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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际反应指针是目前通用的共情测量工具，由Davis在1980年编制。对人际反应指针的编制与结构效度进行了总结，同时也综述了该量表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人际反应指针；共情；认知共情；情感共情
共情可以帮助我们分享他人的情绪情感，是发展社交技能、利他行为和道德判断的前提。对共情的本质学界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有观点认为共情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个体站在他人观点上来理解他人状态的一种认知技能[1] ；另一种观点认为共情是一种情感现象，指个体产生一种类似他人情绪状态的情绪[2] ，主要由情感分享和对他人的同情与关心构成[3]。隨共情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两者整合在一起，认为共情中的认知成分和情绪成分共同组成了一个互相影响、依赖的系统。
Davis在eutsch和Madle（1975）[4] “整合各种不同的共情概念，只有认为共情不是一个单一的维度，而是一个多维和由相互关联的成分构成，才能比过去发展出更多的有效的共情测量工具。”的启示下，认为共情由多成分构成，并编制了一个能对共情的各成分进行独立测量的问卷，即人际反应指针问卷（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
一、IRI项目来源与问卷的形成
Davis在编制IRI共情问卷时，进行了先后两次对项目进行编制与筛选[5] 。（第一版）共45个项目，其来源主要有两个：（1）取自其他共情测量工具中的项目，如Mehrabian和Epstein的情绪共情量表，Stotland的想象力量表；（2）自编项目，这些自编项目占总项目的大多数，主要用来测量共情的认知方面或者情感方面。通过团体施测，并进行因素分析，发现想象力（fantasy，FS）、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PT）、共情关心（empathy concern，EC）、和个人悲伤（personal distress，PT）这四个因素在男性和女性两个独立样本上都非常显著。于是Davis对这四个因素做出了界定：（1）想象力：个体觉察电影、小说、戏剧和其他虚构情景中特点的倾向性；（2）观点采择：个体自发地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的一种倾向；（3）同情关怀：个体对他人的温暖、同情和关心程度；（4）个人忧伤：个体看到他人负性生活经历时，所产生的恐惧、焦虑与不快程度，想象力分量表和观点采摘分量表测量的是共情的认知成分，而同情关怀分量表和个人忧伤分量表测量的是共情的情感成分。
但是IRI（第一版）中的一些项目负荷了2个或者2个以上的因素，并且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因素。为更好的测量这四个主要因素，Davis就编制了IRI（第二版本），项目主要有三个来源（1）借鉴他人共情问卷中的项目；（2）共情问卷（第一版本）的项目；（3）新编制一些尽能的与这四个因素配对的项目。通过团体施测，运用斜交旋转进行了J·reskog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了第一版的四因素结构。
为尽可能编制出信度最大的共情测量工具，Davis对共情四个分量表项目进行了再次筛选，筛选依据主要有：（1）对项目进行检验以确保该项目在男性和女性被试中在所对应的共情因素中负荷最重；（2）删除在两个或者多个因素有较大负荷的项目。这一程序就使得这一测量工具由四个分量表构成，每一分量表由7个项目组成，共28个项目。
Davis对IRI（第二版）的信效度进行了再次检验[6]，结果发现其信度在0.70-0.78之间，重测信度在0.61-0.81之间，分量表的内部相关分析表明IRI问卷测量的是个体四个相对独立共情成分。
IRI量表具有令人满意的内部信度和重测信度，且能对共情的四个成分进行独立的计分，因此在众多共情测量工具中，IRI的运用最为广泛，例如测量男女性别在共情不同成分上的差异，青少年的共情能力，以及特殊群体的共情能力，例如用来比较罪犯与其他罪犯的共情差异，罪犯治疗过程的评估等。
二、IRI中四因素模型的验证
（一） 量表中各因素的检验
根据Davis（1980）的研究，量表中的一些项目在因素负荷上低于阈值0.4，而0.4被认为显著负荷的最小效价，因此IRI量表中的实际因子结构和项目内容并没有得到阐述。因此国外众多研究者对IRI的因素结构进行了分析，一些研究并没有发现Davis的共情的四因素模型，并且一致认为个人忧伤不是共情的一个核心成分，观点采择和共情关注是共情的核心成分。
个人忧伤分量表中的某些项目虽然可以用来评估个体的焦虑、不舒适，但更多的是评估个体在负性环境下对情绪的控制，如“在紧急状况中，我感到担忧、害怕而难以平静”。[6]
