工程的五名中国技术工人遭一伙武装歹徒劫持。此后，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展开全力营救工作。1月17日深夜，五名人质全部获释。
近几年我国在外工程人员遇袭或遭劫持事件已发生多起，这让一位前伊朗大使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其任驻伊朗大使期间也曾发生一起我国工程人员被绑架事件。那起绑架案经历时间之长，营救工作之复杂与艰难，至今也算罕见。
高级工程师神秘失踪
1994年6月4日上午，使馆经商参赞康宝贵向我报告：在伊朗东南部法里亚布铁合金厂负责设备调试的中国工程师X（此人健在，为保护其隐私，暂隐其名）失踪，厂方已于当日晨报警，当地警方在厂区附近搜索未果。
伊朗东南部有丰富的铬矿资源。铬是生产不锈钢和许多特种铁合金的原料。伊朗是铬矿石出口大国，但不锈钢和许多特种钢材却依赖进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伊朗金属矿产部决定从我国进口一套设备生产不锈钢钢材，厂址就选在靠近伊朗东南俾路支、霍尔木兹甘和克尔曼三省交汇的铬矿区的小城镇法里亚布。在此之前，韩国大宇公司已修通了从那里直达波斯湾港口阿巴斯港的铁路。法里亚布铁合金厂的基建工程由伊方于1994年年初完成，我国生产的设备运抵后，由中国有色金属矿产总公司聘请的中国工程技术小组开始安装调试设备。这个小组的组长就是国内某铁合金厂厂长、高级工程师Ｘ。
伊朗东南部俾路支、霍尔木兹甘和克尔曼三省交界地带在崇山峻岭中，人烟稀少，历来是盗匪出没的区域。俾路支省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毗邻，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国的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一向薄弱。阿富汗内战爆发后，这一地区成为从阿富汗境内罂粟产地向土耳其和欧洲输送毒品的通道，跨国武装走私贩毒集团把他们的“基地”都设在这个地区，这就是国际上有名的毒品“新月地带”。
除了武装贩毒集团以外，活跃在这一带的还有走私、绑票和反政府武装集团。他们各自行动，需要时又相互配合与政府周旋，贩毒集团有人被政府军抓获，就出钱让绑票集团绑人以换取他们的囚犯，他们还在各地政府机构和厂矿企业中收买“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有时充当政府和绑匪之间讨价还价的“中间人”。上世纪90年代，伊朗政府曾数度在这一地区剿匪，但收效甚微。1993年，韩国大宇集团四名韩籍工人在这一地区遭绑架，伊朗政府出重金才将他们赎出。绑架外国人遂成为绑票集团的重要目标。X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失踪的。
营救开始
获悉X失踪的消息，我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起绑架案。从法里亚布铁合金厂传来的消息也大致与我这个想法吻合：X于6月3日夜23时左右在其住所失踪，他可能只穿了内衣裤和拖鞋，因为其他衣物都留在卧室内。同时失踪的还有该厂两名伊朗工人，其中一人是货车司机，他驾驶的汽车被弃置在工厂附近的荒野里。厂方判断，三人均已被绑架，但绑架目的不明。我对使馆的同志说，Ｘ是中国公民，还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营救他使馆责无旁贷，一定要全力以赴。
使馆遂一面向国内报告，一面设法与伊官方取得联系。但是6月4日正好是霍梅尼的忌日，全国放假两天，使馆与驻在国政府、军队、内政部门都联络不上。直至6月5日，我通过电话寻呼才找到在外地度假的伊朗外交部中国司司长穆谢扎德，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并要求伊政府迅速查寻。
当天下午，德黑兰警方即派人赶赴现场，随即出动治安部队在厂区附近搜寻，同时封锁了伊朗与巴基斯坦的边界。但X仍下落不明。当晚，伊朗官方通讯社发布一条消息称：一名中国专家和两名伊朗人在霍尔木兹甘地区遭不明身份的武装歹徒劫持，警方正在搜寻。通过这条消息，伊朗官方实际上已经承认，这是一宗武装绑架案。
第二天，一件事节外生枝。以色列电台广播消息时说，一名中国专家在伊朗南部被一个名叫“霍拉金”的反政府武装劫持，并造谣说被劫持者是“中国导弹部队的一名少校，现正帮助伊朗革命卫队研制生产蚕式导弹”。西方媒体立刻加以炒作，德黑兰外交使团也谣言四起。使馆一面忙于营救，一面还要向外界澄清事实。