为检验IRI量表的因素结构，Pulos（2004）[7] 以美国大学为被试，对IRI中28个项目的皮尔逊相关矩阵进行主轴因素分析，发现IRI量表可以被分成4个一阶因素，这4个因素与Davis的因素是一致的；但是通过对这四个因素进行二阶因素分析产生了2个二阶因素，一个是一般共情因素，另一个是情绪调节。其中一般共情因素与同情关心、想象力和观点采择相关，与个人忧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即共情和个人忧伤是独立的结构。
也有研究者以特殊群体为被试，验证IRI的因素结构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Beven（2004）[8]以暴力犯（violent offender）作为样本，通过主成分分析并没有证实IRI的四因素结构，只发现3个主成分。Beven根据Davis在1980年非暴力犯工厂工人的IRI问卷得分，将暴力犯和非暴力犯的IRI得分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暴力犯在个人忧伤上的得分低于非暴力犯的得分，而根据Davis（1994）的研究，个人忧伤与高水平的反社会态度有密切联系；并且通过检验IRI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果发现个人忧伤、同情性关心和观点采择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达不到测量学要求，特别是个人忧伤分量表。Alterman通过以241名美沙酮维持治疗患者为被试，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并没有发现IRI量表的四因素结构，同情关心和观点采择才是共情的核心成分，个人忧伤与神经质有着较高的相关。 （二）IRI项目的反向表述问题
IRI问卷中共有9个反向表述项目，采用反向表述，会给被试一种心理暗示，其社会赞许性比较强，而且反向表述难以理解，那么反向表述项目的能够测量相应的心理学成分吗？
Beven（2004）的研究发现，IRI项目中的反向表述题影响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Lauterbach（2006）发现低IQ或者低言语技能个体在完成反向表述项目上确实存在困难，在删除反向表述项目后，发现了IRI的四成分结构。说明反向表述项目影响着IRI的四成分分析。陈晶[9] 将IRI进行了翻译，认为翻译的4个因子结构的结果不支持原量表結构，但除去反向表述题之后，探索性分析得到与原量表相同的结构，于是国内研究者[11] 在修订IRI问卷时，将反向计分题删除。
三、IRI的修订与应用
Alterman[10]在运用IRI量表测量美沙酮维持治疗患者的共情能力时并没有发现IRI量表的四因素结构，但是通过一系列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生产了一个适合于该被试群体的三维度共情量表，即共情因素（9个项目，结合了Davis的同情关怀和观点采择）、想象力因素（4个项目）和个人忧伤因素（5个项目），并且三个分量表的Coeffcientα系数分别是0.82，0.72和0.69，通过典型相关分析发现新生产的IRI三维度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
IRI量表在国内共情研究领域也有着广泛的运用。台湾学者詹志禹等人在1987年对IRI问卷进行了翻译与修订，形成有22个项目的台湾版IRI-C，并在大陆人群中进行施测，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53-0.78之间，重测信度在0.56-0.82之间。近年大陆学者张凤凤（2010）等人对台湾版IRI-C的信效度进行了再次检验，对中国大陆的529名正常人及365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评估，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53-0.79之间，重测信度在0.62-0.74之间，分半信度为0.73，精神分裂症组与正常组在共情四个分量表及总分上差异均显著，说明其具有良好的实证效度，此版本在国内运用广泛。
但是陈晶（2007）对IRI进行了翻译，结果发现其翻译的IRI量表因子结构不支持原量表结构，但除去反向表述题之后，探索性分析得到与原量表相同的结构，并认为该量表需再次修订，才能应用在中国大学生中。随后彭秀芳（2006）[11] 、郑敬华（2010）[12]分别对大学生和成人犯的共情能力进行测量时，将IRI的9道反向计分题全部删除。彭秀芳在修订IRI结构拟合过程中，又删除2道题，最后剩下17个项目，PT、FS、EC、PD四维度的信度分别是0.62、0.71、0.59和0.73。郑敬华所修订的IRI的PT、FS、EC、PD四维度的信度分别是0.61、0.62、0.66和0.65。
并且也有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对IRI进行了删减，如商高庆为测量青少年的共情能力，对IRI进行了修订，最后由22个项目组成，PT、FS、EC、PD四维度的信度分别是0.57、0.64、0.65和0.54。
Siu（2005）对IRI的翻译与修订过程描述得更为详细，首先其将IRI翻译成中文，由11成员构成的专家小组对翻译的IRI进行内容效度和文化相关度评分，然后再由2位专业翻译将中文版本再译成英文，对英文和中文版本进行了差异评估，并在反复地审查过程中降低这种差异。然后再在189名初中生和391名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通过RMSEA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的模型与IRI的四因素模型的相似性不高，然后就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IRI量表只有三个因素：想象力维度（FS中的6个项目）、共情维度（PT中的6个项目、EC中的5个，FS中的1个项目）、个人忧伤（PD中的7个项目、EC中的2个项目、PT中的1个项目），通过路径分析，删除了6个不显著的项目，其他的22个项目更加符合共情的三因素模型。C-IRI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FS、ES和PD的Cronbach系数分别是0.65、0.68、0.70）和两周间的重测信度（FS、ES和PD分别是0.83、0.68、0.72）。
四、IRI共情测量的展望
（一）IRI量表的维度中的个人忧伤与共情的相关度低，个人忧伤是否是共情的成分有待更多的研究。
（二）IRI中反向表述项目有待修正。
（三）Pulos发现情绪调节，与观点采择呈正相关，与个人忧伤呈负相关。Decety[14]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共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情绪调节是否与共情相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相关还有待研究。
（四）根据不同的施测对象，需进行信效度的检验，必要时进行修订，尤其是成年前的被试，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发展，应该形成不同年龄段的量表，便于不同年龄的测量对象的理解。
（五）已经有研究者发现共情存在文化差异，来自东亚文化的儿童比来自西方文化下的儿童体验到更多的个人忧伤，更少的同情关怀。因此国内众多研究者对IRI进行了翻译与修订，但是翻译与修订的标准不同，导致出现众多版本的IRI-C，因此国内IRI的修订与运用还有待规范。
参考文献：
[1] Dymond， R.F.A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mpathic ability 1949
[2] Mehrabian A & Epstein N.A measure of emotional empathy[J].Persona-lity，1972，（40）：525-543.
[3] Eisenberg， N.， & Strayer， J. Empathy and its developm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3-13. [4] Deutsch， F.， & Madle， R. Empathy： Historic and current conceptualizat-iotions， measurement， and a cogni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Human Development，1975，（18）：267-287.
[5] Davis，M.H.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J].JSAS Catalog of Selected Documents in Psychology，1980，（10）：122-132.
[6] Baron-Cohen， S.， & Wheelwright，S..The empathy quotient： an investi- gation of adults with Asperger syndrome or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and normal sex differences [J].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004，（34）：163 175.
[7] Pulos， S.Elison， J.Lennon， R.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J].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200，4（32）：355-359.
[8]Beven，J.P.O'Brien-Malone， A.Hall， G. Using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 vity index to assess empathy in violent offend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ology，2004，（1）：33-41.
[9]陈 晶，祝卓宏，张建新.人際反应指数应用于中国大学生的心理测量学评估，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682-683.