以色列散布的谣言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促使我们对这起绑架事件的背景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使馆当时分析有三种可能：
一、纯粹出于经济目的，勒索钱财。二、以X作筹码交换某个或某些在押的要犯。三、此举是反政府武装所为，其目的是阻吓有关国家不要与伊朗现政权合作。鉴于Ｘ的身份，我们当时分析，第二、三种可能性较大。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加速营救，使馆决定派康宝贵参赞携有色金属总公司驻伊代表施仁赴现场，与厂方和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不料伊方获悉后百般劝阻。在我方坚持下，伊方才勉强同意。
伊方讳莫如深
康宝贵和施仁二人直到6月9日才得以成行。他们抵达法里亚布后发现，与X一起被绑架的两名伊朗人已经获释。厂方告，获释的伊朗人说，X已被劫至厂区以北500公里的山区。对其他问题厂方和警方均守口如瓶，只是说：X被绑架无政治背景，只为勒索钱财。康宝贵要求与两名获释的伊朗人质见面，遭伊方拒绝。从伊方讳莫如深的态度里，我们隐约感到，厂方或伊政府已经与绑匪接上了头，并已开始就释放人质的条件讨价还价了。放回来的两名伊朗人就是回来传话的。
一周以后，事情果然出现了转机。6月14日，霍尔木兹甘省长率领当地警察局长等一行25人到工厂慰问中国工程技术组并告，人质身体健康，受到礼貌的待遇，“问题已基本解决”，一周后即可获释。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数天后，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圣陵发生大爆炸，伊全国震惊。伊政府内有人认为，此时与绑匪讨价还价只能助长反政府武装的气焰，遂停止了与绑匪的谈判。X绑架案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阶段。
此后，伊方对X案开始实行拖的方针。我们的外交交涉变得十分艰难复杂。伊方反复回复我方的口径就是：绑匪完全在伊治安部队的控制之下，只要政府一声令下，绑匪在半小时之内即可被剿灭，但这样做人质的安全就难保。有一次，伊朗的一位副外长甚至私下向我试探：为解救人质，“中方愿意付出多高的代价”。我告诉他，我们的要求仍是尽快、安全，至于用什么方式是伊方的事。同时，我还提醒伊方，9月份伊朗第一副总统哈比比将访华，应该为这次访问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伊朗内政部长贝沙拉提是解决绑架案的关键人物，我和他早就认识，平时见他并不难，但X案发生后，贝沙拉提避而不见，一直拖到7月下旬才得以谋面。贝沙拉提告诉我，人质被绑之初，伊政府确曾与绑匪谈判，但后来消息走漏，议会中有人指责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妥协，谈判不得不终止。现谈判已恢复，X可望于8月下旬获释。
又陷入僵局
转眼已是9月，但我们期待的事并没有发生。哈比比第一副总统带着悬而未决的Ｘ案访华了。事后我们获悉，这次反复是由于绑匪要价太高，他们的条件是：一、赎金14亿里亚尔（当时折合60万美元）。二、释放三名在押的毒贩。三、释放死囚、大毒枭沙赫巴赫什。接受上述条件，特别是接受第三条，伊朗政府在政治上要冒很大风险，因此伊朗官方断然拒绝，此案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就在使馆焦虑地为解救X而奔波交涉时，X在绑匪手中受尽了折磨。11月中旬，X的家属收到了他10月份从“伊朗南部山里”通过国际邮路辗转寄到国内的一封家信和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自从6月5日被绑架至今，一直被关押在山里，是他们（指绑匪）的苦力和佣人，被打骂，受折磨，现在身体已十分虚弱”，“目前我身体很不好，风湿性关节炎很严重，走路不便，夜里睡露天，有时被冻醒，精神上身体上都很痛苦”。X在信中表示，“我是个党员，死并不可怕，但要有意义，我还能为党为国家做很多工作，还要对社会、家庭负责，一想到这些，想到伟大的祖国，我就不甘心这样被折磨死在异国他乡的荒山上”，“我一定咬紧牙关坚持下来，相信中、伊政府会解决我的问题的”。X在信中还开列了绑匪要求释放的四名囚犯的名字和他们当时被关押的地点。这部分可能是绑匪逼迫他写的。