[10]彭秀芳.中国大学生的移情结构及其影响因素[A].李其维.[C].2005：495
[11]彭秀芳.中国大学生的移情结构及其影响因素[A].李其维.[C].2005：495
[12]郑敬华.成人犯共情对攻击行为作用机制的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10
（作者简介：李 荣（1988-），女，湖南永州人，现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健康与临床心理学；钟正亮（1988-），男，湖南岳阳人，现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健康与临床心理学。）
关键词：人际反应指针；共情；认知共情；情感共情
共情可以帮助我们分享他人的情绪情感，是发展社交技能、利他行为和道德判断的前提。对共情的本质学界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有观点认为共情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个体站在他人观点上来理解他人状态的一种认知技能[1] ；另一种观点认为共情是一种情感现象，指个体产生一种类似他人情绪状态的情绪[2] ，主要由情感分享和对他人的同情与关心构成[3]。隨共情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两者整合在一起，认为共情中的认知成分和情绪成分共同组成了一个互相影响、依赖的系统。
Davis在eutsch和Madle（1975）[4] “整合各种不同的共情概念，只有认为共情不是一个单一的维度，而是一个多维和由相互关联的成分构成，才能比过去发展出更多的有效的共情测量工具。”的启示下，认为共情由多成分构成，并编制了一个能对共情的各成分进行独立测量的问卷，即人际反应指针问卷（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
一、IRI项目来源与问卷的形成
Davis在编制IRI共情问卷时，进行了先后两次对项目进行编制与筛选[5] 。（第一版）共45个项目，其来源主要有两个：（1）取自其他共情测量工具中的项目，如Mehrabian和Epstein的情绪共情量表，Stotland的想象力量表；（2）自编项目，这些自编项目占总项目的大多数，主要用来测量共情的认知方面或者情感方面。通过团体施测，并进行因素分析，发现想象力（fantasy，FS）、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PT）、共情关心（empathy concern，EC）、和个人悲伤（personal distress，PT）这四个因素在男性和女性两个独立样本上都非常显著。于是Davis对这四个因素做出了界定：（1）想象力：个体觉察电影、小说、戏剧和其他虚构情景中特点的倾向性；（2）观点采择：个体自发地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的一种倾向；（3）同情关怀：个体对他人的温暖、同情和关心程度；（4）个人忧伤：个体看到他人负性生活经历时，所产生的恐惧、焦虑与不快程度，想象力分量表和观点采摘分量表测量的是共情的认知成分，而同情关怀分量表和个人忧伤分量表测量的是共情的情感成分。
但是IRI（第一版）中的一些项目负荷了2个或者2个以上的因素，并且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因素。为更好的测量这四个主要因素，Davis就编制了IRI（第二版本），项目主要有三个来源（1）借鉴他人共情问卷中的项目；（2）共情问卷（第一版本）的项目；（3）新编制一些尽能的与这四个因素配对的项目。通过团体施测，运用斜交旋转进行了J·reskog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了第一版的四因素结构。
为尽可能编制出信度最大的共情测量工具，Davis对共情四个分量表项目进行了再次筛选，筛选依据主要有：（1）对项目进行检验以确保该项目在男性和女性被试中在所对应的共情因素中负荷最重；（2）删除在两个或者多个因素有较大负荷的项目。这一程序就使得这一测量工具由四个分量表构成，每一分量表由7个项目组成，共28个项目。
Davis对IRI（第二版）的信效度进行了再次检验[6]，结果发现其信度在0.70-0.78之间，重测信度在0.61-0.81之间，分量表的内部相关分析表明IRI问卷测量的是个体四个相对独立共情成分。
IRI量表具有令人满意的内部信度和重测信度，且能对共情的四个成分进行独立的计分，因此在众多共情测量工具中，IRI的运用最为广泛，例如测量男女性别在共情不同成分上的差异，青少年的共情能力，以及特殊群体的共情能力，例如用来比较罪犯与其他罪犯的共情差异，罪犯治疗过程的评估等。
二、IRI中四因素模型的验证
（一） 量表中各因素的检验
根据Davis（1980）的研究，量表中的一些项目在因素负荷上低于阈值0.4，而0.4被认为显著负荷的最小效价，因此IRI量表中的实际因子结构和项目内容并没有得到阐述。因此国外众多研究者对IRI的因素结构进行了分析，一些研究并没有发现Davis的共情的四因素模型，并且一致认为个人忧伤不是共情的一个核心成分，观点采择和共情关注是共情的核心成分。
个人忧伤分量表中的某些项目虽然可以用来评估个体的焦虑、不舒适，但更多的是评估个体在负性环境下对情绪的控制，如“在紧急状况中，我感到担忧、害怕而难以平静”。[6]
为检验IRI量表的因素结构，Pulos（2004）[7] 以美国大学为被试，对IRI中28个项目的皮尔逊相关矩阵进行主轴因素分析，发现IRI量表可以被分成4个一阶因素，这4个因素与Davis的因素是一致的；但是通过对这四个因素进行二阶因素分析产生了2个二阶因素，一个是一般共情因素，另一个是情绪调节。其中一般共情因素与同情关心、想象力和观点采择相关，与个人忧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即共情和个人忧伤是独立的结构。