11月下旬，使馆接待了一名伊朗青年男子，他自称其兄（货车司机）于10个月前驾车从阿巴斯港至克尔曼途中被人绑架。他向我使馆接待他的外交官出示了其兄辗转给父母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山上条件十分艰苦，难以忍受，冲突随时可能爆发，他危在旦夕。他说，与他一起被绑架的还有一名中国人，他在信纸背面写了几句中文，要求法里亚布铁合金厂的中国专家组尽快营救他。此信的落款是“９月”。
在此后的外交交涉中，伊方不再向我讳言他们在与绑匪谈判，而且明确告诉我，绑匪不断提高要价，政府实难满足。但政府仍倾向于非武力解决，以拖待变。同时试探我是否同意武力营救，企图将风险责任推给我方。我的回答仍然是，X必须尽快、安全地获得自由，采取何种办法应由伊方决定。
契机出现
1995年的元旦和春节是难熬的。一想到X在羁押中所受的种种苦难和折磨，想到他家人的焦虑和痛苦，我往往夜不能寐，但又苦无良策。正在这时，好消息终于来了：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决定于3月下旬波斯新年后访华，伊朗最高当局终于找到了了结X案的契机。3月20日晚，正当伊朗人都沉浸在波斯新年除夕的欢乐之中时，我突然接到韦拉亚提外长秘书冷峻而又简短的电话：“X先生已经获释，请你明天派人去克尔曼接人。”电话那一端的语言吝啬到多一个字都不讲的程度，以致我怀疑自己听错了电话。我立刻打电话给克尔曼省长核实，对方确认说一切准备就绪，等待我馆去克市接人。次日一早，康宝贵参赞就赶往克市，终于在克尔曼见到了X，将他接回使馆。
一头黑发变成白发
3月22日，我在大使官邸设宴招待X为他压惊，代表使馆向他表示慰问。经过近十个月的羁押，X又黑又瘦，一头黑发变成了一头白发，一脸疲惫，但精神仍十分好。席间，他向我诉说了被绑架的详细过程和十个月中的所见所闻：1994年上半年，伊东南部贩毒集团的一名毒枭被政府捕获，该集团与另一以绑票为主的集团经过数月策划，决定在法里亚布铁合金厂中物色一名身份较高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扣为人质，以作交换。经内线侦察，他们将目标锁定在Ｘ身上。选择的行动时间为6月3日深夜，因为次日是霍梅尼的忌日，厂方警戒必定放松。6月3日晚23时许，几名身穿治安部队制服的伊朗人持枪突然闯入他的卧室，将其架出楼外，并强行推入早已停在门外的一辆客货两用车内，蒙上了他的眼睛。进入山区后，绑匪摘除了他头上的黑布。那时天色已明，他看见几座山头上均有匪徒站岗。上山后，他每日风餐露宿，近十个月里，没有一天在屋内睡过觉，白天还要频频转移，躲避政府军的追剿。他和七、八名伊朗人质还得为绑匪提水、扛行李。他不懂波斯语，听不懂命令，绑匪就对他拳脚相加，为此，他竟在这近十个月里学会了说波斯语。他喝的是山沟里的水，吃的是匪徒们自己用柴禾烤的饼。夜间就在山上找一块平地当床，石头当枕睡觉。绑匪喽罗们的生活也很苦，但毒枭们在山里隐蔽处建有多处别墅，带着家眷，生活相当豪华。他说，据他观察，绑匪们都是职业贩毒者，有的人干此营生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年长者有60多岁，年幼者仅八、九岁。他们配备有卡宾枪、高射机枪、肩扛式火箭筒等轻重武器，卡车、吉普车、客货两用车和摩托车等运输工具。据他所知，这些贩毒集团与警方和政府官员都有勾结，所以政府军的清剿难以奏效。他说，3月15日左右，他被绑匪送到俾路支省首府扎黑丹附近某地，将他交给了政府方面的人。伊政府安排他在扎黑丹旅馆住了三天，由伊政府派士兵看守，其间伊方安排一名会说中文的伊朗人作翻译，要他写出被绑架和被释放的全过程，拍摄录像，并为他作了健康检查。3月19日，他被送往俾路支和克尔曼两省交界的JIROFT市，次日又被送往克尔曼市附近的KNHNOOJ市，21日被送往克尔曼省政府并移交给中国大使馆。
X最终获释，我们都很高兴，但也为未能使他早一点脱离绑匪的羁押而深感歉疚。近年来，在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直接关注和指导下，我国外交“以人为本”的精神得以大力弘扬，我国政府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动用的外交资源越来越多，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也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责编：古越）