也有研究者以特殊群体为被试，验证IRI的因素结构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Beven（2004）[8]以暴力犯（violent offender）作为样本，通过主成分分析并没有证实IRI的四因素结构，只发现3个主成分。Beven根据Davis在1980年非暴力犯工厂工人的IRI问卷得分，将暴力犯和非暴力犯的IRI得分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暴力犯在个人忧伤上的得分低于非暴力犯的得分，而根据Davis（1994）的研究，个人忧伤与高水平的反社会态度有密切联系；并且通过检验IRI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果发现个人忧伤、同情性关心和观点采择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达不到测量学要求，特别是个人忧伤分量表。Alterman通过以241名美沙酮维持治疗患者为被试，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并没有发现IRI量表的四因素结构，同情关心和观点采择才是共情的核心成分，个人忧伤与神经质有着较高的相关。 （二）IRI项目的反向表述问题
IRI问卷中共有9个反向表述项目，采用反向表述，会给被试一种心理暗示，其社会赞许性比较强，而且反向表述难以理解，那么反向表述项目的能够测量相应的心理学成分吗？
Beven（2004）的研究发现，IRI项目中的反向表述题影响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Lauterbach（2006）发现低IQ或者低言语技能个体在完成反向表述项目上确实存在困难，在删除反向表述项目后，发现了IRI的四成分结构。说明反向表述项目影响着IRI的四成分分析。陈晶[9] 将IRI进行了翻译，认为翻译的4个因子结构的结果不支持原量表結构，但除去反向表述题之后，探索性分析得到与原量表相同的结构，于是国内研究者[11] 在修订IRI问卷时，将反向计分题删除。
三、IRI的修订与应用
Alterman[10]在运用IRI量表测量美沙酮维持治疗患者的共情能力时并没有发现IRI量表的四因素结构，但是通过一系列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生产了一个适合于该被试群体的三维度共情量表，即共情因素（9个项目，结合了Davis的同情关怀和观点采择）、想象力因素（4个项目）和个人忧伤因素（5个项目），并且三个分量表的Coeffcientα系数分别是0.82，0.72和0.69，通过典型相关分析发现新生产的IRI三维度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
IRI量表在国内共情研究领域也有着广泛的运用。台湾学者詹志禹等人在1987年对IRI问卷进行了翻译与修订，形成有22个项目的台湾版IRI-C，并在大陆人群中进行施测，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53-0.78之间，重测信度在0.56-0.82之间。近年大陆学者张凤凤（2010）等人对台湾版IRI-C的信效度进行了再次检验，对中国大陆的529名正常人及365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评估，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53-0.79之间，重测信度在0.62-0.74之间，分半信度为0.73，精神分裂症组与正常组在共情四个分量表及总分上差异均显著，说明其具有良好的实证效度，此版本在国内运用广泛。
但是陈晶（2007）对IRI进行了翻译，结果发现其翻译的IRI量表因子结构不支持原量表结构，但除去反向表述题之后，探索性分析得到与原量表相同的结构，并认为该量表需再次修订，才能应用在中国大学生中。随后彭秀芳（2006）[11] 、郑敬华（2010）[12]分别对大学生和成人犯的共情能力进行测量时，将IRI的9道反向计分题全部删除。彭秀芳在修订IRI结构拟合过程中，又删除2道题，最后剩下17个项目，PT、FS、EC、PD四维度的信度分别是0.62、0.71、0.59和0.73。郑敬华所修订的IRI的PT、FS、EC、PD四维度的信度分别是0.61、0.62、0.66和0.65。
并且也有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对IRI进行了删减，如商高庆为测量青少年的共情能力，对IRI进行了修订，最后由22个项目组成，PT、FS、EC、PD四维度的信度分别是0.57、0.64、0.65和0.54。
Siu（2005）对IRI的翻译与修订过程描述得更为详细，首先其将IRI翻译成中文，由11成员构成的专家小组对翻译的IRI进行内容效度和文化相关度评分，然后再由2位专业翻译将中文版本再译成英文，对英文和中文版本进行了差异评估，并在反复地审查过程中降低这种差异。然后再在189名初中生和391名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通过RMSEA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的模型与IRI的四因素模型的相似性不高，然后就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IRI量表只有三个因素：想象力维度（FS中的6个项目）、共情维度（PT中的6个项目、EC中的5个，FS中的1个项目）、个人忧伤（PD中的7个项目、EC中的2个项目、PT中的1个项目），通过路径分析，删除了6个不显著的项目，其他的22个项目更加符合共情的三因素模型。C-IRI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FS、ES和PD的Cronbach系数分别是0.65、0.68、0.70）和两周间的重测信度（FS、ES和PD分别是0.83、0.68、0.72）。