近几年我国在外工程人员遇袭或遭劫持事件已发生多起，这让一位前伊朗大使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其任驻伊朗大使期间也曾发生一起我国工程人员被绑架事件。那起绑架案经历时间之长，营救工作之复杂与艰难，至今也算罕见。
高级工程师神秘失踪
1994年6月4日上午，使馆经商参赞康宝贵向我报告：在伊朗东南部法里亚布铁合金厂负责设备调试的中国工程师X（此人健在，为保护其隐私，暂隐其名）失踪，厂方已于当日晨报警，当地警方在厂区附近搜索未果。
伊朗东南部有丰富的铬矿资源。铬是生产不锈钢和许多特种铁合金的原料。伊朗是铬矿石出口大国，但不锈钢和许多特种钢材却依赖进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伊朗金属矿产部决定从我国进口一套设备生产不锈钢钢材，厂址就选在靠近伊朗东南俾路支、霍尔木兹甘和克尔曼三省交汇的铬矿区的小城镇法里亚布。在此之前，韩国大宇公司已修通了从那里直达波斯湾港口阿巴斯港的铁路。法里亚布铁合金厂的基建工程由伊方于1994年年初完成，我国生产的设备运抵后，由中国有色金属矿产总公司聘请的中国工程技术小组开始安装调试设备。这个小组的组长就是国内某铁合金厂厂长、高级工程师Ｘ。
伊朗东南部俾路支、霍尔木兹甘和克尔曼三省交界地带在崇山峻岭中，人烟稀少，历来是盗匪出没的区域。俾路支省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毗邻，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国的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一向薄弱。阿富汗内战爆发后，这一地区成为从阿富汗境内罂粟产地向土耳其和欧洲输送毒品的通道，跨国武装走私贩毒集团把他们的“基地”都设在这个地区，这就是国际上有名的毒品“新月地带”。
除了武装贩毒集团以外，活跃在这一带的还有走私、绑票和反政府武装集团。他们各自行动，需要时又相互配合与政府周旋，贩毒集团有人被政府军抓获，就出钱让绑票集团绑人以换取他们的囚犯，他们还在各地政府机构和厂矿企业中收买“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有时充当政府和绑匪之间讨价还价的“中间人”。上世纪90年代，伊朗政府曾数度在这一地区剿匪，但收效甚微。1993年，韩国大宇集团四名韩籍工人在这一地区遭绑架，伊朗政府出重金才将他们赎出。绑架外国人遂成为绑票集团的重要目标。X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失踪的。
营救开始
获悉X失踪的消息，我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起绑架案。从法里亚布铁合金厂传来的消息也大致与我这个想法吻合：X于6月3日夜23时左右在其住所失踪，他可能只穿了内衣裤和拖鞋，因为其他衣物都留在卧室内。同时失踪的还有该厂两名伊朗工人，其中一人是货车司机，他驾驶的汽车被弃置在工厂附近的荒野里。厂方判断，三人均已被绑架，但绑架目的不明。我对使馆的同志说，Ｘ是中国公民，还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营救他使馆责无旁贷，一定要全力以赴。
使馆遂一面向国内报告，一面设法与伊官方取得联系。但是6月4日正好是霍梅尼的忌日，全国放假两天，使馆与驻在国政府、军队、内政部门都联络不上。直至6月5日，我通过电话寻呼才找到在外地度假的伊朗外交部中国司司长穆谢扎德，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并要求伊政府迅速查寻。
当天下午，德黑兰警方即派人赶赴现场，随即出动治安部队在厂区附近搜寻，同时封锁了伊朗与巴基斯坦的边界。但X仍下落不明。当晚，伊朗官方通讯社发布一条消息称：一名中国专家和两名伊朗人在霍尔木兹甘地区遭不明身份的武装歹徒劫持，警方正在搜寻。通过这条消息，伊朗官方实际上已经承认，这是一宗武装绑架案。
第二天，一件事节外生枝。以色列电台广播消息时说，一名中国专家在伊朗南部被一个名叫“霍拉金”的反政府武装劫持，并造谣说被劫持者是“中国导弹部队的一名少校，现正帮助伊朗革命卫队研制生产蚕式导弹”。西方媒体立刻加以炒作，德黑兰外交使团也谣言四起。使馆一面忙于营救，一面还要向外界澄清事实。
以色列散布的谣言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促使我们对这起绑架事件的背景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使馆当时分析有三种可能：
一、纯粹出于经济目的，勒索钱财。二、以X作筹码交换某个或某些在押的要犯。三、此举是反政府武装所为，其目的是阻吓有关国家不要与伊朗现政权合作。鉴于Ｘ的身份，我们当时分析，第二、三种可能性较大。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加速营救，使馆决定派康宝贵参赞携有色金属总公司驻伊代表施仁赴现场，与厂方和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不料伊方获悉后百般劝阻。在我方坚持下，伊方才勉强同意。
伊方讳莫如深
康宝贵和施仁二人直到6月9日才得以成行。他们抵达法里亚布后发现，与X一起被绑架的两名伊朗人已经获释。厂方告，获释的伊朗人说，X已被劫至厂区以北500公里的山区。对其他问题厂方和警方均守口如瓶，只是说：X被绑架无政治背景，只为勒索钱财。康宝贵要求与两名获释的伊朗人质见面，遭伊方拒绝。从伊方讳莫如深的态度里，我们隐约感到，厂方或伊政府已经与绑匪接上了头，并已开始就释放人质的条件讨价还价了。放回来的两名伊朗人就是回来传话的。
一周以后，事情果然出现了转机。6月14日，霍尔木兹甘省长率领当地警察局长等一行25人到工厂慰问中国工程技术组并告，人质身体健康，受到礼貌的待遇，“问题已基本解决”，一周后即可获释。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数天后，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圣陵发生大爆炸，伊全国震惊。伊政府内有人认为，此时与绑匪讨价还价只能助长反政府武装的气焰，遂停止了与绑匪的谈判。X绑架案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阶段。
此后，伊方对X案开始实行拖的方针。我们的外交交涉变得十分艰难复杂。伊方反复回复我方的口径就是：绑匪完全在伊治安部队的控制之下，只要政府一声令下，绑匪在半小时之内即可被剿灭，但这样做人质的安全就难保。有一次，伊朗的一位副外长甚至私下向我试探：为解救人质，“中方愿意付出多高的代价”。我告诉他，我们的要求仍是尽快、安全，至于用什么方式是伊方的事。同时，我还提醒伊方，9月份伊朗第一副总统哈比比将访华，应该为这次访问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伊朗内政部长贝沙拉提是解决绑架案的关键人物，我和他早就认识，平时见他并不难，但X案发生后，贝沙拉提避而不见，一直拖到7月下旬才得以谋面。贝沙拉提告诉我，人质被绑之初，伊政府确曾与绑匪谈判，但后来消息走漏，议会中有人指责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妥协，谈判不得不终止。现谈判已恢复，X可望于8月下旬获释。
又陷入僵局
转眼已是9月，但我们期待的事并没有发生。哈比比第一副总统带着悬而未决的Ｘ案访华了。事后我们获悉，这次反复是由于绑匪要价太高，他们的条件是：一、赎金14亿里亚尔（当时折合60万美元）。二、释放三名在押的毒贩。三、释放死囚、大毒枭沙赫巴赫什。接受上述条件，特别是接受第三条，伊朗政府在政治上要冒很大风险，因此伊朗官方断然拒绝，此案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就在使馆焦虑地为解救X而奔波交涉时，X在绑匪手中受尽了折磨。11月中旬，X的家属收到了他10月份从“伊朗南部山里”通过国际邮路辗转寄到国内的一封家信和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自从6月5日被绑架至今，一直被关押在山里，是他们（指绑匪）的苦力和佣人，被打骂，受折磨，现在身体已十分虚弱”，“目前我身体很不好，风湿性关节炎很严重，走路不便，夜里睡露天，有时被冻醒，精神上身体上都很痛苦”。X在信中表示，“我是个党员，死并不可怕，但要有意义，我还能为党为国家做很多工作，还要对社会、家庭负责，一想到这些，想到伟大的祖国，我就不甘心这样被折磨死在异国他乡的荒山上”，“我一定咬紧牙关坚持下来，相信中、伊政府会解决我的问题的”。X在信中还开列了绑匪要求释放的四名囚犯的名字和他们当时被关押的地点。这部分可能是绑匪逼迫他写的。