四、IRI共情测量的展望
（一）IRI量表的维度中的个人忧伤与共情的相关度低，个人忧伤是否是共情的成分有待更多的研究。
（二）IRI中反向表述项目有待修正。
（三）Pulos发现情绪调节，与观点采择呈正相关，与个人忧伤呈负相关。Decety[14]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共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情绪调节是否与共情相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相关还有待研究。
（四）根据不同的施测对象，需进行信效度的检验，必要时进行修订，尤其是成年前的被试，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发展，应该形成不同年龄段的量表，便于不同年龄的测量对象的理解。
（五）已经有研究者发现共情存在文化差异，来自东亚文化的儿童比来自西方文化下的儿童体验到更多的个人忧伤，更少的同情关怀。因此国内众多研究者对IRI进行了翻译与修订，但是翻译与修订的标准不同，导致出现众多版本的IRI-C，因此国内IRI的修订与运用还有待规范。
参考文献：
[1] Dymond， R.F.A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mpathic ability 1949
[2] Mehrabian A & Epstein N.A measure of emotional empathy[J].Persona-lity，1972，（40）：525-543.
[3] Eisenberg， N.， & Strayer， J. Empathy and its developm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3-13. [4] Deutsch， F.， & Madle， R. Empathy： Historic and current conceptualizat-iotions， measurement， and a cogni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Human Development，1975，（18）：267-287.
[5] Davis，M.H.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J].JSAS Catalog of Selected Documents in Psychology，1980，（10）：122-132.
[6] Baron-Cohen， S.， & Wheelwright，S..The empathy quotient： an investi- gation of adults with Asperger syndrome or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and normal sex differences [J].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004，（34）：163 175.
[7] Pulos， S.Elison， J.Lennon， R.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J].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200，4（32）：355-359.
[8]Beven，J.P.O'Brien-Malone， A.Hall， G. Using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 vity index to assess empathy in violent offend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ology，2004，（1）：33-41.
[9]陈 晶，祝卓宏，张建新.人際反应指数应用于中国大学生的心理测量学评估，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682-683.
[10]彭秀芳.中国大学生的移情结构及其影响因素[A].李其维.[C].2005：495
[11]彭秀芳.中国大学生的移情结构及其影响因素[A].李其维.[C].2005：495
[12]郑敬华.成人犯共情对攻击行为作用机制的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10
（作者简介：李 荣（1988-），女，湖南永州人，现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健康与临床心理学；钟正亮（1988-），男，湖南岳阳人，现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健康与临床心理学。）