11月下旬，使馆接待了一名伊朗青年男子，他自称其兄（货车司机）于10个月前驾车从阿巴斯港至克尔曼途中被人绑架。他向我使馆接待他的外交官出示了其兄辗转给父母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山上条件十分艰苦，难以忍受，冲突随时可能爆发，他危在旦夕。他说，与他一起被绑架的还有一名中国人，他在信纸背面写了几句中文，要求法里亚布铁合金厂的中国专家组尽快营救他。此信的落款是“９月”。
在此后的外交交涉中，伊方不再向我讳言他们在与绑匪谈判，而且明确告诉我，绑匪不断提高要价，政府实难满足。但政府仍倾向于非武力解决，以拖待变。同时试探我是否同意武力营救，企图将风险责任推给我方。我的回答仍然是，X必须尽快、安全地获得自由，采取何种办法应由伊方决定。
契机出现
1995年的元旦和春节是难熬的。一想到X在羁押中所受的种种苦难和折磨，想到他家人的焦虑和痛苦，我往往夜不能寐，但又苦无良策。正在这时，好消息终于来了：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决定于3月下旬波斯新年后访华，伊朗最高当局终于找到了了结X案的契机。3月20日晚，正当伊朗人都沉浸在波斯新年除夕的欢乐之中时，我突然接到韦拉亚提外长秘书冷峻而又简短的电话：“X先生已经获释，请你明天派人去克尔曼接人。”电话那一端的语言吝啬到多一个字都不讲的程度，以致我怀疑自己听错了电话。我立刻打电话给克尔曼省长核实，对方确认说一切准备就绪，等待我馆去克市接人。次日一早，康宝贵参赞就赶往克市，终于在克尔曼见到了X，将他接回使馆。
一头黑发变成白发
3月22日，我在大使官邸设宴招待X为他压惊，代表使馆向他表示慰问。经过近十个月的羁押，X又黑又瘦，一头黑发变成了一头白发，一脸疲惫，但精神仍十分好。席间，他向我诉说了被绑架的详细过程和十个月中的所见所闻：1994年上半年，伊东南部贩毒集团的一名毒枭被政府捕获，该集团与另一以绑票为主的集团经过数月策划，决定在法里亚布铁合金厂中物色一名身份较高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扣为人质，以作交换。经内线侦察，他们将目标锁定在Ｘ身上。选择的行动时间为6月3日深夜，因为次日是霍梅尼的忌日，厂方警戒必定放松。6月3日晚23时许，几名身穿治安部队制服的伊朗人持枪突然闯入他的卧室，将其架出楼外，并强行推入早已停在门外的一辆客货两用车内，蒙上了他的眼睛。进入山区后，绑匪摘除了他头上的黑布。那时天色已明，他看见几座山头上均有匪徒站岗。上山后，他每日风餐露宿，近十个月里，没有一天在屋内睡过觉，白天还要频频转移，躲避政府军的追剿。他和七、八名伊朗人质还得为绑匪提水、扛行李。他不懂波斯语，听不懂命令，绑匪就对他拳脚相加，为此，他竟在这近十个月里学会了说波斯语。他喝的是山沟里的水，吃的是匪徒们自己用柴禾烤的饼。夜间就在山上找一块平地当床，石头当枕睡觉。绑匪喽罗们的生活也很苦，但毒枭们在山里隐蔽处建有多处别墅，带着家眷，生活相当豪华。他说，据他观察，绑匪们都是职业贩毒者，有的人干此营生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年长者有60多岁，年幼者仅八、九岁。他们配备有卡宾枪、高射机枪、肩扛式火箭筒等轻重武器，卡车、吉普车、客货两用车和摩托车等运输工具。据他所知，这些贩毒集团与警方和政府官员都有勾结，所以政府军的清剿难以奏效。他说，3月15日左右，他被绑匪送到俾路支省首府扎黑丹附近某地，将他交给了政府方面的人。伊政府安排他在扎黑丹旅馆住了三天，由伊政府派士兵看守，其间伊方安排一名会说中文的伊朗人作翻译，要他写出被绑架和被释放的全过程，拍摄录像，并为他作了健康检查。3月19日，他被送往俾路支和克尔曼两省交界的JIROFT市，次日又被送往克尔曼市附近的KNHNOOJ市，21日被送往克尔曼省政府并移交给中国大使馆。
X最终获释，我们都很高兴，但也为未能使他早一点脱离绑匪的羁押而深感歉疚。近年来，在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直接关注和指导下，我国外交“以人为本”的精神得以大力弘扬，我国政府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动用的外交资源越来越多，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也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责编：古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